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1899年9月20日，施特劳斯出生在德国Hessen地区Kirchhain镇上的一个犹太家庭。人文中学毕业后，施特劳斯先后在马堡大学等四所大学注册学习哲学、数学、自然科学，1921年在汉堡大学以雅可比的认识论为题完成哲学博士学位论文。1924年，一直关切犹太政治复国运动的青年施特劳斯发表论文“柯亨对斯宾诺莎的圣经学的分析”，[1]开始了自己独辟蹊径的政治哲学探索。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施特劳斯离开德国，先去巴黎、后赴英伦研究霍布斯。1938年移居美国后，施特劳斯在纽约社会研究新学院任讲师，并兼任一个学刊的编辑，十一年后受聘于芝加哥大学政治系，任教十九年，直到退休——任教期间，施特劳斯先后获得芝加哥大学“杰出贡献教授”、德国汉堡大学荣誉教授、联邦德国政府“大十字勋章”等荣誉……

离开德国之前，青年施特劳斯已经发表过两部论著，不过并未引起德国学界关注。成为美国名牌大学的教授后，施特劳斯在原籍国德国学界仍然长期籍籍无名，虽然他的两部要著在六、七十年代已经译成德文。[2]施特劳斯去世二十年之后，德语学界才有人开始编辑出版德文版《施特劳斯文集》——编者迈尔（Heinrich Meier）教授大概还在念大学的时候，施特劳斯就去世了，他从何得知施特劳斯的思想？迈尔写过一本题为《为什么要政治哲学？》的小书，阐发施特劳斯倡导的“政治哲学”，提献给伯纳德特（Seth Benardete）。伯纳德特是西班牙裔美国人，施特劳斯出任芝加哥大学教授那年（1949）进芝大念书，1955年在芝大社会思想委员会获得博士学位，是施特劳斯最早的入门弟子之一。毕业后，伯纳德特到圣约翰学院任教（后转任纽约大学古典系教授）——圣约翰学院是个特别的大学本科院校，施特劳斯早年的大学同窗克莱因（Jacob Klein）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流亡美国后一直在这里教书（1938-1978）。在克莱因影响下，这个学院办成了古典式的博雅学院。1967年施特劳斯在芝大退休后，到这所学院出任Scott Buchanan驻院教授，直到去世。

施特劳斯的弟子众多，在美国学界成名的不少，迈尔的施特劳斯研究却很少引证施特劳斯的其他弟子。伯纳德特的同窗、施特劳斯的另一位弟子罗森（Stanley Rosen）说，伯纳德特著作的个性使其不适合作为深入施特劳斯思想堂奥的文本证据，何况，“面对导师留下的大量文本，我们为什么要舍近求远，到一个学生那里寻证据？”——可是，据说施特劳斯公开传授了古典哲学的隐秘教诲，以至于人们觉得施特劳斯的教诲也是隐微的，即便直接阅读施特劳斯的文本也难搞懂。施特劳斯的弟子们大多承认，要搞懂导师的著作字里行间传达的东西相当困难，因为，施特劳斯的写作方式大多是解经式的，人们很难区分哪些是古典文本中的思想，哪些是他自己的思想。施特劳斯的弟子们以及弟子的弟子们后来分成两派：“东岸派”和“西岸派”（East and West Straussians）。“东岸派”主张，施特劳斯思想的重点并非古典哲学与现代哲学的对立，而是哲学与诗或者哲学与启示的纷争。潘戈（Thomas Pangle）是施特劳斯的弟子布鲁姆（Allan Bloom）的弟子，他在为施特劳斯临终前编选的自选文集写的序言中说：“柏拉图与（希伯莱）圣经之间的纷争中最为本质性的东西，已经呈现在柏拉图与诗人的争纷中了”——施特劳斯谈论上帝，其实都是政治的（或“公开的”）说辞。“西岸派”的代表、施特劳斯最早的弟子之一雅法（Harry V.Jaffa）强烈反对潘戈的说法，因为这无异于把施特劳斯说成了一个伪装成道德卫士的“伊壁鸠鲁分子”（an Epicurean）。在“东岸派”弟子看来，雅法虽然跟施特劳斯游学多年，却未得先师微言，仅仅得其师的政治教诲或“显白”教诲——据说，施特劳斯的微言是：道德并没有坚实的根基。[3]

施特劳斯的论著传授的真正教诲究竟是什么，施特劳斯的弟子们已经意见不和——但在施特劳斯那里真的有某种他着意要“秘传”的教诲？罗森坦白承认，自己的老师最终令他不明就理，于是，他关于自己的老师也说了下面这段让我们不明就理的话：

柏拉图对话的银丝网或表面含义包含了一种对非爱智［哲学］的多数人有价值的教导，而金苹果则是为哲人保留的。施特劳斯令人困惑之处在于，他引导我们的目光透过银丝网的网眼去看它下面的东西，但却是以这样一种奇怪的方式引导我们，使我们发自内心地感到下面并没有什么金苹果。在银下面仿佛是更多的银，也许成色比外层更高一点，但绝对不是什么金苹果。……用非比喻的语言来说，从施特劳斯复杂的教导或许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对人来说，不仅智慧不可能，而且哲学、如柏拉图对话的银外层所描述的哲学，也不可能。……施特劳斯用一个看起来更严厉的论题——哲学从未诞生过，来教导自己的学生捍卫古典时代的真理。[4]

罗森的说法是否为真难以断定，并非只要是施特劳斯的弟子就肯定手握施特劳斯思想堂奥的大门钥匙，倒可能是真的。何况，施特劳斯的弟子们歧见纷忧，我们究竟该听信哪个弟子的说法呢？布鲁姆不仅是施特劳斯弟子，而且与施特劳斯似乎情同父子，以至于人们会以为，布鲁姆的柏拉图《王制》义疏最贴近施特劳斯笔下的柏拉图。朗佩特（Laurence Lampert）并非施特劳斯弟子或弟子的弟子，却怀疑布鲁姆是否有“半点施特劳斯大胆且敢于背离前人传统的阐释精神”。

施特劳斯发展了阿尔法拉比对柏拉图利用忒拉叙马霍斯的认识，以及关于苏格拉底如何通过朋友忒拉叙马霍斯和诗歌实施统治的评述，布鲁姆几乎没有这样的发展。布鲁姆注疏里的柏拉图抱负，看来不过是冲谈要进行政治革命的愚蠢思想和企望，促进似乎由布鲁姆呈现出来的最有利于哲学的生活方式：让柏拉图的学子们永远守住远离尘嚣可以安静思考的狭小居所，在这里，那些饱学之士训练习哲学的年轻人，让他们成为和自己一样的人。布鲁姆笔下的柏拉图无意承担教育整个时代的事情。施特劳斯的弟子如布鲁姆等更愿意把现代性看作由哲人承担的巨大工程达成的结果，完全不愿意把柏拉图本人看作施展哲学抱负的典范。……如果施特劳斯公开评价过［自己的学生］如布鲁姆、雅法、怀特（White）、丹豪瑟（Dannhauser）、克罗波西（Cropsey）及其他人的著述，我们或许理解起来要容易一点。但施特劳斯似乎无意把事情弄得易懂一些。[5]

朗佩特的观点提醒我们，坊间广为流传的所谓“施特劳斯派”很可能是一派谣言。施特劳斯在美国学界重镇芝加哥大学执教近二十年，教书育人默默无闻，尽管时有著述问世，挑战思想史和古典学学界的主流治学路向，生前却从未成为学界声名显赫的名人。去世之后，施特劳斯才逐渐成为影响北美学界最重要的流亡哲人，他所倡导的回归古典政治哲学的学问方向，的确深刻影响了北美文教界和学界的基本走向。[6]尽管如此，施特劳斯学述本身在北美学界迄今不是显学或主流，将来也不会成为显学，因为，施特劳斯学述把源源不断的新生学子引向了柏拉图式的政治哲学传统，热爱学问的青年最终在古典大书中安居乐业。一旦古典学问成了一国学术的丰厚土壤，成为显学的显然并非施特劳斯学述，而是古典学问本身。如果我们着眼于从施特劳斯那里得到某种教义式信条，一开始就错了。施特劳斯是否有隐微教诲——无论这教诲是什么，并不是值得我们关心的事情：施特劳斯以身作则的是敬重和细读古典文本，与历代思想大家一起思索真正属于政治哲学的问题。

百年来，中国智识人追慕过好些西方哲学的样式：上个世纪三十年代我们热衷过的实用主义哲学，如今已了无踪迹；上个世纪八十年代非常走红的存在主义哲学，如今也几乎销声匿迹——在国朝学界，西方哲学的面目眼下主要呈现为现象学哲学、分析哲学、解释学哲学、解构哲学，这些主流哲学无不依托种种现代思想经验。与此判然有别，施特劳斯的政治哲学依托苏格拉底的哲学经历，以整个西方思想史为织体，所展开的是西方哲学的整个古典传统。由于在西方并非显学，施特劳斯的政治哲学进入汉语学界很晚，甚至晚于解构哲学，以至于我们以为，这是西方学界最新、最时髦的哲学样式。其实，就学术生涯来讲，施特劳斯展开柏拉图式的政治哲学晚于海德格尔展开现象学哲学不到十年。施特劳斯学述几乎无不是绎读前人要著，没有提出一套显眼的自家理论体系，自然不易引人注目——不仅如此，用今天的话说，施特劳斯非常“低调”，为学质朴，甚至写了不少在大牌教授看来不屑为之的书介性评论。施特劳斯执教芝加哥大学近二十年，其间有好几位修读西方思想史的中国留学生在读，我们从未听他们后来提起过这位获得芝大“杰出贡献教授”荣誉的老师。施特劳斯展开古典政治哲学远早于伽达默尔的解释学哲学（遑论德里达的解构哲学），但解释学哲学在八十年代就开始成为国朝学界的显学，毕竟，《真理与方法》具有大理论样式，耀眼得多，顺手拿过来用也非常方便。施特劳斯的纲领性文章“什么是政治哲学”同样在八十年代就译成了中文（节选），但我们当时谁都没有注意到这篇文献的分量及其深远的思想学术史含义。

施特劳斯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初作古以后，美国学界才有人突然发现，并非古典学界业内人士的施特劳斯的学术影响已经威胁到英美古典学界的基本走向，十九世纪以来的实证-历史主义古典学遭到致命打击……此论在《纽约时报》上一出，随即引发激烈争议，直到北美古典学界掌门人弗拉斯托（Gregory Vlastos）出面致函《纽约时报》，称古典学界仍然稳如泰山，并未受到施特劳斯学术的不良干扰，争议才得以平息。然而，谁也没有想到，十多年后，美国宪法学界和美国史学界相继出现类似的惊呼：并非宪法学界、史学界业内人士的施特劳斯，其学术影响已经威胁到宪法学、史学界的基本走向……到上个世纪末，施特劳斯身后的学术影响引发的学界争议急剧攀升到政治斗争高度：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揭发说，施特劳斯一直对自由民主理想心怀敌意，是政治上反动的保守主义宗师；后现代主义者则宣称，施特劳斯唯古典是从，没有提供应对现代技术文明危机的具体理论方略。施特劳斯的弟子们本来一直在大学里埋头绎读古典大书，这时不得不站出来对传媒说：施特劳斯从来不与某种现实的政治理想或方案为敌，也从不提供解答现实政治难题的哲学论说；那些以自己的思想定位和政治立场来衡量和评价施特劳斯的哲学名流和民主政治斗士，不外乎是以自己的灵魂高度俯瞰施特劳斯立足于古典智慧的灵魂深处——施特劳斯的弟子们没有想到，一旦他们站出来公开为自己的老师辩护，所谓“施特劳斯派”的谣言就开始满天飞了。

美国学界因施特劳斯而引发的政治争议很快传到了中国——有家著名民营学术书店在广告推荐一本美国自由主义女知识分子揭发施特劳斯政治不正确的书的中译本时说，“引进施特劳斯给中国学界带来了不小的思想混乱”——这话听起来与我们过去非常熟悉的报纸言论一模一样：“西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给中国学界带来了不小的思想混乱”。奇妙的是，如今担心中国学界“思想混乱”的是我们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这表明如下情形是真实的：现代的种种“主义”思维已经成为国朝学界的舆论基础。站在“主义”的舆论视域，我们当然看不到，施特劳斯关心的根本问题其实具有常识品质，而且很陈旧：西方文明危机的根本原因何在？对百年来西方学界的这个老问题，施特劳斯不仅作出了超逾所有前人的深刻回答，而且提出了切实可行的应对方略：回归古典政治哲学——施特劳斯的学问以复兴苏格拉底问题为基本取向，这迫使所有智识人面对自身的生存德性问题：在具体的政治共同体中，难免成为“主义”信徒的智识人如何为人为学。如布鲁姆在“纪念施特劳斯”一文的结尾时所说，施特劳斯一代伟器、扌离毫英见，对每一个愿意以严肃思考为生的人，他的著述所倡导的古典学问方向都是一个触及自己的生存理由的严峻挑战：

Echoing the Apology with what will seem a threat to some，a blessing to others，I believe our generation may well be judged by the next generation according to how we judged Leo Strauss.

的确，在施特劳斯所展开的古典政治哲学引领下，一旦年轻学子的向学热情经受过古典学问的浸润，必将逐渐懂得人类政治生活的严峻性和复杂性，不再头脑简单或发热地以种种传媒观念来衍化政治主张，“思想混乱”就来了。如果中国文明因西方文明危机的影响也已经深陷危机处境，施特劳斯的学问方向给中国学人的启发首先在于：自由主义也好，保守主义、新左派主义或后现代主义也好，是否真能让我们应对中国文明面临的前所未有的根本危机。

[1]中译（彭磊译）见施特劳斯，《斯宾诺莎的宗教批判》，李永晶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11。

[2]施特劳斯到美国后完全用英文写作，《论僭政》出版十多年后才有德文译本（Neuwied 1963），《自然权利与历史》的德文译本同样如此（Frankfurt 1977）。1997年，德国才有了第一本施特劳斯思想评传（Clemens Kauffmann，Leo Strauss：Zur Einführung，Hamburg/Junius1997）。

[3]参见Susan Orr，Strauss，Reason，and Revelation：Unraveling the Essential Question，见David Novak编，Leo Strauss and Judaism：Jerusalem and Athens Critically Revisited，Rowman＆Littlefield1996，页26-27。对这一论争的评论，参见洛文萨尔，“施特劳斯的柏拉图式的政治哲学研究”，见刘小枫编，《施特劳斯与现代性危机》，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

[4]罗森，“金苹果”（田立年译），见刘小枫编，《施特劳斯与现代性危机》，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

[5]朗佩特，《施特劳斯与尼采》，贺志刚，田立年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页172注释。

[6]在影响北美政治哲学界的三位德语国家的流亡哲人（另两位为沃格林和阿伦特）中，施特劳斯影响最大、也最富争议。与阿伦特的比较，参见Peter Graf Kielmansegg/Horst Mewes/Elisabeth Glaser-Schmidt编，Hannah Arendt and Leo Strauuss：German Emigres and American Political Thought after World War II，Cambridge Uni.Press1995；施特劳斯与沃格林的比较，参见施特劳斯/沃格林，《信仰与政治哲学》，谢华育、张新樟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Ted V.McAllister，Revolt Against Modernity：Leo Strauss，Eric Voegelin，and the Search for a Political Order，Uni.Press of Kansas 19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