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认识在北大中文系执教过的老师们》：一代师表 万流仰镜——叶圣陶的奋进历程及其人格魅力
著名作家、教育家、编辑出版家和社会活动家叶圣陶出身于苏州城内悬桥巷一个平民家庭，父亲叶钟济（1848—1919），当账房，为一位姓吴的地主家管理田租，苏州称这种职业叫“知数”，月薪仅十二元。江南的地主大都住在城里，这就需要雇人来为他们收租。叶钟济为人诚朴，大户人家有红白喜事也请他临时去帮忙监工或管账。母亲朱氏（1865—1961）是家庭妇女。叶圣陶在《略述我的健康情况》一文中说：“生我的那一年，我母亲三十岁，我父亲四十七了。”[1]家里除了父母亲和两个妹妹之外，还有祖母和外祖母，全家七口人，仅靠父亲微薄的收入维持生计，日子的窘迫可想而知。1911年11月27日的日记中写道：“我家无半亩田一间屋，又无数十金之储蓄，大人为人作嫁，亦仅敷衣食。”[2]
1912年春，叶圣陶在苏州公立第一中学堂（俗称草桥中学）毕业后当上了初等小学二年级级任老师，1914年7月，被旧势力排挤出校后，到苏州农业学校任书记，刻写和印刷讲义，每天必须缮写蜡纸八千字，还要油印出来，他实在承受不了这份苦差，就辞了职靠写文言小说换取稿费贴补家用。1915年4月，由郭绍虞介绍，到上海商务印书馆附设的尚公学校担任小学高年级教员和幼儿园老师。1917年春到苏州甪直镇任吴县县立第五高等小学教师。1921年秋应聘到上海吴淞中国公学任教，和朱自清、刘延陵、周予同成了同事。不久，中国公学闹风潮，朱自清回到他原来执教过的杭州浙江第一师范执教，叶圣陶也应邀到一师教国文。1922年2月，叶圣陶应邀担任北大中文系讲师，主讲写作课。
叶圣陶与北大的关系有些特殊。私塾、小学、中学同学顾颉刚1913年春考上北大预科后，就一直“怂恿”叶圣陶报考北大，顾颉刚的父亲子虬公也多次表示要资助叶圣陶上大学，叶圣陶不忍心离开父母，就请顾颉刚参照北大的课程帮他拟定了一份《为学程序》，自学北大的课程。1914年9月29日日记记：“接颉刚一书，为学程序业为定就，条分缕析，备举无遗。苟能铭其言于肺腑，行之十年，中国学术亦足谓得其大凡矣。”[3]《青年杂志》（自第2卷起改名为《新青年》）创刊后，叶圣陶是最忠实的读者。1915年11月25日日记中写道：
夜览《青年杂志》，其文字类能激起青年的自励心。我亦青年，乃同衰朽。我生之目的为何事，精神之安慰为何物，胥梦焉莫能自明。康德曰：“含生秉性之人，皆有一己所蕲向。”我诵此言，感慨系之矣。[4]
也正是有了追随《新青年》的这份“自励心”，1919年3月，叶圣陶加入新潮社，他创作的短篇《这也是一个人！》（编入短篇集《隔膜》时改题名为《一生》）、《欢迎》和三幕剧《艺术的生活》等新文学作品，得到鲁迅、胡适、周作人等名家的赏识，引起北大的注意。1921年10月，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主任沈兼士和中文系主任马裕藻邀请叶圣陶到北大中文系执教。叶圣陶当时年仅二十七岁，只有中学学历，从未教过大学。
1922年2月22日，叶圣陶和郑振铎及俄国盲诗人爱罗先珂结伴，从上海乘火车北上，到北大后的生活他在《〈甪直闲吟图〉题记》一文中写得很详细：“寓所在大石作，同舍皆苏州人。吴缉熙兄携眷，照料诸人餐事。顾颉刚兄潘介泉兄皆独居一室。余与伯祥共一室。夜同睡于砖炕。……然余留京仅月余即请假南归，所任作文课伯祥慨允为代。南归之故为墨林将分娩，余须伴之到苏州就产科医生。四月下旬生至美。”[5]
北大的合同一签就是两年，胡墨林何时分娩叶圣陶事前能不知道？只因拿不到薪酬，手头没有积蓄，耽搁不起，这才十分无奈地找了个理由，请假离开北大。当年北大欠薪的情况特别严重。鲁迅日记记载1921年10月才发到5月份的俸钱。1926年1月28日才收到北大1924年12月和1925年1月的薪水。鲁迅1922年6月写的短篇《端午节》中有：“凄风冷雨这一天，教员们因为向政府去索欠薪，在新华门前烂泥里被国军打得头破血出。”[6]确有其事。叶圣陶回苏州之后，沈兼士和马裕藻一直希望他回来，但能否按月领到薪酬他们也说不准，叶圣陶也就没再回北大。
1922年秋，叶圣陶应聘到上海神州女学和复旦大学执教。1923年春，进上海商务印书馆国文部任专任编辑，主编《初级中学教科书国语》和“国学丛书”，同时在神州女学和复旦大学兼课。由幼儿园、初等小学、高小、初中、师范教师晋升为大学讲师，叶圣陶用了整整十年；由一个文学青年跻身于新文学先驱者的行列，成了“新潮社”创作成就最高的作家，成了“文学研究会”的发起人之一，并与沈雁冰、郑振铎一起成了文学研究会最坚强的核心，叶圣陶也用了整整十年，这真应了他的话：“行之十年，中国学术亦足谓得其大凡矣。”
这之后，叶圣陶前进的步伐更坚实。茅盾盛赞他的短篇集《隔膜》《火灾》等“实为中国新小说坚固的基石”[7]；“扛鼎”之作《倪焕之》的出版，标志着我国现代长篇小说走向成熟。鲁迅则称童话集《稻草人》“给中国的童话开了一条自己创作的路”[8]。1921年3月至6月在北京《晨报副刊》发表的四十则《文艺谈》也被学界誉为新文学理论的奠基之作。新中国成立前，叶圣陶是商务印书馆的台柱、开明书店的灵魂。1949年春他来到北平（北京），担任华北人民政府教育部教科书编审委员会主任。新中国成立后，叶圣陶担任出版总署副署长、教育部副部长，同时兼任人民教育出版社社长和总编辑，把主要精力放在中小学教科书的编撰方面，成了新中国出版事业的开拓者，以及教科书尤其是中小学和大学语文教科书事业的奠基人。“文革”后担任中央文史馆馆长、中国民进促进会主席、全国政协副主席等许多重要职务，功绩卓著。没有家庭背景，只有中学学历，也不像有些作家靠“处女作”或“成名作”一举成名，遇到的坎坷和挫折也不止一回两回，叶圣陶成功的“秘诀”值得探究。我有幸见过叶圣陶，对他老人家的认识可能要比从未谋面的读者朋友多一些。
一、从小就接触社会 注重读社会这部活书
因为出身贫寒，叶圣陶受封建礼教的束缚较少。富家子弟整日关在书房里念书，除了给“先生”“老伯”拜年或到“郎中”家里看病，是不作兴出大门的。叶圣陶则从小就跟着父亲到茶馆听说书、听弹词、听昆曲，到酒店喝酒，到亲戚家拜年贺寿，清明节到乡下上坟，秋收时节到收租局帮父亲打算盘记账，父亲为有钱人家到郊外造坟治丧，叶圣陶也跟着去。他在散文《说书》中写道：
我从七八岁的时候起，私塾里放了学，常常跟父亲去“听书”。到十三岁进了学校才间断，这几年间听的“书”真不少。“小书”如《珍珠塔》《描金凤》《三笑》《文武香球》，“大书”如《三国志》《水浒》《英烈》《金台传》，都不止听一遍，最多的听到三四遍。[9]
后来他还说过“我幼年常听书，历十几年之久，当时的名家，现在记得的有王效松、叶声扬、谢品泉、谢少泉、王绶卿、魏钰卿、朱耀庭、朱耀笙、薛筱卿等人，二十岁以后就不听了”[10]。听说书和弹词“历十几年之久”，耳濡目染，不可能不受影响。
与说书和弹词相比，叶圣陶更喜欢昆曲。昆曲本来就是吴方言区域的产物，听昆曲大多也在茶馆里，边喝茶边欣赏。在亲戚朋友的宴席上，可以听到正经戏班子唱的昆曲。昆曲曲辞典雅，藻彩佳妙，音节优美，旋律曲折柔媚。普通昆曲，一个字唱至一二十个音符，十一二个拍子的，屡见不鲜，抑扬婉转，清柔温润。因为喜欢，叶圣陶很早就学会吹箫、弹琴、唱曲。仅从他的散文《说书》和《昆曲》，就能看出他是书场的常客，是昆曲的行家，不然写不出这么精致的“美文”。
“喝酒”也是叶圣陶小时候的一个乐趣。他在《略述我的健康情况》中说：“我从八九岁时就开始喝绍兴酒。当时我父亲每天傍晚到玄妙观前街老万全酒店喝酒，我从书塾里放学出来常常跟着去。他规定喝十二两，我喝四两，合起来是一斤。”[11]八九岁陪着父亲每天傍晚到酒店喝“四两”，别说是在“清末”，即便在今天也不可思议。叶钟济晚年得子，欣喜之余想起“不识字好过，不识人难过”的古训，就把爱子带到“老万全”，让他从小就见世面。也正是这样，喝酒非但没有影响叶圣陶的学业，反倒促使他把书背得更熟，作文也总得双圈。1905年叶圣陶虚龄刚十一岁，父亲就让他系上红辫线考秀才。叶圣陶短篇《马铃瓜》中那位参加道试的幼童，就带有鲜明的“自叙传”色彩。
“江南园林甲天下，苏州园林甲江南”，叶圣陶说他从会走路开始，就跟着长辈们到各处园林游玩。他在1983年7月写的《从〈扬州园林〉说起》中说：苏州最好最著名的园林拙政园、沧浪亭、怡园、留园、网师园，“几乎可以说每棵树，每道廊，每座假山，每个亭子我都背得出来”[12]。叶圣陶在早年日记中说“园林大怡我情”，他嬉游的好去处还有可园、南园、植园、狮子林、鹤园、半园、畅园、西园、遂园、惠荫花园、虎丘、天平山、石湖、江氏耕荫义庄、寒山寺、楞伽山、司徒庙等“世外山水”。“处处留心皆是学”，苏州园林特有的堂榭、曲廊、荷厅、琴台、桥栏、叠石、碧水、流泉、绿叶、鲜花，令他流连忘返，那极富地方色彩和文学意味的楹联的平仄格律，让他对诗产生了浓厚的好奇心。叶圣陶在《〈苏州园林〉序》中写到苏州园林“讲究亭台轩榭的布局，讲究假山池沼的配合，讲究花草树木的映衬，讲究近景远景的层次”；花墙和廊子“隔而不隔”“界而未界”的审美效应；梁柱、门窗、阑干、墙壁、屋瓦、檐漏设色的“不刺眼”和树木、花卉的“明艳照眼”，所建构起来的移步换景和幽韵动人的野趣，给了他美的启迪。[13]叶圣陶在草桥中学组织诗社，爱好书法、篆刻、绘画，这许许多多兴致也都与苏州园林有关，选字遣词具备高度艺术技巧的园联、碑刻、亭记开阔了叶圣陶的眼界，让他认识到姑苏文化的丰厚与悠久。
多和大自然接触，无形中能使人恬静旷达，对花草树木也就多了几分亲情。叶圣陶在《天井里的种植》和《抗战周年随笔》中都说，亲近植物“能从花草方面得到真实的享受”，欣赏到生命力和美。无论是在苏州还是上海，他家院内永远是一个“物竞”的场所，花草繁茂，蔷薇、紫藤、红梅、绿梅、芍药、夹竹桃、灌木、小刺柏、枫树，乃至“绿叶蓬蓬的柳树”簇拥在一起，一年四季都有花可看。抗战期间举家逃难，在乐山和成都住的是“农舍”，虽说四周都有杂树和藤蔓，但还是要在竹篱下栽种石榴、野菊和芦花，增添几分生活的情趣。新中国成立后，生活安定了，对花花草草的兴味也就更浓了。叶圣陶与科普作家贾祖璋积存下来的书信有两百多封 [14]，信中谈牵牛花、佛手瓜、水仙、玻璃翠、杏花、丁香、海棠、玉兰、樱花、凌霄花、马缨花、杜鹃花、凤仙花、牡丹、芍药、月季、天竹、蜡梅、山茶、茉莉、荷花、蜀葵、菊花、茑萝、垂柳、梧桐；谈龙眼、芒果、福橘、荔枝、石榴、西瓜、冬瓜、黄瓜、油菜、紫云英、芥菜、萝卜、菱角；谈金鱼、河蟹、蝴蝶、蝉，以及香菇、木耳和稻、麦、棉花等各种农作物，真是无所不包，应有尽有。像“清晨放花，午后即敛”的“紫茉莉”，果实可提炼治癌药的“喜树”，研末调醋贴于脚心可降血压的茱萸等稀有的品种，在一般的工具书上是很难找到的。这些书信短的类似知识小品，长的堪称科普论文，让人爱不释手。周作人在《北京的茶食》中说：
我们于日用必需的东西以外，必须还有一点无用的游戏与享乐，生活才觉得有意思。我们看夕阳，看秋河，看花，听雨，闻香，喝不求解渴的酒，吃不求饱的点心，都是生活上必要的——虽然是无用的装点，而且是愈精炼愈好。可怜现在的中国生活，却是极端地干燥粗鄙，别的不说，我在北京彷徨了十年，终未曾吃到好点心。[15]
叶圣陶就像周作人所说的，是能在繁忙的生活中抽出时间来“看花，听雨，闻香，喝不求解渴的酒”的人，既“惜时如金”，又“心有常闲”，因而总能欢悦宁静，精神生活显得丰沛而充实，当然草木鱼虫方面的知识也相当重要。
1982年5月，叶圣陶赴烟台出席科学童话创作研讨会前夕，为准备在大会上的演讲稿，翻阅科普书刊，发现童话《稻草人》犯了常识性的错误。童话写“稻草人”在星光灿烂的夜晚一连看到了三个悲剧，第三个悲剧是“小蛾”咬嚼稻叶，“稻穗渐渐无力地垂下了，绿叶也露出死的颜色”，丰收在望的稻子颗粒无收。其实，咬嚼稻叶的不是小蛾，而是“蛾下的子变成的肉虫”。《稻草人》写于1922年6月，刊登在1923年1月出版的《儿童世界》第5卷第1期，以这篇童话命名的童话集《稻草人》1923年11月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截至1982年，六十年间少说也印了五六十次，可从未有人觉察到书中有错误。叶圣陶的这个“自查”，说明他对自己要求很严，随即对作品作了修改，郑重其事地在科学童话创作研讨会上作了检讨，用他的这个教训提请科普作家：写科普文章知识一定要力求准确，判断一定要有根有据，推理一定要符合辩证法。
二、爱友如命 有很多相伴一生的朋友
叶圣陶有很多相伴一生的朋友。其中有私塾、小学、中学的同学顾颉刚、章元善、王伯祥、吴宾若、吴湖帆；有从小就相识的郭绍虞；有一起创办《诗》月刊的朱自清、刘延陵、俞平伯；有一起创建文学研究会的茅盾、郑振铎、孙伏园；有在商务印书馆的同事胡愈之、周建人、杨贤江、徐调孚；有由学生成为朋友的冯雪峰、汪静之；有主编《小说月报》时投稿成为朋友的老舍、巴金、沈从文、丁玲、戴望舒、施蛰存；有主编《中学生》杂志时投稿成为朋友的胡绳、吴全衡、彭子冈；有由帮助出书成为朋友的冰心、王力、吕叔湘、秦牧、端木蕻良、吴祖光；还有当教师时的同事朱光潜、朱东润、曹禺；有开明书店的同事夏丏尊、章锡琛、钱君匋、宋云彬、贾祖璋、傅彬然、丁晓先；等等。朋友中既有像瞿秋白这样的革命家，有称赞毛主席是“弥天大勇”的诗人柳亚子，也有很怪癖的徐玉诺和白采等。
叶圣陶爱友如命，处处设身处地为朋友着想，从而使得在生活和工作中的“伴侣”都可以成为朋友。1923年10月，郑振铎与商务印书馆老板高梦旦的女儿高君箴结婚时，很多在商务工作的同事质问郑振铎说：“我们跟资本家斗争，你跟资本家的女儿结婚，这算什么？”郑振铎表态说“岳父归岳父，斗争归斗争”，会始终跟朋友们站在一起，可还是有人不满意。叶圣陶劝慰说爱情是缘分，只要真心相爱就要祝福，他特意为郑振铎和高君箴合译的安徒生童话集《天鹅》作序，称赞郑振铎“天性爽直”，没有“机心”，是纯然本真内外一致的“大孩子”。[16]郑振铎果真如叶圣陶所说，婚后担任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工方代表”，在与“资方”的斗争中，始终站在“劳方”一边。1949年年初，叶圣陶应中国共产党的邀请秘密离开上海，绕道香港进入解放区。1月12日，也就是他到香港后的第二天，就给在上海的老友王伯祥、徐调孚等人写信，要他们转告郑振铎“亦可出此途”。在叶圣陶的敦促下，郑振铎有了“远行之意”，但他一天不到香港叶圣陶就“深为悬念”一天，担心郑振铎会在“白色恐怖”中被捕，直到2月19日在香港太古码头的轮船上见到郑振铎，一颗悬着的心这才平静下来。叶圣陶是日日记记：
与（傅）彬然过海，至太古码头，振铎所乘之盛京轮已到埠。（章）士敏登轮寻访，未几即见振铎偕其女出。彼此相见甚愉悦。于是同返九龙酒店，振铎赁得一房间，在我室之右。[17]
1949年2月27日，叶圣陶和宋云彬、郑振铎、陈叔通等二十七位知名人士一起，在香港登上苏联货船北上，共同参与新中国的筹备工作。
叶圣陶与宋云彬相识于1927年“大革命”失败之前，后来在商务印书馆和开明书店共事。叶圣陶到北平（北京）担任华北人民政府教育部教科书编审委员会主任时，宋云彬任编审委员会委员。叶圣陶任出版总署副署长、编审局局长，并担任人民教育出版社（以下简称人教社）社长兼总编辑时，宋云彬担任出版总署编审局第一处处长、人教社副总编辑兼语文编辑室主任，行政级别定为九级（副部级）。无论是在出版总署还是在人教社，宋云彬都是叶圣陶最得力的助手，又同住在一个院子里，每天同乘一部车上下班。1951年9月，宋云彬调到浙江省任省人民政府委员、省文联主席、省文史馆馆长等要职，主管文化教育工作。叶圣陶事先听到宋云彬要调动的消息，就很坦诚地与他交心，希望他能留下来一起编教科书，宋也表示同意，可没几天他就悄然离开了北京。叶圣陶在9月22日日记中写道：
云彬夫妇以今日离京，待余回家，他们已赴车站。共事两年有余，今日分手，以后恐无复合并之期。……云彬之赴杭州，虽经统战部造意，苟渠自不欲去，亦未可相强。渠之去，殆以教本工作麻烦，瞻望前途，不易作好，故舍此而之彼。……渠知余不惬于彼，近日少与余接谈。余亦确有些微不悦，故未往车站相送。[18]
宋云彬“不辞而别”，让叶圣陶“有些微不悦”，可他对宋云彬反倒更牵挂了。1957年6月27日，得知宋云彬被党报点名批判的消息后在日记中写道：
云彬近为杭州报纸所攻击，谓其亦有右派分子之倾向。云彬平日语言随便，喜发无谓之牢骚，诚属有之。若谓其反对共产党，反对社会主义，则决无是事。[19]
叶圣陶认为宋云彬不会反党反社会主义，可宋云彬还是被打成右派，撤销行政职务，他这才“如梦初醒”。1958年3月3日，宋云彬将他拟订的《编纂〈史记集注〉计划》寄给叶圣陶，表示他想回归学术，把后半生的精力用于古籍整理。叶圣陶当即回信给予肯定和赞扬，表示一定要帮助他完成这个心愿，宋云彬看了十分感动，他在3月11日日记中写道：“上午十时接圣陶函，词意恳挚，雒诵再四，为之泪下。”[20]得益于叶圣陶的帮助，宋云彬于1958年9月调回北京，在中华书局古代史组负责“二十四史”的整理和编辑工作。叶圣陶就是这样，对朋友总是掏出一颗心来，处处呵护，不计前嫌。
1940年11月，胡愈之到新加坡担任《南洋商报》主编。1942年1月，流亡到苏门答腊。1945年3月，国内有过胡愈之已病逝的传言。叶圣陶听了很难过，就在他主编的《中学生》杂志上出纪念专辑，约请茅盾、傅彬然、宋云彬、柏寒、胡子婴等名家撰文悼念。叶圣陶的文章题为《胡愈之先生的长处》，从“自学精神”“组织能力”“博爱思想”“友爱情谊”四个方面赞美胡愈之。与此同时，又希望这个“死讯”是“误传”，说“如果我们有那么个幸运，得与他重行晤面，这个特辑便是所谓‘一死一生，乃见交情’的凭证，也颇有意义”。[21]
这个死讯果真是误传。新中国成立后，胡愈之任出版总署署长，叶圣陶任出版总署副署长，胡愈之成了叶圣陶的“顶头上司”。有人私下议论，说胡愈之的业绩并不如叶圣陶，怎就当了大官？叶圣陶则很高兴，朋友当“大官”，这是好事，与胡愈之相处得十分融洽。胡愈之的公开身份是中国民主同盟会秘书长，主持民盟的工作。1979年10月，党中央公布了胡愈之的“秘密党员”身份，原来胡愈之早在1933年就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被安排在“民主党派”内做统战工作。这个身份公开后，有人骂胡愈之专门“给共产党打小报告”“出卖朋友”。可叶圣陶反倒对胡愈之更加钦佩，说与胡愈之相交五十多年，好得不能再好了，胡愈之在他面前从未透露过自己的身份，这才叫“守口如瓶”。胡愈之对党交代的事“守口如瓶”，对朋友的话也会“守口如瓶”，绝对不会暗地里“打小报告”“出卖朋友”的。还多次说到最值得给胡愈之写传，他入党有怎样的经过、入党后做了哪些工作，写出来会是很珍贵的史料。遗憾的是他没有说，别人也不知道，不能留传下来，太可惜了。叶圣陶对朋友就是这样的绝对信任、从不怀疑。
俞平伯出身名门，从小娇生惯养，身上有几分大少爷的“禀性”，怕走动，抗战期间滞留在北平，再加上又是周作人最得意的“弟子”，有人总怀疑他会“湿鞋”。叶圣陶相信俞平伯的气节，1949年春到北平后第一个拜访的就是俞平伯。1954年批判胡适和俞平伯在《红楼梦》研究中的错误观点，俞平伯成了“牛鬼蛇神”，叶圣陶照样与他往来，还就有关《红楼梦》研究中的《初步检查》应该怎么写，上门与他交谈。晚年走动不方便了就写信，“以书翰进行思想交流”，仅1974年至1985年前后的书信编入通信集《暮年上娱》的就有800多封，这些书信“文辞切磋，兴之所至，辄奋笔疾书，或赏析、或质疑，一无矫饰，内容丰富；国运家事，典籍字画，新撰旧作，砌草庭花，以至宇宙观，人生观，无所不臻，尔来吾往，有书必复，尝戏云：酬答如是，无异于打乒乓球”[22]。通信比走访更及时、畅快，如得面谈，给晚年生活增添了很多情趣。
对朋友念念不忘，需要帮助时，叶圣陶总能做到尽力而为。朱光潜1986年3月6日去世时，家属对学校送医不及时有意见，对相关报道规格偏低也感到很委屈，叶圣陶听说后就向有关方面反映。当时担任全国政协主席的邓颖超知道后立即批示：要成立朱先生治丧小组，她要参加朱先生的遗体告别仪式，指示《人民日报》发表朱先生的生平。邓颖超的亲自过问提高了朱先生的治丧规格，《人民日报》发表的《朱光潜同志生平》中也将朱先生的后半生评定为马克思主义美学家。叶圣陶在北京医院的病房里看了报道感到很欣慰，在3月17日的日记中写道：
午后三时，朱光潜先生遗体告别，至善（长子）与满子（长媳）同去。邓颖超主席及其他党和国家领导人习仲勋、胡乔木、李鹏等，都参加了告别仪式。这是解放以来，对知识分子一位教授最隆重的悼念。[23]
1974年年末，俞平伯在来信中提及朱自清1921年除夕夜写的一首小诗：“除夕夜的两只摇摇的白烛光里，／我眼睁睁瞅着／一九二一年轻轻地踅过去了。”1921年除夕夜，叶圣陶是和朱自清在杭州一师共同度过的，一切都记忆犹新，俞平伯这么一提，怀念故友的感情到了无法遏止的程度，就填了《兰陵王》来宣泄，词云：
猛悲切，怀往纷纭电掣。西湖路，曾见恳招，击桨联床共曦月。相逢屡间阔。常惜、深谈易歇。明灯坐，杯劝互殷，君辄沉沉醉凝睫。离愁自堪豁。便讲舍多勤，瀛海遥涉，鸿鱼犹与传书札。乍八表尘坌，万流腾涌，蓉城重复謦欬接。是何等欣悦。凄绝，怕言说。记同访江楼，凭眺天末。今生到此成长别。念挟病修稿，拒粮题帖。斯人先谢，世运转，未暂瞥。[24]
“猛悲切，怀往纷纭电掣”，是说俞平伯的信“猛”地触发了他怀念朱自清的思绪，无数回忆“电掣”般袭来。1921年10月，朱自清受杭州一师之托，邀叶圣陶前去任教，他们两人联床共灯，朝夕相处。叶圣陶离开一师后进了商务印书馆，把家搬到了上海。朱自清先是在浙江几所中学教书，后来到清华大学执教，假期回扬州老家总要路过上海，相逢的时光每每间断很久，常常惋惜深谈容易被打断。“明灯座、杯劝互殷，君辄沉沉醉凝睫”是说朱自清爱喝酒而容易醉，醉时双眼迷蒙。“离愁”四句是说离愁自可免除，即便在大学里教课很勤劳，即便去国外游学走得很远，还有邮递员给我们传送书信。“乍八表”二句指抗日战争全面爆发，茫茫大地烽烟四起。“蓉城”二句指与朱自清在成都相见。“记同访”二句说的是1941年4月26日的事，叶圣陶约朱自清到望江楼品茶，随后又一起喝酒。“挟病修稿”是说朱自清去世前二十天还来信谈合作编撰教科书的事。“拒粮题帖”称赞朱自清宁愿饿死，也不买国民党政府配给的美国面粉。“斯人”三句说朱自清先于新中国成立之日离开我们。“世运转”，而他梦寐以求的新中国连一眼也没有见着。这首词1974年12月28日酝酿，到翌年2月5日才定稿。在这一个多月里，叶圣陶白天“排之不去”，又“不欲速成”“慢慢研寻”，但一天不完稿一天就“夜眠不安”。叶圣陶生前最后一次出席活动是1987年4月26日到清华大学参加朱自清塑像揭幕仪式，他生前最后要求江苏教育出版社出的一部书是《朱自清全集》，对朋友就是这样念念不忘。
有朋友的人不会寂寞。朱光潜在《谈交友》一文中说：“你自己是什样的人，就会得到什样的朋友。人类心灵尝交感回流。你拿一分真心待人，人也就拿一分真心待你，你所‘取’如何，就看你所‘与’如何。‘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朋友往往是测量自己的一种最精确的尺度。你自己如果不是一个好朋友，就决不能希望得到一个好朋友。要得到好朋友，自己须先是一个好人。我很相信柏拉图的‘恶人不能有朋友’的那一句话。”[25]雪莱说，“道德的大秘密就是爱，就是忘我”。这话用在叶圣陶身上再确当不过的了。叶圣陶长长的一生中没有个人的恩怨情仇，没有文人之间常见的互相倾轧，也从不违心地奢谈什么空泛的大道理，只有切切实实的关心和真诚的交流，在利益面前总会让一步，“圣陶”这个名字简直就是微温微甜的象征。
三、爱家恋家 家庭的和美温馨令朋友们羡慕不置
叶圣陶是典型的孝子。所谓“孝”，其实就是在父母面前“不能讲道理”，得依从父母的意愿，遇事总是为父母考虑，这是一种衷心的敬爱。叶圣陶说他从懂事起就十分敬重父亲，1919年父亲去世时，他完全按旧的习俗给父亲治丧，这在顾颉刚的日记中有记载。母亲在世时，每逢父亲的忌日叶圣陶总要祭拜。
1937年9月举家逃难时，七十二岁高龄的母亲生怕死在路上连寿衣都穿不上，叶圣陶就赶着给母亲置办寿衣，背着寿衣扶持母亲逃难到四川。1939年8月19日乐山遭日机疯狂轰炸，母亲的寿衣连同家里的所有物件统统被烧毁了，叶圣陶又忙着给母亲重新置办。抗战胜利东归时把寿衣背回上海，北上时又把寿衣背到北京。1961年2月3日母亲逝世，享年九十六岁，叶圣陶为母亲写的碑文是：
我母朱太夫人生于一八六五年六月十七日，殁于一九六一年二月三日。我生六十六岁，违离膝下非恒事，有之往往旬月耳，较久者一度，亦仅一载有余。今则永不复亲颜色。归熙甫云，世乃有无母之人，其言至哀，我深味之矣。
虽说已经是六十六岁的老人了，可对母亲的感情仍然像一个孩子似的难舍难分。这之后，每年2月3日，叶圣陶总会在日记中郑重地追记母亲。大约在1967年前后，朱老太太墓前的碑石被“横扫”得没有留下一丝痕迹。1986年10月，叶圣陶几经周折才确认了母亲的坟，于是修墓立碑，碑文写道：
先母朱氏。1865年6月17日生，1961年2月3日去世。葬在这个地点，刻碑作纪念。碑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被毁。毁得彻底，连一块小石块也没找到。现在立这个碑说明原由。
叶圣陶敬记1986年10月19日
对父母尽孝，与夫人胡墨林则真诚相爱。叶圣陶和胡墨林的婚姻也是典型的“父母之命”，1916年8月12日结婚之日两人才见面。胡墨林毕业于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毕业后先后在苏州女子高等小学、南通女师范、甪直第五高等小学等学校执教，后来到开明书店当编辑。1957年3月2日逝世。逝世时是人民文学出版社校对科科长，谢世后葬于北京西山的福田公墓。覆盖在墓穴上的汉白石墓碑上，刻着叶圣陶的手迹，额头六个篆字：“我妻胡墨林墓。”碑文为正楷书的一首五绝：“人情实太好，与我大有缘；一切皆可舍，人情良难捐。”后面有两行小字：“墨以一九五七年三月二日谢世，先十日为余说此意。呜呼！心系人间，骨归泉壤。用铭其墓，来者鉴之。”胡墨林善良通达，对家人和亲友充满眷恋之情，而叶圣陶则更是典型的“爱情至上主义”者，这里抄录他怀念亡妻的几则日记：
1957年4月1日 近日读贺方回《鹧鸪天》，弥感亲切，日必背诵一二遍。录之：“重过阊门万事非，同来何事不同归？梧桐半死清霜后，头白鸳鸯失伴飞。原上草，露初晞。旧栖新垅两依依。空床卧听南窗雨，谁复挑灯夜补衣？”
1957年6月14日 写信复三官（次子至诚），念及墨（胡墨林），暗自感伤。余为三官言，余四十年来为人作事，尚算不错，皆与墨有关。墨并未主张什么，亦未鼓励我什么，然余在渠之爱护下，自觉事事有兴，到处可乐，即在避寇四川非常困苦之际，余亦殊无所谓。今墨已去，余失所依傍，遂不免颓唐矣。
1958年8月27日 梅圣俞有“悼亡”三首，情意真切。录之：
结发为夫妇，于今十七年。相看犹不足，何况是长捐。我鬓已多白，此身宁久全，终当与同穴，未死泪涟涟。
每出身如梦，逢人强意多。归来仍寂寞，欲语向谁何。窗冷孤萤入，宵长一雁过。世间无最苦，精爽此消磨。
从来有修短，岂敢问苍天。见尽人间妇，无如美且贤。譬令愚者寿，何不假其年。忍此连城宝，沉埋向九泉。
用“见尽人间妇，无如美且贤”的诗来追思胡墨林，把彼此的缘分归结为“月下老人”的恩赐。料理好胡墨林的后事后，叶圣陶把胡墨林1930年代以及去世前的照片放大，与父亲和母亲的相片并排挂在卧室里，朝夕相对，每逢忌日都会去给胡墨林扫墓，后来因身体原因去不了了，就在日记中写下种种回忆和思念。叶圣陶逝世的前一年1987年3月2日日记中写道：
昨夜未睡好，思绪万千，今天是墨去世纪念日。时光快矣，我独自又走了卅年。[26]
这一年岁尾，叶圣陶末了一次生病住院之前，特地关照子女们说：“到母亲的忌日，你们无论哪一个去坟上看看吧。”从1957年到1988年，叶圣陶以他特有的伤怀、孤寂和坚贞“余年独支”，走过了三十个春秋。他写的悼亡诗如《墨亡》《扬州慢·略叙字墨同游踪迹》《鹧鸪天》《从未》[27]可与贺方回《鹧鸪天》和梅圣俞《悼亡三首》媲美。
对父母，叶圣陶遵从的是“旧道德”；对妻子，叶圣陶依归的是“先结婚后恋爱”；对儿女，叶圣陶则“兼充教育专家”，“把该给儿女充实的付与儿女”，“希望他们胜似我”。
“该给儿女充实的”当然有很多。身体健康、识字作文、待客接物、工作就业、“终身大事”等等，做父母的都得操心。1934年在上海，叶至善十六岁，与邻居夏丏尊十五岁的小女儿夏满子“谈笑嬉游，似乎不很意识到男女的界限”，有人提议要给他们做媒，叶圣陶让夫人探询儿子的意愿，见他那“故意抑制欢悦而把眼光低垂下来的姿态”，认定就是“无声”的表态，于是就“订婚”，把他的终身大事决定下来。[28]抗战期间旅居成都时，三个儿女至善、至美、至诚都想练习写作，每个星期都交一篇习作，叶圣陶就给他们认真修改。叶至善在《〈花萼〉自序》中写道：
吃罢晚饭，碗筷收拾过了，植物油灯移到了桌子的中央。父亲戴起老花眼镜，坐下来改我们的文章。我们各据桌子的一边，眼睛盯住父亲手里的笔尖儿，你一句，我一句，互相指摘，争辩。有时候，让父亲指出了可笑的谬误，我们就尽情的笑了起来。每改罢一段，父亲朗诵一遍，看语气是否顺适，我们就跟着他默诵。我们的原稿好像从乡间采回来的野花，蓬蓬松松的一大把，经过了父亲的选剔跟修剪，插在瓶子里才还像个样儿。
我们的原稿写得非常潦草，经父亲一改，圈掉的圈掉，添上的添上，连我们自己都不容易念下去。母亲可有这一份耐性，她替我们整理，誊写，象收拾我们脱下来的衣衫一样。誊写好了，少数投到杂志社去，多数收藏起来。[29]
叶至善1941年毕业于国立中央技艺专科学校农产制造科，先后在四川成都中央工业社、中央大学医学院、大有农产制造厂当技术员。1944年制造厂倒闭后当中学老师，1945年进开明书店协助叶圣陶编辑《开明少年》。次子至诚高中一年级那年就自作主张歇了学，进开明书店当实习生。只有至美上过大学，读的是外语专业。叶圣陶在《做了父亲》[30]一文中说：希望儿女身体比他强壮，心灵比他明澈；能够生产出供人家切实应用的东西来，不要像他似的只干笔墨的事。三个儿女也都想遵循父亲的希望去做，可绕来绕去，最终还是干起了“笔墨的事”。
叶至善说“父亲的关心和教育似乎是无形的，像空气一个样”，我们“无时无刻不在呼吸”，“自己生活在空气的海洋里”。[31]1969年，叶至善去了河南潢川干校，父子俩天各一方。叶圣陶就用“写信”的方式给他以全方位的“充实”。第一封信起自1969年5月2日，是父亲写给儿子的；最后一封信是叶至善1972年12月21日写给父亲的，不久叶至善就结束干校的生活回北京了。在三年又八个月的时间里，父子通信将近五百封，约七十万字。信中既谈那个特殊时代的“大事要事”、周围人的悲欢离合、世态炎凉和社会动向，也谈如何养牛、放牧、插秧、修堤，以及如何读《红楼梦》和如何写诗。1972年3月31日，叶至善填了一首《贺新凉》，写“林彪事件”，现抄录如下：
贺新凉
雨洗长空碧。
沐朝阳千红万紫，满园春色。
狐兔尽诛鸱枭死，又值太平年月。
且漫道波宁浪寂。
垂柳思静风不定，只时徐时激无时歇。
卧榻畔，蜇蛇蝎。
魔头乱抹红朱赤。
谋陈桥黄袍加体，一拥登极。
妄论天才心机拙，化作苍蝇碰壁。
奈地球运行不息。
殷鉴两面分正反，剩沉沙折戟堪评说。
真伪剖，读马列。[32]
叶圣陶4月3日回信说：“押韵”不必“太受拘束”，“为表情达意的需要，宁可不合格律”，“若问哪儿是必平必仄，哪里是可平可仄，大概也难有绝对权威性的答复”。4月5日看了叶至善修改过的《贺新凉》，回信说：“我觉得还是嫌浪漫主义少，不免‘实’。”4月6日回信说：“昨晚想起（《贺新凉》）的‘再改’之处，今天早上写了一张，附在这封信里。”4月9日在回信中介绍龙榆生《唐宋词定格》，并从词的“定格”和“变格”说到“曲”，说“北曲”绝大多数是一个字一个“工尺”，而“南曲”则尽量地摇曳缭绕，“一个字要填好些‘工尺’，要唱许多拍”。4月14日回信中介绍陈其年的《贺新凉》。4月15日就《贺新凉》写了札记“四纸”[33]。4月16日回信谈鲁迅的《自嘲》和《无题》。4月18日回信说“古体不必管什么律不律”，近体诗的句子“应是全部为律句”。4月21日回信谈古诗及叶至善作的另一首《黄堰夜牧》。4月24日把自己写的《西江月》抄寄给叶至善。4月24日回信谈“音韵之学”。5月1日，批改叶至善再次修改过的《贺新凉》。紧接着在5月2日、5月4日、5月7日、5月10日、5月13日、5月19日的回信中一次又一次地启发叶至善自己去修改，5月22日叶至善完成了“暂定稿”。至此，父子俩研讨的时间将近三个月，往来书信将近五十封，叶圣陶写得最长的信有3500多字；叶至善写得最长的信有4000多字。现将《贺新凉》的“改定稿”抄录于下：
贺新凉 叙事
雨洗长空碧。沐朝阳千红万紫，满园春色。魔舞蹁跹今安在？又值太平年月。且漫道波沉浪寂。树欲静而风不止，只时徐时疾无休歇。卧榻畔，虺蛇蜇。画皮沥尽胭脂汁。梦随心陈桥一哄，谋成篡窃。妄论天才宁得计？徒自苍蝇碰壁。看地转星移犹昔。假作真时真亦假，辨混珠鱼目需眼力。勤研读，马恩列。[34]
叶至善在干校期间填的《黄堰夜牧》《采桑子·悬冰飞雪花枝俏》和《小梅花·三峡》，创作过程也都和《贺新凉》相仿，叶圣陶耐心指导，叶至善认真打磨。叶圣陶对叶至善这样尽心，对至美、至诚乃至叶家第三代、第四代也同样尽量做到。
“把该给充实的”尽量“付与”，“希望他们胜似我”。至美、至诚乃至叶家第三代、第四代和叶至善一样，都“生活在空气的海洋里”，叶家四代同堂，长幼有序，互敬互爱，形成了令人称慕的“叶家风范”。1984年12月中国作家协会隆重召开第四次代表大会，叶圣陶和长子至善、次子至诚都是代表，一家三人与会，这是唯一的。前面已经说过叶圣陶并不希望儿女们像他似的只干“笔墨的事”，可在叶圣陶的熏陶下，叶至善成了我国科普作家协会理事长，叶至诚成了江苏《雨花》杂志的主编，叶至美在创作和翻译方面也取得了可喜的业绩，真可谓“无心插柳柳成荫”。无须为儿忧，无须为女愁，家庭的和美温馨也使得叶圣陶心无旁骛，满怀着“生固欣然，死亦无憾”的欢愉，以“只争朝夕”的拼搏精神为教育和出版事业的繁荣发展呕心沥血，鞠躬尽瘁。
四、总觉得自己所得太多 总要求自己把工作做到最好 做到极致
1912年3月31日，叶圣陶第一次领到薪水大洋20元，散文《薪工》写到当时的心情时说：
校长先生把解开的纸包授给我，说：“这里是先生的薪水，二十块，请点一点。”
我接在手里，重重的。白亮的银片连成的一段，似乎很长，仿佛一时间难以数清片数。这该是我收受的吗？我收受这许多不太僭越吗？这样的疑问并不清楚地意识着，只是一种模糊的感觉通过我的全身，使我无所措地瞪视手里的银元，又抬起眼来瞪视校长先生的毫无感情的瘦脸。[35]
“一切的享受都货真价实，是大众给我的，而我给大众的也能货真价实，不同于肥皂泡儿吗？”这以后，叶圣陶每月领薪水时总有一种“僭越之感”，策励自己在“执教”以及在为大众贡献“心力”时，“务期尽量”，尽自己力量去做。在商务印书馆工作期间月薪200元。1931年到开明书店任职，开明给的月薪仍为200元，他发现老板章雪琛、总编辑夏丏尊的月薪均不到200元，就主动要求降薪，章雪琛和夏丏尊当然不会答应。叶圣陶就让胡墨林到开明书店协助他编《中学生》杂志，分文不取，用这种方式把薪酬降下来。1938年11月应邀到乐山武汉大学执教，月薪300元。叶圣陶在1938年11月29日给上海朋友的信中说：“大学教师任课如是其少，而取酬高出一般水准，实同劫掠。于往出纳课取钱时，旁颇有愧意，自思我何劳而受此也！”[36]抗战胜利日，叶圣陶应《华西晚报》邀请写的《“胜利日”随笔》中说：
我愧对牺牲在战场上的士兵同胞，愧对牺牲在战场上的盟军。
我愧对挟了两个拐棍，拖了一条腿，在东街西巷要人帮忙的“荣誉军人”。
我愧对筑公路修飞机场的“白骨”与“残生”。
我愧对拿出了一切来的农民同胞。
我愧对在敌后与沦陷区，坚守着自己生长的那块土地，给敌人种种阻挠，不让他们占丝毫便宜，同时自己也壮健地成长起来的各界同胞。[37]
没有写个人的苦难，唯有这一系列“愧对”。他很想早日与留在上海和苏州别了八年之久的亲友们会面。可“复员”的人太多，交通工具缺乏，要弄到飞机票或轮船票，非得去走门路托人情不可，叶圣陶向来不习惯这一套，就放大胆子冒着翻船和遭劫的危险，雇木船“东归”，从重庆过三峡回上海。木船上上有年过八旬的老母，下有刚三岁多的长孙三午，全家人挤坐在一条船上，漂泊于波涛汹涌的万里长江之上，经历了“漏水”“损舵”“折棹”“撞船”“触礁”“搁浅”以及“驾长逃逸”等种种惊险和磨难，餐风沐雨，走了47天才回到上海。他在《我坐了木船》一文中写道：
要坐轮船坐飞机，自然也有办法。只要往各方去请托，找关系，或者干脆买张黑票。先说黑票，且不谈付出超过定额的钱，力有不及，心有不甘，单单一个“黑”字，就叫你不愿领教。“黑”字表示作弊，表示越出常轨，你买黑票，无异帮同作弊，赞助越出常轨。一个人既不能独个儿转移风气，也该在消极方面有所自守，帮同作弊，赞助越出常轨的事儿，总可以免了吧。——这自然是书生之见，不值通达的人一笑。[38]
明知坐木船有生命危险，也决不“越出常轨”，“找关系”或买“黑票”。这种“有所不为”的执着，可歌可颂，而在叶圣陶看来也只是一个普通的公民应有的操守。
1949年春，叶圣陶来到北平（北京）担任华北人民政府教育部教科书编审委员会主任，被安排到东四八条居住。这是一座比较标准的四合院，南屋住的是丁晓先，东屋住的是宋云彬，西屋住的是傅彬然，后屋住的是朱文叔，叶圣陶住的是向阳的北屋（“正房”），他心里一直不安，8月28日日记中写道：“余家居北屋，三间，为全屋之精华。与其他房屋均不能比。因而显见其特殊，余往日之不欲居此，即以是故。地板，前后玻窗，有洗浴室，盖上等之家屋也。”[39]1961年年初，叶圣陶患浮肿病，教育部和人教社送来一些慰问品，这又让他感到不安，1月25日日记中说：
昨日部（教育部）中嘱往购蔬菜，老高（司机）往，得西红柿、黄瓜、蓬蒿菜而归，皆暖房中之产品。今日社中（人教社）送来白菜五十斤，带鱼四斤。此皆因余患浮肿，特殊为之照顾，感之。其实余之浮肿并不严重，不久当可就痊。[40]
当一个人总觉得所取“太多”，所得“惶愧”时，他一定是个有责任心的人，是个对工作精益求精的人。叶圣陶对工作始终怀有高度的责任心和使命感，对社会大众始终怀有“敬爱之心”和“感恩之心”。这些谦卑而真挚的情感贯穿了他长长的一生，促使他不断地超越自我，精进不懈。
叶圣陶不止一次说过：当教师的倒出一杯水，得要准备一桶水；教育要有爱；要让学生受教育而不是受教材；教育类似农业，要因材施教；教是为了达到不需要教；教育工作者的全部工作是为人师表。他说“编辑”工作的性质与“教师”相似，审阅文稿书稿一定要“句酌字斟”，加工润色必须是“点睛”之笔，奉献作品一定要是精美的精神食粮。1982年2月，为纪念叶圣陶从事教育工作七十周年，著名语言学家王力填了一首《水龙吟》，词云：
懿欤海内词宗，竹林稷下驰名久。情殷私淑，一朝相见，新交如旧。当代方皋，马空冀北，承恩独厚。幸长随杖履，亲承謦欬，勤培植，粗成就。四库艺文穷究。苦钩玄，焚膏赓昼。焕之高制，西川佳作，藏山传后。毓德良师，树人宏业，芝兰清秀。祝康健逢吉，心闲身健，无疆眉寿！[41]
“当代方皋，马空冀北”，说的是作为出版界的“伯乐”，叶圣陶不仅发表和出版了茅盾、巴金、沈从文、丁玲、戴望舒、施蛰存、端木蕻良、秦牧、胡绳、子岗、徐盈等一大批作家的处女作或成名作，把他们推上文坛，还发现和出版了一批译作和学术著作。王力在法国自费留学，把翻译的法国小说和戏剧寄到商务印书馆，当时担任商务印书馆编审的叶圣陶对书稿作了很高的评价，说王力的书“翻译得雅，文笔非常好”，“他的书来一本我们出一本”。王力很感激地说在法国的学费是叶圣陶给的。王力1960年代初主编的《古代汉语》，也是叶圣陶审阅过的。“幸长随杖履，亲承謦欬，勤培植，粗成就”，王力把他在学术生涯中取得的成就归结为叶圣陶的“培植”；“四库艺文穷究。苦钩玄，焚膏赓昼”，盛赞叶圣陶学识浩博，既是新文学作家，也是国学大家和大学问家。
钱锺书的《谈艺录》1942年定稿后，拖了五年多辗转送到叶圣陶手里。叶圣陶看后觉得好，托王伯祥再看一遍，王伯祥看后也赞成出版，叶圣陶1947年9月26日记：下午出席经理室会议，“决定收受钱锺书《谈艺录》稿”。次日记：“钱默存契约亦送出。”《谈艺录》原本是一则则并不连续亦无标题的随笔，叶圣陶安排学养至深、为人真挚谦诚的周振甫担任责编，他给《谈艺录》添加的“标题”，文字简洁，提纲挈领，深契钱锺书之心。《谈艺录》1948年6月由开明书店出版，钱锺书在《序》后的“附记”中说，《谈艺录》写成“六载”，此前“欲为刊板”，“事皆不果”，“卒由王伯祥、叶圣陶两先生二审定，付开明出版”，“周君并为标立目次，以便翻检。底下短书，重累良友浪抛心力，尤所感愧”。而叶圣陶在1948年6月14日的日记中则写道：“观新出版之《谈艺录》，钱锺书所作，多评旧诗，博洽可佩。”[42]给这部“博洽可佩”的大作“悉心雠正”“标立目次”，谈何容易。这至少可以表现出叶圣陶、王伯祥、周振甫学识的深厚和学风的严谨，胸中自有珠玑百斛，即便是大学者钱锺书的代表作也能细勘精审，字斟句酌，点睛添毫。
叶圣陶担任华北人民政府教育部教科书编审委员会主任、出版总署副署长、教育部副部长，主持教科书编审工作期间的认真和严谨，更令人叹为观止。就语文课本而言，叶圣陶会同教科书编审委员会同人对选文都作了不同程度的“加工”，使之真正做到“文质兼美”，“有裨于学生之诵习”，不仅像孙犁的《荷花淀》、赵树理的《地板》、老舍的《我们在世界上抬起了头》、茅盾的《记梯俾利司的地下印刷所》等名篇编入语文课本时逐字逐句地作了推敲，就连鲁迅和郭沫若的作品也一一打磨。鲁迅的译作《煤的故事》，全文将近3000字，编入《初级中学语文课本》第一册时，删减了700多字，题名改为《煤的对话》。郭沫若的《爱祖国爱人民的诗人屈原》，将近1900字，编入《初级中学语文课本》第二册时，删减了800多字，题名改为《屈原》。对选用的近代小说和古文，大多采用变通的手法，据原文进行改写，使之成为纯粹的口语，或酌加注解和提示，使之容易理解后才编入课本。课文改好后，请当时语感最好的北大教授魏建功逐篇诵读，听语言是否清新纯正，务必使语言做到能“上口”“入耳”。
叶圣陶处处讲语言文字和标点符号的规范化，在1958年的“教育革命”以及随之而来的“拔白旗，插红旗”运动中，被批判为“语文挂帅”。这么一批，1960年出版的高中《语文》质量骤降，高中《语文》第三册中七篇“新课文”的问题尤为突出。这七篇“新课文”是：
潘梓年：《谈学逻辑》，选自《新观察》1958年第9期；
季米特洛夫：《在莱比锡审讯的最后发言》，选自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翻译的《季米特洛夫选集》；
高尔基：《在法庭上》，节录于夏衍翻译的高尔基长篇小说《母亲》；
聂荣臻：《工厂技术革命的新气象》，选自《红旗》1960年第8期；
峻青：《火光》，选自《收获》1959年第5期；
杨沫：《在狱中》，选自《青春之歌》；
茅盾：《怎样评价〈青春之歌〉》，选自《中国青年》1959年第4期。
叶圣陶批评说：“此七篇仅为粗坯，尚待加工，如其原样，实未具语文教材之资格。我人决不宜抱‘唯名主义’，以为如潘梓年茅盾二位之文，尚有何话说。我人亦不宜盲从市场情况，以为《季米特洛夫选集》《母亲》《青春之歌》行销至广，读者至众，何妨采录其一章一节为教材。”强调“所选为语文教材，务求其文质兼美，堪为模式，于学生阅读能力写作能力之增长确有助益”。针对当时所谓“内容”和“思想”必须放在“第一位”的偏向，叶圣陶郑重指出：
而此七篇者，姑谓其质皆属精英，若论其文，则至为芜杂。意不明确者，语违典则者，往往而有，流行之赘言，碍口之累句，时出其间。以是为教，宁非导学生于“言之无文”之境乎？是诸篇之作者译者弗顾及此，信笔挥洒，遽尔付与报刊，印成书本，贻不良影响于读者，固不获辞其责，然彼辈初未料将以其著译为语文教材也。而我人则采以为语文教材，意若曰如此之文堪为模式，实乃导学生于“言之无文”之境，我人之责岂可借“唯名主义”与市场情况而轻减分毫乎？以故我谓今后选文，绝不宜问其文出自何人，流行何若，而唯以文质兼美为准。小有疵类，必为加工，视力所及，期于尽善。不胜其加工者，弃之弗惜。据实言之，苟至于不胜其加工，其质亦必非精英矣。[43]
在叶圣陶看来，作品的“内容”和“思想性”再好，要是语言不规范，“不胜其加工”，这样的作品就不能称作“精英”。进而指出《青春之歌》《林海雪原》和《红岩》“未臻于文质兼美”，“可供浏览而不宜为语文教材”，并重申他一贯的语文思想：“不要把语文、史地等课讲成政治课，也不要把语文课讲成文学课。”当年对《青春之歌》《林海雪原》和《红岩》的宣传可谓“排山倒海”，叶圣陶“力排众议”。在他的要求下，这七篇“新课文”从高中语文课本中撤了下来。
“文革”结束后，叶圣陶对教材的把关把得更严。1976年10月，郭沫若写了一首《水调歌头·粉碎“四人帮”》，报纸纷纷刊载，电视台和广播电台广为传播，有关部门决定编入初中语文课本，叶圣陶审阅时坚决不同意，在评审意见中说：“郭沫若之《水调歌头·粉碎“四人帮”》不宜用。一则此题目不宜为如此随意杂凑之语，二则不合词之格律，何能谓之词。”可见叶圣陶所说的“决不宜抱‘唯名主义’”和“亦不宜盲从市场”，也就是不唯上、不唯众、不唯风、只唯实，“视力所及，期于尽善”，这是把工作“做到最好，做到极致”的一条底线，也是他被业界誉为“一代圣哲”[44]的原因。叶圣陶之所以能坚守这一条底线，凭借的是渊博的学识，遵从的是做人的道德。
（原载《名作欣赏》2021年第2期、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