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穆天子传》及其文学成就

《穆天子传》一书，是西晋初年在今河南汲县地方一个古墓里发现的。据说当时有一个叫不准的人盗发这个古冢，“得竹书数十车”（《晋书·束传》），《穆天子传》就是其中的一种。

汲冢竹书（包括穆传）出土的时间，《晋书》里即已有三种不同的说法：咸宁五年（《武帝纪》）、太康元年（《律历志上》）和太康二年（《束传》）。这种分歧大约是因发掘、收藏、校理时间的不同而造成的。出书的时间可能是在咸宁五年（279）十月；而翌年（太康元年）政府始下令收集，藏于秘府；太康二年又命束、荀勖、和峤、卫恒等学者加以编校。出书的古冢，在《晋书·束传》里也有魏襄王墓和安釐王冢两说，已难确断[13]。

经过编校的汲冢书，至隋唐后大都佚亡。即使幸而存在的，也未能免脱后世人的窜变。只有《穆天子传》大体上还保持着西晋时的旧观。

《穆天子传》初名《周王游行》[14]，经荀勖等人考定后才改称《穆天子传》。《周王游行》本来只有五卷，《晋书·束传》也说“《穆天子传》五篇”（五篇就是五卷）。到了《隋书·经籍志》，才有郭璞注“《穆天子传》六卷”的记载。据《晋书·束传》，汲冢书有穆传五篇，言周穆王游行四海见帝台及西王母；杂书十九篇，其中一种记周穆王美人盛姬死事。大约是郭璞作注时，为迎合晋世淫靡风尚并出于个人兴趣（《晋书》本传称璞嗜酒好色），把同周穆王有关的盛姬事作为第六卷合入《穆天子传》。

关于《穆天子传》成书的时代，说法颇有分歧。明胡应麟以为“其文典则淳古，宛然三代范型，盖周穆王史官所记”（《四部正讹》）；清王谟说是战国时人依托（《〈穆天子传〉后识》）；清姚际恒《古今伪书考》以其体制像起居注判定它是后汉人所作（起居注始于明德马皇后）；今人童书业更疑它是“晋人杂先秦散简附益所成”（《中国古代地理考证论文集·穆天子传疑》）等等。但根据其书之出于魏王冢及其用语和内容（特别是后者）来判断，它的成书当在战国中期《山海经》（尤其是《山经》）成书后，而不会更早。从西王母、帝台的人化及多用《山海经》语看，作者显然利用了已经成书（就《山经》言）或口头流传（就《海经》言）的《山海经》神话材料。穆传出于汲冢，则它成书的时间最晚不能在公元前243年（安釐王卒年）以后[15]。

今本《穆天子传》由于经过晋人的编校附益，其内容明显地分为两大部分。原有的五卷记周穆王驾八骏西征的过程，为第一部分；由“杂书”组成的第六卷，记盛姬卒于途次以至返葬的情况，为第二部分。

前一部分叙述穆王北绝流沙、西登昆仑、游历殊方异国的经过与见闻，以及饮宴、赏赐、狩猎、占卜、博戏、铭题等活动，一般比较疏简平质，但其中也有不少生动、细致的描写。如卷一写穆王的自警和七萃之士的进谏，卷二写“清水出泉，温和无风”[16]，“百兽之所聚，飞鸟之所栖”的舂山的美盛景象，卷三写“宾于西王母”，卷五写许男谒见及“日中大寒，北风雨雪，有冻人，天子作诗三章以哀民”，都是很富于文学性的文字。穆王的三章“哀民”诗，运用重章叠句的形式，反复咏叹，很有抒情意味；“有皎者，翩翩其飞”两句，写自鸣得意、不恤万民的公侯，比喻形象而贴切。穆王见西王母一段，更是写得文情并茂，意趣盎然：

吉日甲子，天子宾于西王母，乃执白圭玄璧以见西王母。好献锦组百纯、□组三百纯，西王母再拜受之。□乙丑，天子觞西王母于瑶池之上。西王母为天子谣，曰：“白云在天，山自出，道里悠远，山川间之，将子无死，尚能复来。”天子答之曰：“予归东土，和治诸夏，万民平均，吾顾见汝，比及三年，将复而野。”天子遂驱升于弇山，乃纪兀迹于弇山之石，而树之槐，眉曰西王母之山。

拜见、赠答、饮宴、赋诗、铭迹、题字，气氛典重而又和谐，极像是人君之间的友好交往。西王母文静而有礼貌，几乎脱净了它在神话中那副狰狞面目。周穆王在拜会和饮宴当中表现得更为彬彬有礼。他所致的答辞同西王母的欢迎辞比较起来，更文雅、得体、有分寸。他和西王母在性格上的细粗、文野的微小差异，也从其所赋诗句中表现出来。

后一部分专记殡葬盛姬之事，文采富赡，描绘细腻，同前一部分很不一样。如写哭丧场面时，运用一系列排比句，不仅加强了文字的气势，渲染出某种悲剧的气氛，而且比较细致而有层次地展露了众多哭丧者的不同动态：

内史读策而哭，曾祝捧馈而哭，御者□祈而哭，抗者觞夕而哭，佐者承斗而哭，佐者衣衾佩□而哭，乐□人陈琴瑟□竽籥笛筦而哭，百□众官人各□其职事以哭。

而对于送葬场面的描写则表现了更高的技巧：

丧出于门。丧主即位，周室父兄子孙倍之，诸侯属子、王吏倍之，外官王属、七萃之士倍之，姬姓子弟倍之，执职之人倍之，百官众人倍之，哭者七倍之……女主即位，嬖人群女倍之，王臣姬姓之女倍之。宫官人倍之，宫贤庶妾倍之，哭者五倍，踊者次从。

这里把浩浩荡荡的送葬队列描写得井然有条，手法相当细密。千馀人的送葬者被分为由丧主和女主分别率领的男、女两队，每队之下又按地位等级分为许多小的行列；各列依次叙完后，还有“哭者七倍”或“哭者五倍”的结语。浩大而有声势的哭丧与送葬的场面，都是运用这种有条不紊的铺排写法表现出来的。

《穆天子传》的文学成就主要在于它开始大量运用文学创作的手段，具有某些大型作品的特质，是我国文学史上第一部篇幅较大的具有小说意味的作品。尽管《穆天子传》把周穆王的种种经历叙述得似乎真有其事（有很具体的时间、地点），但它并不是实录，而是取材于神话（如西王母故事）并根据一些历史的传说随笔点染而成的萌芽状小说作品。它有意识地以神话素材创作文学作品，开了志怪与神魔小说的先河。

《穆天子传》的文学成就还在于，它是我国文学史上最早按时间先后顺序、集中记述一个人物的某段经历（尽管这种经历大半是出于虚构）的作品。与其时代相近的《晏子春秋》，虽然也以人物为中心，但后者偏重记言，书中各个小故事是相互独立的，不按时间顺序编排，人物活动不具有连续性。穆传这种首尾连贯地专记某一人物事迹的写法，对于我国小说的产生和发展是很有启示的。

《穆天子传》的版本，有天一阁刊本、古今逸史本、青莲阁刊本、汉魏丛书本等十馀种。以传经堂丛书本（洪颐煊校《穆天子传》六卷）、五经岁遍斋校书三种本（翟云升《覆校穆天子传》六卷）为最佳。最近新注有郑杰文《穆天子传通释》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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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毕沅《山海经新校正·山海经古今本篇目考》认为“十三篇”包括五藏山经南西北东中五篇、海外经南西北东四篇及海内经南西北东四篇。

[2] 三十二篇本如何分篇，已不得其详。日本人小川琢治说：五藏山经之细目二十六篇，倘每二篇缀合成一篇（在使用竹简的时代，这样颇便于制本），则当成十三篇；海外海内两经每篇当各分为二篇（图文各占一篇），由是可得十六篇；再加上郭璞《水经》三卷（据《隋志》，海内东经之末有《水经》三卷），总共即得三十二篇之细目。（见江侠庵编译《先秦经籍考·山海经考》）

[3] 即山经十篇（张金吾《爱日精庐藏书续志》卷三所录宋本尤袤跋曰：“继得道藏本：南山经、东山经各自为一卷，西山、北山各分为上下两卷，中山为上中下三卷，别以中山东北为一卷。”）、海外经四篇和海内经四篇。大荒各经及今本海内经皆被刘歆删去。

[4] 《论衡·别通篇》云：“禹、益并治洪水，禹主治水，益主记异物，海外山表，无远不至，以所见闻，作《山海经》。”《吴越春秋》亦云：“禹……到名山大泽，召其神而问之山川脉理、金玉所有、鸟兽昆虫之类，及八方之民俗、殊国异域、土地里数，使益疏而记之，故名之曰《山海经》。”《颜氏家训·书证篇》以为《山海经》禹益所记，而有长沙、零陵、桂阳、诸暨，“由后人所羼，非本文也”。

[5] 朱熹说：“《山海经》记诸异物飞走之类，多云‘东向’或云‘东首’，疑本依图画而述之。”（王应麟《周书王会补注》引）胡应麟也说：“意古先有斯图，撰者因而记之。”（《四部正讹》）

[6] 杨慎《山海经后序》说：“九鼎之图，其传固出于终古、孔甲之流也，谓之山海图，其它则谓之《山海经》。”毕沅认为，“《山海经》有古图，有汉所传图”，海外经依禹鼎图，大荒经以下五篇则依汉时图（《山海经新校正·山海经古今本篇目考》）。

[7] 兹将现代学者关于《山海经》成书时代的论述摘要如下：
陆侃如以山经为战国时人作，海内外经为西汉人作，而大荒经及海内经为西汉后作。（《论山海经的著作年代》，《新月》杂志第一卷第五号）
沈雁冰认为，“（1）《五藏山经》在东周时，（2）《海内外经》在春秋战国之交，（3）《荒经》及《海内经》更后，然亦不会在秦统一以后（或许本是《海内外经》中文字，为后人分出者）”。（《中国神话研究ABC》，1929年版）
卫聚贤断言：“《山海经》是西元前三七二年左右，即战国中年的作品。”（《古史研究》第二集）
何观洲称：“五藏山经为驺衍所作，或驺派学者所作；五藏山经以下，则为汉以后之伪经。”（《山海经在科学上之批判及作者之时代考》，《燕京学报》第七期）
顾颉刚说：“总而论之，《禹贡》若出于战国之季，则《山经》之作其在战国之初或春秋之末乎？抑古人著书恒不出于一手，成于一时，《山经》定形之期或未必远早于《禹贡》，至其胚胎之期则断断高出数百年也。”（《五藏山经试探》，《史学论丛》第一册）
袁珂在《中国古代神话·导言》（1960年版）里说：“五藏山经可信为东周时代的作品；海内外经八卷可能作成于春秋战国时代；荒经四卷及海内经一卷当系汉初人作。”后来在《古神话选释·女娲六》（1979年版）注四里又说：“据近人考证：此书大体是战国时代楚国人的作品，其中《荒经》以下五篇作期较早，《山经》五篇和《海外经》四篇次之，《海内经》四篇最迟，可能是汉代初年的作品。”
袁行霈认为，《五藏山经》大约在战国初期或中期成书，“秦汉之际又附益海外经和海内经共八篇（其中包括今传大荒经以下部分）”。（《山海经初探》，《中华文史论丛》1979年第3辑）

[8] 《五藏山经》末云，“出铁之山三千六百九十，此……戈矛之所发也”，可见其时已知用铁制作武器。

[9] 毕沅《山海经新校正》和吴承志《山海经地理今释》力主此说。任元德《山海经为地理书说》（载江标《灵鹣阁丛书·沅湘通艺录》卷五）、高去寻《山海经的新评价》（载《禹贡》杂志第一卷第1期）也主此说。江绍原《中国古代旅行之研究》甚至认为《山海经》是“上层阶级的旅行指南”。孙文青《山海经时代的社会性质初探》说它是“第一部有科学价值的地理书”（《光明日报》1957年8月15日）。日本小川琢治也认为“其于中国历史及地理之研究为唯一重要之典籍”。（《山海经篇目考》，《燕京学报》第七期何观洲《山海经在科学上之批判及作者之时代考》文引）

[10] 袁行霈认为，《海经》部分是“秦汉间的方士书”（《山海经初探》，《中华文史论丛》1979年第3辑），此说可供参考。但《海经》中典型的方士之言并不多见，海外奇闻的记录也不一定就是在方士涌现之后，而且其中大谈神怪却不见有“仙”字的踪影。

[11] 引文从袁珂《古神话选释》。袁氏注云，王子夜疑即王亥，当是。

[12] “反舌”原作“岐舌”，从郝懿行校改。

[13] 近人朱希祖有《汲冢书考》（中华书局1960年版），对汲冢书的出土、文字、篇目及校理情况等均有考订，此处结论即据朱说。

[14] 王隐《晋书·束传》曰：“《周王游行》五卷，今谓之《穆天子传》。”（杜预《春秋集解后序》孔颖达正义引）据《郡斋读书志》云“《穆天子传》本谓之《周王游行记》”，“游行”之下似脱“记”字。

[15] 关于《穆天子传》成书时代，还有如下说法可供参考：
顾实说：“穆传何人所作，则周史也。何时所作，则穆王十三年及十四年西征往还之际也。皆万无可疑者也。”（《穆天子传西征讲疏·读穆传十论》）
卫聚贤根据穆传用语习惯推测它是战国初年的作品（《穆天子传研究》，载作者所编《古史研究》第一集）。
王范之根据干支纪日和词语使用推测，穆传成书“大抵可能是在春秋成书之后，左传成书之前，也即是在春秋末到战国初的时代里”。（《穆天子传与所记古代地名和部族》，《文史哲》1963年第6期）

[16] 引文据海源阁藏黄丕烈校本（山东省立图书馆刊），下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