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作为大众欺骗“启蒙”的文化（工业）

法兰克福学派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流派。1944年，法兰克福学派代表人物霍克海默（Max Horkheimer）和阿多诺（Theodor L.W.Adorno）在《文化工业：作为大众欺骗的启蒙》（The Culture Industry：Enlightenment as Mass Deception）中专门论述了“文化工业”（culture industry），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大众文化产品及其生产进行了批判。

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大规模生产和复制文化产品日益普遍，“所有大众文化都是一致的，它通过人为的方式生产出来的框架结构，也开始明显地表现出来”[18]。这个时候，“电影和广播不再需要装扮成艺术了，它们已经变成了公平的交易……真理被转化成了意识形态”[19]。

他们认为，一旦文化工业大行其道，“当人们谈论文化的时候，恰恰是在与文化作对。文化已经变成了一种很普通的说法，已经被带进了行政领域，具有了图式化、索引和分类的含义”[20]。在这样的社会里，“一个人只要有了闲暇时间，就不得不接受文化制造商提供给他的产品”，“然而，［文化］工业却掠夺了个人的这种作用”[21]。

文化工业控制了大众的日常生活甚至内心欲望，消弥了个体的批判精神和否定意识，使之成为“单向度”的人。就像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论述的那样：“娱乐和信息工业（文化工业）生产出来的东西是令人难以抗拒的，因其蕴含着某种预设的观念和习俗，通过激发精神上或情感上的反应将‘心甘情愿的’消费者和文化的生产者绑定在一起；进而，文化的受众也就被纳入了整个资本主义体系。这些文化产品向人们灌输着某种虚假意识，操纵着人们的思想，让大众无法看清其欺骗性……这已经成了一种生活方式。这是一种很‘好’的生活方式，至少比以前好。在这种生活方式之下，绝不会发生任何质变。因此，就出现一种单向度的思维与行为模式，那些试图超越既有话语和行为范畴的观念、愿望和理想，要么被摒弃，要么被纳入现存的体系。”[22]

正因为如此，在文化工业社会之中，“个性化从来就没有实现过。以阶级形式存在的自我持存，使每个人都停留在类存在的单一层面上。……社会所依凭的每个人，都带上了社会的烙印：他们看似自由自在，实际上却是阶级和社会机制的产品。权力本身建立在广泛的权力基础上，而且通过对人们的影响，获得了人们的拥戴”[23]。这其实是资本主义通过文化工业实现阶级统治的“奥秘”。

渗透于文化工业中的“意识形态也开始有些语焉不详，词不达意了，它既没有变得更明确，也没有变得更软弱无力。然而，正是这种含糊不清的东西，这种从不把自己等同于未经证实的事物的科学取向，成为统治工具。由此，意识形态变成了鼓吹现状的举动，它不仅一丝不苟，而且是事先安排好的。文化工业把自己造就成蛊惑权威的化身，造就成不容辩驳的既存秩序的先知”[24]。

受到马克思主义特别是“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理论框架的影响，法兰克福学派认为，文化工业以及与此相应的大众文化，最终是由资本主义经济所行使的功能造成的。[25]阿多诺指出：“文化工业的全部实践就在于把赤裸裸的赢利动机投放到各种文化形式上。”[26]所谓“文化工业的进步，［始终］离不开资本之普遍法则的根源”[27]。

霍克海默、阿多诺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文化工业产品的“消费者总是那些工人、雇员、农民和地位低下的中产阶级。资本主义生产从身体和灵魂上都对他们进行了限制，使他们成为孤立无助的牺牲品。相比于自身而言，统治者总是很自然、很严厉地对他们施加道德压力，今天，受骗的大众甚至比那些成功人士更容易受到成功神话的迷惑。他们始终固守着奴役他们的意识形态”[28]。在这样的社会里，“整个世界都要通过文化工业的过滤”[29]。文化工业仿佛是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滤网，发挥着观念“过滤”或“矫正”的功能。霍克海默、阿多诺进一步批判道：“既然意识形态始终反映出了经济强制性，那么不论在什么地方，对意识形态的自由选择就变成了选择同一种意识形态的自由。……人类之间最亲密的反应都已经被彻底物化了，对他们自身来说，任何特殊的观念，现在都不过是一种极端抽象的概念：人格所能表示的，不过是龇龇牙、放放屁和煞煞气的自由。”[30]

通过对文化工业的批判，他们深刻地揭露了隐藏在资本主义文化工业背后的权力逻辑——“毫无疑问，文化工业的权力是建立在认同被制造出来的需求的基础上，而不是简单地建立在对立的基础上，即使这种对立是彻底掌握力与彻底丧失无力之间的对立”[31]。

尤其是他们对文化娱乐的分析，充分而细致地揭示了文化工业消费娱乐所掩饰、遮蔽的资本主义权力支配下的悲哀、无奈、麻木和自欺欺人。“文化工业对消费者的影响是通过娱乐确立起来的。”[32]霍克海默、阿多诺指出，“晚期资本主义的娱乐是劳动的延伸。人们追求它是为了从机械劳动中解脱出来，养精蓄锐以便再次投入劳动。……人们要想摆脱劳动过程中，在工厂或办公室里发生的任何事情，就必须在闲暇时间里不断接近它们。所有的消遣都在承受着这种无法医治的痛苦。快乐变成了厌烦，因为人们不需要做出任何努力，就可以快乐下去，他们只要按照老掉牙的程序严格操作下去就行了。不要指望观众能独立思考：产品规定了每一个反应，这种规定并不是通过自然结构，而是通过符号作出的，因为人们一旦进行了反思，这种结构就会瓦解掉。文化工业真是煞费了苦心，它将所有需要思考的逻辑联系都割断了”[33]。在这里，“娱乐”是文化工业产品生产者事先所给定的，因而是程式化的。这样的“娱乐”，既无暇独立思考，又不容人们独立思考。对于文化工业产品而言，人们因为消费而“娱乐”，因为“娱乐”而消费。如此一来，“娱乐”成为（剥削）“劳动”的延伸，人们为了更好地重新投入“劳动”而去“娱乐”。就这样，资本主义生产可以循环往复下去，从而建构并维系着整个资产阶级的统治秩序。

在资本主义社会，“文化向来可以产生驯服那些革命和野蛮本能的作用，工业文化也助其一臂之力。这充分说明，人们根本无法摆脱这种残酷的生活境遇。那些感到身心疲惫的个人必须把疲惫化成动力，为使他疲惫不堪的集体权力服务”[34]。生活在这样的文化工业社会，“社会所依凭的每个人，都带上了社会的烙印：他们看似自由自在，实际上却是阶级和社会机制的产品。权力本身建立在广泛的社会基础上，而且通过对人们的影响，获得了人们的拥戴”[35]。于是，文化工业作为大众欺骗的启蒙、一种具有欺骗性的意识形态，成了统治阶级社会权威的“卫道士”，发挥着稳定现行秩序的“社会水泥”的作用。

法兰克福学派另一位代表人物洛文塔尔（Leo Lowenthal）持有同样的观点。他认为文化工业生产出来的文化具有“标准化、模式化、保守、虚幻等特征，是极具操纵性的消费品”[36]。这些文化工业产品对工人阶级去政治化，使其只关注眼前，不关心未来。“革命的趋势只要稍露锋芒，就会立即为财富、历险、热恋、权力和感动等白日梦般的虚假满足感所冲淡和打断。”[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