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产阶层为何焦虑？

随着我国从低收入国家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中产阶层形成并不断壮大，是不可避免的事情。现在有多大规模的中产阶层，似乎没有定论，按官方的数据，在4亿人左右。这是一个庞大的数据，而且大家都相信，这一数据还会不断增长。但中产阶层也有成长的烦恼，这就是所谓的中产阶层焦虑。

列夫·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中说道，幸福的人都是相似的，不幸的人各有各的不幸。同样，能成为中产的人在收入上都是相似的，但焦虑的中产各有各的焦虑。有的人为工作，有的人为子女，有的人为住房，等等。焦虑的原因也是多种多样的，我认为一个重要原因是，中等收入阶层形成的基础发生了变化，或在基础的夯实方面存在更大的不确定性。这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中等收入阶层的形成得益于经济的高速增长，但从2011年开始，经济从高速增长进入中高速增长，而且中高速增速会是一种常态，不太可能像以前一样能“V”形反转。经济增长速度下行，意味着人们的可支配收入增长速度也会下降，但在高增长阶段所置的房产可能需要还贷，高增长阶段所形成的消费习惯需要延续，结果发现，中产的基础并没有像以前所想象的那样坚实，焦虑在所难免。刚过去的这个夏天，出现新词“消费降级”，描述的就是这个现象。二是中等收入阶层的形成得益于人力资本的投资及其转化，即现在的中等收入阶层，绝大部分都是通过读书而获得好的工作，通过自己的努力，获得较高的收入，过上体面的生活。基于自己的经历，中等收入阶层希望自己的子女也能通过良好的教育而获得好的工作，获得较高的收入，过上体面的生活。但现实是，要想让子女享受到优质教育资源，不输在起跑线上，面临诸多的压力，学区房现象即是明证。由此，焦虑油然而生。三是中等收入阶层的形成得益于就业机会的扩大和提升。我国中产阶层的收入有93%来自工资性收入，就业的重要性显而易见。过去中产阶层的形成和扩大，与就业规模不断扩大、就业结构不断升级密切相关。据统计，2017年末，我国就业人员总量达到77640万人，比1978年增加37488万人，增长了93%，而且第三产业就业占比达到了44.9%。但随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进入深入推进期、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科技进入加速应用期，以及中美贸易摩擦进入不确定期，这三股力量叠加在一起，显著增加了就业的不确定性。比如，很多国家最近几年的数据表明，随着新科技的广泛运用，就业出现了“极化”现象，即认知性和创造性强的高收入工作机会和体力性强的低收入工作机会都会增加，常规性和重复性强的中等收入工作机会将会大幅度减少。无就业就无收入，低就业就低收入。毫无疑问，就业的不确定性和中等收入工作机会的减少，加剧了中等收入阶层的焦虑感。

我国进入高收入国家，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是大概率事件，因此，中等收入阶层的规模还将不断壮大，而且，壮大后的中等收入阶层，又是扩大消费、促进经济结构转型升级、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依靠力量。大面积的焦虑，说明中等收入阶层作为一个整体，质量是不高的，是不稳定的。焦虑不是病，适当的焦虑并非坏事，但如果焦虑不断传染，不断加重，可能既会影响中等收入阶层自身的所思、所想和所行，也会影响低收入阶层和高收入阶层。对此，我想从劳动力市场政策的角度提三点建议。

一是改善公共服务的供给。中产阶层对子女教育的焦虑、对医疗健康的焦虑、对养老的焦虑等，都是因为中产阶层对教育、医疗、养老的需求不断升级，但相应的供给跟不上。只要这种供需缺口不缩小，焦虑就不会停止。缩小供需缺口，当然可以通过消费降级来实现，但从长远来看，更需要政府积极作为，增加优质教育资源、医疗资源和养老资源的供给，为人们提供稳定的预期。

二是提高就业质量。就业是最大的民生，也是中产阶层最重要的收入来源。面对高科技的广泛运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向纵深推进、中美贸易摩擦所导致的就业前景不确定性，中央已经把“稳就业”列为今年下半年的“六稳定”工作之首。这需要采取多种措施，其中非常重要的一点是做好培训，提高职工的就业能力和创业能力。这种帮助职工适应新环境、适应新岗位的培训，应该作为国家战略的一部分。

三是提高社会流动性。社会流动有向上流动、水平流动和向下流动。如果中产阶层都能向上流动，那是极好的。但中产阶层向上流动到高产阶层似乎越来越难，不仅如此，甚至还有向下流动到低产阶层的可能。增加向上流动的机会，减少向下流动的可能性，就能有效缓解中产阶层的焦虑。此外，要继续壮大中产阶层的规模，如果我国有一半人口都属于中产阶层，则他们下沉的可能性将大为降低。扩大中产阶层规模，一个重要的潜在人群是农民或者说农民工。因此，要继续深化改革，增加农民的收入，加快农民工的市民化进程，破除阻碍农民工市民化的体制机制障碍，夯实农民（或农民工）的经济基础。

搜狐网，2018年9月2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