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业写作与“人民小说”

特殊的时代背景的确有助于亚马多作品的传播流转，但这绝不意味着亚马多的成功只是出于侥幸与偶然。倘若单论创作天资，有许多巴西作家都在亚马多之上；但若说起出版推广与市场宣传，却鲜少有人能比他做得更好。

事实上，在亚马多之前，巴西根本不存在职业作家的概念，因为文学创作无法养活任何人。从殖民时期开始，巴西作家一般都有政府公职或者私人产业，文人的自尊也使他们不屑于关注市场销量或大众评价。而亚马多自15岁进入报社工作，便一直依靠文字为生，或许正因为如此，他对于文字所能换取的酬劳也更为敏感。1934年，他在巴西出版业新兴巨头若泽·奥林匹奥书店（Livraria José Olympio）谋得职位，主力负责图书推广，但也肩负提供选题、估算印数等工作。他始终认为良性的商业运作能够促进巴西文学的发展，并一直对拓展国际市场表现出浓厚的兴趣，他甚至专门为此采访过一名法学教授，因为其学术著作“不仅国内反响热烈，在国外也赢得了称赞与敬佩”。

亚马多有充分理由对这位征服欧洲的法学大师感到好奇，因为从殖民时期开始，巴西便一直是一个文学与知识的进口国，直到他本人开始写作时，尚且缺乏向外推介巴西作品的渠道。在这一时期，为了让更多外国读者看到自己的著作，亚马多不曾放弃任何一个可行的机会。他热衷于同自己欣赏的外国作家通信，在赞美对方的同时，也会将自己最新出版的著作随信附赠。他会利用出国机会去拜访出版社，在1937年的一次南美巡游中，便一口气签下了6个翻译出版合同。他对自己书写的主题有准确的判断，在《可可》出版之后，首先想到的便是与苏联文艺界建立联系，并通过评论家大卫·维果斯基（David Vygodsky）的介绍，第一次让俄国读者听说了他的名字。

然而，这绝不意味着亚马多会将自己的作品限制于社会主义阵营内部。事实上，无论在作品推广还是日常交友方面，政治立场都不是亚马多考虑的重点。即使在革命斗争意识最鼎盛的阶段，他也不曾排斥与资本主义国家的合作，反而能与包括克诺夫出版社（Alfred A. Knopf, Inc.）在内的多家欧美机构保持良好关系。他的书不仅成功地进入美国市场，在美国出版的时间甚至还早于苏联，这在彼时的共产主义作家中实属罕见。同样地，当亚马多1956年决定脱离党政事务专职从事写作之后，尽管有许多曾经的巴西同僚恶言相向，但却并未破坏他与绝大多数外国革命者的友情，也未影响其作品在苏联、东欧以及中国的翻译出版。不仅如此，不少文学评论者还常常将其后期小说誉为“更加成熟”的著作，认为它们只是摆脱了僵硬的党派宣传，核心依然是左翼革命路线。

诚然，冷战期间铁幕重重，而亚马多能如此轻松地穿梭于美苏之间，很大程度上也得益于巴西的地缘政治地位。无论对于美国的“睦邻政策”还是社会主义阵营中的“反帝反殖”路线而言，巴西都是需要争取的盟友而非敌视斗争的对象。但亚马多作品本身也确实具有多重阐释的可能性，这也是他能够引起不同国家、不同立场读者喜爱与共鸣的主要原因。为了说明这一点，我们可以看看亚马多一生最常用的标签：“人民小说家”（Romancista do Povo）。

亚马多一直是世人公认的“人民小说家”，但即使单就这一个称号而言，就存在多种不同的解读方法。对于包括我国在内的社会主义国家来说，创作“人民小说”无疑是对以少数富人为代表的资本主义立场的直接宣战，这也的确是亚马多年轻时公开承认的立场。20世纪50年代，亚马多就曾为巴西胜利出版社（Editora Vitória）编纂过一套“人民小说”丛书，里面收录了大量苏联作家作品以及巴西与其他国家的革命文学，甚至包括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此处的“人民”二字无疑包含着冷战时期社会主义阵营的意识形态特色。因此，当我国1997年以“我是写人民的小说家”为题出版亚马多访谈录时，自然也突出了这一政治立场，如孙成敖便在译者前言中提出：

若热·亚马多不止一次地声称：“我是写人民的小说家。人民，特别是巴伊亚州的贫苦人民，是我创作的对象。”……若热·亚马多认为，“一个人写东西是要改造社会，是要革命”，因此他反对文学创作中的阳春白雪的倾向，通俗易懂于是就成了若热·亚马多小说的一大特点。

然而，尽管上述段落的重点在于亚马多的革命意识，但对“通俗”的强调仍然体现出亚马多作为“人民作家”的另一个面向，尽可能地吸引更多读者。这一方面是站在大众角度对抗精英统治的必然选择，另一方面也是实现写作职业化的现实需求。亚马多曾在1944年专门谈及这一问题。他将作家视为彼时巴西的一种“全新职业”，指出巴西写作生态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急剧变化，因为直到20世纪初期，即使如马查多·德·阿西斯（Machado de Assis）这般伟大的巴西作家，也只能靠自己微薄的公务员薪资过活，而他们这一代的部分作家却可以仅靠写作为生。亚马多十分注重推动写作在巴西的职业化，并骄傲地声称：“我没有（除写作之外的）其他工作。如果说我有什么值得自豪的，就是我只想当作家，从未想过要做别的。” 因此，这位20世纪最畅销的巴西作家不但不讳于谈论写作的报酬，而且主张将稿酬、转载权等问题搬到他参与筹备的第一届作家大会上进行讨论，全力支持作家大会创立行业标准、捍卫作家权利。

从这个意义上说，亚马多要成为“人民作家”的志向其实也包含一定的市场考量，其作品本身也可视为巴西大众文化的一部分。1958年问世的《加布里埃拉》（Gabriela: Cravo e Canela）是巴西彼时最大的出版奇迹，7个月之内再版5次，仅版税便超过了200万克鲁塞罗。自此之后，亚马多更是屡屡打破图书销售纪录，不仅在巴西大获成功，在国外也不遑多让。如《加布里埃拉》英文版问世之后便占据《纽约时报》畅销榜，并在那里停留了一年之久； 而《弗洛尔和她的两个丈夫》（Dona Flor e Seus Dois Maridos）在中国出版之后也大受欢迎，累计销售15万册。他十分乐意将自己作品的改编权全权交付给电影、电视剧的制作方，这些影视资源进一步增加了原作者的传播力度与影响范围。

值得注意的是，除上述“左翼政治”与“大众市场”这两个面向之外，亚马多的“人民小说”还有另一个维度，即为巴西民众的代言人，展现最具巴西特质的民俗特征。如果考虑到亚马多文学生涯的几次转向，甚至可以说，这一维度才是贯穿亚马多“人民”文学创作的真正核心，因为在他的作品中，非黑即白的政治斗争最终让位于丰富多彩的巴西民俗，而市场的广泛认可也正源于其对巴西民族精神的天才捕捉。通过这种方式，亚马多完成了自身作品与巴西国家的绑定，再现人民生活与大众艺术也成为其文学创作的主要诉求。因此，只要能够有利于巴西民族形象的正面传播，亚马多往往愿意在商业利益上做出让步。他几乎默许了国外普遍的盗版行径，当发现有国家未经授权便翻译其著作时，通常也并不追究，只是希望能够获得一本样书作为收藏。而若能够在一些国家与文化建设的基本原则上达成一致，亚马多也不介意与温和的右翼人士合作，其中就包括巴西“再民主化”之后的首任总统若泽·萨尔内（José Sarney）。

作为1964—1984年独裁时期军政府的合作者，萨尔内在1985年的选举中只是作为副总统当选，但由于总统当选者坦克雷多·内维斯（Tancredo Neves）因病去世，他便顶替搭档就任。这一举动在巴西国内外均引发疑虑，人们普遍担心巴西的民主化成果会受到损害。在这种情况下，亚马多顶住压力，公开表示支持萨尔内，并亲自前往苏联、葡萄牙与法国进行游说。亚马多向世人保证，说萨尔内一定会捍卫巴西民主，而新任总统也并未辜负他的信任。由此，亚马多与萨尔内之间形成了一种合作的默契，在亚马多为执政首脑背书的同时，作家本人也成为政府官方认证的国民作家。正是在萨尔内的全力关照下，1987年“亚马多之家”基金会在巴伊亚的萨尔瓦多市揭幕，用以推动对亚马多的出版、翻译与研究。这种友情一直持续到亚马多去世多年之后。直到2012年亚马多100周年诞辰之际，时任巴西参议长的萨尔内还在国会发起了官方纪念活动，亲自担当主持，并第一个做出发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