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3 八旗、绿营和团练

咸丰二年腊月十七（1853年1月25日），曾国藩抱着对亡母的歉意，踏上了北上之路，二十一日来到长沙，立即与巡抚张亮基、江忠源和左宗棠等人筹商防务。当时太平军占据武昌，其行军动向不明朗，随时可能南下回攻长沙，因此他们的防守任务还是很紧迫的。不过，太平军很快舍武昌而沿江东下，向长江中下游挺进。这样一来湖南解严，但是其他地方的军事压力却一波强过一波。

咸丰皇帝对此焦头烂额。

这位苦命天子二十岁继位时本是锐意图新，甚至想重振康雍乾雄风，却没想到各地民众接连起义，起于广西的太平天国运动让他尤为焦头烂额。起初，他认为骤然而起的“长毛贼”应该只是乌合之众，只要拨重金、调大军，瞬间便可扫荡。然而实际情况并没有朝着他预设的方向发展。

他平定太平天国起义的方法比较简单，仍沿用清朝惯用的调兵遣将之法。这里有必要介绍一下清朝的调兵制度。

清朝正规军分为两种，一为八旗军，一为绿营军。

八旗军是满洲的基本军事组织，入关前就已建立，以八色旗帜相互区分。八旗军在军事史上赫赫有名，战斗力极强，不仅是满洲统一东北的重要力量，也是入关后统一全国的主力。清朝统一后，八旗军一分为二，一半的八旗军驻扎在京师各区，拱卫京畿，称为“京营”，而另一半分驻在全国各战略要地和重要城市，称为“驻防”。八旗军加起来共约二十三万。

尽管八旗铁骑善战，但是要维持偌大国家的统治，这点兵力远远不够，因此清朝参照明代的军制收编汉人军队，组成绿营军。绿营以绿旗为帜，以营为基本单位，各支部队按照划定的防守区驻防各地。绿营兵也是清朝的重要武装力量，在统一全国、维护统治及镇压各地叛乱中起着重要作用。绿营总兵力维持在五六十万，远高于八旗军。

八旗和绿营有个共同点，都为“经制兵”，即具有编制的正规军，部队的兵额是固定的，兵员是世袭的。不过，这却使得两种国家正规军随着时间的推移而积弊越多。父死子承，军队中老少强弱参差相容；军饷微薄，士兵不得不在服役的同时另谋生计，根本没有心思专心训练，自然也没有战斗力。早在咸丰元年，曾国藩就对绿营“兵伍不精”的状况进行了深刻批判：“漳、泉悍卒，以千百械斗为常；黔、蜀冗兵，以勾结盗贼为业；其他吸食鸦片，聚开赌场，各省皆然。大抵无事则游手恣睢，有事则雇无赖之人代充，见贼则望风奔溃，贼去则杀民以邀功。”

同时，为了防止割据势力出现，绿营中的各级将领，如提督、总兵、副将、参将、游击、都司等，都在各驻防区间作升迁调补的转移，基本不会常驻一地；但是基层兵员却在一地世代相袭，不会随着将帅的调补而流转。也就是说，清朝绿营兵和将领不能长久结合，兵为土著，将常流转，造成了历史上常出现的“将不知兵，兵不识将”的现象。

此外，绿营制度还有一个致命缺陷。由于绿营军队全都按照划定的防区驻扎各地，分防太多，兵力过于分散，无法集中。遇有战事，只能临时从全国各地抽调兵员，这里调几百，那里抽几十，临时组成一支大军。曾国藩对这一现象做过言简意赅且形象的描述：“所调之兵，天涯一百，海角五十”，“调兵之初，此营一百，彼营五十。征兵一千而已，抽选数营或十数营之多”。从各地凑来的士兵虽然在空间上绑在了一起，但是他们的心却没有连在一处，“卒与卒不习，将与将不和”，各营之间没有同仇敌忾，只有各看各的笑话。

这是清朝一直以来调兵遣将的方法，也许在名将辈出的清代前期，这样的军队还能够平三藩，但到了清朝中后期，这种办法越来越难以奏效了。咸丰皇帝没有更新制度的能力，他所能做的就是凑军队和选名将。

先来看“凑军队”。当得知太平军在广西造反，咸丰皇帝陆续从邻近省份抽调兵员。先后从湖南调兵三千、贵州调兵五千、云南调兵三千、四川调兵一千，甚至还从安徽调兵一千……皇帝并不用操心从各地而来的兵员如何统筹，这是统兵大臣的任务。所以，选谁为前线的统兵大臣最为重要。

再看“选名将”。咸丰皇帝先令名臣林则徐为钦差大臣并署广西巡抚，催促其速赴广西，扫荡群丑。结果没想到，林则徐还没有到广西，就病死在途中。接着，皇帝命前两江总督李星沅为钦差大臣，命前漕运总督周天爵署理广西巡抚，希望二人刚柔相济，同心协力，荡平祸乱。然而，两人连敌情都搞不清楚，相互推诿，自然防堵不住势如破竹的太平军。咸丰皇帝无奈地再次换人，命文华殿大学士、军机大臣赛尚阿为钦差，并赐“遏必隆神锋必胜刀”，俗称尚方宝剑，令其在阵前便宜从事；同时以都统巴清德、副都统达洪阿为副，再加上不久前被调去的广东副都统乌兰泰，还有之前任命的广西提督向荣，赛尚阿手下可谓强将如云。

然而这些被皇帝派往广西的军将不但没有扑灭太平军的火，反而成了助燃的油，太平军的势头越烧越旺。咸丰元年八月太平军很快占领了永安，称王建制。咸丰二年正月太平军由永安突围成功，一路北上，攻桂林，陷全州，打出了广西。他们抢夺民船，沿着湘江顺流北进，占道州，陷桂阳、郴州，犯长沙。

赛尚阿被革职拿问，咸丰皇帝又以当世能臣徐广缙为钦差，署理湖广总督。但是徐广缙没有组织起大规模军事行动，丝毫不能拖慢太平军的进军速度。太平军由湘江入长江，咸丰二年末攻下华中重镇武昌，举国震荡。咸丰皇帝将徐广缙革职拿问，代之以具有前线作战经验的向荣为钦差大臣，督率部队在长江南岸追击太平军；同时咸丰又任命了另外两位统兵大臣，以琦善为钦差大臣在长江北岸防堵太平军渡江北上；以两江总督陆建瀛为钦差，率部队由江苏从东向西迎击太平军。

后有追兵，前有围堵，但太平军的前进步伐并没有受到阻碍。咸丰三年正月初，他们从武昌出发时，人数已达五十多万，旌旗蔽日，征帆满江。太平军沿长江东下，轻取九江、安庆、铜陵、芜湖；咸丰三年二月初十，攻下了江南名城金陵，在那里建立“小朝廷”，开始和北京清政府分庭抗礼。

据说，咸丰皇帝在听到太平军攻破金陵的那一天，当着众臣的面哭了。他心中很苦闷，自己宵衣旰食，调集大军，投入巨额军费，为什么没有达到预期的成效呢？他看不到这其实是体制出了问题，传统凑军选将的军事制度无法适应现实了。不过他的臣子曾国藩对此早有思考。

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八月，曾国藩兼任兵部右侍郎，开始负责全国军事工作，他对八旗、绿营等兵种以及全国的防务做过调查研究，深知军队种种弊病，并且试图建议改革。太平天国运动兴起后，全国局势紧张，曾国藩写了一份军事报告《议汰兵疏》，披露军队问题，建议裁汰绿营冗军五万，用节省的军费仿照戚继光练三千金华兵之法，训练一支真正敢拼能打的精兵。

尽管曾国藩对当时的军事问题分析得鞭辟入里，但是咸丰皇帝反应淡然，他批复：“俟广西事定，再行办理，疏留中。”

这凸显出咸丰皇帝和曾国藩对如何剿灭太平军存在分歧。曾国藩认为以当时腐朽的军队根本无法打败发展迅速的太平军队，只有先进行军事改革，编练一支新军，才能取得胜利。而咸丰皇帝则认为这种方法太慢了，改革军制，编练新军，最快也得三五年，如何等得起？况且他起初也没有把太平军放在眼中，认为只要拨重金、调大军，便可迅速扫荡，届时再针对军制上的弊病进行改革。然而欲速则不达。两年时间里清廷深陷战争泥潭，军饷耗费殆尽，兵力也捉襟见肘，而太平军非但没有被剿灭，反而愈滚愈大。兵力不足的问题亟待解决，但咸丰皇帝仍然没有采用曾国藩之前的建议，而是想到了“团练之法”。

“团练”并不是咸丰皇帝的创举，而是基于传统地方基层组织的自然产物。中国传统基层地方性的行政组织称为“保甲制度”。乡村之中以户为基本单位，十户为牌，十牌为甲，十甲为保，分别设有牌长、甲长、保长。民众编组保甲，必须向州县政府登记造册。保甲的领导者都是地方土著，与州县流官不同，他们十分熟悉地方事务，责任持久，权力自由。保甲制度在地方治理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催缴赋税、征发徭役、赈灾济贫、兴办义学、睦族恤邻等等都归保甲的领导者负责，其中缉捕盗贼、防御抢掠更是重要事务，尤其在战乱年间。于是，依据保甲的编组自然发展成了地方基层武装，“团练”就产生了。精研晚清军制的王尔敏先生指出，“团练与保甲不但并非两歧两物，而实是一体之两种转化，可谓平时之保甲，即为战时之团练”。

因此，团练就是地方基层武装组织，其成员被称为乡勇。其实“团练乡勇”每个字都有特定含义，可以清楚说明这一武装组织的性质和内涵。“团”是指“声势气谊皆宜团结”，“练”是指“进退击刺皆宜讲求”，“乡”是指“取土著之人而客籍流氓不得与”，“勇”是指“取壮健之士而老弱疲病不得充”。四个字都得兼顾，不能偏废，否则，如果“练而不团”，队伍就没有凝聚力；如果“团而不练”，战斗就没有章法；如果“乡而不勇”，队伍胆小而无战斗力；如果“勇而不乡”，队伍则又成了容纳游勇客匪的地方。

由此来看，团练就是由强健的土著乡民组成的，受过简单军事训练的地方基层武装力量，目的就是保障乡村安全。他们在地方士绅的领导下，以村寨为基点，筑墙设防，坚壁清野，在官军应付不来的战乱时代，为保卫地方安全起到了重要作用。

尽管是基层自治，但是官府并非放任不管，团练大多数都受地方官府监督指挥，由当地士绅充当的领导者，是需要由官方颁布任命札文来认可的。

朝廷在使用团练时十分矛盾，既想用团练补充兵力，保障地方治安，又担心团练坐大，难以控制。因此，只有在万不得已时，才会鼓励团练，甚至大规模征调团练乡勇，随官军作战。比如，嘉庆年间爆发了白莲教起义，波及川陕甘鄂豫五省，八旗军、绿营军已经腐化难用，团练就起到了作用，一方面各乡村坚壁清野，另一方面团练乡勇被官府征调，随绿营作战，这就是著名的“川勇”。《清史稿》记载：“川楚教匪之役，官兵征讨，而乡兵之功为多。”这里的“乡兵”就是指团练乡勇，而“官兵”指绿营兵，团练乡勇跟着绿营打仗，成为绿营附庸。不过，团练乡勇被征调离乡作战后，性质发生变化，不能再称团练，而应称“勇营”，这就是湘军的前身，我们在下文会详细论述。

既然团练在平定白莲教等战事中起到了作用，咸丰皇帝便以史为鉴，沿袭兴办地方团练辅助八旗、绿营等经制兵的成例，命令各省熟悉地方情形和人望所系的“公正绅耆”办理团练，防卫各地乡村的同时，甚至可以征调部分乡勇团丁随军作战，以补兵力不足。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咸丰皇帝并没有把平定太平军的希望完全寄托在团练上，他还是把重点放在八旗、绿营这些国家经制兵上。

从咸丰二年五月到咸丰四年五月间，咸丰皇帝先后发布三十九道上谕，在十四个省份委任了近三百位“团练大臣”。当时曾国藩在籍丁忧，“既于地方情形熟悉，而人望所系”，便也在委任之列。

这便使曾国藩有了创立湘军的契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