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为体育运动造就“人”

体育是身体各部位的有意识运动，这在形式上与早期人类在体力劳动中的奔跑、跳跃、攀爬、投掷等动作似乎没有实质区别，但进一步分析则不难发现它们其实存在本质上的差别：体力劳动的终极目标是谋求生存，满足自身及家人、族群成员的物质生活需求，其对象主要是客观世界及其他生物，而体育则是有组织、有计划锻炼身心的一种社会活动，目的是促进身体机能发展、增强体质，从而达到提升运动技能、愉悦身心等效果，其主要目标是改造主观世界。从人类发展历程来看，人类无时无刻不在从事着体力劳动，同时随时在进行各种适应环境的活动诸如对付猛兽、同类袭扰，开展人身防卫，同疾病做斗争，以及教育、娱乐、宗教祭祀等。实施这些行为都需要健康的身体，人们为此开展各种运动强健身体，最早的原始体育也由此产生，其源泉是基于人类多方面的本能需要，功利性目的颇为明显。

但现代体育是在人类深刻认识到体育锻炼重要性，自觉参与体育运动，以谋求更加美好、高质量生活的背景下产生的，工业革命引发的巨大社会变革，是现代体育形成、发展的现实需要和条件。

人类社会大致上经历了天然经济、自然经济与工业经济三种反差巨大的社会形态。在人类社会形成初期，人们只知向大自然索取天然物品，维系人类生存所需的一切物品都是天然产物，自身几乎没有任何能力生产别的生活物质，这种社会即为天然经济社会。此后，人类逐渐学会了种植、畜养及手工制作，在一定范围及程度上改变了绝对依赖大自然获取生存物品的状况，农牧业、手工业逐渐成为人类的主要谋生手段，但人们生产出来的物品基本上仍然处于自然形态；这一时期人类生产活动仍主要建立在自然形成的家庭、村落等基础上，由此形成若干相对独立的自然经济单位，极少有较大范围的社会交往，这种社会形态可以称为自然经济社会。工业革命则推动人类社会逐步进入工业经济社会，“工业”不仅仅是一种生产、劳动方式，更是直接构建起一种社会形态，其显著特点是人类的衣、食、住、行以及娱乐活动等，都脱离了自然物质和自然状态，人工制品取而代之成为人们日常生活、学习、娱乐等活动的必需品。当然，如今也有人提出了“后工业经济”的概念，强调第三产业已经成为经济的主导。

天然经济、自然经济和工业经济三种不同的社会形态，都有与之相适应的体育生活方式。天然经济社会里，人类劳动能力低下，必须随环境的改变而四处奔波，所以原始的体育活动都是集体行动，且功利性极强，纯粹出于个人兴趣的游戏娱乐，几乎没有。而在自然经济时代，生产能力明显增强，人类生活的质量得到提高，闲暇时间随之增加，社会分工初步出现，相对独立的体育活动方式也随之形成，但在自然经济社会中人们在空间结构上表现出封闭性，在时间结构上存在简单重复性，由此形成体育活动极强的地域性，民俗性、体育组织结构和运行中的宗法血缘性，以及程度不等的对于宗教或军事的依附性等特征。[3]

工业革命以及随后兴起的工业化社会，在整体上加剧了社会生活变革，也因此彻底改变了体育生活的面貌。工业社会总体上各种变化迅速而剧烈，人员和物质在大范围内频繁交往、流通，同时它是普遍化和个性化并存、文化教育在普及基础上逐步高度发达的新社会，这样的社会形态需要与之相适应的体育生活方式，传统的体育生活方式已经无法适应这一需要，新的社会发展作为重要的基础条件，最终促成了现代体育。现代体育的重要特征之一便是体育与民众深入结合，公众广泛参与体育活动，而城市化为现代体育做出的重大贡献之一，是造就了大批量参与体育运动的“人”——市民，他们以自身的需求直接推动了体育的大众化和普及化，促进了体育的极大发展。

一 市民阶层的兴起

从人类进步的角度来看，城市市民阶层的形成与发展对历史发展有重要的影响。实际上在古代和近代，人类曾经出现过不同意义上的“市民阶层”，其对于体育的影响方式固然存在巨大差异，但它们在整体上推动体育发展是不争的事实。

（一）欧洲古代市民阶层与体育

全球范围内较早形成市民阶层的地区当属地处欧洲的古希腊，因为当时社会属于古典意义上的市民社会，是与野蛮的部落生活相对的生活状况——按照古罗马著名政治家、哲学家西塞罗的观点，市民社会不仅指单个国家，而且是发达到出现城市的文明政治共同体的生活状况。

由于市民的形成要以一定的地理空间——城市作为母体，因此人们通常认为欧洲的“市民阶层”早在公元前8世纪开始的古希腊城邦时代就已经萌生，有人对古希腊文化展开考察和分析后发现，在其体育发展进程中，城邦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

古代希腊城邦一般是以一座城市为中心、连带周边乡村地区而形成的独立国家。当时希腊半岛上城邦林立，彼此之间不断爆发战争，为此各城邦都运用体育手段培养士兵，战争促进了当地体育运动的开展，由此使古希腊成为世界上最早对体育运动表现出狂热兴趣的国家，古代奥林匹克运动会诞生在这里也顺理成章。它将准备兵源的军事训练和体育竞技演变成为传递和平、友谊精神的运动会，但在比赛项目设置上仍然延续了明显的军事烙印，包括跑步、战车竞速、拳击、摔跤、赛马等。

古代奥林匹克运动会的参加者即运动员必须是自由人，意味着这些人都是有独立经济地位，且拥有独立人格的市民，他们参加体育竞技不是被强迫的，也并非把体育当作谋生手段，而是基于对体育运动的热爱，追求个体人性的完美——当然也不是完全没有功利性目的。在当时城邦林立的环境下，市民的体育能力与军事实力存在紧密关联，一旦某城邦的市民身体羸弱，就可能在城邦之间的战争中失败，市民也可能沦为奴隶，因此他们积极参加体育运动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在保卫自己的自由人身份，表现出为荣誉而运动的特征。

古罗马时期同样存在市民阶层，他们对于体育运动依旧酷爱，这一时期甚至诞生了博彩形式的彩票，在皇室和市民阶层的商界中流行，这从侧面显示出古罗马体育竞技极为活跃。但是，古代奥林匹克运动会发展到古罗马时期出现了严重的分野，其和平、友谊等特色几乎荡然无存，暴力传统却进一步上升，到古罗马时期变成集体嗜血、观摩死亡的竞技场。殊死角斗、以命相搏的角斗是古罗马时期最著名的竞技项目，角斗士两两登场格斗，失败者通常会被胜者杀死，场面非常血腥；战车比赛同样危险性极高：战车很不牢靠，车手不时需要应付很急的转弯，有时还要绕开故意设置的路障，赛场上事故频发，许多赛车手死于非命。因此，古罗马时期的角斗士、赛车手都由奴隶出任，贵族和市民阶层等则作为观众，观看那些角斗时长剑割喉、赛车时人仰马翻的惊险场面，以此寻求刺激。

在西罗马帝国灭亡后，在长达数百年的时间里，西欧农业、工商业普遍衰落，罗马时期的很多城市变成了废墟，市民阶层也失去了附丽的基础。不过从10世纪开始，随着农业技术发展、农业剩余产品增加，商业贸易发展，人口迅速增长，西欧地区一些旧的城市逐渐复苏，许多新城市也不断产生，尤其那些以手工业和商业为中心的城市发展更快，因为手工业者和商人构成了这些城市的基本居民——市民，他们大多是由周边农村的农民“转身”而来，市民阶层自然再度兴起。这一时期在意大利、法兰西、英格兰、德意志等地相继出现了许多著名城市，其中意大利最为突出，佛罗伦萨、威尼斯等都是世界闻名的近代城市，文艺复兴运动也率先在意大利兴起，文艺复兴运动借助复兴古代希腊、罗马文化的形式来表达思想、文化主张，争取体育权利、复兴古典体育也是其重要组成部分。

（二）中国古代市民阶层与体育

中国古代社会出现城市颇早，且中国最初的“市民”概念大致包括在比较固定的市场谋生的人群，以及在城市中从事服务业的人群。由此不难看出中国古代“市民”在城市开展体育运动其实也很早就有记录了，可以追溯到先秦时期一些工商业城市里，如文献记载齐国都城临淄的市民娱乐状况：“其民无不吹竽……斗鸡走狗，六博踏鞠者。”足见当时城市居民已经开展了许多体育活动。到了汉朝，蹴鞠和围棋等体育运动已经在以成都为中心的四川地区流行开来；东汉时期川人李尤著《蹴鞠铭》，其中有这样的句子“建长立平，其例有常，不以亲疏，不有阿私，端心平意，莫怨其非”。该文被认为是今天还能看到的有关汉代蹴鞠运动开展的最经典的记载。在成都体育学院博物馆里，还陈列着一套极为珍贵的文物——汉代围棋。

但是，市民阶层没有紧跟城市居民的出现而形成，当城市发展到一定阶段，经济繁荣达到一定程度后，具有相对独立性和群体特征的市民阶层才逐渐形成。为了与“市民阶层”概念相适应，人们将市民理解为绝大多数是工商业者，或主体成员是工商业者：市民“社会成分或职业构成，纯为工商业者，至少绝大多数是工商业者，而不包括工商业者之外的其他城居人口——诸如官绅军吏之家”。[4]由于中国历代封建王朝长期奉行“重农抑商”的经济指导思想，推行“农本商末”的政策，限制工商业发展，主要从事小商品生产、靠出卖产品换取其他生活用品以维持生活的手工业者，以及专事商业和贸易的商人在中国古代社会里形成市民阶层的过程非常缓慢，甚至可以说从先秦开始持续了近千年实践。对中国市民阶层何时形成有不同说法，都不大明确，比较普遍的看法是宋元以后特别是明清时期普遍兴起，唐宋时期应该是市民阶层的萌芽和形成时期。[5]

唐朝中叶以来，我国城市商业经济日益繁盛，城市规模不断扩大，商市范围迅速扩充，市民云集于此。进入宋朝以后，由于各地城市人口急剧增加，整个社会的城市化进程也在加快。城市的繁荣使市民群体迅猛发展，成为人口空前壮大的市民阶层，随之对于文化生活产生了诸多需求。[6]历史发展也正是如此，社会上“有钱有闲”的市民阶层逐渐形成，其娱乐的欲望为娱乐业兴盛提供了条件，文化消闲构成了市民主要的日常生活方式，消闲、娱乐、猎奇是市民文化的基本特征，作为大众文化生活之一的体育随之兴盛起来。市民对各种体育运动产生了热切需求：宋代市民阶层不断壮大，为城镇娱乐、健身、节令习俗中体育活动的开展创造了条件，蹴鞠、击球、角抵、风筝、秋千、竞渡、围棋、象棋等都是广大市民喜闻乐见的体育活动。[7]

宋代民间体育活动大力发展，标志着我国体育进入了新纪元。“瓦舍”是宋代的大众文化娱乐场所，是城市商品经济发展和市民文化发展需要相结合的产物，其内表演的各项活动中，体育文化占主导地位。蹴鞠运动是宋代最具典型性的大众体育运动项目，在全国范围内迅速发展，南宋时还出现了数十家社团性质的蹴鞠社，这些以娱乐体育活动为主的体育组织的形成原因，主要在于相对稳定的社会环境、市民阶层的壮大以及城市文化生活的高度发展、行会组织的大发展。[8]宋代蹴鞠运动的兴盛，不仅促进了球类运动的发展，丰富了市民文化娱乐生活，而且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体育的大众化、职业化、娱乐化等特征。

成都历来是中国重要商贸中心，素有“一扬二益”之誉。在唐朝末年、五代时期，与战乱频仍的中原地区相比，四川比较安宁，成都遂以繁庶甲于西南，以游乐之俗名闻天下，在体育文化方面也有很大发展，“邀游”活动是唐宋时期成都独特的游乐文化习俗，其中就伴随着各种体育表演活动。[9]

无论在古代的欧洲，还是在古代中国，城市均以其生产的活跃、经济的繁荣，引领市民享受丰富多彩的文化娱乐生活，为市民阶层开展多种体育活动提供了“温床”。

二 市民体育意识的觉醒

古今中外，城市都是商业、文化、知识传播的中心，它推动着整个社会走向现代化的进程，这一趋势也要求居住在城市的市民必须确立一种新的生活方式与之相适应，因而在市民经常参与体育运动的同时，体育意识也随之觉醒。

体育意识是指人们形成一种意识，充分认识到体育能够促进人身体、心理和社会性等多方面全面发展。对于体育所具有的这些功能的深刻认识是众多民众积极参加体育活动的内在动力。同时，市民广泛参与体育运动，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其主观存在的市民意识支配的，市民意识是指社会中的个体自觉意识到自己是独立的、自由的、平等的社会主体，具有自己独立的价值追求。市民这种观念体系的形成与其生活的城市是紧密相关的，具体体现在两种维度：一种是权利意识，将参与体育运动作为自身获得权利、行使权利的表征；另一种则是责任意识，认为自己承担着某种责任，应当自觉参与体育运动，否则有负于自己应尽的责任。

（一）民众将参与体育视为获得权利

体育运动逐步走向现代文明，有许多方面的影响因素，其中之一是权利意识和观念的渗透，既有统治者、管理者主动向民众开放权利的一面，更多则是民众尤其是市民主动争取权利的结果。

将体育参与视为权利的理念在人类历史上很早就出现了，古希腊大力发展体育事业，在丰富城邦市民文化娱乐活动的目标之外，还有为其提供政治参与途径、提高他们参与政治意识等方面的目的。在古代罗马的竞技场上，体育也是与平等、自由等权利直接联系在一起的，一个突出的表征是参与竞技的奴隶在较量中获得了优胜，就可能争得自由。

在竞技体育运动开展之初，对于参赛者是有各种限制性条件的，只有少数人有资格参加各种竞技活动，古希腊体育竞技的参与者大多是贵族青年，普通老百姓很难获得参与资格。古代奥林匹克运动会仅限男性参加，且在比赛过程中完全赤身裸体，女性完全被排除在赛场外，既不允许参赛，也不允许观看比赛，甚至规定偷看比赛会被处以死刑，在此背景下，就有女性开展抗争、争取参与权。有人就此分析：将女性禁锢在奥运会之外是对其生命欲求的压制和惩罚，而女性对于参与权的争取反映和表现了人类对生命欲望的渴求。[10]勇敢参赛的女性是斯巴达国王阿格希洛斯的妹妹茜妮丝卡，她从小酷爱驾车，向往参加奥运会，于是女扮男装参加了公元前396年举行的第96届古代奥运会，并且凭借精良技术一举战胜所有男选手夺冠，她的女性身份被发现后几乎被处死，由于其兄长的显赫地位而获得赦免，人们承认她是古代奥运会第一位女冠军，还破例为她立了塑像。凑巧的是，第一位成功赢得观看权的女性（未被处死）也诞生于第96届古代奥运会：费列尼卡的父亲、丈夫都是著名拳击家，其儿庇西特鲁斯受到熏陶也成为拳击高手，在儿子参加奥运会拳击决赛时，费列尼卡同样女扮男装混入赛场为儿子加油。庇西特鲁斯赢得拳击比赛冠军后，费列尼卡情不自禁上前拥抱、亲吻他，暴露了自己的女性身份，当即遭到逮捕并被判死刑。由于其父亲、丈夫，特别是儿子在奥运会上有出色贡献，加上诸位长老说情，她的死刑最终被赦免，费列尼卡也被载入史册。

古希腊人在文化、体育等领域的全面开拓，使人们领悟到城市生活的本质以及社区生活的无穷乐趣。后来，人类大范围争取体育运动权利的行为，就表现出文艺复兴时期人们对于古希腊时代体育运动状况的向往，由此为获得同等权利而进行了不懈努力。

欧洲进入漫长的中世纪以后，神权对世俗表现出绝对的统治力：人不过是神的奴仆；肉体强壮者常心灵卑下；只有彻底实行禁欲主义的人，才能使自己灵魂获救……这些腐朽的观念严重阻碍了人们从事体育运动、强健身体。而文艺复兴运动以“人文主义”作为旗帜和纲领，充分肯定了人和人世的合理性，以发展人性和人体为己任的现代体育最终形成并获得发展。

人文主义者在研究和整理古希腊、古罗马的灿烂文明时，发现古希腊、古罗马有丰富的体育文化遗产，众多哲人的体育思想更是备受重视和推崇，尤维纳利斯的名言“健全的精神寓于健全的身体”被人们普遍信奉，尤其古希腊在体育运动中注重身心协调发展、讲究匀称健美的体型，创造丰富多彩的运动形式，以及大面积开展体育教育等做法和体制，都为人文主义者们所赞许——在人文主义者看来，体育不再是闲暇时的消遣，而可以成为人文主义教育的一部分。

在体育成为人文主义教育组成部分的进程中，人们在对人自身尊严、价值重新认识的过程中肯定了“体育是以人为核心的运动”，由此在理念上实现了从“灵肉对立”到“灵肉一体”的根本性转变，并通过批判禁欲主义、倡导尘世享乐促使人们认识到体育是追求幸福、满足人性需求的手段，是新兴的生活方式。

同时，文艺复兴时期新兴的资产阶级和市民阶层，有争取经济与政治利益的冲动和欲望，当时社会倡导人的意志自由和个性解放，而体育能促进人的身心的全面发展，因此他们普遍希望自己可进行更多的体育娱乐活动，为自己争取其他权利提供基础性物质条件。在如此背景下，体育运动在很大程度上充当了当时广大市民阶层和资产阶级争取各种权利的工具与手段，广泛参与体育本身也成为一种权利的表征，而绝大多数人平等享有体育权利，则是体育方式从先前囿于贵族的生活圈子转变到为大多数民众所共享，最终形成现代体育的必要前提。

（二）责任意识下的民众体育参与

将体育运动参与视为个体应当承担的责任，这种观念在人类历史上同样由来已久，古希腊时期的斯巴达人堪称这方面的先驱。斯巴达政权直接干预城邦公民的私人、家庭生活，婚姻和家庭的目标就是为城邦培养健康、强壮、能够成为战士的人，为此斯巴达范围内的体育运动与军事训练高度相融，儿童七周岁以后就被编入儿童营，由国家派专人负责教育，其学习内容包括跑跳、骑马、摔打、投掷、游泳、角力等，意在使受训者的头颈、手臂、肩膀、腰、腿脚等部位都得到充分锻炼，身体得到全面、协调发展，后世将这种体育教育模式称为“军国民体育”。20世纪初该模式在中国风行一时。如此情形在古希腊各城邦屡见不鲜，运动健身之所以成为古希腊最为时尚的活动，一方面在于古希腊人本身就爱好运动健身，另一方面也因为半岛上战火频仍，需要大量身体强壮的士兵，健身在很大程度上是在承担责任，为国家储备兵源。

其实，在古代漫长的“冷兵器时代”，许多体育运动项目都是士兵操练的“保留节目”，例如骑射、劈杀、格斗、举重等，以此锻炼体能、增强体质，培养尚武精神。中国全面实行科举制度后，从唐朝起增设“武举”科目，选拔有武艺的人才入仕，唐代“武举”考试科目有马射、步射、平射、马枪、负重、摔跤等，直接刺激民间人士大量习练这些项目，其在身体活动形式上也是体育运动的表现。尽管这些人从事上述项目的身体运动主要是为了谋求仕途，但同样反映了强身、报国等责任担当意识。欧洲的情形也类似，市民们为准备服兵役进行身体锻炼，练习以剑术为主的种种武艺；射箭是战争中所必须具备的技能之一，14世纪初英国国王命令健壮的市民在空闲时练习射箭。

1840年鸦片战争后，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当时统治中国的清王朝腐朽、衰弱不堪，生气全无，而中国人素来信奉“国与民一体”，民强则国强，国衰则民弱。1903年秋天，陈天华在《警世钟》中对此愤然呐喊。陈独秀也曾用“病夫”一词为当时国人的身体担忧：“余每见吾国曾受教育之青年，手无搏鸡之力，心无一夫之雄；白面纤腰，妩媚若处子；畏寒怯热，柔弱若病夫：以如此心身薄弱之国民，将何以任重而致远乎？”[11]

在当时特定的历史背景下，以“尚武”为核心主张的军国民体育被认为是能够改善国民体质的有效良药。许多人认同这样的观点：在中华民族的发展史上，只要尚武精神兴，必然民富兵强，国运昌盛；一旦尚武精神衰，不免民弱兵废，国运颓萎。蒋百里发表文章直接宣传军国民体育：“尚武者，军国民之本分也。自其浅者言之，则奖励体育之发达。”[12]梁启超则介绍西方国家的举措：“欧洲诸国，靡不汲汲从事于体育。体操而外，凡击剑、驰马、踘蹴、角抵、习射击枪、游泳竞渡诸戏，无不加意奖励，务使举国之人，皆具军国民之资格。”[13]刘师培更直接说道：“我们中国的百姓，不晓得尚武的道理，就不能一天立国了。所以，由我看起来，军国民的教育，是现在教育中顶要紧的。”[14]

在这一时期，许多教育家也坚定奉行军国民教育思想。蔡元培提出培养“完全人格，首在体育”的主张：“今经科学发明，人之智慧学术，皆由人之脑质运用之力而出，故脑力盛则智力富，身体弱则脑力衰，新教育之所以注意体操运动，实基于此。”[15]辛亥革命后蔡元培担任中华民国教育部长，曾撰文对军国民主义进行详尽阐释：“譬之人身，军国民主义者，筋骨也，用以自卫。”且古今中外尽皆如此：“六艺之射御，军国民主义也。”“希腊人之教育为体操与美术，即军国民主义与美育也。”“兵式体操，军国民主义也；普通体操，则兼美育与军国民主义二者。”[16]国内另一著名教育家张伯苓同样笃信“强国必先强种，强种必先强身”的理念：“国民体魄衰弱，精神萎靡。工作效率低落，服务年龄短促，原因固属多端，要以国人不重体育为其主要原因。南开学校自成立以来，即以重视体育，为国人倡，以期个个学生有坚强之体魄，及健全之精神……”[17]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也指出：“体育至关重要，人所尽知，特别在我国目前的国势之下，外患紧迫之时，体育尤应人人去讲求。身体健强，才能担当艰巨工作，否则任何事业都谈不到。”体育“看起来觉得平常，其实即救国的根本。”[18]

在如此氛围中，西方体育项目和竞赛活动等大量传入中国，中国大城市的市民、军队和学校陆续开展各种体育活动、组织各类体育竞赛。许多人参与其中不仅仅是让自己更健康、强壮，促进人们强身健体的另一重要动力则来源于人们的一种理念：民众的身体是对个人、国家具有基础性意义的最重要的因素。为此，20世纪初中国形成了“耻文弱”的社会风气，“体育救国救种”的意识非常浓郁，全社会普遍认为只有让中国体育事业发达了，中国人身体强壮起来，才能让民族精神振奋起来，实现中华民族的复兴，实现国家富强，中国才能真正对抗西方列强。换言之，当时人们表现出一种责任意识，认为自己积极参加体育运动是在担当洗雪耻辱、振兴中华的责任，这为现代体育在中国普及提供了社会基础。

三 自由的职业体育人产生

在满足人类基本的衣食住行等物质需要之外，文化娱乐等精神需求也是不可或缺的，而城市的文化娱乐始终与体育紧密相关。

世界文明古国很早就兴起了各种体育娱乐活动。在古埃及，最高统治者——法老直接参与狩猎、划船、下棋等活动，娱乐体育也是他们享乐生活的重要内容。当时已经出现了职业的体育表演者，他们为法老表演摔跤、翻筋斗、射箭、戏球、体操、斗牛以及舞蹈等，其中还有许多妇女。但是，这些人与后来的职业体育人有本质的区别，他们的体育表演行为必须供法老们享乐之用，而没有自主选择的余地。古罗马的角斗士堪称这类人的典型，他们都是奴隶，没有人身自由，只能在奴隶主、贵族的驱使下进行残酷的角斗，任由“观众”欣赏“你死我活”的血腥场面，因此作为角斗士的斯巴达克会反抗这种命运，带领其他角斗士揭竿而起，发动起义。

不过，随着城市经济的迅速发展，“有钱有闲”的市民阶层在东西方开始出现，他们的生活方式和习惯带动社会形成了及时行乐、娱乐至上的风气，这些市民不但自身参与体育运动，而且非常乐意观看他人进行体育表演和竞技，由此催生了以体育活动为职业的人群，我国宋代社会就出现这样的态势。在宋朝市民体育体系里，既有在瓦舍等娱乐场所开展体育竞赛和表演的人员，也有“路岐人”构成的社会底层体育活动传承者与表演者。

宋代的瓦舍是一种大众文化娱乐的综合性演出场所，内部由不同的专业艺人圈成许多小圈子，称为“勾栏”，一个勾栏即一个演出场所。瓦舍在北宋中期已特别兴盛，据《东京梦华录》记载，当时在京城汴梁有大小50余座瓦舍，大的可容纳数千名观众，瓦舍区域内进行的表演内容繁杂、形式多样，体育活动占据主导地位，可以分为娱乐、竞技和杂技等三大类。

在瓦舍中表演的体育活动大都是为满足市民们娱乐、休闲等需要的，主要包括武术、舞蹈、棋类、投壶等，这些体育活动通常带有很大的娱乐性和观赏性。与此同时，宋代蹴鞠运动大力发展，城市中出现了进行蹴鞠表演的专业艺人，其中不少人是私人性质的，他们经常在瓦舍中表演，以卖艺糊口。此外，瓦舍中还时常进行相扑、举重等竞技活动，这些活动大都运动激烈、竞技性强，自然博得市民的好感。宋代瓦舍还有技巧表演和马术表演等杂技类体育表演项目，以展现表演者的柔韧性、准确度、灵巧性等为主，表演中出现许多高难度动作，惊险而刺激。

宋代瓦舍体育文化活动的最大特点是表演职业化，数量庞大的专业艺人为市民提供了精湛的体育技艺表演。他们表演的体育项目丰富多彩，满足了市民对多元化体育娱乐的需求，而且以独特的体育技能为自己提供谋生手段。同时在瓦舍勾栏中，艺人云集、自由竞争，有助于促进艺人们不断提高自己的体育技艺和表演技能。[19]

而路岐人则是游走四方，以各种娱乐性杂耍、角抵、马戏等谋生的艺人。虽然路岐人足迹遍布城乡各处，但由于城市人口众多，他们更习惯于在城市区域内的教场、街市等地进行表演，他们的存在使体育表演走进寻常百姓生活，同样使处于社会底层的市民群体得以观赏、娱乐，甚至进行体育活动。路岐人不仅为体育运动培养大批基层观众，他们自身也是瓦舍体育艺人的后备军。[20]

瓦舍艺人、路岐人等介入体育活动圈子，逐渐孕育出一种不同于贵族口味与士人情调的市民文化，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体育的发展路径。由专门的艺人进行表演，以商业化模式向广大市民传播，使市民成为体育活动的观众，极大地增加了城市普通人与体育接触的机会，形成以体育观赏、体育娱乐为主要目的的市民体育活动。

总之，人是体育运动全过程中不可缺少的核心要素，而城市的发展直接促进市民人数剧增，市民阶层逐步形成，他们的体育意识和自觉不断增强，同时以城市为中心出现了专门从事体育活动、以此谋生的自主的职业体育人，这些都为体育运动进一步发展、兴盛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另外，为了满足广大社会成员对于体育运动的需求，实现和维护公众的体育利益，以政府为核心的公共部门要着力提供各种体育公共服务，其基本模式是运用公共权力，通过多种方式与途径，为公众创造不同形态的公共体育物品、服务项目等。由于城乡差别的客观存在，城市及市民获得的体育公共服务明显超过乡村，而我国体育公共产品供给以政府主导模式为主，城市与农村的差别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