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大和元年（827），刘禹锡五十六岁，以主客郎中分司东都；会昌二年（842），刘禹锡七十一岁，病殁于洛阳。此十六年为刘禹锡诗歌创作的第三个阶段。十六年间，刘禹锡在京任主客郎中、礼部郎中兼集贤殿学士约三年；任苏、汝、同州刺史约四年；其余八九年，均以太子宾客或秘书监身份分司东都。刘禹锡在这一阶段的诗歌创作主要呈现出三个特点。

一是唱和诗多。刘禹锡晚年所为诗近四百首，诗题中有赠、答、酬、谢、寄、同、和等字样者，在二百三十首以上，占十之六。《旧唐书·刘禹锡传》云：“梦得尝为《西塞怀古》《金陵五题》等，江南文士称为佳作。虽名位不达，公卿大僚多与之交。”官员们有所作，即寄邀刘禹锡唱和，借此为自己增添名誉。至于如元稹、白居易、张籍、姚合等诗友，但有诗寄赠，刘禹锡必和；如裴度、令狐楚、李德裕、牛僧孺等“大僚”，皆能诗，有所赠，亦须答。刘禹锡因其诗名大盛于江湘，一返京都，即陷入诗的网罗包围中，应接不暇。刘禹锡晚年，将与令狐楚的唱和诗编为《彭阳唱和集》，将与李德裕的唱和诗编为《吴蜀集》，将与白居易的唱和诗编为《刘白唱和集》《汝洛集》。

刘、白唱和缘起甚早。元和五年（810），白居易给谪居朗州的刘禹锡寄诗一百首，刘禹锡酬以《翰林白二十二学士见寄诗一百篇因以答贶》，这是刘、白最早的唱和。自此以后，刘、白寄赠酬答不断。宝历二年（826），刘禹锡罢和州，返洛阳，与病免苏州的白居易相遇于扬州。这是刘、白最早的会面。白设宴款待刘禹锡，并于席上赋诗相赠，刘禹锡答以《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

巴山楚水凄凉地，二十三年弃置身。怀旧空吟闻笛赋，到乡翻似烂柯人。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今日听君歌一曲，暂凭杯酒长精神。

白居易赞曰：“‘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之句之类，真谓神妙，在在处处，应当有灵物护之。”（《白居易集》卷六十九《刘白唱和集解》）又曰：“彭城刘梦得，诗豪者也，其锋森然，少敢当者。”对刘禹锡诗极表赞赏，言外亦有与之争锋之意。刘、白诗才，棋逢对手，晚年退居洛阳，唱和不休，实在情理之中。

二是近体诗多，其中又以五七言律诗和七言绝句为多。南宋张戒《岁寒堂诗话》卷上：“刘梦得……大抵工律诗而不工古诗，七言尤工，五言微弱。”于刘禹锡晚年诗作观之，此为知言。刘禹锡晚年所为诗近四百首，其中五律一百五十首左右，七律一百一十首左右，七绝一百二十首左右，五绝仅七八首，七古或歌行几近于无。此期朝廷并非没有大事发生，如大和三年讨平并处斩横海节度使李同捷，大和四年兴元军乱，节度使李绛举家被害，大和九年发生“甘露之变”等，在刘禹锡诗中均无反映。这与刘禹锡晚年处于洛中闲适诗人群体中的环境有关，也与应付众多大僚、诗酒朋友不断邀约的情势有关。晚年的刘禹锡，也有牢骚，也有不平，但与贬谪期间的牢骚满腹、不平满腔已大不同。他生活优裕，精神状态基本处于闲适优游氛围中，其诗歌反映社会现实的内容减少了，体裁也就随之发生了变化。然而刘禹锡诗歌的艺术造诣，也因为人生阅历的丰富和对诗歌语言精益求精的追求，达到了新的高度。

就近体而言，刘禹锡的七绝、七律高于五绝、五律。今人沈祖棻在《唐人七绝诗浅释》中论唐代七绝，于盛唐推王昌龄、李白、王维三家，于中唐推李益、刘禹锡、元稹、白居易四家；于晚唐推杜牧与李商隐两家。其最看重刘禹锡七绝处是“刘禹锡可以说是唐代除王昌龄以外，以最大力量来从事七绝诗写作的诗人。管世铭说他‘无体不备，蔚为大家，绝句中之山海’。李重华也认为他是王昌龄、李白以后最有成就的七言绝句作家，并非过誉”。沈祖棻最称道的是刘禹锡的《竹枝词》《堤上行》《踏歌词》等，亦即黄庭坚所说“梦得乐府小章优于大篇”者。然而刘禹锡晚年所为《浪淘沙九首》《杨柳枝九首》等，成就不在《竹枝词》之下。

刘禹锡也是唐代诗人中倾力创作七律者。七律一体，成于初唐沈、宋，渐壮大于盛唐李（颀）、王（维）、高、岑诸家，至杜甫，乃精心铸炼，始千汇万状，凡登临、送别、寄赠、边塞、行旅、咏怀、感怀……无所不有，无所不能。杜甫七律开后世七律雄健、浅近、拗峭三派，刘禹锡得其雄健，白居易得其浅近，张籍、王建得其拗峭。唐人七律篇数，白居易所作最多，近六百首；次则刘禹锡，一百八十余首，为唐人第二（孙琴安《唐七律诗精品》）。刘禹锡七律，于其贬谪期间已成熟，如《松滋渡望峡中》《汉寿城春望》《荆州道怀古》及《西塞山怀古》《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等。至晚年，刘禹锡尤用功于七律，并渐渐形成用典精到、词采华丽、风力遒劲、意境悠远的特点，本集所选此类诗作颇多，姑以本集所选大和、开成间呈献裴度一首、酬答牛僧孺一首、寄赠白居易一首为例略作分析：

功成频献乞身章，摆落襄阳镇洛阳。万乘旌旗分一半，八方风雨会中央。兵符今奉黄公略，书殿曾随翠凤翔。心寄华亭一双鹤，日陪高步绕池塘。（《郡内书情献裴侍中留守》）

官曹崇重难频入，第宅清闲且独行。阶蚁相逢如偶语，园蜂速去恐违程。人于红药惟看色，莺到垂杨不惜声。东洛池台怨抛掷，移文非久会应成。（《和仆射牛相公春日闲坐见怀》）

吟君苦调我沾缨，能使无情尽有情。四望车中心未释，千秋亭下赋初成。庭梧已有雏栖处，池鹤今无子和声。从此期君比琼树，一枝吹折一枝生。（《吟白君哭崔儿二篇怆然寄赠》）

献裴度一首作于文宗大和八年，时刘禹锡刺汝州。是年冬裴度以山南东道节度使转任东都留守，诗称美裴度为国之栋梁，对其调任东都留守表示祝贺。诗题曰“书情”，所书之情既有刘禹锡个人敬仰之“私”，亦有出于国家安危寄予裴度之“公”。此诗因颔联的“闳伟尊壮”（清刘埙《隐居通义》语）而颇得诗评家赞赏。如宋叶梦得《石林诗话》卷下曰：“七言难于气象雄伟，句中有力有纡余，不失言外之意。自老杜‘锦江春色来天地，玉垒浮云变古今’与‘五更鼓角声悲壮，三峡星河影动摇’等句之后，常恨无继者。韩退之笔力最为雄健，然每苦意与语俱尽，……不若刘禹锡《贺裴晋公守东都》云‘天子旌旗分一半，八方风雨会中央’，语远而体大也。”

酬和牛僧孺一首，作于开成四年。牛僧孺开成二年为东都留守，三年迁尚书省左仆射，赴京，有《春日闲坐》诗自长安寄刘禹锡，刘和以此诗，抒发其人走园空的寂寞之情。“阶蚁偶语”“莺不惜声”等，借以形容池台寂寞、荒无人迹，意在言外。

伤白居易哭幼儿一篇作于大和五年。白居易老来得子，爱如掌珠，不幸早夭，刘禹锡寄此篇慰藉之。此种事最难措词，故此诗多用典，借典故抒发情意。然起句“吟君苦调我沾缨，能使无情尽有情”和末句“从此期君比琼树，一枝吹折一枝生”却是用心之笔。清人鲍倚云《退余丛话》有云：“七律……今人多着意颔联，能讲究起句及结句者甚少。……刘梦得于此处倍研练，能操笔，最可法。”此首起句、结句即是很“讲究”的例证。“一枝吹折一枝生”是口头语，又是神来之笔。

三是咏老境、咏秋景的佳作多。大和六年，刘禹锡在洛阳作诗留别白居易赴苏州刺史任，诗中有“在人虽晚达，于树似冬青”句。白居易和诗说“不见山苗与林叶，迎春先绿亦先枯”，感伤、颓废的情绪颇多。刘禹锡再有《乐天寄重和晚达冬青一篇因成再答》诗，劝白居易以达观之态度应对人生，诗云：

风云变化饶年少，光景蹉跎属老夫。秋隼得时陵汗漫，寒龟饮气受泥涂。东隅有失谁能免，北叟之言岂便诬？振臂犹堪呼一掷，争知掌下不成卢！

世事变化，当然是年轻人占先；光阴虚度，感慨一事无成，这种情绪自然属于老人。在刘禹锡看来皆属正常，无论年轻年老，要紧的是要抓住机会，机会好了，如秋隼得天时之利可高飞凌空；机会不好，也可以如寒龟，借助行气导引延年长寿。此诗固然是劝慰、开导白居易的，但也可以视作刘禹锡的生活态度。又如《酬乐天咏老见示》一诗，既有“经事还谙事，阅人如阅川”的经验老成，又有“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的豪情放达。“为霞满天”当然不是指政治上有大作为，而主要是指诗歌文章创作，同时也包括老而不衰、乐观积极的生活态度。故明胡震亨评论此诗说：“刘禹锡播迁一生，晚年洛下闲废，与绿野、香山诸老优游诗酒间，而精华不衰，一时以诗豪见推，公亦自有句云：‘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公自贞元登第，……同人凋落且尽，而灵光岿然独存。造物者亦有以偿其所不足矣。”（《唐音癸签》卷二五）

刘禹锡有名的几篇写秋景的诗，皆作于晚年。如七律《始闻秋风》：

昔看黄菊与君别，今听玄蝉我却回。五夜飕飗枕前觉，一年颜状镜中来。马思边草拳毛动，雕眄青云睡眼开。天地肃清堪四望，为君扶病上高台。

七绝《秋词二首》：

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晴空一鹤排云上，便引诗情到碧霄。

山明水净夜来霜，数树深红出浅黄。试上高楼清入骨，岂如春色嗾人狂。

皆有因秋风而起振作之意，清绝幽远，苍劲有力。《始闻秋风》一首“马思边草拳毛动”二句，尤为警丽，可以与其七十岁时（会昌元年秋）所作《秋声赋》互相发明：

嗟乎！骥伏枥而已老，鹰在鞴而有情。聆朔风而心动，盼天籁而神惊。力将痑兮足受绁，犹奋迅于秋声。

刘禹锡辞世后，与之同龄的白居易在《哭刘尚书梦得二首》其一中说“四海齐名刘与白，百年交分两绸缪”（《白居易集》卷三六）。后辈诗人温庭筠有《秘书刘尚书挽歌词二首》哭之，其二云：“麈尾近良玉，鹤裘吹素丝。坏陵殷浩谪，春墅谢安棋。京口贵公子，襄阳诸女儿。折花兼踏月，多唱柳（刘）郎词。”极写两人“投分之深”（清王鸣盛《蛾术编·说集》卷三），且言刘禹锡诗歌传唱之广。公平地说，中唐诗坛，前期以韩愈、孟郊为代表，中期以元稹、白居易与刘禹锡、柳宗元为代表，后期以刘禹锡、白居易为代表。刘禹锡的诗歌，不论当时还是后世都有较大影响。晚唐最著名的诗人杜牧、李商隐，宋代最杰出的诗人苏轼、陆游等都曾倾心学习刘禹锡的诗。元代批评家方回说刘禹锡“诗格高，在元、白之上，长庆以后诗人皆不能及”（《瀛奎律髓》卷一四），是比较中肯的评价。

刘禹锡在世时曾自编文集为四十卷，后又删选四分之一为《刘氏集略》十卷，此二集最晚至宋初已散佚。北宋宋祁、欧阳修所编《新唐书·艺文志》虽亦著录刘禹锡文集四十卷，但非刘禹锡晚年自编文集，可能是经其后人重新编集者。此四十卷文集至北宋亦亡佚十卷，后经宋敏求多方搜罗，编成《外集》十卷，补成四十卷，共有文约二百二十余篇，诗约八百题。此四十卷文集有宋刻本三种，其一为南宋浙刻本《刘宾客文集》，承德避暑山庄有藏本，民国时期徐森玉曾据以影印刊行。中华书局点校本《刘禹锡集》（《刘禹锡集》整理组点校，卞孝萱校订）即以此为底本、参校其他版本而成。本集选刘禹锡诗二百七十一题，三百四十一首，文字以中华书局点校本为准，也参考他本，择善而从；诗作编年、注解参考了卞孝萱《刘禹锡年谱》、瞿蜕园《刘禹锡集笺证》及陶敏、陶红雨《刘禹锡全集编年校注》等，但与之亦有异同。所选容或不当，注释与评析亦或有不妥之处，敬祈方家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