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谈：改革开放40年来的史学史研究
我这四十年
——关于理论认识和学术研究的回顾
瞿林东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中心，北京 100875）
一
今年，是我国伟大的改革开放事业40周年。40年来，祖国的面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中国的哲学社会科学事业取得了许多新的成就，中国史学在正确的发展道路上不断涌现出一个又一个硕果。作为一个史学工作者，受到时代的鼓舞和历史潮流的推动，我也有所进步。1978年，我在《吉林大学学报》上发表自己的第一篇学术性札记《封建史学与封建政治——唐代史学札记之一》。[1]今年，我在《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第5期上发表一篇长文《关于中国古代史学批评史的几个问题》。从探讨史学与政治的关系到摸索史学批评与史学发展的内在联系，都是中国史学史研究的范围。我说的“有所进步”，也只是限于这个范围而言。
“有所进步”主要表现在两个“两次重要跨越”。
第一个“两次重要跨越”主要反映在理论认识方面。其中，第一次重要跨越是：从教条主义、形式主义的影响下走出来，重新学习和全面理解马克思主义，努力学会正确运用马克思主义。这是一次群体的反思，是理论工作者、学术工作者的自我教育活动。正是在这个过程中，我逐步实现着第一次跨越。第二次跨越是：在前一次跨越的基础上，在老一辈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启发下，我开始认识到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中国产生和发展的重要意义，进而认识到促进马克思主义史学中国化是我们这一代史学工作者的历史使命，认识到自己的研究工作也是这一历史使命的一个小小的部分。
第二个“两次重要跨越”主要反映在专业研究方面。其中，第一次重要跨越是：从断代史学史研究与撰述向着贯通的史学史研究与撰述的跨越。具体说来，即从唐代史学史研究与撰述，向着贯通的中国史学史研究与撰述的跨越，代表作是从《唐代史学论稿》（1989年）到《中国史学史纲》（1999年），其间相隔整整十年。专业研究方面的第二次重要跨越是：从史学史的研究走向历史学的理论研究。从自己的学术足迹来看，这次跨越同前一次跨越是在相互交叉中实现的。如：《唐代史学论稿》出版六年后，有《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纵横》（1994年）的出版；《中国史学史纲》出版六年后，有《中国史学的理论遗产》（2005年）的出版，继之有《中国古代历史理论》三卷本（主编，2011年）的出版等。这种相互交叉，一方面反映了我本人在研究的侧重点上的变化，一方面也表明了史学的历史与史学的理论在客观上存在的内在联系。
二
章学诚说过这样的话：“夫学贵专门，识须坚定，皆是卓然自立，不可稍有游移者也”（《章氏遗书》卷九《家书四》）。中国史学史是一门专史，但其内涵又不同于其他专史而包含广泛的内容。我体会章学诚说的“贵”和“坚定”，是指研究上的持久和功力，故“不可稍有游移者”。我很庆幸自己的治学足迹，多少有一点暗合于古代哲人论学之道。至于章学诚说的“识”，我们自然会把它同刘知幾说的才、学、识的“识”联系起来。不论是一般意识上的“史识”，还是专门之学意义上的“通识”，都是难以达到的学术境界。然而，作为史学工作者，总是应当有所追求的。《中国史学史纲》就是自觉地或不自觉地在这一主旨下撰写的。仅就我个人的感受而言，有这样几点体会：“通”，才可能把局部看得更清楚，才可能更准确地把握某个局部在全局中的作用和地位，进而给予恰如其分的估量和评价；“通”，因对全局作整体考察，故比较容易发现新的问题，如联系中的继承与冲突，后人对前人的正面评价与负面评价等等，可提供进一步研究的参考；“通”，由于对事物全局作系统考察，有利于发现事物的发展在不同阶段上的特点，而对这些特点的分析，则可能发现事物发展中的某种规律性现象，以提升对于事物发展本质的认识，使研究上升到理论层面。
三
刘向、班彪、扬雄等评价司马迁《史记》有这样的话，“服其善序事理”；胡三省论史书说，“理无不在，散于事为之间”；王夫之论“理”与“势”的关系指出，“理在势中”。这里说的理与事的关系，理与史的关系，理与势的关系，都强调了“理”的存在。范晔极为看重所著《后汉书》的史论，萧统《文选》分类中有“史论”一目，王夫之《读通鉴论》《宋论》二书以阐说“论”为旨趣，都突出了“论”的地位和价值。中国史学遗产如此丰富，不可能没有“理”、没有“论”。因此，发掘中国史学遗产中蕴含的“理”与“论”，是史学史研究中不可回避的问题。同时，我也读到白寿彝先生在《谈史学遗产》一文中所讲到的几个“花圃”，在《谈史学遗产答客问》一文中提出的“关于历史观点方面”的几个问题，实质上就是在探讨史学遗产中的理论问题，这给了我很大的启发，促使我从史学史的研究开始走向历史学的理论遗产的探索。
从20世纪90年代初至21世纪初的十几年，我的探索所得是：发表《中国古代史学理论大势》《中国古代历史理论的几个特点》《中国古代历史理论发展大势》等论文，出版《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纵横》《中华文化通志·史学志》《中国史学的理论遗产》等专书。在同事们的支持和协助下，2011年出版我主编的三卷本《中国古代历史理论》。
四
学无止境。我在这里说的“跨越”，绝对不是“跨越了”，而仅仅是“跨越中”，专业研究如此，理论认识更是如此。关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产生和发展，关于马克思主义史学中国化，老一辈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群体做出了重大贡献。他们开辟的史学之路，是中国史学发展的康庄大道；他们在各自的研究领域中所取得的成就，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宝贵遗产。从中国史学的长远发展来看，当今的史学工作者对此当有所了解、继承，进而发扬、光大。
新时代中国特色历史学的历史使命之一，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逐步建设起自身的学术体系、学科体系和话语体系，为社会主义文化事业的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为此，史学工作者要提高认识，鼓起勇气，积极探索，开辟史学发展的新路径。在上述回顾的基础上，我也有几点粗浅的前瞻性认识：
第一，要进一步深入地研究史学遗产。20世纪80年代以来，史学界越来越多的同行关注和研究史学遗产，并在史学遗产中的历史理论、历史文献、历史编纂、历史文学等诸多方面产生了许多成果，展现出史学遗产的丰富内涵和广阔的研究前景。
第二，在继续以往研究的基础上，发掘、爬梳史学遗产中前人提出的重要概念与观念，分析它们各自的本来含义，以及其中是否存在着跟当今史学发展相通或相近之处的概念与观念，进而审慎地撷取其中那些有生命力的概念与观念同当今史学中的积极因素结合起来，从而明确中国史学之民族性的渊源所在。
第三，继承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理论成就。对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理论遗产，既要总结和继承历史理论方面的遗产，也要总结和继承史学理论方面的遗产。这是古代史学遗产与近现代史学遗产结合的重要环节，因为这个结合进一步彰显了历史学的中国特色。
第四，以中国历史与中国史学发展为背景，以史学遗产中的主要概念、观念为骨架，以当今史学发展中提出的问题为血肉，逐步构建起中国特色的史学体系、话语体系的基本框架。
第五，吸收古往今来西方史学的积极成果，阐明这些成果的本来含义，择其要者融入中国史学的理论框架之相关位置，使“以中为主，中中有西，西中有中”，有益于中西学者都能读懂对方，促进有深度的史学交流，推动中国史学走向世界。三十六年前，白寿彝先生在他主编的《史学概论》的题记中这样写道：“这本书也想论述一下国外的史学，因为所知太少，也就不写了。希望对国外史学有研究的同志，分别写出一些关于外国史学的专书。如果有条件，我们也希望在这本书里，逐渐得到这方面的充实。”[2]我们相信，在今天，白寿彝先生的这个愿望是可以实现的。
综上，新时代中国特色历史学的基本理论体系建构的路径和方法是：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以总结古代和近现代史学理论遗产为基础，继承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理论成就，有针对性地和合理地吸收西方古往今来史学中的积极因素，使之与中国史学的理论框架相融汇，形成中西结合的历史学的理论形态。这样的理论形态，一方面彰显了中国特色，一方面也具有世界视野，反映出新时代中国史学的品质和风貌。
（撰于2018年10月）
[1]见《吉林大学学报》1978年第5～6期合刊。1979年，白寿彝先生主持的《史学史资料》复刊时，转载此文，题目改为《唐代史学与唐代政治》。
[2]白寿彝主编《史学概论·题记》，宁夏人民出版社，1983，第2～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