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潜隐叙述者”对涓生的批评

这种谴责的实现主要靠作品所精心经营的叙事结构。

《伤逝》采用的是第一人称“手记”的形式，其中的“我”就是涓生。涓生的悔恨中带有许多他自己的体验和感觉，甚至还有潜意识，而这些都用很“个人化”的手记形式呈现出来。这回忆的过程也可看作是涓生的“表演”吧。作品中涓生的立场和作者整个小说都是“伤逝”，是涓生对他们恋爱、同居，乃至最后分手过程的追忆，其中重点是回忆感情如何从高峰走向低谷，包括涓生对子君“变化”的细微的感觉。但这全都是涓生自己一人的回忆与感觉，小说中的子君始终是被动的、“失语”的。

细心的读者会发现，涓生的悔恨显然只是出于涓生的立场，是打了折扣的，不自信也不彻底的，他毕竟未能也不敢触及私心。于是对涓生的道德谴责也就油然而生。这就是为什么读者会更多同情子君的原因。

表面上其中的“我”（涓生）是叙述者，其实小说作者是隐藏着的另一叙述者，两者的立场显然是有差别，有距离的。这种距离就可能在阅读中产生观照，引发对涓生行为的观察、思考、批评与谴责。潜隐的叙述者有意让表面叙述者（涓生）的悔恨记录（手记）不那么“完整”，留下某些矛盾与缝隙，让细心的读者再深入发现其中的奥妙，想象涓生到底是什么样的人物？他的内心世界到底怎样？他的所为哪些值得同情，哪些应当批判？这样，我们就走进了人物的复杂而鲜活的内心世界。

在道德谴责之余，读者是可能会给涓生一些同情的。如果跳出来想，涓生对同居生活的逐渐厌倦也有可以理解之处。在涓生的感觉中，子君在同居之后变得“俗气”和“粗糙”了，“她早已什么书也不看，已不知道人的生活的第一着是求生，向着这求生的道路，是必须携手同行，或奋身孤往的了，倘使只知道捶着一个人的衣角，那便是虽战士也难于战斗，只得一同灭亡”。也许涓生的表白是有点“推卸责任”，所谓“战士”之类，显得有些空泛。但应当看到，和子君比起来，涓生更加不能适应从恋爱的情感高峰降落到平凡甚至琐碎的日常婚姻（同居）生活这一现实，也就是说，子君可以满足“过日子”，但涓生不能。这就是他们的差别。

“爱情必须时时更新，生长，创造”，我们并不否认这是真理，但这话从涓生口中说出，总使人感觉到某种“性别的差异”——男人情感更容易多变。

小说的潜隐叙述者对这一切都不做直接的评判，而是制造某种距离，让细心的读者有些超越，去发现与体味人生的种种情味，这正是《伤逝》艺术的高妙之处。

鲁迅的创作往往把自己也“烧”到里边。《伤逝》中也有鲁迅自己。不只是为“五四”式爱情唱挽歌，还写出“涓生”式的两难：当涓生明确意识到与子君之间只剩下无爱的婚姻以后，如果不说出真相，即是“安于虚伪”；说出，则意味着“将真实的重担”卸给对方，而且确实导致了子君的死亡。无论怎样选择，涓生都不免空虚与绝望。而这“两难”何尝不是鲁迅所深有体会的人生困境？鲁迅还写了一篇《我要骗人》，表露他渴望“披露真实的心”，却还要“骗人”的矛盾与痛苦。不过，这样来读《伤逝》，又太“哲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