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卡夫卡：
困在系统中

[1]

你也有过那种时刻吧，注意力被捆绑在手机上，被各种匪夷所思的新闻事件、小道消息、激昂的群体情绪所钳住，兴奋之后就是深深的疲惫，对世界的厌恶和对自我的厌恶几乎同时到来。

过去一年多的时间里，我常有这种感受，像是暴雨将至的夏日傍晚，窗外天地玄黄，风雨如晦，人却被困在低气压中动弹不得，世界似乎在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自己则因为无能和无助而感到沮丧。

每到此时，我总想起卡夫卡那篇著名的日记：“8月2日德国向俄国宣战。下午游了泳。”①——第一次世界大战开战就像是“今日有雨”一样，成为卡夫卡游泳的背景板。

小时候读到这话，惊讶于卡夫卡的冷漠和无动于衷，长大后才理解、才羡慕，那并非不关心世界，而是捍卫自己的私人生活不被外界侵蚀。和卡夫卡同时代的作家几乎都卷入了时代之中，把自己变为了背景板的一部分，卡夫卡却在灵魂里再造了一个世界，从那个动荡的、正在发生着大战的世界中潜逃出来，栖息于自身的灵魂之中。

[2]

卡夫卡写于一战开战的日记可以被视为理解他的入口，他只关心他的内心世界，而他笔下所有古怪的、难以置信的故事，都脱胎于他的自身经历。

来看看《变形记》（Die Verwandlung）吧：有一天，格里高尔在床上醒来，发现自己变成了一只巨大的甲虫。

格里高尔本来是家庭挣钱的顶梁柱，结果变成甲虫之后，一下子成为负担，不仅不能工作，还需要靠人喂食。家庭一下子陷入忧愁之中，格里高尔整天躲在自己的房间，任何一点声响都会引起家里的注意。妹妹每天会送食物和水到他的房间，他也小心翼翼地不让家人看到自己丑陋的甲虫的外表。

不幸的是，格里高尔的母亲还是无意中瞅见了他的样子，被吓晕过去了。父亲发怒，妹妹灰心。渐渐地，格里高尔被刻意忽略了，他的房间没有人打扫，家人把别处放不下的东西都往他的屋里塞。大甲虫被拒绝承认是家庭成员，等格里高尔终于被发现的时候，早已饿死了。

格里高尔死后，他的父母妹妹一起高高兴兴地坐电车郊游，他们已经连续几个月没有集体出游了，天气很好，阳光很暖，座椅很舒服，他们开始乐观地憧憬之后的生活。

《变形记》最早的出版计划是和其他两篇小说一起结集，以“儿子们”这个概念来统称。他专门致信出版社说：“《变形记》的封面千万别画上那只昆虫啊，而要画一个凄苦的青年哭着离家出走。”

儿子是被父亲逼走的。在《变形记》里，每次“父亲”出场都是恐怖事件，尤其是格里高尔和父亲的一场巷战，那是格里高尔把母亲吓晕之后，父亲终于找到了一个发泄机会，把格里高尔逼得无路可逃，然后开始用苹果来袭击——父亲并不计较准确与否，只是向格里高尔一个一个地扔苹果。“这些红色的小苹果像带了电一样在地上互相滚到一起，又互相撞击开来，其中有一个打中了他的背。格里高尔疼痛不堪，又震恐迷惘地躺在地板上。”

就是这个苹果，让格里高尔几乎永远丧失了活动的能力，让他在饥饿中死去，而那只作为武器的苹果则始终镶嵌在他的背上，作为一种被虐待的记录。

小说里的父子关系就是卡夫卡真实的父子关系的写照。

“你最近曾问我，我为什么说怕你。一如既往，我无言以对，这既是由于我怕你，也是因为要阐明我的畏惧就得细数诸多琐事，我一下根本说不全。”②

这是卡夫卡写给父亲长信的开头。这封从未寄出的信，是我读过的一个人对父母最软弱也最勇敢的自白。长信写于卡夫卡三十六岁的时候，他那时被诊断出肺结核，以为自己时日无多，便写下了这样一封绝笔信，他让母亲把信转交给父亲，但母亲把信还给了他。

卡夫卡的父亲赫尔曼·卡夫卡是个苦出身的商人，靠自己的韧性白手起家，建立商行。这样的经历让父亲理所当然地认为孩子都应该模仿他的性格，遵循他的人生道路，成为强壮、意志力坚韧的人。

但是卡夫卡从小就注定不是父亲这样的人，他瘦弱、忧郁、敏感。当他还是一个孩子，有一天晚上找父亲要水喝，父亲一把将卡夫卡拽到阳台上，让他穿着睡衣对门思过。这件事给卡夫卡带来了永恒的创伤，之后的好几年，他都觉得，一个巨人，他的父亲，终极法庭，会无缘无故地走来，半夜三更一把将他拽出被窝，拎到阳台上。

卡夫卡很喜欢一个演员，父亲张口就说“那个甲虫”（或许这是小说《变形记》的灵感来源），所有卡夫卡喜欢的人都被父亲说成是狗或跳蚤。父亲羞辱卡夫卡的一切朋友，不是因为这些朋友有问题，而仅仅是因为他们是卡夫卡的朋友。

这是父亲树立权威的一种方式：毫无顾忌地伤害，然后毫不在意地走开，让儿子永远处于惴惴不安和耻辱感之中。

父亲制定从吃饭到睡觉的一系列规则和标准，要求孩子做到，自己却第一个违反这些规定，因为只有父亲是唯一发号施令的那个人。

伤害是全方位的。卡夫卡首先失去了对自己的信心，在给父亲的信里，卡夫卡写：“因为您，我丧失了自信，得到的是无尽的内疚感。”

卡夫卡还失去了对亲密关系的信心。他从小对性羞涩而拘谨，父亲觉得那不像个男人，在卡夫卡十多岁的时候，父亲就暗示他应该去逛逛妓院。在后来卡夫卡的作品里，性爱总是龌龊和令人迷惑，与猪圈和脏地板联系在一起。

最后，卡夫卡对世界的信心也被剥夺了。父亲从小就告诉他，不要相信绝大部分人。这种不信任并没有转化成一种世故和精明，而是变成了没完没了的怀疑和漫漫无边的恐惧。一切我们习以为常的东西——工作、办公室、打字机、档案文件，这些都让卡夫卡感到陌生。

《致父亲的信》里写：

“世界在我眼里一分为三：一个是我这个奴隶的生活世界，其中布满了条条框框，这些法规是专为我制定的，可我，不知道为什么，总是无法完全符合这些法规；然后是第二个世界，它与我的世界有天渊之别，这就是你的生活世界，你一刻不停地统治着，发号施令，因命令不被遵循而动怒；最后是第三个世界，你我之外的所有人都幸福地生活在其中，不受任何命令和戒律约束的世界。”

某种意义上，自从卡夫卡童年被父亲拎到阳台上，他就没有回到房间过。他一直被关在门外，门里是狼吞虎咽的幸福家庭、强壮的养家糊口的男人、轻易就能感到满足的女人，卡夫卡在门外看到世人的一举一动，却对他们一无所知。

[3]

“在我的信念中，结婚、成家、接受所有生下来的孩子，在这个不安定的世界里支撑他们，甚至给他们一些引导，是人们可能获得的最大成就。”卡夫卡说。注意，他说的是“人们”，而不是自己，他观察人们，笨拙地模仿人们，想试试自己能否成为人们的一员。

菲利斯·鲍尔（Felice Bauerová）：柏林犹太商人的女儿，卡夫卡朋友布罗德（Max Brod）的远亲，在布罗德家中他们初次遇见，卡夫卡对她一见钟情。

对大部分人来说，结婚是恋爱的结果，但对卡夫卡来说，结婚像是融入人群的一次尝试。

二十九岁那一年，卡夫卡遇到了年轻的菲利斯·鲍尔。他的日记如此形容这一天：“菲利斯·鲍尔小姐，她坐在桌边，看起来就像是一个女仆，瘦骨嶙峋，空洞的脸庞大大方方地展示着自己的虚空。等我准备落座的时候，才第一次认真地看了她一眼，等我坐下来的时候，一个不可动摇的决定已经形成……”

日记写到这里就中断了，他下了怎样的决定呢？他这番描写实在不像是一见钟情，或许是这个女孩的僵硬触动了某种他对婚姻安全感的向往，或许是菲利斯的强悍能干让卡夫卡羡慕，一个月之后，卡夫卡开始写信，对菲利斯发起了攻势。

两个人维持着书信的交往，一年之后，卡夫卡给菲利斯写了一封求婚信，堪称史上最没有吸引力、最让人沮丧的求婚信了。信里写：

“想想我们结婚会产生什么后果，想想我们俩会得到、失去什么，我会失去可怕的孤独，得到你……而你则会失去你满意的生活，你会失去柏林，你喜欢的工作，你的朋友，一些小快乐，还有和一个健康向上的好男人结婚的机会，有一帮健康快乐的孩子的机会，你可能还会失去所有的小性格，我的收入可能还没有你高，我的父母不会给我帮助，你也没法指望我的书，这意味着你可能过上一种比你现在还要拮据的生活。”（耿一伟译）

这不像是求婚，倒像是劝退。但菲利斯错误地把卡夫卡的自白当作是对女人的挑战，她居然答应了求婚。但卡夫卡退缩了，他开始说写作对自己有多么重要，说写作需要的是僻静，没有人能在晚上让他离开他的书桌，他说在秋冬两个季节，他们每天只能有一个小时在一起。他不断用自己的孩子气、反复无常和疾病来折磨菲利斯，不断浇灭菲利斯对于婚姻生活的幻想，说：“所谓奔赴将来这种事，我是做不到的，即使是跌跌撞撞我也做不到，我最擅长的，就是这样跌倒着，不起来。”

婚约变成了大冒险的游戏，卡夫卡挑衅地不断询问：你能接受吗？菲利斯时而勇敢，时而退缩，他们的婚约取消了，不久之后婚约恢复，婚约再次取消。再订婚，再取消。③

这段感情走向终结是在柏林的一次会面，那次是卡夫卡犯了错误，他和菲利斯的闺蜜产生了暧昧。在一个酒店房间，卡夫卡和菲利斯、菲利斯的闺蜜、菲利斯的妹妹见面。菲利斯和她的朋友是原告，她们不断地指责卡夫卡的自私、不负责任以及不忠。

长达几个小时的时间里，卡夫卡始终一言不发，他的沉默并不是因为蔑视法庭或是愤怒，而是因为他没有异议，他知道未婚妻说的都是对的。

那次会面的六周之后，婚约解除了。卡夫卡再次看望了菲利斯的父母，就像一个手脚被捆住的野兽，或是一个绞刑架上等死的人，供人观赏，任人宰割。

不久之后，卡夫卡就把柏林酒店房间的那次会面变成了小说《审判》（Der Prozess）。

《审判》的主人公叫作约瑟夫·K，三十岁生日那天，几个陌生人出现在K的房间里，告诉他被捕了，没有任何人告知他究竟犯了什么罪。

审判开始，K发现法庭把自己误认为是一个油漆装饰匠，他宣称自己并不是他们认为的那个人。他发表了一大段的演讲，宣布审判是愚蠢的，法官是错误的，整个案件都是离奇的。

当K演讲的时候，他发现有人喝彩，他备受鼓舞，认为自己的话是有作用的。但很快，他发现屋里没有观众，没有公正，所有的人都是当官的。

接下来，K不断寻求帮助，却不断受挫，就像是在沼泽里挣扎，最后越陷越深。

在他三十一岁生日那天，两个男人来到他的住所，把他带到采石场干掉了。K像一条狗一样死掉了，自始至终，他都不知道自己犯了什么罪。

这个故事从表面上看和他与菲利斯的故事毫无关系，实际上，联系是隐秘的。小说里，K说：“你把我误认为了另一个人。我为另一个不是我的人而接受审判。”而在柏林的房间里，沉默的卡夫卡同样在无声地抗议：我不是你们想象的那个人。我早已经在信里说了我是一个怎样的人，以及和我结婚你会失去什么，菲利斯已经同意了，可为什么还会因为我不是的人而判决我呢？

我不是，也永远不会是一个理想的丈夫，一个能干的、会和邮差与水管工打交道的男人，一个能和孩子游戏的父亲。你们因为你们想象中的人而惩罚我，当我踏入这个房间的一刻起，你们早已判定我是有罪的。

卡夫卡仿佛又回到了童年，回到了父亲面前，成为一个无论做什么都是错的孩子。

而卡夫卡为什么要踏入这个房间呢？是因为他对菲利斯的爱，或是责任，或是同情，所以他屈从于这个法庭。所以当爱与同情产生的一刻起，当他开始对孤独产生恐惧的一刻起，卡夫卡就知道自己走入了一场必输的战役，一场判决早已写好的审判。

可是爱也好，同情也好，对孤独的恐惧也好，这些是罪吗？自始至终，没有人能说出K究竟犯了什么罪。

如果说卡夫卡有什么罪，大概是他比一般人对自己的软弱更诚实，对纯洁与真理的要求比一般人更高，这看起来很不公，可仔细想想，每时每刻，这个世界上不总是有人因为拥有更高贵的情感而受罚吗？

[4]

密伦娜·耶申斯卡（Milena Jesenská，1895—1944）：作家，捷克共产主义者。1920年因为翻译工作与卡夫卡相识，并开始书信往来。卡夫卡去世后，密伦娜离婚，积极投身政治运动，被盖世太保以“反纳粹”罪名逮捕，1944年死于拉文斯布吕克集中营。

三十七岁那一年，在卡夫卡短暂人生的末尾，他经历了人生中最后一次，也许是仅有的一次真爱。

对象叫作密伦娜，是个有夫之妇，但是丈夫是个彻头彻尾的渣男，因为密伦娜的父亲不同意她和丈夫在一起，所以他俩的婚姻更像是丈夫对于岳父的报复。

在结婚之后，密伦娜的丈夫依旧很风流，不同意密伦娜干涉自己的自由，而且拒绝给密伦娜任何钱，让密伦娜不得不努力养活自己，甚至要去火车站当行李搬运工。她因为营养不良而不断咳血，后来不得不开始写些东西挣钱，包括做些翻译的工作，在把卡夫卡的作品从德语翻译成捷克语的过程中，他们俩相识，并且相爱了。

他们不断通信，有时一天卡夫卡要写两三封信，他们还一起在维也纳约了四天的会，那次约会让肺结核已经非常严重的卡夫卡几乎奇迹般地恢复了健康，他在阳光下走动，饭量惊人，睡得像条狗。

我仔细比较了卡夫卡与菲利斯、密伦娜的信，发现给两个女人的信有很大的不同。卡夫卡对菲利斯的情感时而像一个孩子，羡慕大人的能干与处世之道；时而像一个异类，不断期期艾艾地自我解释。但卡夫卡对密伦娜的情感完全不同，那是找到了同类的喜悦，他们能分享怯懦者的小小庇护所，他能通过密伦娜和他自己对话。

卡夫卡对密伦娜说：“您站在一棵树旁一动不动，年轻、漂亮，您的眼睛把这世界的苦难反射到地上。”④

世界的苦难当然也包括卡夫卡本人，他在她眼中，他也与她一起看。卡夫卡想要和密伦娜私奔，把她从丈夫的怀里挣脱出来。但是当密伦娜要求他来看看自己的时候，他又找各种理由来拒绝。密伦娜的激情总被飘忽不定的柔情所磨灭，她选择了更坚实的东西：丈夫，未来会有的孩子，踏实的生活。

卡夫卡没有放弃对密伦娜的争取，他们依然在通信，但信的内容已经渐渐从爱的表白、爱的确认、爱的激情，变成了嫉妒，变成了指责，最后变成了重复的戏码和一地鸡毛的疲惫。

卡夫卡在信里写：“其实，我们一直在写一样的东西。先是我问你是不是病了，然后你问我。先是我想死，然后轮到你。先是我想伏在你腿上像个小男孩一样哭，然后你想像个小女孩一样趴在我腿上哭。一次，十次，几千次，我总是说我想和你在一起，然后你也这么说，够了够了。”

没过多久，恋爱结束了，卡夫卡回到了孤独的状态中。他终于认清了爱情是什么，爱情是一把刀子，他用来不停地在伤口内转动。

这段恋情最后则变成了他未完成的小说《城堡》（Das Schloss）。

《城堡》讲了一个简单的故事。主人公K应聘来城堡当土地测量员，他经过长途跋涉，穿过许多雪路后，终于在半夜抵达城堡管辖下的一个穷村落。就像是《审判》里的K注定要在法庭上徒劳地自我审判一样，《城堡》里的K注定要完成徒劳地进入城堡的尝试，或者至少要和权威人物克拉姆对话。可是他却始终无法进入近在咫尺的城堡之中，只能在村落的招待所里，等待克拉姆，等待进入城堡的机会。

在招待所里，他遇到了此前一直是克拉姆的情妇的弗丽达，两人有短暂的相恋，并且在地板上发生了关系，看似达成了某种同盟，但最终弗丽达也离开了他，村庄驱逐了K，K至死也未能进入城堡。

最愚钝的读者也能看出弗丽达和密伦娜的相似之处：她和K（卡夫卡）发生关系，想永远属于他，想把他带入真实可靠的生活中去。可是当K（卡夫卡）回应这种邀约，握住她的手之后，女人又发现和K（卡夫卡）在一起的未来是如此的艰难，自己并没有能力应付和对抗，于是女人又回到了自己的领地中去。而弗丽达的情人克拉姆无疑是以密伦娜的丈夫为原型，卡夫卡曾在给密伦娜的信里这样写：“你希望我能和你的丈夫对话，但我害怕他，他高高在上。”

但卡夫卡写《城堡》的目的绝不是去抱怨女人，去编排情敌、悼念恋情，他想表达的要深远得多。在卡夫卡的小说里，主人公要对抗的巨大力量都是模糊的，障碍从来不是外部的敌人和环境，而是主人公自己，他无法跨过为自己设定的门槛。

卡夫卡向往婚姻，因为婚姻是他向父亲证明自己是一个成熟的大人的标志，当他也成为丈夫、也成为父亲，他的父亲就不能高人一等地施展权力了。然后呢？新的权力结构诞生了：丈夫说了算，妻子只能默默听从（就像卡夫卡的母亲从来不敢忤逆丈夫），孩子成为复刻的瑟瑟发抖的自己。一旦结婚，卡夫卡会解除父亲作为“神”对自己做出的诅咒，因为卡夫卡将成为新的家庭中新的“神”。这绝不是他渴望的胜利。

卡夫卡恐惧孤独，孤独让他感觉格格不入且焦虑，可是比孤独更让他恐惧的，是孤独的消失。就像《审判》的一开头，几个男人冲进了K的房间，从此法庭时刻监视着他；而在《城堡》里，城堡派来的两个助手时刻跟着土地测量员K，甚至在K第一次和弗丽达做爱时，这两个人也在那儿，从未离开过。

这是绝妙的隐喻，情感无法是“两个人的事”，当你默许另一个人破坏你的孤独，从此这种破坏只会加剧，越来越多的人会不经允许地进入你的书房，窥探你头脑中的世界，对你的梦境横加指责。

这是卡夫卡绝对不想抵达的“未来”，所以他向前迈出的每一小步几乎都是装模作样的，而他小说的主人公总是失败：在小说的一开始，失败就是他们唯一的路线。

[5]

我曾经和一个作家聊过卡夫卡，他说：“卡夫卡是第一个在小说中取消了因果的人。”

这个说法让我醍醐灌顶。

在卡夫卡之前，无论是对生活还是文学，我们认知的前提都是有因才有果。比如因为丈夫无聊，婚姻一潭死水，而偶遇的青年军官英俊潇洒，所以美丽的少妇出轨了，这是《安娜·卡列尼娜》；因为妻子被位高权重的人侮辱，所以丈夫要复仇，导致家破人亡，走投无路，只能落草为寇，这是《水浒传》里的林冲。

因果关系是我们理解万事万物的方式。

但是卡夫卡不一样，他在小说里取消了因果关系。在《变形记》里，一开头，格里高尔就变成了甲虫。如果按照一般的理解，他一定是因为做错了什么事情，所以受到了诅咒，但是当我们看完全文，却发现他没有做错任何事情，却变成了一只甲虫。

《审判》里，一群人在K三十岁生日那天冲进他的房间，宣布他是有罪的，可是K从头到尾没有犯下任何罪，甚至连小的疏忽都没有，最后却被拖到采石场干掉了。

《城堡》里，作为土地测量员的K永远进不去城堡，并不是因为他没有完成什么任务，或者是错过了什么机关，没有任何人能向他解释他进不去城堡的原因，而他也不能选择不去城堡。

在卡夫卡所有的小说里，命运都是惩罚，惩罚都是没有道理可讲的，诅咒都是无缘无故地到来。

所以，卡夫卡的小说里，主人公永远没有赢的可能性。

为什么小说的主人公要有赢的可能性呢？

出自格奥尔格·卢卡奇 （Lukács György，1885—1971），匈牙利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和文艺批评家，20世纪西方马克思主义最重要的开创者。

我喜欢一种关于小说的说法：“小说是无神世界的史诗。”所有的小说根本的动机都是冲突，是欲望和道德的冲突，个人与世界的冲突，是心灵和现实的冲突，是英雄想象与少年心气和日益沦丧的现状之间的冲突。

这样的冲突有输有赢。

《悲惨世界》里的冉·阿让就用道德击败了私欲，而安娜·卡列尼娜则让激情战胜了伦理。但无论如何，主人公在一开始都是乐观的，都是相信自己能够战胜障碍，让世界服从于自己。

但是卡夫卡不一样，在卡夫卡的小说里，因为惩罚来得没有道理，所以主人公的溃败从一开始就确定了。外在的权力是个巨大的、沉默的、岿然不动的存在，无论你做什么，都无法动摇它一分一毫。

审判K的法庭是看不见的，不允许土地测量员进入城堡的当局也是看不见的，也就是说，卡夫卡的主人公甚至看不见敌人的存在，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无法谈论，无法认知，无法爱，无法恨，甚至无法抗议，主人公和敌人就像是活在两个不同的世界。

就像是卡夫卡和父亲永远活在两个世界中。

在童年时和父亲的关系里，卡夫卡学会了如何为自己受到的惩罚找罪——因为缺乏反抗的勇气，所以让自己获得安宁的唯一方式就是告诉自己，你一定是做错了什么，不能与荒诞的指控讲道理。

绝大部分人从家庭中学到的第一件事是无缘无故的爱，而卡夫卡学到的则是无缘无故的惩罚。在家庭里，权力以爱的假名横行。

而卡夫卡成年之后，却发现并未获得解脱，权力在家庭以外的各个层面依旧蔓延。

卡夫卡第一篇长篇小说叫作《美国》，讲的是少年卡尔被父亲逐出家门之后，来到美国。开篇写到卡尔乘坐的轮船慢慢驶入纽约港，“那仰慕已久的自由女神像仿佛在骤然强烈的阳光下映入他的眼帘”。

但随着小说的发展，主人公发现自由的新生活是场骗局，他人的自私和漠然在嘲笑着善意与期望，而“新世界”美国正在用一套新技术来严格管理员工，所有人的身体机能被调整到了最适应工作的维度。主人公在公司大厅看到所有人穿梭忙碌，彼此不问好，因为打招呼被取消了——人和人之间的亲密互动会影响效率。

卡夫卡从来没有去过美国，“美国”是他的虚构之境、幻想的栖息之地。卡夫卡在博士毕业之后，想要摆脱对父亲的经济依赖，在保险公司找了一份工作。在卡夫卡每天早上赶往办公室的路上的时候，在他接待一个又一个人，感觉“犹如小地狱敞开了门”的时候，在他下午三点就绝望地想回家躺在床上的时候，他脑海中正不停息地创造出人物、建筑、家具，他把这些在现实中无处安放的东西都堆置到了一个遥远的国度：“美国”。

“美国”不是彼岸，不是乐园，而是现实世界的镜像，一个档案文件和办公桌放大的夹缝，一个堆满了办公桌和档案文件的狭小空间，一个巨大的公司，一个可疑的未来，一个无处可逃的职员的世界。

一个职员的世界是怎样的？那是一个毫无主动性和创造力的世界，除了服从，什么也做不了。服从什么呢？服从命令，但命令永远只是一纸文件、一纸档案，职员永远见不到发号施令的人，永远不能向他提出抗议，而一个人又如何向档案提出抗议呢？

一个职员的世界是怎样的？那是一个巨大的世界里封闭的小房间，在庞大的行政事务中，职员只是扮演一个很小的角色，他眼里只能看到他被安排的任务，却看不到整体的目标和图景，所以他永远不知道自己身处怎样的世界，自己的工作又有什么意义。

一个职员的世界是怎样的？那是一个孤独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中，或许一开始会有朋友和伴侣，会在开头和你一起反抗那个巨大的机器，反抗规则，反抗标准，但最后，他们都会屈服，变成那个机器的维护者，变成一个卑鄙的法庭的拥护者。就像菲利斯在信里爱慕卡夫卡的脆弱，但面对可能的婚姻，她依然忍不住以世俗的标准去衡量卡夫卡，认为他是一个不合格的男人、一个不理想的丈夫。

卡夫卡设置了文学史上最不浪漫、最不抒情的场景：办公室。又把它变成了文学史上最有预见性的宇宙。

如今，我们都发现自己生活在卡夫卡的办公室里，一个服从的、机械的和抽象的世界。

我们忙于日复一日的工作，像被抽打的陀螺一样永不停歇地转动，却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转动，也不知道转动的意义是什么，不愿意承认人生只是一场徒劳，只能为自己发明一些意义。

我们都服从于权力的摆布，无论是工作生活、婚姻生子，都服从于一纸文件的安排，当文件上的只言片语发生改变，我们的人生便天翻地覆，甚至不知道该向谁去申诉。

卡夫卡曾经说过：“一个老实的公务员可能就是一个刽子手。他们把活生生的、富于变化的人变成了死的、毫无变化能力的档案号。”

那篇著名的“德国向俄国宣战。下午游了泳”的日记或许可以如是解：这并不代表卡夫卡不关心世界，反而阴差阳错地证明了他的预见性——世界大战会停止，而真正在漫长的时光里杀死人的活力与生机的，并不是摧枯拉朽的战争，而是在办公室里重复的、琐碎的、平静的磨难。

那么卡夫卡的世界有出路吗？

似乎是有的，卡夫卡小说里的空间从来就不是密闭的，《变形记》里格里高尔住的房间不是密闭的，那个房屋的布局和卡夫卡真实的房屋布局是一样的。卡夫卡，或者说格里高尔住的房间有三扇门，一扇通向客厅，一扇通向父母的房间，一扇通向妹妹的房间，可是每次他试图进入父母的房间，试图进入客厅，就会遭到攻击和驱赶。

在《城堡》里，土地测量员也是不断在移动，一次次，他都像是离城堡越来越近，都像是找到了城堡的入口，但实际上，他进入城堡的可能性越来越渺茫。

在《审判》里，被莫名其妙宣判的K也并不是坐以待毙，他努力寻找各种为自己洗罪的方式，找律师，找法官，但是每次努力都让他越陷越深。

所有主人公都是徒劳。

最著名的关于“徒劳”的寓言就是西西弗斯的故事，西西弗斯被判处不断地推石头，重复着劳动，重复着路线。但卡夫卡式的路线从来不是重复的，而是杂乱而积极，一个又一个看似“柳暗花明”的出口，通向的都是封闭和绝望。他笔下的人也不像是平静地接受命运的西西弗斯，而是焦灼地、不断在封闭的房间里寻找着出路，可那些表面的通路通向的却是无限重复的封闭房间。

在卡夫卡的故事里，不存在打败了坏人就可以逃出生天的好莱坞式结局，因为没有坏人，坏人是僵硬的没有灵魂的系统，主人公连敌人都找不到，只能困窘地站在那里。

当卡夫卡向他的朋友们朗读《审判》的第一章时，每个人都笑了起来，包括作者本人。太可乐了，逮捕者闯进房间的时候，无辜的K还穿着睡衣呢，除了K，每个人都知道他被困住了，困在了一个滑稽喜剧的内部。

但当我如今再看的时候，却觉得笑不出来，如今的我们也从观众变成了演员本人，难道我们没有被一个没有灵魂的机械世界所困住吗？机械被更时髦的算法取代了，被困在系统里的外卖骑手——系统吞噬时间，他们用生命完成任务；被困在移动支付里的老人；被困在打卡系统和KPI指标里的上班族。

卡夫卡讲过一个短故事，讲一群士兵占领了一个城市，在巷子里他们发现一个长翅膀的老人，原来这个城市里的人都是有翅膀的。士兵诧异地问他：“你们为什么不飞走，逃离这个城市？”老人却很不解：“要我们飞离我们的城市？”⑤

故事戛然而止，读者浮想联翩：我们为什么不飞走呢？是遗忘了自己还有翅膀，还是知道逃离也无用，飞离熟悉的生活只是从一个小的牢笼逃进一个更大的牢笼？

[6]

卡夫卡有句非常著名的话：“你活着的时候应付不了生活，就应该用一只手挡开点儿笼罩着你的命运的绝望；同时，用另一只手记下你在废墟中看到的一切。”

有人会问，难道就不能逃开吗？难道就不能不管不顾地任性地生活吗？

卡夫卡没有逃开，他从来没有主动撂下自己小职员的工作，也没有建立自己的家庭，总是回到自己在布拉格的家中，死后都和父母合葬在一起。

他羡慕一切能干的人，羡慕菲利斯，羡慕擅长打字的经理，甚至很幼稚地羡慕自己的情敌——密伦娜的丈夫。当密伦娜讲自己的丈夫成百次出轨的时候，卡夫卡满脸放光，带着崇敬之心。

但是他愿意成为一个能干的人吗？他并不愿意。当菲利斯小心地在信里问他是否有文学的兴趣时，他僵硬而傲慢地回答：“我不是有文学兴趣，我是由文学组成的。”

卡夫卡深知一个有精神生活的人，是不可能保持绝对的身心健康的，所以他选择让自己生活在重压、绝望和愧疚之中，他选择让那些侮辱与损害自己的事物长期侮辱和损害自己，某种程度上，这些伤害他的东西成为了他的源泉。

卡夫卡重要的作品，从《变形记》到《城堡》都脱胎于他受到伤害的经历，只有在黑暗里，他才能看清真理的模样。受辱让他彻夜难眠，匆忙把现实中毁掉他的那些东西移植到另一个世界中，另一个他所创造的世界，在那里他是法官也是罪犯，是笼子也是鸟，是小丑也是观众。他用笔蘸着痛苦通宵工作，在自己创造的那个世界中待一会儿，哪怕一小会儿，获得一小会儿安宁的幸福，然后在太阳升起的时候，继续接受一天的伤害。如此，周而复始。

卡夫卡对现代社会做出了很多准确的、惊人的预言，但奇怪的是，他从来没有想过当一个预言家，他主动与社会保持距离，也不准备揭露社会体制，但他却意外地靠近了现代社会的本质：出发，却永无抵达。他唯一做的，就是观察自己私人的体验，把自己作为社会机器运转下的一个样本，而并不知道这个机器会运行多长的时间。

卡夫卡唯一成功的，就是做一个绝对的失败者。

他诚实地、不假思索地写下自己失败的经验，几乎不休息，几乎要用牙齿咬着写字台，直到死神把他拖走。直到他死后，人们才看清他写了什么，原来他第一个说出人们不愿意面对的可能性：人生可能是一场没有胜利的溃败。

但在卡夫卡这里，这是前提，而非结论。在这个前提下提出的问题才是真正重要的：当决定我们的力量不可抗拒，我们作为人的自由和可能性是什么？在一个条条大路都不通的世界里，我们该往哪个方向走？

我忽然想到，在卡夫卡的小说里虽然道路是虚假的希望，但是窗户总是时常出现。

在《审判》里，K在受审的路上一路看到不同建筑开着的窗户，有男人在看报，小男孩用小推车玩跷跷板，面容憔悴的姑娘穿着睡衣打水。突然，一个机械而不通人情的世界被戳开了一个洞，透出诗意和生机。

卡夫卡很年轻时曾写过一篇短文，里面说：“没有一扇临街的窗户，他是难以坚持下去的。”

在没有门的世界，窗户就是希望。如果人生是无法抵达的跋涉，那么每一次的路过就成了到达，我们成了窗外人或窗里人，在窗户打开的片刻共享同一丝阳光、同一缕微风，在彼此的生命中停留片刻，在眼神交换的时时与刻刻，我们都是自由的。

《卡夫卡传：关键岁月·1910—1915》书籍

作者：[德]莱纳·施塔赫

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译者：黄雪媛，程卫平

出版年：2022

最好的一本卡夫卡传记。

当我们看卡夫卡小说时，我们叹服他是意识世界的国王，但看这本传记时，却忍不住感慨，卡夫卡同时也是现实世界的囚徒。这本传记中最让我感慨的是讲述卡夫卡的生活如何被战争所中断：他原本打算离开父母独自生活写作，结果一战爆发，他寸步难行。战争将一代人一拳打倒，但他还挣扎起身，用笔录下伤口与牢笼。

《布拉格精神》书籍

作者：[捷] 伊凡·克里玛

出版社：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译者：崔卫平

出版年：2015

捷克作家伊凡·克里玛的文集。他10岁就被纳粹关进集中营，14岁才获救。这段经历给了伊凡·克里玛对于死亡与困境超常的敏感。

书里最后一篇关于卡夫卡的《刀剑在逼近：卡夫卡灵感的源泉》写得极好。在伊凡·克里玛看来，卡夫卡的主人公们并不是现代社会懦弱的逃兵，而是努力生活在真实世界的英雄，是自愿受难的普罗米修斯，为那些同样试图生活在真实与尊严中的人类提供火光。

《另一种审判：关于卡夫卡》 书籍

作者：[英] 埃利亚斯·卡内蒂

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译者：刘文杰

出版年：2023

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卡内蒂关于卡夫卡的一本随笔集。

卡内蒂的自传三部曲写得特别精彩，让人惊叹他的记忆力和抽丝剥茧的能力。

这本关于卡夫卡的札记也很好看，卡内蒂不仅是从文学层面理解卡夫卡，也理解他对亲密关系的恐惧。卡内蒂甚至在自己成为父亲之前，也犹豫要不要像卡夫卡一样逃避婚姻与家庭。卡内蒂是如此渴求进入卡夫卡的内心世界，以至于他不知不觉让卡夫卡成为自己人生的审判者。

① 《卡夫卡日记》（1909—1923）三卷本，邹露译。

② 《致父亲的信》，写于 1919 年 11 月，卡夫卡去世 5 年前。选自《卡夫卡中短篇小说全集》，杨劲译。

③ 1914年两人订婚，同年解除婚约，1916年再次订婚，1917年解除婚约，该年12月彻底结束关系。

④ 《致密伦娜情书》，叶廷芳，黎奇译。

⑤ 出自卡夫卡的寓言《巷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