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6 永顺营事件

咸丰三年（1853年）八月初六夜，湖南巡抚署衙旁，团练大臣公馆内。

曾国藩正在屋内一圈一圈地踱步，“绕室彷徨”是他在夜深人静苦思问题时的一个习惯。

最近一些日子，招募的团练勇和驻长沙的绿营兵产生了矛盾，互相械斗。兵、勇各属不同系统，兵瞧不起体制外的勇，勇看不上养尊处优的兵，兵勇互斗是常有之事。曾国藩对此深恶痛绝，不过他认为“兵勇互斗”的主要责任在绿营的“兵”，而不是自己负责团练的“勇”。

前些天，绿营的永顺兵和团练的辰勇因赌博发生冲突。永顺营是湖南提督鲍起豹的提标兵，即提督亲率的直属部队；辰勇是从辰溪县招募而来的勇丁，由曾国藩的亲信塔齐布统带。

双方冲突得很激烈，永顺兵居然要吹角列队征讨辰勇。曾国藩认为永顺兵的行为极为恶劣。如今湖南提督鲍起豹已经把闹事者绑着送过来了。该如何处置这些闹事兵丁呢？如果斩首，会不会引起大的兵变呢？

曾国藩正想着，忽然听到公馆院外喧闹纷纷。

门人匆匆来报，说永顺兵来砸公馆大门，声言要解救被绑士兵，活捉团练大臣，劝曾国藩赶紧躲躲。

曾国藩眉头一皱，气上心头，没想到永顺兵竟然直接闹到大门口。自己是朝廷委任的团练大臣，看他们敢怎么样！

曾国藩走出屋来，看到大群士兵手持火把、枪械等，已经闯入院内。他大声说：“团练大臣在此，谁敢乱来！”

闹事士兵循声一望，抬手一枪，正中了曾国藩身旁的随从，险些伤及曾国藩。曾国藩当即吓出一身冷汗，哆哆嗦嗦被人搀着从后门逃走。他们急忙向隔壁的巡抚衙署求救。湖南巡抚骆秉章就在一墙之隔办公、睡觉。

曾国藩“咚咚”地砸着门，骆秉章迟迟才开门，看到曾国藩的窘况，佯装吃惊，询问何事。

此时，闹事士兵也追到巡抚大门口，看到骆巡抚已然出来，便收起武器。骆秉章把曾国藩晾在一旁，径直走到闹事士兵群中，安抚他们早点回营休息。

曾国藩哆哆嗦嗦地站在一旁，又是惊吓，又是愤恨。

这就是著名的永顺营事件。不过，它并不是简单的士兵闹事，透过背后盘根错节的军政关系，可以看到湖南官场与曾国藩之间激烈的明争暗斗。

曾国藩以钦命“团练大臣”的身份来到长沙后，便发现这里是个乌烟瘴气之地，文臣取巧，武臣退缩。他愤恨官场弊病，决心要激浊扬清。

不过，曾国藩手中的权力却极为有限。他虽然是皇帝亲自下旨任命的，但头衔只是个“团练大臣”，且有限定词“帮同办理”。这明确且严格规定了曾国藩的职权——帮着湖南巡抚办理团练。他不是地方大员，也不是钦差大臣，用他自己的话来讲是“不官不绅，处于承乘并疑之位”。这样一来做事多有掣肘，他对湖南省内的政、财、吏、刑等各类事务没有直接插手的权力，甚至对团练也不是牵头负责，而是帮同办理。可是，曾国藩偏偏要以“澄清天下”为己任。他早看不惯湖南官场昏庸、拖沓的作风，索性自己雷厉风行地办事，把职责内外的工作都一并揽了过来。

在严办土匪的过程中，曾国藩私设审案局，绕过湖南省内的司法系统，私自处决罪犯，大有“宁可错杀一千，也不放过一人”的架势，自己明言要办“数十年应办不办之案”，要杀“数十年应杀不杀之人”，但是，却没有意识到他已经把手伸到了别人的势力范围内。他有时会把已经解送到长沙府县衙门的犯人强行提走，自行处置，甚至直接拘杀官衙的吏役。这种跋扈做法，让湖南巡抚和相关官员十分不满，感到难堪。

不仅如此，曾国藩还插手了湖南绿营的军务，为永顺兵闹事埋下了伏笔。

曾国藩认为官兵在战场上短兵相接不敌太平军的重要原因是官兵缺乏训练，于是他对团练的日常训练十分重视，还要求绿营兵一起来会操。不过，按照清朝规定，一省内的绿营事务除了总督和提督之外，任何人都不得插手，连巡抚也没有资格干预。曾国藩强制绿营兵会操的做法引起提督鲍起豹等绿营军官的强烈反感。

鲍起豹的手下长沙协副将清德首先发难，他拒不履行曾国藩要求会操的命令，而且向曾国藩的爱将塔齐布公然发难。清德的行为没有让曾国藩意识到自己越权过界，反而坚定了他之前对绿营将领的看法——玩忽职守，昏庸懈怠。

于是他决定整肃军风。

经调查，曾国藩发现清德不仅拒绝会操，而且毫无武将之风，性喜安逸，在衙署之中养起了花草。俗话说“兵熊熊一个，将熊熊一窝”，副将清德如此，他手下长沙协队伍的军纪军风可见一斑。去年当太平军猛攻长沙，挖地道轰陷南城时，清德脱去军服，摘掉花翎，藏匿在民房之中；他统带的士兵也一路溃逃，把号衣、军装丢得满街都是，至今沦为笑柄；等太平军撤离后，清德回省城，居然沿途搜刮，大买花草盆栽。

对于这样一个劣迹斑斑的将领，曾国藩痛恨万分，写密折弹劾他，称清德“性耽安逸，不遵训饬，操演之期，该将从不一至，在署偷闲，养习花木”，请求皇帝治重罪，惩一儆百，整顿军威，鼓励士气。

曾国藩打压清德的同时，也扶植了自己的势力。就在同一天，他向皇帝写密折保举了塔齐布。

塔齐布本是满洲镶黄旗人，属绿营兵，守长沙城有功，升任游击。在平时训练中，他表现突出，积极响应曾国藩的操练号召。曾国藩偶尔和他说上几句话，发现塔齐布了不起，再看塔齐布带的兵，队伍齐整，军纪严明。因此，曾国藩评价塔齐布“忠勇奋发，习苦耐劳，深得兵心”，将他收为心腹，委以重任，把他及其所带的部分绿营兵编练到湘军中，并让他统带辰勇、宝勇，练成两营。

当然，除了赏识塔齐布的才能之外，曾国藩重用他还另有一番政治深意。满汉之防是清朝的一项政治主题，朝廷对汉族大员有天然的不信任，曾国藩将塔齐布收为麾下也看重了他的满族身份，希望借此增加朝廷对湘军的好感。同时，曾国藩可能也希望借助塔齐布来控制部分绿营兵，至少能激励他们训练。

曾国藩和塔齐布的关系，长沙官场上下都看得出来。曾国藩打压清德，其背后的上司提督鲍起豹就来找塔齐布的麻烦。鲍起豹以暑热天气会操有损士兵身体为由，严禁塔齐布操练士兵，否则以军棍处之。

将领间的斗争，直接影响到手下士兵们的态度。绿营士兵和湘军勇丁的矛盾也非常激烈，甚至经常打架斗殴。兵勇斗狠事件不断出现在曾国藩与人来往的书信中：

桂东之役，三厅兵寻杀湘勇于市……江西之行，镇筸兵杀湘勇于三江口，伤重者十余人。七月十三、八月初六省城两次兵噪，执旗吹号，出队开仗，皆以兵勇不和之故。

…………

八月初四，鲍起豹管辖的永顺兵与塔齐布统带的辰勇之间因赌博发生了斗殴。永顺兵聚集起来，要列队向辰勇进攻。

在曾国藩看来，永顺兵的行径及其性质十分恶劣。大敌当前，不能同仇敌忾，反而窝里斗狠，打贼匪没有什么本事，打自己人却硬气得很。气恼之际，曾国藩决定整治军纪，直接移文鲍起豹，要他交出肇事者，定罪处置。

鲍起豹直接把肇事者捆绑起来，押送到曾国藩公馆处。不过，这不是和曾国藩协作处理问题，而是向曾国藩示威。同时，鲍起豹煽动永顺兵，告诉他们曾国藩要严惩他们的弟兄，激起底层士兵的愤怒情绪。

永顺营当即闹将起来，先围住了塔齐布的住所，一顿打砸抢烧。幸好塔齐布藏在草丛中没有被发现，否则将会有生命危险。接着，这帮士兵继续沿街闹事，来到曾国藩公馆。

当时长沙上下官员和将领都得知兵痞闹事，也知道背后是鲍起豹和曾国藩的矛盾，却都放任不管。

湖南巡抚骆秉章也反感曾国藩的强势作为，不站在他那一边。当闹事兵勇围住曾国藩公馆时，身在一墙之隔的骆秉章全然不顾，甚至曾国藩敲门求救时，骆秉章对曾国藩一句安慰的话也没有，对闹事者也不追究责任。

曾国藩看到此情此景，心中不是滋味，愤慨不已。而湖南的文武官员听说此事都非常高兴，准备看他的笑话。

曾国藩异常愤恨和委屈，自己一心为国，专心做事，却被这污浊的官场排挤和刁难。他自认为这是人生一大耻辱，像是被人扇了一记耳光，甚至打落牙齿一般。有人建议曾国藩应立即给皇帝上折子，参劾这污浊的长沙官场。如果曾国藩这样做的话，那么他也会和其他人一样陷入毫无意义的人际关系的内耗中，更不可能做出任何成就。对于这个建议，曾国藩稍后写信对友人说：“我们这些做臣子的，不能为国家弥乱，反而用这些琐事来烦扰皇帝，我于心未安啊。”

既然长沙利害关系错综复杂，那么不如离开长沙，到南边的衡州去练兵。于是，曾国藩当即给皇帝上了《移驻衡州折》，只字未提兵变之事，也不写委屈，只写湖南南部衡阳、永州、郴州、桂州一带匪情严重，自己移驻衡阳，就近调遣，也是顺理成章。

不过，这世间哪里不会遇到问题呢？尽管在长沙受排挤，可是长沙的资源也很丰富，省城交通便利，消息灵通，而且军饷器械等军需资源大多由长沙分配和发出。曾国藩离开了长沙，虽然远离了官场纷争，但也远离了这些资源，不是得不偿失吗？他的友朋部下会支持他吗？曾国藩是怎么考虑决定离开长沙的呢？

事后，曾国藩分别致信骆秉章、张亮基、吴文镕等大员以及王錱等好友，解释了离开长沙的原因。他在给不同人的信中所提的内容不尽相同，相互比较，我们可以窥探曾国藩的内心想法。

湖南巡抚骆秉章虽然没有公开唱反调，但是在曾国藩与长沙官场斗争时站在了长沙官场一边。曾国藩对骆秉章不满，但是在这封信中他却进行示好，对自己的行为有所检讨：“侍今年在省所办之事，强半皆侵官越俎之事。以为苟利于国，苟利于民，何嫌疑之可避，是以贸然为之。”这种无所避忌的贸然行为让他成为众矢之的，很多官员反对他干预兵事，经永顺营事件后尤甚。这样一来曾国藩无法参与军事，甚至对办理团练也有影响，也因此他觉得留在长沙“实无寸益，徒滋姗笑”。

不过，尽管曾国藩对自己的行为进行了反思，但对于长沙官场的不作为和极强的地盘意识，曾国藩的“恨”意远远大于“歉”意。离开错综复杂的官场是他的当务之急。这一点在他给前湖南巡抚张亮基和座师吴文镕的信中体现了出来。

张亮基曾在署理湖南巡抚时，力邀曾国藩出山办理团练，是曾国藩的极力支持者。张亮基调任离开湖南后，曾国藩便感到长沙官场为之一变。吴文镕与曾国藩关系亲密，是他的恩师，咸丰三年八月被任命为湖广总督。曾国藩与他们的关系密切，志同道合，经常往来书信，探讨军情。在给二人的信中，曾国藩提到了一些在给骆秉章的信中不方便提的内容。

他用大量篇幅批评湖南“文武不和，兵勇不睦之象”，抱怨自己厕身不官不绅的尴尬处境，深陷于错综复杂的官场斗争中。身为前任侍郎、现任团练大臣，他是有资格上奏皇帝，弹劾政敌的。但是他觉得如此处理只会让自己深陷政治斗争之中，白白浪费时间和精力，他说：“君子直道而行，岂肯以机械崄巇与人相竟御哉？”曾国藩不愿意钩心斗角，于是赶紧抽身，前往衡州清静之处。

此外，他在给吴、张两位大员和好友王錱等关系较亲密的人的信中花了大量篇幅描述绿营兵的积弊现象，进一步说明绿营兵全不能用，要想戡平大乱非“别树一帜，改弦更张”不可！因此，曾国藩想用全新之法编练队伍，不在体制内行事。如果还在长沙，必受体制影响，因此他想前往衡阳这块“赤地”以“立新”。这应该是他离开长沙的最终目的。

永顺营兵变是湖南文武官员相争和兵勇相斗两种矛盾的极点，它对曾国藩的影响很大，让他看到湖南官场不可依，绿营兵丁不能用，必须赤地立新、另建新军。多年以后曾国藩回忆此事也说，“初得旨为团练大臣，借居抚署，欲诛梗令数卒，全军鼓噪，入署几为所戕，因是发愤募勇万人，浸以成军，其时亦好胜而已。不意遂至今日，可为一笑”。

衡州这块地方尽管有很多局限，但是它“清静可爱，足以藏拙”的优点就足够吸引曾国藩用以编练新军了。况且，由于衡州地理交通重要，之前周边盗匪群起，曾国藩原也有计划移军到此就近弹压。因此，曾国藩来到衡州，也不会显得过于突兀，不会在朝廷那里把矛盾公开化。

于是，曾国藩先命弟弟曾国葆率所部移驻衡州，自己于八月十四日出长沙，绕道湘乡探亲，之后抵达衡州。他开始大展拳脚，计划招募万人。

不过，曾国藩移军到衡州的想法不是人人都能理解，甚至他的很多好友如罗泽南、刘蓉等人也未必认可。在曾国藩初到衡州时，这些人并没有及时跟随赶到，当然也有可能是他们在各处剿办土匪，无法立即抽身。不过有些人确实写信给曾国藩，暗暗表示对他突然离开长沙有些许意见。比如王錱说：“先生率湘勇尽来衡州，省垣守兵单薄，实私心所为惴惴者也。”他虽未明言曾国藩之错，但强调自己内心因曾国藩率军前往衡州会导致长沙防守空虚而惴惴不安，这话里话外是在暗讽曾国藩不顾大局，不能忍辱负重，私心太重。

曾国藩也担心他人不理解，因此到处给朋友写信解释，希望朋友支持自己，前往衡州来帮忙，而他最寄予厚望的朋友就是王錱，却不料日后和他产生巨大分歧和矛盾的也是王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