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田野工作与研究内容

一 田野工作及资料

在黔中地区300多个屯堡村庄中，本研究选择3个村作为深度个案调查点，其选点预设主要考虑以下几个维度。

第一，历史、地理差异及互补。黔中屯堡区域分布上以安顺城为区隔，形成东、西两个片区，分别为“东部屯堡”与“西部屯堡”。东部屯堡区域一般主要指原平坝卫至普定卫，今平坝县到安顺市西秀区东部的区域。就地理位置和资源条件而言，“东部屯堡”拥有贵州18个万亩大坝的4个，耕地资源条件较好，亦是以往屯堡研究的主要区域。安顺在明初政治地理格局中，是“黔之腹、滇之喉”的重镇，是从中部、东部地区往西部、南部边境地区进发的必经之地，也由于从东至西的地理方位，东部屯堡“后方”紧贴贵阳，是从“国家”中心到“边缘”地区的“前卫”区域，与西部屯堡相比，离“中央”更近、离中原文化主体区更近。“西部屯堡”地处贵州西部喀斯特峰林到喀斯特盆地的过渡区，区域内坝子面积相对东部要少，愈往西进，峰林地貌愈多，耕地愈少，历史上是少数民族从东部坝子退出后“进山”的过渡区域。600年前，安庄卫、普定卫的一部分部队驻扎于此，但由于地形切割强烈，往前延伸即进入“土司区”，较之东部屯堡区域，历史上处于与少数民族交界的“紧张”片区。就肩负的历史任务而言，西部屯堡区的先民更要面对的是深山纵横区域中的“危险”，由于地貌的切割破碎，不像东部屯堡区那样，有村寨间方便交流的地理和资源条件。无疑，同质于农耕社会的屯堡社会，东、西部屯堡区的上述历史、地理差异性，是本研究在经济、社会基础视域以“多样性”“差异性”为出发点，考察其历史变迁中社会共性、文化共性所必须采取的方法论策略。

第二，当下社会转型过程中村庄主要生计方式的差异性。像西部地区农村一样，外出打工成为屯堡村庄劳动力从业方式的主流。但仍留守于村庄人口的生计方式的差异性，应该是观察和理解村庄社会稳定性及人们精神生活的切入口。从最表层的生计方式及其变迁，观察其与社会、文化变迁的相关性，亦是理解村庄共同体变迁的最好参量。由此，我们选择了三类最为典型的情况。其一，是传统副业成为家庭生计重要来源的村庄。这种生计方式对传统知识和地方性智慧的依赖及传承性较强，同时对原有社会关系网络、村庄共同体的依赖及“保存”需求度较高，但在与外部同业竞争时，抗风险能力较弱。此一类型，我们选择了西部屯堡的下坝村。迄2008年时，下坝村已有近50户办起面条加工作坊，20多户从事屠宰行业，而这两项副业，在下坝村均有100多年的传统。其二，是能“就地就业”，以“异质性”生计贴补家庭收入的村庄。与进行规模农耕生产的屯堡“田坝区”相对照，历史上“交通线”[51]附近的农户以“赶场”为副业的生计样式是一大特点。但在市场交换、现代性愈来愈强势的当下，农户小生产的副业、赶场经济退缩趋势是无法阻挡的。随着工业化、城镇化速度加快，村庄“被融入”反倒成为一种主流。在地化从事工业生产，到附近城镇从事商业经营，以家庭为单位从事近距离的交通营运等，以此形成从业与收入的多业并举的家庭经济结构，已成为屯堡区域的一类典型。家庭生计样式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变，随之社会及文化会有何相应改变，村落共同体在此转变过程中，意义和价值相应会有什么样的变化？此种类型我们选择了东部屯堡的鲍家屯村。15年前，先是国营，后来变成了私营的一家化肥厂落户在鲍家屯村地界之内，每年该企业要向村集体交付一笔“环境污染补偿费”，村中有40多户人家也通过在化肥厂打工挣取一笔土地外的收入。与传统农耕生计方式如此迥异的新型在地化生计方式，与村落共同体的变迁形成了怎样的关系？无疑，这一类型的研究可以回应相关社会变迁研究的需要。其三，是依托“屯堡文化”资源进行旅游开发的村庄。西部农村社会转型的一个重要载体，是依托民族文化资源进行旅游开发，从而发展经济。此种经济发展模式或载体与人类走过的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同构的历程不同，这是以民族文化资源为依托的新兴产业。作为后现代产业，它对原有历史、民族文化的依托，可将文化与经济的关系、经济与社会的关系还原到具有内在同构性的网络结构之中。从这个意义上看，旅游业的开发与村落社会共同体的发育存在直接关联，并不像村庄劳动力外出打工的经济模式那样对村庄公共性的依赖是间接的。因此，乡村旅游开发中，企业、政府、村民作为文化持有者，三者的经济结构关系直接与村庄传统关联，开发成果及开发过程的社区参与方式也决定了这一“新兴产业”与村落共同体的互动方式是有益于还是有损于村落共同体的发展。在此，企业与村庄的利益结构关系是核心内容，它直接关乎村落整体社会的变迁走向。屯堡文化作为一种具有巨大旅游业开发潜质的文化资源，如何使开发利用不但不损害文化的可持续发展，反而有助于文化的繁荣、社会的兴旺，无疑是屯堡社区前行的重要目标。因此，目前唯一的开发屯堡旅游的村落——天龙村（简称天龙），成为此类模式中不二的选择。

以上两个维度作为村庄研究的依据固然可行，但尚且缺乏精神、文化层面的主体性考察。其中，宗教视角又是凸显其文化及生活方式的重要载体。因此，选点时候我们还考虑到村庄社会的文化传统及宗教资源的差异性。屯堡村庄从历史到当下表现出的“文化”特征有很大的差异。以东部、西部屯堡区位中的村庄差异看，东部规模较大的村庄较多，如吉昌、九溪、中所、鲍屯村等均为500户以上。村庄自身规模大，文化传承载体的功能较完整，开展民俗、节庆活动条件较好。因此，以节庆举办民俗活动为载体，可反哺村庄组织及共同体的生存和发展，而村庄组织发育较好，也会成为文化认同、精神整合为标识的宗教生活存续和兴盛的“社会保障”。相比之下，西部屯堡村庄规模较小，200～300户规模的村庄是常态，但西部区域以山川庙宇驰名的村庄分布均衡，是屯堡妇女常规宗教生活的“物质载体”。村内抬舆活动兴盛的东部村庄与可容纳妇女年度朝山拜佛活动的西部村庄的这种差异性，对村落共同体将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对屯堡族群的社会特征又会有何种影响和功能，同样是我们需要考虑的。基于以上视角，选择拥有屯堡域内佛教名胜天龙山寺的西部下坝村（简称下坝），拥有“抬汪公”传统的东部鲍家屯村，拥有“三教寺”的天龙村为个案点，与以上两个视角一道，可共同构成一个立体的，在差异性中捕捉一般性的田野工作基础平台。

需要说明的是，三个村庄并不是研究框架的严格对应主体。在行文中，我们仍然会使用更大范围的田野材料作为分析的经验支撑材料。在田野调查设计思路中，三个个案村仅仅是“整体性”把握的一个向度，更多、更深的向度，我们采用“专题式”的调研方式，在相应的村庄展开。

本课题的田野工作大体分四个阶段进行，在此过程中，获取了丰富的田野材料。

（1）试调查及问卷调查阶段。2008年7月主要到下坝村、鲍家屯村、天龙村、九溪村进行试调查，任务是为三村农户全数问卷调查做基础调研。2008年10～11月的问卷调查历时10天（其中3天培训），共获有效问卷1489份。

（2）三个个案村综合性深度访谈及参与式调查。2009年春节，课题组开始驻村调查，至4月初，通过个别访谈、会议访谈、参与观察等方式完成三个村综合性深度调查，获访谈录音整理文字资料50余万字。此外，课题组还对相关的其他12个屯堡村寨进行了调查。两相合计，课题组访谈资料达80余万字。

（3）民俗节日、宗教活动现场调查。从2009年春节开始，至2011年农历六月六，课题组在屯堡区15个村的14个宗教活动场所及村庄内，对14项屯堡宗教/民俗活动进行调查，共计派出88人次进行了30次参与观察和深度专题访谈，获得访谈整理资料39万字。此外，课题组还于2011～2013年共6次对田野点实施补充调查。

（4）专题调查及阶段成果撰写及发布，《吉昌契约文书》发现、整理、出版及首发式。除了前述访谈外，课题组还在屯堡的民俗及宗教节庆时，到周官、三辅、吉昌、中所等15个村，对这些民俗/宗教活动的2207名参与者进行专题统计，以此对屯堡人的社会组织、通婚圈、赶场圈、妇女朝山活动等进行深入调查。2009年3月，我们在回访吉昌村抬汪公活动时，发现了吉昌契约文书，至2009年12月，收集、整理403份契约文书并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于2010年出版《吉昌契约文书》。

二 研究框架与内容

本书依照《国家社科基金项目2008年度课题指南》“宗教学”学科领域中“宗教学理论体系研究”中的“宗教社会学”和“中国宗教现状社会调研”中的“中国宗教现状的区域性基础调研”指示的研究范围和内容进行设计，以贵州屯堡社区为个案，开展以宗教社会学为主、多学科交叉的跨学科研究。“屯堡社会稳定性”与屯堡宗教作为“社会事实的总体呈现”二者有何关联是本研究的首要问题。本课题借助已有理论和学术资源，结合屯堡社会建构和运行的实态，将“社会稳定性”界定为社会在变迁中的不断调整和适应，从而得以延续。因此，本课题在“发生学意义上的屯堡宗教与社会”以及“社会变迁过程中的屯堡宗教与社会”的框架之内，对屯堡社会稳定性与屯堡人宗教生活进行同构性和整体性研究。主要内容为：

（1）屯堡社会稳定性的系统解读及原因考察；

（2）屯堡社会宗教形态及功能的系统考察；

（3）考察屯堡社会宗教子系统与其他子系统的关系；

（4）屯堡宗教在当下屯堡乡村社会转型中的表现及意义。

具体分三个版块进行探讨。

（一）屯堡均质合作型经济及其宗教文化内涵

经济生活的结构和特征对于我们认识屯堡社会及其稳定性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从历史起源上看，我们所密切关注的这个在黔中地区数百村落的移民后裔聚落并非自然发生，而是因明朝对西南地区进行军事征服和政治治理的需求而产生的，其诉诸的制度工具主要为军屯制。军屯制对移民有政治、经济和军事等多方面的控制和约束，其中的经济内容颇为显著。更为特殊的是，随着朝代更迭、兴亡交替，在军屯制瓦解之后，这项制度的经济之维却仍在事实上延宕许久。在参与和决定了屯堡移民社会早期的建构之后，其深远影响绵延不绝。其中最为核心的问题是，从军屯制中生长出来的屯堡均质型经济特征，发展出了必须合作的社会性需求，而合作得以圆满实现的过程，又彰显了超验性力量的作用，具有深厚的社会文化内涵。由此，我们可以去探求，屯堡经济生活中的精神性因素如何存在。马克斯·韦伯曾在其名著《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认定宗教信仰与经济行为的关联性，而屯堡社会600年来的历史将会展示另一番景象。

（二）屯堡社会结构及社会自主性的宗教文化向度

考察社会结构和社会自主性是研究社会稳定性的题中之义。并且，在全国具有唯一性和独特性的屯堡社会的地方性经验所展现的，不仅是由于其历史的特殊规定性而获致的社会要素和结构方式所成就的社会稳定性，而且，它还显示出“社会如何可能”的一般性启发和意义。本课题将屯堡社会“核心家庭-村落共同体”的结构特征作为研究的起点和核心。“核心家庭-村落共同体”结构作为屯堡社会的基础结构，它的现实存在本身意味着它是一个开放的、处于社会转型和社会变迁过程中的“活体”。这其中的活力，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其社会自主性。当中国“在市场化和乡村制度变迁的巨大冲击下，农村社区内生性组织遭遇了‘内卷化’过程，变现为：生存空间被挤压、总体性功能衰竭，自主性消解和社区公共性衰落”[52]，而作为村庄社会结构基础的核心家庭凸显“本位化”[53]之后，从屯堡社会的经验中挖掘出现实存在的“核心家庭-村落共同体”的结构性和精神性特征及其机理，从而梳理出社会存在的不可或缺的结构性支撑和精神向度，就是：跟上时代发展的步伐与打造好安身立命的家园具有同等价值，而这一经验视角，在以往关于农村“发展”的价值评估和认知中，往往被以GDP为标识的经济目标和过程所遮蔽。

（三）屯堡人的宗教生活及其精神世界

就上文已提及的当前中国许多乡村地区在精神价值和文化传统方面的迷失而言，屯堡人的宗教生活不仅难能可贵地显示出其价值、理想、精神和情感的丰裕与自足，以及对文化传统的有力传承与创造，而且还特别能有助于拓展探讨中国民间宗教生活的共性和本质特征的理论空间。在强势的西方中心话语体系中，中国广大乡间民众所践行和享有的宗教生活，通常遭到以西方制度性宗教作为参照系的话语体系的贬抑。而实际上，一方面，这种宗教观本身需要进行知识考古和反思；另一方面，则是针对中国这个地域广大，各种地方性社会历史文化形态丰富并存，各地的宗教生活形态难以简单化约而“削足适履”的事实，我们应当去发展出更为适宜的观念框架。这不仅事关学术探讨，更关乎国家和地方相关部门的政策制定和社会治理。因此，本研究将分别以个体生命历程和村落年度周期为脉络，对屯堡人的人生礼仪（含祖先祭祀）和群体性的神灵崇拜仪式，以及宗教生活在性别、空间、年龄群体、从族群到村落再到村内的不同层级的组织和群体等多个范畴和维度上的体现进行考察，也就是对屯堡人的宗教生活及其精神世界进行近乎全景式的、多角度的勾勒和描绘。在力求进行基于田野考察基础上的事实呈现和经验描述的同时，对这种宗教生活与其社会的结构性关联加以分析，着重阐释屯堡宗教生活如何嵌入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并助益和增进了屯堡社会的稳定性。从屯堡人的礼俗生活、屯堡妇女宗教生活、屯堡人全面参与的社会宗教活动等视角，逐项展开考察与讨论，以较为全面地考察精神生活，提供出从来就容易被宏观社会理论遮蔽的社会精神方面与“实在社会”方面“本来如此”的经验场景和相关认知。

在章节安排上，本研究将在第一章至第六章，对宗教文化因素在屯堡社会生活中的一系列具体表现，以及对屯堡社会文化生活的丰富作用和社会整合作用进行一一论述。力争对屯堡民间社会的结构与文化生活内容进行深入系统的考察，全面地梳理屯堡社会生活的文化形态及其具体内容，展示贵州屯堡地区屯堡乡村社会生活（尤其文化生活）的全貌，以便整体上认识和把握屯堡地区的社会生活和文化生活的内容、性质和特点，并在结语部分对其进行总结并提出屯堡经验的启示和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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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书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成果，项目批准号：08XZJ007，项目类别：西部项目，项目名称：屯堡社会稳定性的宗教视角考察。

[2] 汝信、陆学艺、李培林主编《2009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第276页。

[3] 王春光：《农民工的“半城市化”问题》，载李真《流动与融合》，北京：团结出版社，2005。

[4] 陆学艺：《当代中国社会结构》，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第273页。

[5] 《2009年社会治安状况分析》，载汝信、陆学艺、李培林主编《2010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

[6] 贺雪峰：《乡村的前途：新农村建设与中国道路》，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7，第44页。

[7] 贺雪峰：《乡村的前途：新农村建设与中国道路》，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7，第2页。

[8] 吕德文：《涧村的圈子——一个客家村庄的村治模式》，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9，序言3～4页。

[9] 转引自谭同学《桥村有道——转型乡村的道德权力与社会结构》，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0，第441页。

[10] 谭同学：《桥村有道——转型乡村的道德权力与社会结构》，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0，第448～449页。

[11] 阎云翔：《礼物的流动——一个中国村庄中的互惠原则与社会网络》，李放春、刘瑜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第95页。

[12] 麻国庆：《家与中国社会结构》，北京：文物出版社，1999，第107页。

[13] 贺雪峰：《新乡土中国》，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

[14] 吕德文：《涧村的圈子——一个客家村庄的村治模式》，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9，丛书总序。

[15] 梁鸿的《中国在梁庄》、江子的《田园将芜》等著作，也令人心栗地演示了这一过程。

[16] 董磊明、杨华：《西方宗教在中国农村的传播现状》，《修远基金会报告》未刊稿，2010。

[17] 不包括港、澳、台地区。

[18] 仅指基督新教，不包括天主教、东正教等。

[19] 金泽等：《中国宗教报告（2010年）》，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

[20] 金泽等：《中国宗教报告（2009年）》，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第12页。

[21] 金泽等：《中国宗教报告（2009年）》，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第15页。

[22] 金泽等：《中国宗教报告（2009年）》，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第310页。

[23] 孙兆霞等：《屯堡乡民社会》，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

[24] 朱伟华等：《建构与生成》，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

[25] 曾芸：《二十世纪贵州屯堡农业与农村变迁研究》，北京：中国三峡出版社，2009。

[26] 孙兆霞、张建：《家园的守护者与有意义的生活——对九溪妇女佛事活动的社会人类学考察》，《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8年第6期。唐红：《贵州屯堡女性佛事组织运行中的教育功能研究》，重庆：西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9。

[27] 张乃和：《发生学方法与历史研究》，《史学集刊》2007年第5期。

[28] 耶日·托波尔斯基：《历史学方法论》，张家哲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90，第195页。

[29] 张原：《在文明与乡野之间——贵州屯堡礼俗生活与历史感的人类学考察》，北京：民族出版社，2008，第16页。

[30] 孙兆霞：《家园的守护者与有意义的生活——对九溪妇女“佛事活动”的社会人类学考察》，《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6期。

[31] 李立：《在学者与村民之间的文化遗产——村落知识生产的经验研究、话语分析与反思》，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第250页。

[32] 张原：《在文明与乡野之间——贵州屯堡礼俗生活与历史感的人类学考察》，北京：民族出版社，2008，第376页。

[33] 张原：《在文明与乡野之间——贵州屯堡礼俗生活与历史感的人类学考察》，北京：民族出版社，2008，第16页。

[34] 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田禾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1。

[35] 王铭铭：《村落视野中的文化与权力》，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

[36] 费孝通：《乡土中国》，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37] 维克多·特纳：《仪式过程：结构与反结构》，黄剑波、柳博赟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第128页。

[38] 克利福德·格尔茨：《文化的解释》，韩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8，第202页。

[39] 埃德蒙·R.利奇：《缅甸高地诸政治体系》，杨春宇、周歆红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

[40] 伊曼纽尔·沃勒斯坦：《否思社会科学——19世纪范式的局限》，刘琦岩、叶莉芬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

[41] 杨庆堃：《中国社会中的宗教》，范丽珠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

[42] A.R.Radcliffe-Brown，“Religion and society”，in Adam Kuper ed.，The Social Anthropology of Radcliffe-Brown，pp.126-127，London Boston：Routledge & Kegan Pual，1977.

[43] 张冠梓等：《法律人类学：名家与名著》，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11，第302～303页。

[44] 维克多·特纳：《仪式过程：结构与反结构》，黄剑波、柳博赟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第133页。

[45] 克利福德·格尔茨：《作为文化体系的宗教》，纳日碧力戈等译，王铭铭校，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第101～147页。

[46] 罗伯特·雷德菲尔德：《农民社会与文化——人类学对文明的一种诠释》，王莹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第94～95页。

[47] 王铭铭：《社会人类学与中国研究》，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第141页。

[48] J. J. M. De Groot，The Religious of China：Its Ancient Forms，Evolution，History and Present Aspect，Manners，Customs and Social Institutions Connected Therewith，BiblioBazaar，2010.

[49] 葛兰言：《古代中国的节庆与歌谣》，赵丙祥等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50] 王铭铭：《走在乡土上：历史人类学札记》，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第15～27页。

[51] 孙兆霞等：《屯堡乡民社会》，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第75～78页。

[52] 马良灿：《农村社区内生性组织及其“内卷化”问题探究》，《新华文摘》2013年第6期。

[53] 谭同学：《桥村有道——转型乡村的道德权力与社会结构》，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