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文献整理与研究

古代对外关系史史料散见于正史、宗教文献、石刻材料和各种文献中，对这些资料的搜集、整理是从事这一领域研究的必要前提，考证、注释和研讨则是重要的基础性研究工作。

两汉魏晋南北朝正史有14种，其中包含“西域传”者有如下数种：《史记·大宛列传》《汉书·西域传》《后汉书·西域传》《晋书·西戎传》《梁书·诸夷传》《魏书·西域传》《周书·异域传》《隋书·西域传》《南史·西域诸国传》《北史·西域传》。《三国志》裴注引《魏略·西戎传》也是研究西域历史和对外关系史的重要史料。这些资料的整理和考证对研究魏晋南北朝时期对外关系史有重要价值。余太山《两汉魏晋南北朝正史西域传要注》（中华书局，2005）旨在为两汉魏晋南北朝正史西域传有关西域的记载提供系统的注解。两汉魏晋南北朝正史西域传是研究7世纪以前中亚、南亚、西亚乃至欧洲和北非的重要史料，自成体系，历来深受中外史学界重视，该书将这批资料作为一个整体进行诠释。余太山长期从事西域史和古代对外关系史研究，对塞种、贵霜、嚈哒以及两汉魏晋南北朝与西域关系史有独到见解，其《两汉魏晋南北朝正史西域传研究》（商务印书馆，2013），对各篇西域传所见西域文化、宗教、习俗、制度以及人种、语言、文字做了分门别类的研究，与《两汉魏晋南北朝正史西域传要注》为姊妹篇，对两汉魏晋南北朝正史西域传各种问题进行了系统阐述，对于深入理解两汉魏晋南北朝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均有参考价值。余太山《早期丝绸之路文献研究》（商务印书馆，2013）主要利用早期文献对丝绸之路路线进行研究，涉及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有《关于法显的入竺求法路线——兼说智猛和昙无竭的入竺行》《宋云、惠生西使的若干问题——兼说那连提黎耶舍、阇那崛多和达摩笈多的来华路线》《裴矩〈西域图记〉所见敦煌至西海的“三道”》《两汉魏晋南北朝正史关于东西陆上交通路线的记载》《〈水经注〉卷二〈河水〉所见西域水道考释》《宋云行纪要注》。

佛教于两汉之际传入中国，魏晋南北朝时期迅速发展，佛教史地著作对于研究对外关系史具有重要价值。《法显传》是现存中土僧侣赴印度旅行记中最古老之游记，对于研究5世纪初中印佛教交流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章巽《法显传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参考了多种早期印本和古抄本，吸收19世纪以后国内外学者的重要研究成果，解决了不少疑难问题，被认为是集法显研究之大成的力作。杨勇《洛阳伽蓝记校笺》（台北，正文书局，1982）借鉴和吸收前贤成果，在校笺方面取得新的成绩，大陆中华书局2018年修订再版。[1]尚荣译注《洛阳伽蓝记》（中华书局，2012）则是一部普及性学术著作。杨衒之《洛阳伽蓝记》卷五有关宋云、惠生的行纪内容是研究中西交通史的重要资料，学界一般认为乃作者综合《宋云行纪》、《惠生行纪》和《道药（一作荣）传》三篇而成。传统观点认为文本以《宋云行纪》为主体，故以“宋云行纪”称之，余太山认为并无《惠生行纪》的内容（见上述《宋云、惠生西使的若干问题——兼说那连提黎耶舍、阇那崛多和达摩笈多的来华路线》）。吴晶《〈宋云惠生行纪〉文本构成新证》（《西域研究》2011年第3期）通过分析杨衒之自述、《洛阳伽蓝记》叙事惯例、《北史》作者李延寿评论和行纪各部分篇幅的差异，认为《宋云惠生行纪》的文本主体应为《惠生行纪》，而非《宋云行纪》。《高僧传》是南朝梁僧慧皎撰佛教史书，所载僧人从东汉永平十年（67）至南朝梁天监十八年（519）400多年间257人，附见者200余人。汤用彤校注《高僧传》遗稿经汤一玄整理，于1992年由中华书局出版。王孺童《比丘尼传校注》（中华书局，2006）、李小荣《弘明集校笺》（中华书局，2013）、郭绍林点校《续高僧传》（中华书局，2014）也是近年来佛教文献整理和研究的重要成果。北魏郦道元《水经注》不仅记载了古代印度境内的恒河和印度河，还大量引用了反映中印关系史的著作，陈桥驿《水经注校证》（中华书局，2013）是该书整理和研究的新成果。

古代石刻碑志中蕴藏着有关对外关系史的丰富史料。有关魏晋南北朝时期石刻资料的最早整理为赵万里《汉魏南北朝墓志集释》，集近代收藏隋以前墓志拓本之大成，是研究魏晋南北朝史与考古的基本史料。[2]赵超《汉魏南北朝墓志汇编》先由天津古籍出版社1992年出版，存在不少错误。毛远明发表《〈汉魏南北朝墓志汇编〉校理》（《漳州师范学院学报》2004年第3期）一文指正。作者修订后于2008年再版。罗新、叶炜《新出魏晋南北朝墓志疏证》（中华书局，2005）所收墓志起自三国，迄于隋末，皆赵万里、赵超两书中未收者。敦煌吐鲁番出土文献资料的整理和研究为中古历史和对外关系史研究注入了强大活力。虽然这些文献资料对唐史研究更有价值，但也有北朝时期材料，对于这一时期丝绸之路和对外关系史研究具有重要价值。敦煌文献的整理成就非凡，需要专门的梳理和综述。武汉大学唐长孺教授主编《吐鲁番出土文书》释文本10册、图文本4卷（文物出版社，1981～1996），为中外学术界提供了一大批珍贵文献资料。陈国灿《斯坦因所获吐鲁番文书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1版，1997年修订本）对斯坦因在吐鲁番及塔里木诸遗址所获汉文文书重新进行了整理，为学术界提供了一批新的原始资料。敦煌学和吐鲁番学成果十分丰厚，有专门的学术综述，因此本书中的综述只涉及有关对外关系史的部分成果。

中国古代文献浩如烟海，有关域外国家和民族的史料散见其中，搜集整理这些文献资料并加以考释便于学者利用。《陈序经东南亚古史研究合集》（海天出版社，1992）收入《东南亚古史初论》《越南史料初辑》《林邑史初编》《扶南史初探》《猛族诸国初考》《掸秦古史初稿》《藏缅古国初释》《马来南海古史初述》等，对东南亚国家古史及与中国有关的资料进行了整理和考释。饶宗颐《〈太清金液神丹经〉（卷下）与南海地理》（《饶宗颐二十世纪学术文集·中外关系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对葛洪《太清金液神丹经》下卷提及的南海诸国地名进行了考证。北京大学南亚研究所编《中国载籍中南亚史料汇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广泛搜检各种文献，把涉及今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国、尼泊尔、斯里兰卡、马尔代夫等国的各种史料汇集成册，分为七大部分，其中有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部分。余定邦等编《中国古籍中有关新加坡马来西亚资料汇编》（中华书局，2002）中关于《水经注》《宋书》《梁书》《陈书》诸书中有关资料的汇辑，涉及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与东南亚各国关系史料。汪向荣、夏应元编《中日关系史资料汇编》（中华书局，1984）广泛收集中国古代各类文献中有关中日交往的记载，其中包含魏晋南北朝时期文献资料，并对史料进行学术性注释。汪向荣《中日关系史文献论考》（岳麓书社，1985）对中日两国古代正史等基础文献做了分析介绍，有助于学者辨识、利用这些史料。张绪山《汉籍所见拜占庭帝国地理、历史与传说》［《欧亚学刊（国际版）》新1辑，商务印书馆，2011］以汉籍史料为依凭，梳理南北朝末年至隋唐时期中国人对拜占庭帝国地理、历史与传说的认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