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体与语体教育
——序汲传波《汉语二语者书面语体习得研究》

汲传波发来他的新作《汉语二语者书面语体习得研究》，这是他2016年承担教育部规划基金项目的成果。在我的印象里，在第二语言学习的研究领域，关于语体（或称“文体”）研究的成果并不多，而留学生的语体偏误现象却比较普遍。语体教育，其实也包括语体本身，都是值得研究的课题。

传波为学同其为人，做研究素来扎实细致，不做“言之无物”之论，重视前贤时哲的研究，重视从事实中发现规律，重视将研究植根于泥土。他的这部著作，着重做了四个方面的工作：

第一，全面梳理语体论述。学问是集贤之举，需从前贤之论中汲取营养，需认真阅读同胞之书。关于语体，在我国，修辞学界较早关注，语法学界后来跟上；近年来两界汇流，相互借鉴，演发出语体研究的新进展新趋势。传波将修辞学界、语法学界的论述尽力搜集起来，必要时做些评述。资料集成，研究就有了根基，也是为学界做了一件公益。

第二，汇集、甄别语体标记现象。词、短语、格式等语言现象，常有语体色彩。有些只用于或常用于典型的口语语体，有些只用于或常用于典型的书面语体。从另一角度看，这些语言现象具有“语体标记”作用。许多学者都直接或间接地讨论过这类现象，如同珠子般四处散落。传波将其收集起来，仔细甄别，再经语料库验证，穿珠成串。并从中遴选出一部分作为研究工具，以之考察语体适配情况。

第三，研究语体学习的国别差异。传波利用多个语料库和语体测查工具，对日本、韩国和欧美留学生的汉语语体学习情况进行了国别研究，发现了“口语化有余、典雅度不足”这一普遍存在的现象和一些十分有趣的细节。比如：韩国留学生在学术汉语中，较少使用文言结构，个别专业名词过度泛化；与日本、欧美留学生相比，韩国留学生表现出典雅度最低、口语化程度也最低的“双低”现象；日语还在使用着一千多个汉字，但是日本留学生的书面语体却也有较强的“口语化”，这与人们的直感不大相符；欧美学生书面语体的正式程度，竟然比日韩学生高。这些有趣细节，丰富了对语体学习情况的认识，为语体教育提供了启示，且也说明国别研究的重要性。

第四，提出语体教学意识。语体适配才能表达得体，这是语言交际的基本要求，也应成为对二语学习者的基本要求。但是，以往的汉语二语教学，对语体问题不太重视，也没有积累多少有效的教学经验，导致语体偏误现象的普遍存在。特别是学界近来又提出科技论文学习问题，语体教学就显得更为重要。传波在这部著作中，指出了教材中语体不对应现象和口语格式的收录等问题，提出教材编写和课堂教学都应重视语体问题。传波关于语体学习的国别研究还是个开始，研究的国别还不够多，比较的项目还不够细，但语体教学意识的提出，应引起学界的重视。

传波的研究使我进一步意识到，语体研究和语体教育的确都很重要。

在我的理解里，语体（文体）是受交际要素综合影响而在文本布局、遣词造句、美学风格等方面具有特色的文本（包括口语和书面语）类型。语言交际是在一定交际环境中进行的，交际环境包括交际者、交际工具、交际场景、交际背景等要素。在这些交际要素的综合作用下，人们在交际时会形成各具特色的话语。这些特色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文本布局。不同语体的文本，有不同的起承转合的套路，有不同的叙事说理的章法。如各种体裁，记叙文、说明文、议论文、应用文等文章体裁，诗歌、小说、戏剧、散文等文学体裁，消息、通讯、新闻特写、新闻专访、新闻评论等新闻体裁，都各有文本布局要求。

第二，遣词造句。不同语体在遣词造句上有不同特点，有语体标记、专业术语、套话、韵律等方面的不同要求，有平均词长、词汇密度、型次比、平均句长等方面的倾向性，有述说习惯、真实虚构等方面的差异性。

第三，美学风格。风格受多种要素制约，只可体验、感受，难以具体言说，甚至有“风格即人”的说法。但是，不同语体还是常有风格方面的体现与要求。曹丕《典论·论文》：“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刘勰《文心雕龙·定势》：“章表奏议，则准的乎典雅；赋颂歌诗，则羽仪乎清丽；符檄书移，则楷式于明断；史论序注，则师范于核要；箴铭碑诔，则体制于弘深；连珠七辞，则从事于巧艳：此循体而成势，随变而立功者也。”

语体是语言的交际功能变体。从古至今，随着语言生活的发展，特别是语言技术的进步，语体一直处在不断分化、不断丰富发展之中。文字产生之前，人类只有口头语体，从口语时代遗存下来的“荷马史诗”、《吉尔伽美什史诗》、《罗摩衍那》等史诗来看，从至今尚无文字的民族语言使用情况看，口语时代起码有“韵与非韵”的语体区别。文字创制，产生了书面语，人类进入文明时代。人与人之间的情感纠葛与社会关系复杂化，交际方式、交际场景多样化，为语体的分蘖提出了需求也创造了条件。口语瞬间即逝，而书面语可以反复加工润饰，文章加工润饰的经验能够作为知识传授，这便有了语文教育的基础。书面语产生之后，也产生了“识字人”这样的文化群体，“识字人”可以根据不同的语言使用场合，有意去形成不同的语言风格，进而形成不同的语体，形成适应各种不同语境的交际变体，这是语言功能丰富发展的重要标志。特别是印刷术的发明和报纸的出现，打破了知识垄断，语体进入了新的发展期。20世纪初，广播、电视、电影等有声媒体发展起来，21世纪，网络媒体发展起来，融媒体发展起来。语言生活更为丰富多彩，语言交际要素更为复杂多样，语体也如同雨后春笋般发展起来，因而语言交际更加精细，语言功能更能充分发挥。然而，语体研究并没有与时俱进，研究眼光、研究材料大约还处在平面媒体时代；有声媒体、网络媒体、融媒体的语体状况，甚至计算机写作的语体问题，都应进入研究视野，都应给以学理总结，成为新的语体知识进入教育。

认真说起来，一般所谓的语体应当分为两个层次：第一层次是与体裁、语域等较多关联的语体，具有较为具体的篇章布局要求，专业领域的词语、格式、套话要求，以及美学风格要求；第二层次是如同传波这部著作所采用的三分语体，即非正式语体（典型口语语体）、中性语体、正式语体（典型书面语体）。第二层次的语体是从“正式”与否的话语风格上对第一层次语体的概括，较为接近风格学范畴。

冯胜利先生近来把语体分为通俗、正式、庄典三大范畴，并且与《诗经》中的风、雅、颂三大范畴相见证。传波非常重视冯先生的语体研究，也涉及“庄典语体”（典雅语体），不过传波是将其并入正式语体中进行研究的。将其称为“典雅语体”还是“庄典语体”，怎样分类合适，可以讨论，我这里想强调的是典雅语体（庄典语体）的“重建”问题。典雅书面语是具有典雅、庄重风格的极为正式的书面语，使用于典雅庄重的特殊交际场合，比如典礼、法庭判决、宗教活动等场合，比如法律文书、社论、贺信、悼词等文本。其用词和句式都是书面语，甚至是古语词和古代语法，有时甚至用特定的“文化语言”，比如欧洲用拉丁语，佛教念经用梵语，伊斯兰教经典诵读用中古阿拉伯语，等等。典雅书面语更加重视形式，甚至是“形式大于内容”，甚至连听众听懂与否也不大关心，如诵经、悼词、祭坛颂文等。而口语交际和一般书面语交际，都必须要求“形式与内容统一”。

典雅语体用在非常正式的交际场合，是语体中的高变体；口语体和一般书面语体用在日常交际场合，是常用语体。需要指出的是，早在清末民初现代汉语的形成时期，针对历史上文言文严重脱离口语的弊端，先辈们大力主张“我手写我口”，大力提倡“言文一致”。这些主张及其带来的一系列行动，在新文化、新文学和现代汉语的历史发展中起了许多积极作用，但也留有遗憾，其中最大的遗憾就是典雅语体的丧失。随着传统文化在今日重获重视和当今社会的交际需要，现代汉语正在尝试重建典雅语体。有些大学用“半文言”发庆典公告，高考的“半文言”作文也得高分，便是典雅语体重建的信息，虽然对这些具体行为可以有不同看法。

语体研究是个大课题，语体教育也是个大课题。字词句篇，听说读写译，并不能完成语言教学任务，并不能保证学习者具有语体能力。特别是第一层次的语体与一些职业紧密关联，如新闻语体与新闻工作，科技语体与科技工作，等等；掌握语体不完全是语言能力问题，不仅仅是学会得体地甚至艺术地使用语言，已经牵涉到职业能力的培养。我国的语文教育，包括大学语文教育，应当重视语体教育，包括平面媒体之后的语体的教育，包括科技语体教育，包括典雅语体教育。

传波的研究也表明，来华留学生的语体教育也需要重视。首先是要解决口语语体和正式语体的语体偏误问题，解决“口语化有余、典雅度不足”的问题。留学生来中国不仅是学习语言，还要学习一定的专业或是掌握一定的职业技能，因此不仅要重视一般的语体教育，还应当进行一些与专业、职业相关的语体教育。这对汉语作为第二语言的教育又提出了新要求。

今日春分，细雨蒙蒙，“昼夜均而寒暑平”（《春秋繁露》）。春分一过，白昼长起来，气温高起来，即可播种望秋。春雨如油，润万物生长，孕育着一个好年成，也是传波学术事业的好年成，语言学的好年成。

李宇明
序于北京惧闲聊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