仕途还是学问，如何选择

李白与杜甫的选择，折射出文人对于事功与学问的取舍。无知者有无知的快乐，读书人有认知的烦恼。学得文武艺的唐代文人，总有抑制不住的抱负，总希望能积极实践治国平天下的先贤教诲。践志的道路却日趋狭窄，除了入仕当官，几乎没有他途。可惜，他们的文武艺并不必然导向现实的成功。正如上述李白用生命体悟出来的道理，锦绣文章仅仅是导向成功的一个分量很轻的因素，在体制、门第、权贵等面前不值一提。承认这一点后，文人们紧接着直面另一个残酷的现实：尊严同样不值一提。他们必须奔走于权贵门阀，温恭谦卑，行卷[1]求荐举、求荫庇。在偌大的长安、洛阳都市，多少饱学之士渺小如尘埃，耗尽家财、尊严和生命，依然求一官而不可得。

挥别李白的杜甫，绝想不到前方迎接自己的会是卖药都市、寄食友朋的十年长安岁月。他直到44岁才谋得第一个官职：右卫率府胄曹参军。时为天宝十四载（755年），这一年，杜甫正与东石门相别时李白的年纪相仿；这一年，大唐深处的所有阴暗、隐忧以安史之乱这一极端形式喷薄而出。

为了这一顶迟来而低微的冠冕，杜甫“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付出与所得似乎是不相称的，却是大多数唐代文人的常态。一代文宗、“文起八代之衰”的韩愈也在长安蹉跎十年，汲汲于功名富贵，四处求官不得，生活陷入困顿，“终朝苦寒饥”。多年后，已经取得世俗意义成功的韩愈仍旧对这段凄惨的付出无法忘怀：“始余初冠，应进士贡在京师，穷不自存。以故人稚弟，拜北平王（马燧）于马前。”（韩愈《殿中少监马君墓志》）年轻的韩愈在长安权贵马前低三下四，令人赧颜。尤其他吹捧攀附的李尚书（李实），是一个坏事做绝、声名狼藉的奸臣，连累韩愈的人品遭世人质疑和后人诟病。这或许是韩愈追求功业的代价，不得不吞下的人生苦果。

千辛万苦地求职，仅仅是宦海沉浮第一站，来之不易的官职考验着受官者的长远实力。并不是所有读书人都能适应漫长的仕途。杜甫的性格中有过于刚正、不近人情的一面[2]，这给他的仕途困顿埋下了种子，伴随着他从一位洒脱浪漫的翩翩公子变为一个身形瘦弱、眉头紧锁、后背佝偻的老头。杜甫的仕途终于节度使幕僚、检校工部员外郎。大历五年（770年）冬天，在江河日下的大唐晚晖中，杜甫病逝于湘江的一条扁舟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