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密时代的苏格兰

斯密身处什么样的社会？所有的时代都可以说是变革的时代，尽管这是句陈词滥调，但它的确符合18世纪苏格兰的情况。

斯密出生前发生了一系列十分重大的政治事件，这些事件影响深远，他一直生活在这些事件的影响之下。事件起因于17世纪晚期。那时，苏格兰有自己的议会，但一直运转不佳，在“达里恩计划”（议会试图将苏格兰发展为殖民强国）毁灭性破产以及与英格兰贸易争端等背景下，英格兰与苏格兰于1707年成立联合议会。此次联合是在英国人诱骗下苏格兰一些领袖人物的背叛之举，还是出于“摆脱”眼前窘迫困境之需，至今仍然是一个有争议的学术（和政治）问题。

《联合条约》赋予苏格兰人小部分直接政治权力（仅有上议院16个席位和下议院约8%的补充席位）。但该条约允许苏格兰保留自己的法律体系、宗教管理方式（苏格兰教会）和教义。这些例外规定非常重要，因为这意味着对大多数人而言，最直接的事务仍然掌握在苏格兰人手里。没有了议会，律师成了关键人物。律师们代表他们的主顾，特别是像阿盖尔公爵这样的人物，实际上控制了苏格兰的运转。

安妮女王于1714年去世，英格兰和苏格兰的王位传给了汉诺威的乔治。这次王位继承是《联合条约》里预订的，因为该条约第二款规定，如果安妮正常死亡，那么君主之位应传给汉诺威的索菲亚及她的“新教徒”继承人。该条款重申了1689年协定的内容。这份文件由威廉和玛丽增订而成，此后又被斯图亚特国王詹姆士二世/七世废黜/放弃，该文件规定天主教徒不可接任王位。乔治符合条件，因为他与第一任斯图亚特国王（詹姆士一世和六世）的孙女结了婚，他是关系最密切的新教徒。汉诺威继承王位对苏格兰有极其重要的政治影响。

一些受过良好教育、具有专业技能的苏格兰人写了许多著作，涉及的领域十分广泛，形成了“苏格兰启蒙运动”（正如现在所知），他们都是汉诺威人。这不仅仅意味着支持现行体制，因为这种支持彰显出他们对詹姆士党的反对。詹姆士党人是斯图亚特王朝的支持者，18世纪上半叶经常爆发反对新王朝的活动。反抗活动频繁爆发，表明汉诺威的继承权并非高枕无忧。

1715年和1745年发生了两次最严重的叛乱。1715年的叛乱利用了公众积累的对成立联合王国后无所获益的不满，获得了广泛支持。1745年的叛乱最初对英国造成了较大的威胁，小王位觊觎者“英俊王子”查理的军队向南最远打到英格兰的德比，距离伦敦120英里。詹姆士党人一开始的军事胜利没有得到苏格兰人民的普遍支持，很快形势就反转了。在克劳顿战役（1746）击溃叛军之后，当局有意采取措施破坏苏格兰高地的政治独立。

斯密身处英格兰，远离这片纷乱，在克劳顿战役后才回到柯科迪。毫无疑问，他是忠于汉诺威政权的。在《国富论》中，他主要以苏格兰高地为例，说明不发达经济体和老套法律体系的情况。他明确地提到洛希尔的卡梅伦，说他没有法律授权却可以“对他的人民进行刑事管辖”（《国富论》第416页）。这不是说他这个人恶毒或喜怒无常，而是说由于经济和基础设施未得到改良，因而没有统一和有效的法律体系。

联合背后的动因之一是，苏格兰需要获准自由进入英格兰市场。意识到他们的经济比英格兰落后，苏格兰的主要机构及其成员开始寻求现代化，或者说推进“改良”。最终，到18世纪中叶的时候，联合带来了经济效益，苏格兰迅速发生变化。这些变化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格拉斯哥的发展。在斯密的学生时代，格拉斯哥的人口约1.7万，到斯密去世时增长到8万人。除农业外，纺织品尤其是亚麻布生产是苏格兰的主要工业。烟草贸易大幅增长，对格拉斯哥的发展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使之取代布里斯托尔成为主要港口。斯密认识一批格拉斯哥的“烟草大王”。他是格拉斯哥文学协会的会员，该协会主席安德鲁·科克伦就是一位“烟草大王”。至今，格拉斯哥的街道名称中还能找到他们的遗迹，比如格拉斯福德、英格拉姆，还有科克伦。

直到那个世纪的后二十五年，煤炭采掘和炼铁等“重”工业才开始飞速发展。《国富论》中所提出的经济原理不是对应这些产业的。斯密围绕制钉等小型手工作坊阐释其原理。城镇化和纺织品生产的确需要实体基础设施和金融基础设施的支撑。交通依靠马（斯密就是骑马去牛津的）和船。尽管在爱丁堡和伦敦之间有服务相当高效的长途马车，但横贯全国的旅程仍是十分艰辛的。从柯科迪到爱丁堡最便捷的途径是乘船穿越福斯湾，而不是经由陆路和摆渡。

大规模运输必须通过船运，从格拉斯哥到爱丁堡（相距约45英里）意味着要经历一段漫长而危险的海上航程。为此实施了一项“改进”计划，修建一条连接东部福斯河各河口和西部克莱德湾的运河航道。该计划开始于1768年，至1790年完成。这是一项了不起的工程成就。迄今仍在使用的格拉斯哥附近开尔文河上的高架桥，被誉为“世界上该类工程中最了不起的杰作之一”。当然，这些工程建设需要大量资金。许多银行伴随着这项投资需求而生。1772年艾尔银行倒闭，使福斯—克莱德运河的股东面临信心丧失的问题。斯密对这些事件有清晰的认识，在《国富论》中可以看到他对投机商（“项目计划人”）、银行业和金融监管的看法。

官方认可的苏格兰教会政权形式是长老会，属于严格的加尔文教派，英联邦原封不动地保留了这个形式。强制信奉正教的历史由来已久。例如，1696年有一名19岁的学生托马斯·艾肯黑德被判亵渎上帝。然而，改变已无处不在（至少在精英阶层是如此）。苏格兰不设独立议会强化了苏格兰长老会的作用，长老会的大会近似于国家级的辩论论坛。这一作用使其成为政治焦点，并最终促使苏格兰教会和苏格兰启蒙运动达成了某种互谅。威廉·罗伯逊本人就是生动的体现。他任爱丁堡大学校长逾三十年，也是教会派系现代化改革的领袖人物，被称为“温和派”。通过斗智斗勇，这群志趣相投的“现代化者”致力于“改良”，设法成了大会里的多数“派”。这令温和派能够控制教会选任的牧师们赞同改良和“启蒙”。斯密与改良派的领袖们交好，这个圈子里有各色人物，其中包括被认为是“异教徒”的大卫·休谟。

除了休谟这个特例以及凯姆斯等上议院法官，其他苏格兰启蒙运动的思想家都像斯密一样是大学教授。以苏格兰的国土和人口规模而论，这里出现了五所大学—圣安德鲁斯学院、阿伯丁的国王学院和马修学院、爱丁堡大学以及格拉斯哥大学—确实令人震撼。这些大学的传统使命是培养牧师，这个使命延续了一整个世纪，但到彼时，情况发生了变化。

教学体系被重新设计，授课不再用拉丁文（哈奇森是先驱者）。法律教授职位得以设立，爱丁堡大学（1740）和格拉斯哥大学（1760）正式成立了医学院（尽管形式上是一门课程，但医学教育那时已岌岌可危）。这种“强调职业教育的主张”，是适应社会需求变化的表现。法律、医学学科发展的同时，化学和植物学等对促进农业发展（如化肥）和“工业”发展（如亚麻染料）有明显作用的学科也在扩张。但这些大学对智识教育也持开放态度。课程体系变了，尤其引人注目的是接受并宣扬艾萨克·牛顿学说的速度。

苏格兰是个小社会，其主要的法律、教会和学术机构组成了一张网。这些机构的理事会里全是知识精英。有了主要机构里这种精英的参与，苏格兰启蒙运动成为“建构”现代社会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这种参与进一步表现为俱乐部和辩论会的规模激增，它们为大学、法律界、教会、“进步”贵族和商人（特别是在格拉斯哥）搭建了思想汇集平台。例如，“精英”协会（更正式、含义更清晰的名称是“爱丁堡艺术、科学、制造业和农业促进协会”）的成员包括斯密、休谟、凯姆斯和罗伯逊。尽管有天性腼腆的名声在外，但斯密是几个协会里的活跃分子，其中有兼收“市民和大学师生”的格拉斯哥文学俱乐部，还有兼具欢乐与智慧的爱丁堡牡蛎俱乐部。他是爱丁堡皇家学会（1783）的创始会员之一。

一些俱乐部会关注“礼貌”。这反映了新兴的城市文化，因此“文雅”（以及相关的“文明”）成为性格和行为被正面评价的特征。这些是《道德情操论》的主要论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