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文学概说

一 先秦文学蓬勃兴盛的历史契机

以黄土高原和黄河流域为摇篮的中华民族，在数千上万年的发展历程中，创造了独特的历史文化。中华民族创造的古老而璀璨的文化，是中华民族睿智和审美实践的结晶，是对世界文化宝库的特殊奉献。

文学是历史文化中的重要部分。按照我国文学历史的发生发展过程，从上古到秦统一以前（即所谓“先秦时期”），是我国古代文学发展的第一阶段。它产生在我国的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和秦以前的封建社会早期，是我国古代文学的发轫期。同时在诗歌和散文等方面，还出现了蓬勃发展的第一个高峰，为后世文学的发展奠下了基石。因此，了解和研究这一时期的文学，对于认识我国文学优良传统的形成，审美意识的历史起源，以及我国文学民族形式和民族风格的发生和发展，都具有特殊重要意义。

我国是古人类发祥地之一，中华民族是一个古老的民族。据近年考古成果揭示，距今约一百七十万年以前，就有原始人类活动在我国土地上，并已进入旧石器时代初期。早在六十九万年以前，北京猿人，已知用火。距今约一万八千年以前的山顶洞人，靠渔猎兼采集生存，已知人工取火，出土器物除石器、骨器外，还有石珠、穿孔砾石和兽牙等装饰品，表现了原始人类美学意识的萌生。约一万年以前，社会已开始进入新石器时代。华夏祖先在仰韶彩陶文化、北方细石器文化、南方大溪新石器文化中充分显示了大步改进了的文明技巧，标志着划时代的突破。仰韶文化是母系氏族时期以“彩陶”为代表的文化，距今六七千年。彩陶上彩绘着各种图案和线条。属于仰韶文化的陕西西安半坡遗址，形成时间约在六千三百年至六千八百年前，出土的彩陶除有图案外，已有类似原始文字的符号。形成于四千三百年至六千五百年前的山东大汶口文化，出土了灰陶、红陶、黑陶，陶器上也已有类似文字的符号。文字的发明创造，是人类文明发展的重要标志之一，证明早在六七千年以前，我国先民们已开始向文明社会演进。当时的原始人，用极其简陋的劳动工具顽强地改造着自然，争取生存，同时也开始创造着人类最初的远古文化。

大约公元前二十一世纪，传说夏禹创建了夏朝。在此之前，我国早已进入农业社会，从距今六七千年前的浙江河姆渡文化层已发掘出大量人工栽培稻谷的遗迹。到夏朝建立，已经是比较完整的农业社会了。从地下发掘来看，河南二里头文化一二期，约即夏文化，出土收割用的石刀甚多，证明当时农业已较发达；在其晚期已进入青铜时代。夏代已有激烈的政治斗争，如与有扈氏的战争，太康失政和少康复国的斗争等。《史记·夏本纪》说：“孔子正夏时，学者多传《夏小正》。”在夏朝中后期，夏、商族首领已用日干为名号，并早已用干支记日。墨子曾读过《夏书》，并把《禹誓》引出来（见《墨子·明鬼下》）。可见在传说中夏朝是有典籍文明的。《尚书·汤誓》引有夏代歌谣：“时日曷丧？予及汝皆亡！”记录了夏朝人民对暴桀统治的不满和反抗。

约公元前十六世纪，成汤灭夏建立了商朝。商代已是成熟的农业社会，据卜辞看，其时已用粪肥田，卜辞中有置闰月的资料，可见已注重农耕的季节。河南安阳殷墟出土的青铜器中酒器最多，证明粮食收成较高和酿酒业已发达。冶铜业、手工业已达到可观的水平，出土的青铜器浇铸和镂刻的图案已相当精致。

殷商的文化已相当可观。1899年，在殷墟发现了甲骨刻辞。从1928年以来，在殷墟多次发掘的结果，发现了大量甲骨、青铜器等，并有宫殿、作坊、陵墓遗址。甲骨文有刻划的，也有朱书、墨书的，证明已有书写工具毛笔。殷商的先王都“有册有典”，现存《尚书》中《盘庚》等五篇，是比较可信的商代史料。殷商时代，极其崇尚巫鬼，巫风盛炽，引发歌乐、舞蹈的繁荣。其时贵族、巫觋常舞于宫中，“恒舞于宫，是谓巫风”（《墨子·非乐上》引《商书·官刑》）。遇事往往迷信鬼神，以卜筮决定吉凶。现存《周易》一书，据说遗存有商代谣谚。殷商时期的青铜器，有的有铭文，称为“铜器铭文”或“金文”，是与甲骨文字同时并行而字体有异的特有工艺文化现象。

公元前十一世纪，周武王姬发率领诸侯攻灭商纣，建立了西周。西周是一个政治强大、经济发达的农业社会。西周前期，社会安定，经济繁荣，据说周公制定了周朝的典章制度，上层建筑已相当完善。

西周二百多年间，文化比殷商进一步发展。出土的甲骨文记事更长。出土青铜器的铭文也更完整，最长的已近五百字。王室设置专职的史官，左史记言，右史记事，把记下来的帝王之“言”编为《尚书》，“事”编成《春秋》。《尚书·周书》原有近百篇，分别记载帝王和贵族的文告、谈话等。早在西周成立以前，周人就创作了许多歌颂祖先的诗章；西周时又有采诗的制度，在朝廷宗庙举行仪式时加以歌唱，这就大大刺激了诗歌、音乐和舞蹈的兴旺。《诗经》中某些民歌和史诗，就是西周或西周以前的作品；另外，乐有“房中”、“雅”、“颂”之分，舞则有“大武”、“勺”、“象”之别，其中“大武”一次演出就有六场之多，其规模可见一斑。另外，研讨卜筮变化的《周易》一书虽有殷商资料，其补充写定实在西周。可见早在殷商西周，人们已经有了某些对于抽象哲理的深刻探究。

公元前770年，周平王东迁洛邑，历史进入大动荡大分化的春秋战国时代，历史和文学都掀开了厚重辉煌的一页。那是一个动乱的时代、变革的时代，也是一个收获丰硕的时代。从春秋开始，“天子微，诸侯力政，五伯代兴，更为主命。自是之后，众暴寡，大并小。秦、楚、吴、越，夷狄也，为强伯。田氏篡齐，三家分晋，并为战国。争于攻取，兵革更起，城邑数屠，因以饥馑疾疫焦苦，臣主共忧患”（《史记·天官书》）。号称“天下共主”的周王室已失去对各国的控制和尊严，统治地位、力量、权威急遽下降，以致实际上沦为附庸；诸侯、卿大夫的实力却不断膨胀。所谓“春秋五霸”和“战国七雄”，事实上主宰着这个时代。各国的政治斗争和战争愈演愈烈，弑君亡国屡见不鲜；大国争霸，小国结盟，兼并不已，干戈不息，人民深受苦难。这种社会动乱，乃是中国农业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后，生产力要求解放和寻找出路的必然结果。春秋后期，鲁国三分公室，郑人“铸刑书”，晋国“铸刑鼎”，就是政治体制变革的先兆。战国初年，田氏代齐，韩、魏、赵三家分晋，标志着依靠宗法制维系的旧有生产关系已走到它的终点，新的地主政权已经在我国大地上正式确立。

社会政治经济关系的剧变，要求人们从观念上适应这场深刻革命。政治、军事、外交上的复杂斗争，促使各国诸侯和卿大夫为了各自的利益，不断总结经验，分析当时的局势，交流思想观点，进行理论探讨，提出各种各样的政治主张。这时，出现了“士”的阶层。奴隶制的崩溃，使“世卿世禄”的宗法制度受到了冲击，各国贵族出现了分化，其中一部分人地位下降，沦落为“士”。同时，由于人身依附关系松弛了，大量奴隶变成了自由的平民，他们中的杰出人才脱颖而出，表现了高度的聪明智慧，构成了“士”的主流。他们是地位不同的知识分子，往往具有某种专门的学识与特长，积极参与政治、外交活动，到处游说诸侯，出谋献策，有的还著书立说，宣扬自己的主张。他们朝为布衣，暮为卿相，在政治舞台上具有非同寻常的影响。

从思想阵地及学术氛围看，春秋战国是一个大解放、大宽松的时代。学术的桎梏被打破了，风气比较自由，思想理论探讨没有受到压制。人们的主观意识随着时代的变化而进步，逐渐采取了与殷商西周不同的价值取向。从春秋末年起，文化逐渐下移，教育慢慢向平民开放。孔子开创了私人办学的先例，有弟子三千；墨子继起，最先与儒家并称“显学”。“孔墨之弟子、徒属充满天下，皆以仁义之术教导于天下。”（《吕氏春秋·有度》）战国中期以后，讲学从师和著述之风更盛，孟子、庄子、荀子、邹衍、慎到、公孙龙等都是既讲学，又著书。出现了九流十家，即儒、墨、道、法、名、阴阳、纵横、杂、农、小说家，另有兵家不在其内。每一家都有大批门人弟子。随着时间的推移，各家内部又不断分化融合成不同的派别和集团。如儒分为八，墨析为三，法家则融法、术、势三派为一。代表各派别的各种哲学、政治和学术思想极为活跃，蓬蓬勃勃，呈现出所谓“百家争鸣”的盛况。他们互相驳难，激烈辩论，唇枪舌剑，自由抒发己见，构成我国学术史上最令后人羡慕的黄金时代，也是我国哲学史上的第一个高峰。各种学术派别把自己的思想主张记录发表出来，涌现了大批文章和著作，不同体裁风格的各种散文著作都在这块土壤上繁盛起来。

战国后期，统一的趋势已经出现，大国加紧了兼并和统一的战争。楚、秦、齐是当时最强大的国家。秦国自战国中期以来，就一直贯彻商鞅开拓的改革路线；而楚国自吴起在战国初年试行改革被镇压下去以后，统治集团的腐朽生活一直陈陈相因，醉生梦死，每下愈况。代表楚国贵族中的革新势力的屈原首先是一个出色的政治家，他力图挽狂澜于既倒，革新政治，推行新政，反而遭到腐朽势力的不断迫害。屈原无力回天，怨悱与忿怒并作，他在学习中原文化的基础上，结合楚地的巫文化，写出了许多大放异彩的、具有爱国主义精神的诗篇。此后，宋玉、唐勒、景差等人相继有作，南方便成为“楚辞”这种新诗体的摇篮。

在遥远的先秦时代，特别是春秋战国五百年，社会政治生活的丰富多彩，为文学的全面繁盛提供了合宜的良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