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研究现状

关于江户时代汉语白话研究这一问题，石崎又造曾从俗语文学和唐话教育之间的关系的角度展开过探讨，指出唐话教本的编纂者冈岛冠山是最早将《水浒传》翻译成日语的学者之一。除《水浒传》之外，冈岛冠山还编译了《通俗皇明英烈传》、《太平记演义》和《明清军谈国姓爷忠义传》等多部小说，也正是这一经历，使他日后的唐话教本编写多有选材自俗语文学的内容。而他的教本不断得到当时学习人士的认可，又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促进了明清俗语小说在日本的传播[7]。后来经过六角恒广的整理，江户时代唐话教本的原貌得以集中呈现，这就是由日本不二出版社影印出版的“中国语教本类集成补集”之《江户时代唐话篇》。此后，中日学者主要针对这套教材展开专题、专书研究。奥村佳代子指出，从《唐话纂要》、《唐话便用》和《唐话译览》中可以看到人称代词“我”“你”“他”，复数形式的词尾“们”“每”“等”是共存的[8]。

唐话研究的成果集中收录在鲁宝元主编的《日本汉语教育史研究：江户时代唐话五种》当中。此书收14篇文章，共阐述了三个方面的问题。

首先是唐话教本的研究价值。鲁宝元《唐话五种教本在日本汉语教育史上的地位和作用》、朱勇《日本江户时代唐话教本的研究价值》、六角恒广《论唐话教本》三文分别概述了江户时代的汉语学习情况，对五种唐话教本的内容进行了介绍和评析，从指导思想、整体设计、结构安排、教学方法等方面对唐话教本的特点做出阐述。

其次是唐通事与唐话学。朱勇《唐通事与汉语言文化在日本的传播》、赵苗《江户时代的唐学者——冈岛冠山》两文从唐通事的职责和地位、唐通事的汉语学习、对江户时代汉语教育的影响、冈岛冠山的个人经历、著述成果等方面加以探讨。

最后是对唐话教本的分析。朱勇《试论〈唐话纂要〉的词汇选编特色》、赵苗《〈唐话纂要〉二字话的收词与编排》、刘继红《〈唐话纂要〉等唐话教材中的处置式分析》、金满生《〈唐译便览〉的构成及传递的信息》、吴丽君《〈唐话便用〉的编写特点与研究价值》、田秀芳《〈唐话便用〉中“三字话”的语法结构》、刘继红《〈唐音雅俗语类〉中所体现的语言文化一体化教学理念》，这几篇文章从内容整理、版本、编排、语音及词语特色方面对唐话教本进行整理，深入第二语言教学的领域探讨江户时代唐话教本的特点。

关于江户时代的文言研究，最早谈及相关问题的是牛岛德次的《日本汉语语法研究史》[9]一书。牛岛先生将日本汉语语法研究史划分为三个分期：江户初期到幕府末期（1641～1868）的萌芽时期，明治初年到终战（1868～1945）的黎明时期，以及战后至今的成长时期。而关于江户时代的汉语语法研究，则指出了它发端于对汉语助字的探讨，在中国研究的影响下发生、发展，但并不仅是中国研究的一个支流；概述了江户虚词研究的阶段性特点：初期标点、注音、注释、扩展以及翻译《助语辞》，此后到江户末期大量著述相继问世，以荻生徂徕、伊藤东涯等大家的研究成果为代表，虚词分析取得了显著成果。牛岛先生依年代顺序介绍了几部有影响的著作，总结学者的观点，归纳各期研究特色。此书多为介绍性内容，但脉络分明，评述中肯。

王宝平《清代中日学術交流の研究》[10]一书，调查出七十八部现存于日本各地图书馆中的助字、虚字、实字相关的研究著作，提供了极为可贵的数据目录。他将江户时代的虚词研究历程划分为四个阶段：模仿期——翻刻《助语辞》；补充期——弥补《助语辞》不足；脱离期——日本学者著述的助辞研究书诞生；飞跃期——日语助辞专书产生。同时，选取《助语辞讲义》，揭示其内容旨趣和成书特色等，但仅以此为例，未做展开。根据我们的研究，这四个阶段的划分与江户时代的研究实际并不完全吻合，但此书的文献资料为后续研究提供了重要参考。

此外，邵敬敏以四个分期来界定日本汉语语法研究史，并概述了其研究状况。[11]将17世纪黄檗宗的传入到明治三十一年这段时间全部划进研究早期。邵敬敏主要从这一时期以研究中国传统语文学为主的特点来考虑，有一定的道理，但是没有注意到《助语辞》的影响及其后的虚词研究。杨初晓同样针对日本汉语语法史展开研究，但只简要介绍了江户到明治的几部代表性著作，没有进一步分析。[12]王宝平利用江户早期的虚词专书《重订冠解助语辞》，辑录出明代李廷机《操觚字要》中的15个虚词条目，但未对江户的虚词专书加以分析。[13]王雪波针对江户大儒荻生徂徕的《训译示蒙》进行了专门研究；分别针对江户中期学者伊藤东涯和皆川淇园进行了专人研究，对二人虚词研究中体现的词类划分观点、虚词注释方法、虚词研究水平进行了探讨；《日本江户时代〈助语辞〉研究》一文分析《助语辞》东传日本给江户时代文言研究带去的重要影响，并将江户学者对《助语辞》一书所做的疏解翻译等工作进行了整理。[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