第一节 文化政治学的兴起

文化政治学产生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西方新社会运动以及与之相关的文化研究。参与这场影响广泛且深远的新社会运动的人，要么以文化为媒介、要么以文化为工具、要么以文化为领域或舞台，表达自身的利益诉求，争取合法的政治权益。这场新社会运动，或可称为文化政治运动。与此同时，相关的理论研究开始出现“文化政治化”“政治文化化”转向，从而逐渐消融了“文化”和“政治”乃至“文化研究”和“政治学”的传统认识边界，最终形成了所谓的“文化政治学”。严格而言，文化政治学是这场新社会运动以及相关理论研究相互影响、相互促动的结果。

西方“文化政治”的研究主要受马克思主义和新马克思主义、法兰克福学派、伯明翰学派以及后现代主义等诸多学术流派的影响，以揭示社会边缘群体、亚群体或被压迫群体的“无意识”支配的隐秘权力机制为己任，从而对资本主义进行文化批判，甚至主张“迈向一种渐进的民主政治”。

西方马克思主义在20世纪20～30年代发生了“文化转向”。以卢卡奇（György Lukács）、科尔施（Karl Korsch）和葛兰西（Antonio Gramsci）为代表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有感于经典马克思主义面临理论和实践上的双重危机，对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进行新诠释和新改造产生了深刻影响，并催生了新马克思主义、后马克思主义等诸多流派，他们把更多的目光聚焦到文化批判、文化斗争和文化政治运动上。例如，卢卡奇、葛兰西等理论家的研究主题由经济政治批判转向文化批判，由重视经济基础的决定作用转向发掘上层建筑的理论和实践功能，张扬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特性、意识形态价值和文化领导权。尤其是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理论，为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化研究的文化政治转向提供了重要理论支撑。

法兰克福学派通过对科技理性导致的异化、法西斯极权主义的文化根源、工人阶级日益被收编等问题的思考，对资本主义社会展开深入的文化批判，形成了一种具有鲜明政治立场的理论实践。例如，阿多诺（Theodor W.Adorno）对文化工业的意识形态功能进行了深刻揭露，强调文化工业以标准化程式快速复制生产文化产品来迎合大众娱乐消遣需要，消解了大众的批判精神，瓦解了大众的反抗意志，成为操控和驯服大众的手段。其文化批判具有鲜明的政治指向。

英国新左派的文化政治研究源自英国文学批评传统与马克思主义的结合。威廉斯（Raymond H.Williams）试图在马克思主义的学术传统下，建构起研究英国社会文化变革的“文化唯物主义”，形成一套系统的分析社会日常生活诸要素的理论机制。其提出文化是对社会、政治和经济生活中系列变迁的重要反映，是借以把握社会政治性质的理论工具。以威廉斯为开山鼻祖的文化研究具有政治性面向，以至詹姆斯·凯瑞（James W. Carey）说：“英国的文化研究，毫无疑问且更加准确地应当重新命名为意识形态研究，因为它以各种复杂的方式将文化与意识形态画上了等号。或者，更确切地说，它将意识形态当成了整个文化的提喻。”[1]随着20世纪90年代马克思主义在西方社会的逐渐远去，意识形态的概念逐渐让位于权力的概念。[2]就像托尼·本内特（Tony Bennett）指出的那样，文化研究“现在主要是用作一个方便字眼，用以指代一系列的理论和政治观点……这些观点都是从它们与权力之间的复杂关系以及权力内部的复杂结构的角度审视文化行为”[3]。

同时，这里的权力概念深受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的影响。对于福柯而言，“在社会的每两个点之间，在男性和女性之间，在家庭成员之间，在教师和学生之间，在每一个认识的人和不认识的人之间，都存在着权力”。“事实上在任何社会里，权力关系多种多样，它们渗透于社会整体，成为社会的主要特征，并且构成了社会。”[4]米歇尔·福柯关于权力的宽泛理解，在一定意义上促进了文化政治学的发展。

除了对权力概念的重新理解，文化政治理论的发展还跟对“文化”的全新解读有关。如今，“现实世界不再以本身的面貌存在，而仅仅以文化的形式登台、演出、展现、想象”[5]。文化得势不再被视为社会及解决体制的反映和伴随物，它本身已经反过来变成社会、经济、政治，甚至是心理现实的决定项。文化经由社会领域大幅扩张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就其原始的以及尚未被理论化的意义而言，可以说都已经变成“文化的”，“‘文化’已经变成真正的‘第二自然’”[6]。对于文化政治学者而言，在文化领域，意义和真理都是在权力模式与关系中构成的，文化遂成为争夺意义的符号战场，文化政治则被设想为“围绕阶级、性别、种族、性意识、年龄等方面组成的一系列集体社会斗争，试图根据特定价值观和希望的后果来重新描述社会”[7]。

20世纪60年代，随着社会结构的变迁和新社会运动的兴起，后现代主义诠释成为理论前沿。伊格尔顿（Terry Eagleton）在此语境下分析了文化政治产生的历史条件。他在后现代历史语境下将文化政治理解为“文化的政治化”，即文化是表达政治诉求的语法方式，“价值、言语、形象、经验和身份在这里是政治斗争的唯一语言”[8]。

如今，文化已全方位渗入资本主义结构，并构成了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支配逻辑。“文化本身落入了尘世。不过，其结果倒并不是文化的全然消失，恰恰相反的是其惊人的扩散。这种扩散的程度之泛滥使得文化与总的社会生活享有共同边界；如今，各个社会层面成了‘文化移入’，在这个充满奇观、形象或者蜃景的社会里，一切都终于成了文化的——上至上层建筑的各个平面，下至经济基础的各种机制。”[9]这种对文化世俗化、商品化的论断，同法兰克福学派的观点十分相似。不过，“法兰克福学派令人不满的并不是它的否定和批判的立场，而是这种立场所依赖的肯定的价值，即维护传统的现代主义高级艺术的价值”[10]。实际上，法兰克福学派从审美现代性的立场对这种文化下降运动展开了无情的批判，以“反艺术”的审美主义推动现代文化继续朝着精英化方向前行。詹明信（Fredric Jameson）意识到，文化已成为后现代主义历史时期的主导力量，并从内容到形式都变得与现代主义文化迥然不同。在其看来，以单一现代性的目光审视后现代，不从根本上理解和阐释现代性与后现代的文化断裂，最终只能走向文化悲观与保守主义。当然，放弃法兰克福学派那种精英主义的现代性批判意识，并不是要完全认同后现代主义文化的浅表化、商品化、消费化、娱乐化、抹平深度、精神分裂、能指狂欢等诸多性状与症候，做一个鲍德里亚所说的“与碎片嬉戏”的后现代主体，而是要以一种政治批判的姿态介入晚期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与文化结构，从扑朔迷离的后现代主义文化镜像中发掘出隐秘的政治无意识。[11]就像詹明信所指出的，“我们必须正视后现代主义的文化规范，并尝试去分析及了解其价值系统的生产及再生产过程。有了这样的理解，我们才能在设计积极进步的文化政治策略时，掌握最有效的实践形式”[12]。在詹明信这里，“文化政治”是分析批判资本主义的一种策略方法，构成了他分析后现代主义文化特征的基本框架。[13]在其看来，“文化研究或‘文化唯物主义’实质上不啻为一项政治事业”[14]。

当代英国政治哲学家拉克劳（Ernesto Laclau）与墨菲（Chantal Mouffe）创立的“后马克思主义”，是当今西方学界继“西方马克思主义”之后又一新的左翼学术文化思潮，是西方新社会运动文化思潮的理论化，倡导微观政治、身份政治与话语政治，本质上也是一种文化政治学。后马克思主义文化政治学就是为阐明异质的民主斗争（性别的、人种的、阶级的、性的、环境的等）提供一个构架。[15]它从宏观政治转向微观政治。“微观政治关注日常生活实践，主张在生活风格、话语、躯体、性、交往等方面进行革命，以此为新社会提供先决条件，并将个人从社会压迫和统治下解放出来。”[16]微观政治不再把政治斗争局限于单一的生产场所或国家领域，而是趋向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这一后马克思主义文化政治学是当代西方解构哲学等新理论与阿尔都塞（Louis Althusser）、葛兰西理论的接合，是当代马克思主义文化政治学“语言学转向”的最新产物。[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