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确立逻辑起点的一般方法
从思想史上看，存在着确立理论体系的逻辑起点的一般方法。探讨确立理论体系逻辑起点的一般的、科学的方法论问题，就是要为不同学科（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体系确立逻辑起点找到一般性的、普遍性的方法。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关于逻辑思维方法的阐述，为我们确立逻辑起点提供了方法论基础。
“从具体到抽象”是从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即从混沌杂多的表象开始形成抽象范畴（包含逻辑起点）的过程，而“从抽象上升到具体”是理性认识的深化发展，即从抽象范畴（包含逻辑起点）开始建构理论体系的过程。马克思指出：“如果我从人口着手，那么，这就是关于整体的一个混沌的表象，并且通过更切近的规定我就会在分析中达到越来越简单的概念；从表象中的具体达到越来越稀薄的抽象，直到我达到一些最简单的规定。于是行程又得从那里回过头来，直到我最后又回到人口，但是这回人口已不是关于整体的一个混沌的表象，而是一个具有许多规定和关系的丰富的总体了。”[18]“在第一条道路上，完整的表象蒸发为抽象的规定；在第二条道路上，抽象的规定在思维行程中导致具体的再现。”[19]上述认识过程，正是关于现实的具体总体本身的认识在头脑中发展的过程，是现实存在在意识中的观念存在，这一过程共分为Ⅰ、Ⅱ、Ⅲ三个环节，共构成了两个认识发展阶段：
Ⅰ.“表象中的具体”“关于整体的一个混沌的表象”——前范畴的杂多、直观，
Ⅱ.“一些最简单的规定、抽象”——抽象范畴（逻辑起点），
Ⅲ.“具体总体作为思想总体、思想具体”——现实具体的再现（理论体系）。
其中，“环节Ⅰ至环节Ⅱ”是第一阶段，即“从具体到抽象”；而“环节Ⅱ至环节Ⅲ”是第二阶段，即“从抽象上升到具体”。值得注意的是，这里的“抽象”不是马克思曾经批判过的思辨唯心主义的形而上学抽象，而是唯物辩证法的合理的抽象。
1.“从具体到抽象”是逻辑起点的产生形成过程
“从具体到抽象”是逻辑起点的产生形成过程，在这一过程的终点，逻辑起点作为“最简单的、最抽象的范畴”而出现。
“从具体到抽象”，即从“关于整体的一个混沌的表象”即“表象中的具体”，“蒸发”出最抽象的、最简单的规定和范畴，是直接从具体、混沌而杂多的感觉经验（感性直观与感性表象）出发形成一系列简单、抽象的理性范畴的过程；其实质是从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是思维对感性杂多进行分析的过程。值得注意的是，此处的“表象中的具体”不是“现实的具体总体”本身，而是“关于整体的一个混沌的表象”，即反映现实总体的具体、混沌而杂多的感觉经验。
结合理论体系问题来看，“从具体到抽象”是科学认识过程的第一阶段，也是理论体系的逻辑起点的形成过程。从具体到抽象，是直接从具体、混沌而杂多的感觉经验出发形成一系列简单、抽象的理性范畴的过程；这些多种多样的范畴中，最简单、最抽象、最具有初始意义的范畴就是“逻辑起点”。具体说，第一，科学的认识活动必须从关于现实总体的感性表象开始。作为研究对象的现实存在是一个总体，但认识最初只能形成关于这个现实整体的一些具体、混沌而杂多的感觉经验，即反映在感觉表象中的现实总体；这些混沌的表象是前范畴、前概念的，还没有经过理性思维的加工，没有形成抽象的范畴和概念。正是这些具体杂多的感性表象构成了头脑中认识活动的“原材料”，并构成了进一步思维加工的感性前提。第二，认识活动将感性表象加工为简单抽象的范畴，这是一种合理的分析过程。思想将混沌表象和感性杂多加以规制整理、分门别类，抽取出能够较为清晰地反映现实总体的某一方面、某一特征的规定、范畴，它们正是简单、抽象。第三，这一系列范畴中有一个是最简单、最抽象的范畴，它在逻辑上处于最为初始的位置，构成了其他范畴的前提，由此，它就构成了进一步建构理论体系的逻辑起点。
然而，“从具体到抽象”并未完成科学认识的整体过程，有待进一步从逻辑起点开始建构整个理论体系，在思想中再现现实总体本身。对现实的认识如果仅仅停留于这一阶段，停留于“抽象”，就无法真正形成完整全面的关于现实总体本身的科学认识。从认识过程来看，一方面，抽象范畴比混沌表象更为深刻和高级，更接近真理。对此，列宁曾经指出，“思维从具体的东西上升到抽象的东西时，不是离开……真理，而是接近真理。物质的抽象，自然规律的抽象，价值的抽象等等，一句话，一切科学的（正确的、郑重的、不是荒唐的）抽象，都更深刻、更正确、更完全地反映自然。从生动的直观到抽象的思维，并从抽象的思维到实践，这就是认识真理、认识客观实在的辩证途径”[20]。另一方面，抽象范畴仅仅是从混沌杂多的感性直观、感性表象中抽取出的某一侧面、某一特征，无法完整再现现实总体的多样性与完整面貌。“举例来说，最简单的经济范畴，如交换价值，是以人口即在一定关系中进行生产的人口为前提的；也是以某种家庭、公社或国家等为前提的。交换价值只能作为一个具体的、生动的既定整体的抽象的单方面的关系而存在。”[21]从思想发展的历程来看，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所使用的正是“从具体到抽象”的方法。马克思指出：“第一条道路是经济学在它产生时期在历史上走过的道路。例如，17世纪的经济学家总是从生动的整体，从人口、民族、国家、若干国家等等开始；但是他们最后总是从分析中找出一些有决定意义的抽象的一般的关系，如分工、货币、价值等等。”[22]其局限性也在于仅仅停留于这一认识阶段，从混沌表象“蒸发”而出的抽象的规定、范畴之后，就不能进一步“从抽象上升到具体”，从而也就不能完整地把握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现实总体。
2.“从抽象上升到具体”是从逻辑起点开始的理论体系建构过程
马克思指出，在“从具体到抽象”之后，科学认识过程并未完成，而是要进一步“从抽象上升到具体”：“在第一条道路上，完整的表象蒸发为抽象的规定；在第二条道路上，抽象的规定在思维行程中导致具体的再现。”[23]“从抽象上升到具体”就是从作为简单抽象范畴的逻辑起点开始的理论体系建构过程；“现实的具体总体本身”在理论体系所构成的“思想的具体总体”中得到了完整而真实的反映与再现。
“从抽象上升到具体”，其实质是理性认识的进一步深化，是在分析基础上进一步综合的过程，即从抽象的规定、范畴出发，经过头脑的加工、整合，形成多种规定整合在一起的“具体总体”“思想总体”“思想具体”，这种“思想具体”就是在头脑中再现出来的“现实的具体总体本身”。“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只是思维用来掌握具体、把它当作一个精神上的具体再现出来的方式。”[24]值得注意的是，此处的“思想的具体总体”不等同于“现实的具体总体本身”，但比“混沌表象的具体”更能客观真实全面地再现现实的具体总体本身。“后一种方法显然是科学上正确的方法。具体之所以具体，因为它是许多规定的综合，因而是多样性的统一。因此它在思维中表现为综合的过程，表现为结果，而不是表现为起点，虽然它是现实的起点，因而也是直观和表象的起点。”[25]“具体总体作为思想总体、作为思想具体，事实上是思维的、理解的产物；但是，决不是处于直观和表象之外或驾于其上而思维着的、自我产生着的概念的产物，而是把直观和表象加工成概念这一过程的产物。”[26]
结合理论体系问题来看，“从抽象上升到具体”，是从最简单、最抽象的范畴（逻辑起点）出发形成整个理论体系的过程。马克思指出，尽管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不能完整而科学地再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总体，但却是从抽象的范畴出发来构建各种经济学理论体系的：“第一条道路是经济学在它产生时期在历史上走过的道路。例如，17世纪的经济学家总是从生动的整体，从人口、民族、国家、若干国家等等开始；但是他们最后总是从分析中找出一些有决定意义的抽象的一般的关系，如分工、货币、价值等等。这些个别要素一旦多少确定下来和抽象出来，从劳动、分工、需要、交换价值等等这些简单的东西上升到国家、国际交换和世界市场的各种经济学体系就开始出现了。”[27]完整而真实地再现现实总体的科学理论体系，是多种多样简单规定的综合，是多种抽象范畴的统一，因而不能从混沌无序杂多的感性表象开始，而应该从已经被理性思维加工过的简单抽象的范畴开始，特别是从其中最简单、最抽象的范畴开始构建整个科学理论体系。
3.逻辑起点是“从抽象上升到具体”中的“抽象”
一般来说，理论体系的逻辑起点应该是“从具体到抽象”和“从抽象上升到具体”中的“抽象”，即最简单、最抽象的范畴。因而，在整个认识过程中，逻辑起点就具有双重性意义：一方面，它是混沌表象蒸发、抽象出的“产物”；另一方面，它又是通过思想综合导致具体再现的初始原料。“在第一条道路上，完整的表象蒸发为抽象的规定；在第二条道路上，抽象的规定在思维行程中导致具体的再现。”[28]由此可见，逻辑起点在认识过程中发挥着一种承上启下的关键环节的作用，同时也扮演着理论体系建构的初始范畴的角色。
由此，逻辑起点就具有下列几个方面的显著特征：首先，作为最简单、最抽象的范畴，逻辑起点所表现的，是现实社会总体的某一方面、某一规定。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在研究经济范畴的发展时，正如在研究任何历史科学、社会科学时一样，应当时刻把握住：无论在现实中或在头脑中，主体——这里是现代资产阶级社会——都是既定的；因而范畴表现这个一定社会即这个主体的存在形式、存在规定、常常只是个别的侧面”[29]。
其次，逻辑起点所表现的，是现实社会总体中的某一个简单的、基本的“事实”或“存在”。按照列宁的观点，理论体系“必须从最简单的基本的东西出发（存在、无、变易），引申出范畴”。例如：《资本论》的“商品”，《帝国主义论》的“垄断”，都是从现实社会总体中抽象出来的某一个最简单、最基本、最常见的“事实”或“存在”。
最后，逻辑起点内部蕴含着矛盾，这一矛盾及其解决过程，内在地构成了整个理论体系运动发展的起点与动力。恩格斯指出：“我们采用这种方法，是从历史上和实际上摆在我们面前的、最初的和最简单的关系出发，因而在这里是从我们所遇到的最初的经济关系出发。我们来分析这种关系。既然这是一种关系，这就表示其中包含着两个相互关联的方面。我们分别考察每一个方面；由此得出它们相互关联的性质，它们的相互作用。于是出现了需要解决的矛盾。但是，因为我们这里考察的不是只在我们头脑中发生的抽象的思想过程，而是在某个时候确实发生过或者还在发生的现实过程，因此这些矛盾也是在实践中发展着的，并且可能已经得到了解决。我们考察这种解决的方式，发现这是由建立新关系来解决的，而这个新关系的两个对立面我们现在又需要展开说明，等等。”“政治经济学从商品开始，即从产品由个别人或原始公社相互交换的时候开始。”“如果我们从不同的方面来考察商品，并且所考察的是充分发达了的商品，而不是在两个原始共同体之间的自然形成的物物交换中刚在艰难地发展着的商品，那么，它在我们面前就表现出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两个方面，这里，我们立即进入了经济学的争论范围。”[30]
“从抽象上升到具体”，就是从最简单、最抽象的逻辑起点出发形成整个理论体系的过程，其实质是理性认识的进一步深化，即从逻辑起点出发，经过头脑的加工、整合，将多种规定综合在一起形成理论体系整体，并再现现实具体总体本身的过程。
4.逻辑起点与历史起点的一致性与差异性
任何一种理论体系都有其萌芽、发生和发展的动态历史过程，理论体系的最初萌芽形态都是以历史上的一些个别事件或观点的出现为其诞生标志的。从理论建构的视角来看，这些标志性事件或观点就构成了理论体系的历史起点。历史起点的意义在于，它构成了理论体系发生、发展和完善的时间开端，廓清了理论体系的发展轨迹。自历史起点以来的各种理论成果，都要被纳入理论体系的整体之中。
按照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普遍原则，理论体系的逻辑起点应该与其历史起点相符合。然而，逻辑起点又不简单地等同于历史起点，二者之间具有更为复杂的关系。
逻辑起点与历史起点的一致性在于：历史起点构成了逻辑起点的现实内容，逻辑起点体现在历史起点之中；只有通过对历史起点进行合理抽象才能形成逻辑起点。恩格斯在《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中总结《资本论》的逻辑起点与历史起点时指出，科学研究要遵循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原则，从历史上最初的和最简单的关系出发，理论体系的逻辑起点要符合历史起点。具体来看，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研究就需要从资本主义萌发之时的最初、最简单的商品经济关系开始，将商品关系作为历史起点并由此抽象出“商品”范畴作为逻辑起点：“对经济学的批判，即使按照已经得到的方法，也可以采用两种方式：按照历史或者按照逻辑。既然在历史上也像在它的文献的反映上一样，大体说来，发展也是从最简单的关系进到比较复杂的关系，那么，政治经济学文献的历史发展就提供了批判所能遵循的自然线索，而且，大体说来，经济范畴出现的顺序同它们在逻辑发展中的顺序也是一样的。……逻辑的方式是唯一适用的方式。但是，实际上这种方式无非是历史的方式，不过摆脱了历史的形式以及起扰乱作用的偶然性而已。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当从哪里开始，而思想进程的进一步发展不过是历史过程在抽象的、理论上前后一贯的形式上的反映；这种反映是经过修正的，然而是按照现实的历史过程本身的规律修正的，这时，每一个要素可以在它完全成熟而具有典型性的发展点上加以考察。”“政治经济学从商品开始，即从产品由个别人或原始公社相互交换的时候开始。”“如果我们从不同的方面来考察商品，并且所考察的是充分发达了的商品，而不是在两个原始共同体之间的自然形成的物物交换中刚在艰难地发展着的商品，那么，它在我们面前就表现出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两个方面，这里，我们立即进入了经济学的争论范围。”[31]作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起点，现实的商品关系构成了“商品”范畴的现实内容，而作为逻辑起点，简单的“商品”范畴构成了现实商品关系的合理抽象。
逻辑起点与历史起点的一致关系，并不表明二者就是完全等同的；二者在一致的基础上恰恰包含着具体的差异性。这体现在：逻辑起点更具有整体性，是关于现实整体某一方面、某一规定的抽象范畴；历史起点具有个别性，是特定的事件、观点或理论形态。因而，在实际的历史进程中，逻辑起点并不一定与历史起点同时出现，甚至有可能比历史起点出现得更早，但只有在历史充分发展之后，逻辑起点才能获得完整的现实内涵。马克思曾经指出：“这些简单的范畴在比较具体的范畴以前是否也有一种独立的历史存在或自然存在呢？要看情况而定。”“比较简单的范畴，虽然在历史上可以在比较具体的范畴之前存在，但是，它在深度和广度上的充分发展恰恰只能属于一个复杂的社会形式，而比较具体的范畴在一个比较不发展的社会形式中有过比较充分的发展。”“劳动似乎是一个十分简单的范畴。它在这种一般性上——作为劳动一般——的表象也是古老的。但是，在经济学上从这种简单性上来把握的‘劳动’，和产生这个简单抽象的那些关系一样，是现代的范畴。”[32]“在资产阶级社会的最现代的存在形式——美国，这种情况最为发达。所以，在这里，‘劳动’、‘劳动一般’、直截了当的劳动这个范畴的抽象，这个现代经济学的起点，才成为实际上真实的东西。所以，这个被现代经济学提到首位的、表现出一种古老而适用于一切社会形式的关系的最简单的抽象，只有作为最现代的社会的范畴，才在这种抽象中表现为实际上真实的东西。”[33]“把经济范畴按它们在历史上起决定作用的先后次序来排列是不行的，错误的。它们的次序倒是由它们在现代资产阶级社会中的相互关系决定的，这种关系同表现出来的它们的自然次序或者符合历史发展的次序恰好相反。问题不在于各种经济关系在不同社会形式的相继更替的序列中在历史上占有什么地位。……而在于它们在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内部的结构。”[34]马克思关于“劳动”范畴的这种历史性分析，充分说明了理论体系的逻辑起点与历史起点之间关系的差异性与同一性，值得我们深入思考。
[1]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2版.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42.
[2]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2版.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47.
[3]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2版.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43.
[4]同①45.
[5]同①43-44.
[6]列宁.列宁选集：第2卷.3版.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558.
[7]列宁.列宁全集：第55卷.2版.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149-150.
[8]同①290.
[9]列宁.列宁选集：第2卷.3版.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558.
[10]同③558-559.
[11]列宁.列宁选集：第2卷.3版.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411-412.
[12]同①412.
[13]列宁.列宁全集：第55卷.2版.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219.
[14]同①557.
[15]列宁.列宁选集：第2卷.3版.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559.
[16]同①585.
[17]同①588.
[18]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2版.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41.
[19]同①42.
[20]列宁.列宁全集：第55卷.2版.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142.
[21]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2版.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42.
[22]同①41-42.
[23]同①.
[24]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2版.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42.
[25]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2版.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42.
[26]同①42-43.
[27]同①41-42.
[28]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2版.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42.
[29]同①47-48.
[30]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2版.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43-44.
[31]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2版.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43-45.
[32]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2版.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43-45.
[33]同①46.
[34]同①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