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商、西周金文

商代金文的产生

金文的载体主要是青铜器，金文就是铸或刻在青铜器具上的文字。古人习惯把铜称为“金”，所以这些青铜器上的文字被后世学者称作“金文”。

中国古代对铜的使用可以追溯到六千年前，传说夏禹曾经铸造九尊大鼎，但没有流传下来，上面是否刻有文字也不得而知。随着古代科技的进步，商代的青铜冶炼和铸造技术已经十分成熟。商代之后的两周青铜器留存较多，人们对金文的认识便得益于这些青铜器。

青铜器是天子、诸侯及王公贵族所使用的珍贵器物。许多青铜器是因诸侯或王公贵族受到天子的赏赐而制作，工匠往往受命在上面铸刻说明其铸造原因、所属主人族名或国家大事的文字，这便是金文大致所记的内容。又因带有金文文字较多的青铜器主要是编钟和鼎两类，所以金文又被称为“钟鼎文”。金文从式样上看主要分为两类，线条凹进的称为“款”，线条凸出的称为“识”，同时青铜器又别称为“彝器”，所以金文还有个别名，叫作“彝器款识”。

早期的青铜器上铭文字数较少，通常不会多于十个字，有的仅有一两个字。随后，青铜器上的铭文字数渐渐增多，到周代中后期，青铜器上铭文字数上百者已不少见。

从字体的演变来看，金文的前身无疑是甲骨文，许多金文的结体保留着甲骨文的形态特点，象形意味浓重。只是由于书写技术和载体的不同，金文与甲骨文相比，更具有自身明显的特点。

甲骨文是用刀一次性刻出来的，所以文字直线多，线条细。金文极少直接在青铜器上凿刻，往往是在做泥坯的时候刻在泥模上。泥坯比甲骨要软得多，刻出来的字往往粗壮、圆浑，在笔画交接处还会出现粗点。金文的整体风格是粗粝中带有质朴、厚重之感。

金文在笔画更加粗浑的同时，还大量使用曲笔，因而影响到字体和笔画。一是字体变圆，甲骨文字体有些随意，金文则是明显经过组织和考量，整幅铭文的文字结构比较统一，或是上方下圆，或是内方外圆，十分和谐；二是笔画变圆，尤其是在笔画的转折处，大量使用曲笔，显得雍容大度。

在结构布局方面，甲骨文的布局受制于材料，同一块甲骨的不同部位，会存在纹路不一和软硬不同的情况，锲刻出来的字形往往参差错落，时疏时密。在早期的青铜器上，金文字数很少，布局尚遗留甲骨文书法的特点，缺乏整齐的要求。随着金文的成熟，文字篇幅越来越大，铭文逐渐讲究布局。与甲骨文尚无统一的排布规则，出现过很多种几何形状的排列方式不同，金文讲究统一的竖行排列。长篇金文往往会布局成长方形，一列列文字排列整齐，看上去紧凑、大气。

甲骨文存在的目的多为记载事件和卜辞，金文除记载大事之外，还具有装饰的功能。青铜器制作费时，非常珍贵，从整体样式到纹饰，再到上面铸刻的铭文，都要求美观，具有观赏性。金文的整体布局更为规范、整齐，与青铜器本身的造型相和谐、统一，在表意的同时，又起到装饰效果。

甲骨文最初被发现时已让人十分惊叹，作为迄今为止中国发现的最早成熟文字，甲骨文一出现就已是比较成熟的文字了。而金文的出现同样如此，从后世出土的青铜器看，金文在商代很快即达到极高的艺术水准。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当时的青铜冶炼和铸造技术发展迅速，文字凿刻也日趋成熟；二是青铜器作为国之重器，统治者格外重视，派由技术精湛的工人从事此事，从前期设计到后期成形，皆要求精致。

商代的金文以成熟的文字形态出现，可谓横空出世。但金文真正的成熟期是在随后的周代，后世所公认的大批金文经典便诞生于周代。

西周金文的成熟与鼎盛

周代是青铜器和金文发展的巅峰时期。周代历史有近八百年，金文不仅作为文字得到了长足发展，其作为一种艺术也发展得更为成熟。

文字和书法反映一个时代的主流审美。周人已基本上抛弃了商代尚武和强悍风格的审美趋向，更注重文字本质特性的回归。反映在金文中，其明显减少了粗糙和杀气，增添了朴实和浑圆的特点，比如方折笔画已几乎不见，而代之以圆转笔画，文字布局更加规范、和谐。

到西周中期，金文进入成熟阶段，每个字的书写都有了固定的结体。这段时期金文主要有如下特点：一是大量使用圆笔，笔画弯曲处显出圆润的味道，这一特点也影响到后世隶书、楷书、草书中笔锋的转换；二是字体变得更加均衡、稳重，这要得益于字体中横竖变得更统一；三是布局更有章法，主要呈现为竖成列，字与字的间距较小，列与列的间距略大，使通篇文字不至于拥挤，显得整齐又大气。

周代的金文代表作很多，如大盂鼎、毛公鼎、散氏盘、虢季子白盘的铭文等。

大盂鼎，西周康王时期铸造，清代道光初年出土于陕西岐山县京当乡礼村（一作眉县礼村），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鼎高101.9厘米，口径77.8厘米，有铭文19行，291字。大盂鼎铭文布局完整，字体匀称严谨，能够看出作者是在有意识地追求统一和谐的效果，这与之前的甲骨文审美有着明显不同。书法用笔含蓄内敛，没有过分夸张的地方，线条苍劲有力，饱满浑厚，更显质朴和大气。作为西周初期的作品，大盂鼎铭文已经体现出相当高的书法艺术水准，其中体现出的朴厚、圆润、中和之美，不仅是当时王朝强盛的体现，更为日后中国书法的发展和审美确定了方向。

散氏盘

散氏盘，也称为“散盘”“夨人盘”，清代出土于陕西凤翔，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周代散国位于陕西宝鸡凤翔一带，西北方与夨国为邻。青铜器断代上一般将散氏盘定为周厉王时期器物。散氏盘铭文19行、350字。内容为土地转让，记述夨人付给散氏田地之事，并详记田地的四至及封界，最后记载举行盟誓的经过。除书法的研究价值之外，它还是研究当时土地制度的重要文献。散氏盘与毛公鼎、虢季子白盘、大盂鼎并称为“晚清四大国宝”。

散氏盘铭文在周代金文作品中可谓另类，它既具有同时代青铜器铭文质朴、大气的特点，又在笔法、字体结构和布局上凸显出鲜明特点。在用笔上，这篇铭文不像其他作品那样追求端庄、秀丽，而是呈现粗犷、豪放的特点，但又能粗而不俗、古朴自然。在字体上，散氏盘铭文中的金文比其他西周金文形体要略扁，字态以横向为主，这一特点后来被隶书汲取。在布局上，这篇铭文没有墨守成规，而是大胆地创新，很多字形都是偏的。但是从整体效果上看偏中有正，形散神不散，表面笨拙，实则巧妙，表现出散漫肆意的豪放之气。散氏盘铭文书法在周代金文已相当成熟的时期，呈现出一种返璞归真的艺术气象，具有较高的美学和艺术价值，被后世历代书法家所推崇。

毛公鼎

毛公鼎，为周宣王时期铸造，清代道光末年出土于陕西岐山，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毛公鼎高53.8厘米，口径47厘米，共有铭文32行，除去失铸的两字与“卅”的合文有497字，是所有出土青铜器中铭文字数最多的一件。据铭文记载，西周宣王初期，大臣毛公振兴朝政，辅佐周王，最终使王朝出现中兴气象，宣王赏赐毛公以重金和车马等物，毛公将这件事铸在鼎上，以示纪念，这也是毛公鼎名字的来历。

毛公鼎铭文是西周后期金文书法的代表作，笔法严谨、凝练，起笔多用圆笔，收笔时则多用尖笔，刚柔并济，章法有度。字的结构，圆中有方，方中有圆，转换自如，融会贯通。布局上，整篇铭文环鼎铸造，洋洋洒洒，气势壮观。无论从整体布局，还是从每个字的处理上，毛公鼎铭文都能让人感受到制作者的严谨和用心，达到笔意、文意相通的境界，这在当时非常难得。历代文人和书法家对毛公鼎铭文皆赞赏有加，晚清李瑞清在此鼎题跋中说：“《毛公鼎》为周庙堂文字，其文则《尚书》也。学书不学《毛公鼎》，犹儒生不读《尚书》也。”郭沫若在《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中对毛公鼎铭文有这样的评价：“此铭全体气势颇为宏大，泱泱然存宗周宗主之风烈，此于宣王之时代为宜。”

虢季子白盘

同样属于周宣王时期的名器，虢季子白盘的铭文则是另一种风格。此盘是虢季子白受周宣王赏赐之后铸造的，以作纪念。这篇铭文的字体修长瘦美，方笔和圆笔的运用切换自然，字形中间收紧，上下左右则比较开，字与字之间间距较大，布局上有大片留白，看上去疏朗大方。这篇铭文代表了当时金文的最高水平，收放自如，章法自然，已经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在周宣王时期，金文已经比较成熟，并且出现不同的风格，毛公鼎铭文以浑厚磅礴知名，而虢季子白盘铭文则以瘦挺精巧出名。

周代作为青铜器和金文的鼎盛时期，佳作自然不止上面提到的几件，其他作品如天亡簋、九年卫鼎、史墙盘、小克鼎的铭文等，都是不可多得的金文珍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