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有些专著论文以科学的方式，探讨阿德勒对现代心理学的贡献，并详尽探究个体心理学的原则与实践。对于未曾接触阿德勒的作品的读者来说，本书作为入门读物，有必要在书中简述个体心理学的重点原则，以免书中个案看起来毫无关联、难以理解。对于已精通个体心理学理论的读者来说，这些概述或许会稍嫌累赘。

在个体心理学的基本观念中，人格特质具有整体性，但这并不是个体心理学提出的全新论述，也非其独有的观点。早在耶稣基督诞生之前，希腊剧作家就认为人格整体性是相当重要的基本思维。童谣《矮胖子》（Humpty Dumpty）的未具名作者，声称国王的大批人马和手下都无法重组破掉的鸡蛋，借此表达活体生物具有无法毁灭的整体性。人格若缺乏整体性，任何心理学家都无法预测人类行为。正因人格为整体，阿德勒才能在读过病历报告后预测孩童的行为。从哲学的角度来看，我们难以想象肉体装载两个以上的灵魂，正如人类行为不可能只是特定驱动推力，或触发行为之本能导致的“结果”，因为没有人能预测驱动推力或本能的相对效力。假如每个人都是在难以预料的能量驱动之下，由盲目行为互动造就而成的偶然产物，我们就无法建立有系统的心理学。这和在化学元素的原子价每天不断改变的情况下，化学这个学科无法成立是一样的道理。伟大的诗人、精明的老妪、小说家、成功的将军和商人，都知道人类生物的整体性是了解人类有机体的必要条件。

阿德勒心理学的第二大原则，是将单位生物视为动态的整体，而此单位个体会遵循明确的生命风格，往确切的目标迈进。“生命的目标就是维系生命。”雷米·德·古尔蒙（Remy de Gourmont）在《爱的物理学》（Physique de I’Amour）一书中写道。这就是生物与非生物的区别。沙堆没有目标，拿铲子把一些沙铲走，沙堆的本质还是没改变，沙堆还是沙堆。活体生物则有生活目标，不管是单细胞变形虫、蜂鸟还是长颈鹿皆然，而生物的整体组织与生活方式都是适合达成目标的手段。把活体生物的必要部分移除，此生物势必会成为不具形体、死气沉沉的细胞聚积物。

每个有机生命体都具备确切的生命风格，也会以确切、特有的技巧来与环境相抗衡，借此维系生命、达成目标。生命模式的复杂程度，会因生物的改变与适应能力而异，所以人类行为的模式比橡树复杂得多，橡树是相对固定、不变的有机生物。纯粹从生物角度来看，我们所谓的精神或心灵，指的就是适应、统觉(2)、调动资源，以及运用攻击／防御之生存策略来维系生命的功能。

人类生命的目标是什么？在此，我们没有要针对人类的存在进行空泛、抽象的论述。以客观公正的角度来看，每个身为有机生物的人，都在努力追寻某种程度的安全感与整体性（totality）。有了这两项要素，人才能接受自己继续存在的事实。全人类的目标就是让人类持续生存。

各物种都有独一无二的自我保护机制，例如乌龟的壳、变色龙的适应能力、野兔敏捷的行动力，以及老虎的凶猛与力量。人类也有专属的自我保护手段，我们将此手段称为社群生活、社会与文明。人类数千年来的生活方式，证明这是生存的最佳策略。从目前的考古研究来看，人类向来都是过着社群生活。学界最近挖掘出最原始的北京人，从研究发现就能看出早在一千万年以前，人类祖先就已发展出社群生活形态。

我们难以想象世界上有彻底孤立隔离的人，正如我们无法想象有的长颈鹿的脖子是短的，因此每一种心理学和研究人类行为的科学，显然都必须是社会心理学。每个个体的命运，势必都与群体的命运紧密相系。这就是阿德勒个体心理学的基本原则。想了解一个人，就得了解他在所属人类群体中的相对境况。行为主义者曾试图将人类孤立在实验室中，借此留意、观察其行为，但这个方法根本行不通。只要与群体隔离，实验对象的行为就不再像人了，反而像是被囚禁的动物。严格来说，他再也不是人类。因此，如果想了解人类行为，就必须将行为置于社会相对关系脉络中。举例来说，在雪线附近以及在日照充分的山谷里，松树的成长过程肯定有所不同，因此在社会环境有所改变的情况下，人类也会展现不同行为。

人类的社群生活，其实是为了弥补其弱点的产物。对人类祖先来说，群聚生活大概是最迅速、最有效的自我保护方式。人类模式的演进，起先是源自个体的弱点，接着往相对安全的社会团结这个目标前进。人类的各种长处与力量皆来自此模式，孤立隔绝反而会暴露出人类的弱点。人体结构的成长也不断重现所有活体生物的演化过程：从单细胞演变成条理分明的整体，其中的组织与器官相互依赖。同理可知，个体的心理发展过程也反映出人类的心理组织。

我们认为，每个人在生命的起点，都是相对无助、无能、依赖他者的寄生虫。家庭的第一个社群就是父母，没有父母的协助，人类婴儿会在短短几小时内悲惨丧生。在父母的抚养之下，个体孩童的能力和力量与日俱增。而在成长过程中，孩童其实就是社会的寄生虫，寄生在这个提供养分与资源的环境中。

长大成人后，正常的个体会发展出足够力量，开始对所属社会群体有所贡献。在确认人与人之间具有多样联结的过程中，成熟的成年人会获得某种程度的平和、安全感，以及让生活显得更有意义与价值的整体性与实在感。个体若能与更多人建立联结，安全感也就越稳固。话语、常识、推理、逻辑、想法、同情、爱、科学、艺术、信仰、政治、责任、自助、诚实、效益、玩耍，以及对自然的爱好等，这些都是最重要的联结。放弃任何一种群体生活的方式，都不算是全然成功的人，也无法获得百分之百的安全感。

遗憾的是，这种正常的发展模式并非常态。有些人无法发展正常模式，这与人类婴儿的一个重要生理特征相关。其他物种的幼年体同样会经历这种无助、仰赖父母的阶段，但在它们的生理构造逐渐成熟的同时，心智能力也会同步发展。有能力辨识出老鼠的小猫，也有追踪、捕捉与吃下老鼠的能力。不过，人类婴儿的感知能力与行动能力却有极大落差。婴儿能感知到自己得靠母亲提供食物、温暖与保护的事实，婴儿也知道母亲能从事各种自己能力未及的必要活动。对婴儿来说，父亲看起来就像高大、相对全能的巨人。婴儿周围的世界，遵照无可避免的法则运转着。黑暗与光明、食物与饥饿、言谈、移动，这些都是陌生的成年人可恣意差遣的奴仆。在婴儿的宇宙中，成年人笃定、娴熟地行动，幼小的孩童则意识到自己相对于成人的软弱。世上所有物种中，人类婴孩是唯一对自身无能有所感知的生物，因为其心智发展比身体发展还快。自卑感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产生的，而自卑感正是个体心理学的重要基石。

对人类发展而言，自卑感非但不是障碍，反而还是最强大的刺激。假如人类的双眼跟鹰眼一样锐利，我们就不会发明望远镜和显微镜；要不是为了提升沟通质量，留声机、无线电和电话也不会接续问世。调香师的技艺跟大厨的烹饪技巧，都是为了弥补人类迟钝、粗略的感官认知而存在。相较之下，“较低等”动物的感官能力还远超人类。人类文明的结构，从报纸到摩天大楼、从飞机到交响乐团、从蒸汽挖土机到丝袜，这些产物在弥补人类缺陷的原始需求中应运而生。

基于宇宙中的人体与生物组成，每个人都承继这份自卑感，因此自卑感并不是个人承受的负担。人类战胜自卑感的案例在历史上比比皆是。渴望弥补个体在社会贡献方面的缺陷，这种渴望的展现或许就是所谓的天才创造力。天才缔造的每项杰作都象征着社会效益。提及天才时，我们时常将另一群未被歌颂的人忘了，这群人发明杠杆、轮子、斧头、簧片乐器、纺织品、文字记录以及其他各类事物，我们只记得那些以崭新形态结合这些元素的近代天才。不过穴居人力搏生存的那段过往，其实就是人类创造力的历史。

每个人都有能力将个人缺陷发展成对社会有益的贡献。不过稍微观察社会现况，就会发现只有一小部分的人有勇气进行这种补偿。精神官能症患者的数量远大于天才。许多人无法进行有效益的补偿，原因何在？

遗憾的是，对于人类来说，各种因素都会导致补偿无法达到理想境界，难以将自卑感运用在社会调适和有效益的工作中。使自卑感强化到演变为自卑情结的第一种因素，就是所谓的身体缺陷。除了一般缺陷，不健全的身体器官也会让人类婴儿感到格外软弱，在这种情况下，个体对意义的追求会更加困难。这里所谓的缺陷，可能是身体器官或系统上的实质缺陷。不过，缺陷也有可能是不足挂齿的生理特点，从医学角度来看根本不重要，但从社会角度看来令人尴尬，如异常肥胖、过瘦、白化症、胎记与痣、红发、弓形腿以及脸部毛发等。样貌丑陋就是很好的例子，不过说来奇怪，出众的美貌最后也有可能导致自卑情结，因为长相精巧的孩童可能会认为，社会要求他做出的唯一贡献就是美丽的样貌。

第二种强化自卑感的因素，则与个体的社会、信仰和经济状况相关。无论是社会、宗教信仰还是经济上的弱势，任何弱势群体的成员都会有一种特别强烈的自卑感，因为他们在世界上还得额外面对其他困难，这也与凄惨、道德败坏和犯罪的境况相连。不过庞大的财富也会带来负面效应，因为在富裕环境成长的孩童，通常会缺乏工作方面的适当刺激。

导致孩童自卑感加剧的第三种因素，则是孩童的家庭组成。这种因素特别重要，因为任何孩童都无法免于其影响。独生子之所以发展出自卑情结，是因为他在家中特别重要，以及缺乏适切的社会适应训练。独生子时常在生命历程中寻找青少年时期的失乐园。长子曾经是家中独生子，他的地位后来被更幼小的竞争者取代，他有可能会因为顿失权力而受挫，再也无法鼓起充分的勇气，以客观的态度来迎击各种生存问题。虽然次子也在同一个家庭中成长，喝的是同样的奶水，跟长子同住一屋，但他的环境可说是截然不同。次子前方总是有一位领路人。在积极与长子竞争、想迎头赶上的过程中，次子的行为有可能会太过火，成为抱持偏见的叛逆者。老幺可能会因为害怕跟更成功的兄姐竞争而退缩。一群女孩中的男孩，或是一群男孩中的女孩，都有可能因为这种特殊处境而沮丧气馁。在个体心理学之前，没有其他科学点出家庭组成中孩童地位排序的重要性。虽然家庭中的每个角色与地位都有其风险，但没有任何一个身份位次会迫使孩童成为精神官能症患者，这是个体心理学的一个重点原则。

性别也是会加重孩童负担的因素。人类文明是由阳刚的概念所主导，我们活在过度强调阳刚价值与活动的文化中—虽然许多科学证据显示女性并非劣等或弱势的性别，但观念至今仍然存在。显微镜与科学仪器早就推翻这种彻底的谬误，不过我们还是能在各大传统中发现这种思维的踪影。因此，每个女孩都得承受额外的负担，努力证明自己“只是个女孩”的事实，时常让她无法依照个人选择正常发展。

不过这种有利于男性的偏见，其实也会对男性构成伤害。轻微的身体缺陷或其他令人沮丧的因素，都令许多男孩感到恐惧，最后他们也开始怀疑自己到底有没有能力当个“百分之百的男人”，一辈子都在逃避身为男性的责任与意义。婚姻失和、离婚、同性恋，以及孩童在性方面的不法行为，这些现象日渐频繁，都是因为社会过度强调性别差异，以及民众越来越奋力追逐名望。上述趋势在当代两性生活中特别显著。

我在前面段落提到，人类的正常发展历程可分为两阶段。第一阶段是早期的个体化（individuation）过程，个体在消耗、利用环境资源的情况下成长。第二阶段则是适应群体的过程，通过对社会有所贡献的方式来持续个体化。假如未与周遭成人环境相互调和，假如没有被适切引导进入人类群体关系中，孩童是不会自然而然进入第二阶段的。引导工作通常是由孩童母亲居中负责。

孩童初次进行社会接触的对象就是母亲，母亲的爱也是第一份社会认可。孩童发现自己被另一个人类重视时，就会展开适应社会的过程。母亲的存在，让孩童感知到周遭环境中第一位值得全然信赖的个体，这里所谓的母亲不仅限于有血缘关系的母亲。有了这份感受，孩童就会继续朝适应人类社会的正常目标迈进。

母亲显然有双重功能。母亲在第一阶段的功能，是让孩童与他在世界上的情况相互调和。第二阶段则是鼓励孩童发展自己的成长力量，并且适应其他个体。这个角色细致微妙，很少有人能完美胜任。孩童母亲犯下的错误，很有可能就是无数种人类行为模式的起源。目前我们能整理出数种典型错误，而各类显而易见的“问题”成人，就是由这些错误养成的。

在美国，虽然跟过去相比，孩童现今已不会再遭到残暴的对待，不过在这个自私的年代，许多母亲要不是冷落自己的孩子，就是真心讨厌他们。非婚生、丑陋或不想要的孩子，通常会发展出反社会人格特质，因为监护人完全不在乎他们，或者是没有让他们与外在世界调和同步。许多罪犯都是来自经济状况拮据的族群，这点并不令人意外。在穷困的族群中，冷落与憎恶，以及伴随贫穷而来的丑陋与疾病最为普遍。这些孩童在贫民窟与犯罪问题严重的地区学习勇气与独立，但这种勇气通常是虚有其表的对抗社会的情绪。

要是社会持续让他们在缺乏母爱温暖的情况下成长，在没有机会建构社会意识、培养对社会意义的认知之下发展，我们就不能要求这些孩童对自己的罪行负起全责。这些孩子感觉自己仿佛身在敌营，是被憎恨、厌恶的间谍，是在人群之中不被理解的年轻异乡人。主流社会结构赐予某些人机会，却让其他人吃闭门羹。对这群孩童来说，社会看似是条贪婪的恶龙，他们仿佛能理直气壮地加以抵抗。

另一种更常见的类型，则是受到宠爱、被纵坏、过度娇生惯养的孩童。他们受到无微不至的关照与呵护，在温暖的环境中成长，但在孩童生命的头几年，这种母爱实际上是对孩子的一种伤害。过度发挥调和功能的母亲，比未充分发挥调和功能的母亲还多。她们的行为举止，显示自己对孩子来说是不可或缺的存在，导致孩童无法发展出独立思考与展开行为的能力。假如孩童会一辈子活得像童话故事中的公主与王子，那在进入人类社会的初期，置身在如此温暖的环境中确实是梦寐以求的。遗憾的是，孩童无法永远活在童话故事里。人类文明要求个体付出最大贡献，竭尽全力适应社会。虽然个体获得的回馈不多，但是在得到社会承诺给予的机会之后，如果未给付利息，以对社会有效益的方式给予回报，个体往往会遭到惩罚。

从某种程度来说，被宠坏的孩子对人类世界采取的态度，几乎跟被憎恶的孩子相同。他们同样是来自异地的敌人。打个比方，进入人类社会时，他们受到喧腾的喇叭声与美丽动人的言辞欢迎，别人向他们献上鲜花与通往世界城市的钥匙。年纪渐长后，他们却认为自己遭到背叛，发现热忱温暖的接待仪式跟人生接下来要面对的任务毫无瓜葛。宠爱、过度呵护与保护，这些都不是父母该采取的正确教养手法，对于个体孩童在未来人生中需面临的社群任务来说，这都不是适切的前置准备工作。憎恶或过度宠爱孩童，自然都会加深孩童的自卑感，导致未来的社会适应过程更艰难。或许在现代美国社会中，在情绪上过度强调孩童需要他人协助与关爱的现象，就是铸成错误生命风格的最大原因。

生命风格在孩童五六岁时就已定型。换句话说，会有一连串明确的生活境况，使孩童的自卑情境染上特定、独有的个人色彩。这些生活境况会投射在特有的生命目标中，通常也会形成具体的行为或表达公式。除非个体后来因为接受教育或情况有所改变，而对生命境况有更深刻的见解，否则这种行为模式会像一股恒常不变、动态、整体的水流那样继续存在。这里指的行为模式，起点是孩童初次感到自卑的情况，终点则是最后那看似安稳、完整、优越的具体目标。

个体很少能从自身经验中学习。换句话说，在美国，人只能在事先学过如何客观看待自我的前提之下，才能从经验中学习并改变行为模式。客观看待自我的技巧几乎是无法随意习得的，通常得仰赖外来影响或教育才能养成。多数人将自身经历融入行为模式中。他们靠下意识动作与行为来生活，因而形成相应的生命经验。童年自卑情境的本质，及其往后人生目标中的虚构补偿，或多或少也主导我们的经验。只有在学会完全理解自我生命风格，能在必要时改变个人目标，以及体认个人行为的好与坏之下，个体才能说是自身命运的主宰与灵魂的掌控者。个体心理学的研究，能协助个体了解自己的目标与行为模式，并加以改变，至少能以较不足挂齿的小错误，取代精神官能症行为的大错，这就是个体心理学最突出的优点。

形成具体的优越目标之后，个体就会在现实障碍的允许之下，尽可能以最直接的方式达成目标。为了达成目标，每个人都会选择一套最适切的工具与价值观。这些工具就是所谓的性格特征，而全套工具则为人格。一个人的人格，也能解读成个体用来达成人生目标的工具与设备的总和。其他心理学派普遍使用的“人格分裂”理论，只不过是想象中的概念，虽然能用来描述特定精神现象，却无法加以解释。正如我在本文开头所说，人格是一个整体，而看似“人格分裂”的现象，只不过是为了因应不同情境而选择不同工具罢了。假如某位股票经理人因为今天在牛市交易，隔天在熊市操盘，就被视为患有人格解离，那这种推断实在荒谬。他的目标跟行为模式未曾改变，那就是想赚钱，只是他利用的工具有所不同罢了。

个体选择的特有工具，会因其体格、外在环境、所处年代以及遭受的阻力而有所不同。因此，我们会发现大家的生命风格截然不同，有具有侵略性、干劲十足的人，也有如圣人一般温顺谦和的民众。墨索里尼（Mussolini）和圣雄甘地（Mahatma Gandhi）追求的或许是相同目标，但时间与环境使他们采取截然不同的手段。父母的特殊兴趣通常会主导孩童的生命风格。在美国，牧师的儿女时常是罪人，律师与警察的儿女经常是罪犯，这绝非偶然。专横的父母以人为威权来管教孩子，孩子被压得喘不过气时就会表达抗议，立刻找出父母的心理软肋，攻击父母行为模式中的弱点。假如兄长在某方面的才华非常出众，弟弟就会因为害怕竞争而选择到另一个领域发展。如果家中有一位孩童以父亲为楷模，与这位孩童竞争家族声望的第二个孩子，就不得不以母亲为榜样，并且一边轻视长子或长女的模范作用，一边走在唯一可选择的道路上，建立自己的安全感与整体性。

个体以这种方式建立起一套统觉架构，利用这套架构来测试所有经验。个体会将这套人为建构的价值框架套用在每段经历和遭遇上。希腊神话中的普罗克拉斯提斯（Procrustes）跟他那张恶名昭彰的床，就是这套统觉架构的最佳比喻。假如不幸的旅客身材太过矮小，普罗克拉斯提斯就会将他的身体拉长，以符合床铺长度；旅客身材过于高大，普罗克拉斯提斯就会将超出床铺的脚砍掉。换言之，每位个体会将统觉架构的普罗克拉斯提斯之床套用在每段经历与遭遇上。通过这个观点，我们就能解释为何同一段经历，会对不同个体造成不同后果。再打一个比方，第一次世界大战造就了某些残忍的禽兽，有些人则罹患炮弹休克症，有些人则成为积极捍卫和平的斗士，有些人则因其生命风格本质，完全没有被这段经历影响。

个体心理学是一门具有相对性、比较性的学问，而不是一套规范性的定律。个体心理学未提出明确的指令，也不是万灵丹，更没有能让个体获得救赎的简单公式。不过我们还是需要一套适用于当代美国的相对规范，并利用这套架构来比较所谓精神官能症者、罪犯以及精神病患的行为。假如我们敢于勾勒出所谓正常的行为标准，这套标准应该包含以下条件：个体的生命目标是当一个完整的人，通过从事对社会有价值、有效益的工作，来弥补个人缺陷与童年经历。这种人会发展出诚实、真诚、负责等特质。随着年纪渐长，他也会逐渐拓展自己的社会联结，效益会日渐增加，也会越来越自信、从容不迫、更有勇气。他在行动、判断与整个人的运作等方面都是独立的个体，但他从事的活动则是由所处时期的社会需求所主导。假如在追求意义的过程中，有任何虚荣或野心未被消除，他就会将其导入用来提升公共利益的手段中。他会将异性视为尊崇的伙伴，与异性公平共享生命的劳动成果与特权。

从这段简要的概述中就能发现，多数人的行为大幅偏离此常规，只有少数人会将人性与人本主义设为人生目标。许多西方人在描述自己的人生目标时，可能会说：“我想像神一样”“我一定要成为众所瞩目的焦点”“我一定要让大家爱我”“如果要活得快乐，一定要在性方面征服所有女性（或男性）”“我希望能当个百分之百的男人”“我想在付出最少的情况下获得最大快乐”“一定要保护自己，不要落入身边恶人的阴谋中”“我一定要闪避所有责任，回到年少时期的儿童天堂”“我想当一辈子的孩子”“我一定要用知识来支配身边的一切”“我得生一辈子的病，这样整个社会才会照顾我”，或是“我一定得规避所有风险”等。数以千计的类似人生目标，全是因为个体误判童年处境所致。在初始阶段，孩童的自卑感越强烈，他就会将补偿性的优越目标定得更高，希望能成为神一般的存在。患有疾病的孩童想要彻底痊愈，穷人家的孩子想变得有钱，近视儿童希望能将世界转换成清晰可见的视觉图像，笨手笨脚的孩子希望能变得灵活敏捷，被厌恶的孩童则渴求超乎人类所能给予的“额外”关爱。无能者的目标则是全能。力量与安全感其实是来自成长和发展，但早在意识到这点之前，个体早就立下人生目标了，因此目标总是超出人类抱负与活动所能及的范围。

在人类生存过程中，个体有时会发现一种手段，这种手段能让他获得达成目标的主观感受，而此手段就有可能晋升为次要目标。这种时候，手段的重要性就有可能超越目标。出现这种情形时，个体就会忽略原始目标，并在往后人生中愚昧地不断重复、运用自己最爱的手段，最后损及身为人的效能。举例来说，被宠坏的儿童在生命前几年的目标，是当个不负责任、娇生惯养的孩子，一旦他发现自己离开宠爱的天堂，就可能会突然生重病，让父母亲再度来到自己身边，再次获得他们往日给予的关心与照料。他从这段经验中学到，如果想要获取权力，疾病是非常有价值的手段，更能借由这个手段来达成目标。因此，孩童将疾病设定为次要目标，在面对全新的任务、决定、难题或障碍时，一再以疾病这个手段来应对。

将（通常还是一文不值的）工具晋升为人生目标，这种做法的悲哀在于个体会失去正常的机会，无法发展真正属于自己的力量，毕竟唯有真实的个人力量才能带来客观的安全感。手段的实用效力非常危险，因为个体知道靠疾病换来的安全感是虚假的。而加倍付出努力、反复施展生病这个手段的内在需求，也让个体饱受折磨，最后陷入自怨自艾的忧郁困境，不仅失去所有与世界的联结和真切的价值感，更会丢失生活的乐趣。对精神官能症者来说，比起负责任地过生活，逃避责任反而需要付出更多代价，这就是精神官能症的不幸。精神官能症者永远活在恐惧中，害怕这种潜意识的手段会被揭穿。他害怕活着，也害怕死亡，最后成为“活尸”，恐惧生命。

断腿者不必解释自己为何不参加赛跑，但精神官能症者终其一生都得替自己辩护，解释为什么对其他人缺乏兴趣、为什么不负责任、为什么毫无成就、为什么犹豫不决、为什么拖拖拉拉、为什么过度小心、为什么性欲反常、为什么虚荣自负、为什么野心勃勃，或是为什么自怨自艾。每个人内在都有一种感知，让我们体认到当一个人，以及在人类社会中合作与贡献的必要性。有人说这是所谓的良知，有人则称之为“超灵”（oversoul）。名称不重要，但是从精神官能症者必须不断为个人失败辩护的现象来看，就能确定这种感知是存在的。用人为（通常是潜意识反应）捏造或设想的“我无法”，来取代内心的“我不想”，这就是各种精神官能症的根源。直接说“我不想”可能会招致社会批判，而“我无法”不仅能让精神官能症者自我辩解，更能借此将个人失败的责任推到团体身上，同时获得一种主观的正当感，认为自己已经摆脱失败的责任。精神官能症是自欺欺人的手段，使极具效益的表现被痛苦的借口所取代。

成人的精神官能症始于“问题”童年。每位问题儿童都有可能成为精神官能症者，不过，唯有充满“问题”的环境才有可能产生问题儿童。换句话说，问题儿童的行为是针对恶劣环境的正常反应。在人性的无知最展露无遗的所在，问题儿童的现象也最普遍。所有与心理卫生相关的问题，其实就是教育问题。阿德勒勇于以自己的方法来避免孩童出现偏差行为，借此打破教育和心理卫生方面的困境，这就是阿德勒对当代社会最大的贡献。其他精神科医师发现精神官能症始于童年，阿德勒则发展出一套技巧，不仅能借其探究童年的行为偏差，更能消除这些行为。因此，个体心理学的发展已超出原本的心理治疗系统，俨然成为社会学与教育学的重要基石。

童年精神官能症是在何时何地产生的？我们可将精神官能症视为错误生命风格的失败产物。换言之，个体错误解读自己的自卑情境，发展出一套过度补偿的潜意识行为模式，进一步侵犯现实法则、客观性与社群生活之后，会在现实世界中面临一道无法克服的障碍，这时他就会发展出一套新的模式。这套全新模式就是精神官能症。出现精神官能症的个体，要不是试着替失败辩解，借此解决问题，就是试图在精神上避开这个困境。在某些案例中，个体会创造出一套模式，借由建构幻觉来否认障碍的存在。不仅如此，精神官能症也可被视为个体用来重建先前状态的手段，因为在先前状态中没有这些问题或障碍。此外，个体也有可能将精神官能症当成报复手段，用来对付周遭环境中，被他视为导致他失败的对象。

以下举出几个童年精神官能症的案例，读者就能清楚了解这些个案的运作模式。有位孩童是家中独生子，在六岁前受尽宠爱与呵护，他在这段时期也有消化方面的问题。后来他进入幼儿园就读，首次面对适应团体生活的挑战。可以说，他六岁以前的人生根本就是最差劲的前置准备工作，完全无法让他好好面对这种改变。在支配外在环境的行为模式中，幼儿园是他人生中遭遇的第一项挫折。先前，如果身边的成年人没有满足他的要求，他就会绝食抗议，父母也会立刻屈服就范。绝食抗议就是这位孩童的精神官能症前兆，因为他滥用自己的器官缺陷来表达对父母的抗议，逼父母屈服投降。进入幼儿园，成为二十位孩童中的平凡一员，对那位男孩来说似乎是不可克服的障碍。我们能预期他应该会运用消化系统的“器官语言”（organ dialect）来发动类似抗议。为了抗议，他每天早上都在学校阶梯上呕吐。深入检视此行为的起源、目标，以及达成目标的手段，这一切就变得清楚易懂。孩童让自己无法适应幼儿园生活，借此重建他最爱的过往情境。

有名男孩是家中长子，后来父母又生了个女儿。妹妹长得漂亮、个性讨喜，成为家中最受疼爱的宝贝，取代男孩原本受宠的地位。男孩不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不过他认为自己从王位上被挤下，被一名女孩所取代，而过去曾付出更多温暖与关爱的母亲，如今也背叛了他。男孩的人生目标渐渐走偏，我们能用这句话来概括描述他的目标：“碰到女人一定要小心。女人是虚伪的。把每个女人当成敌人吧！”在童年与青春期，他不断在潜意识中追寻这项目标，因此不留情面地取笑其他女生，轻视所有女性化的事物，拒绝帮女老师的忙，以及过度彰显自己的男子气概。他的普罗克拉斯提斯公式就在这个辩证过程中成形：“男性等于好，女性等于坏。”进入青春期后，针对女性以及女性在人生中的角色，他已经建构出一套由错误判断构成的复杂系统了。

性成熟的发展也会带来新的问题。在性方面，精神官能症有许多发展路径。假如他碰到亲切的男老师，在老师的影响下成长，或发现自己与女性相处时无法获得舒适与群体感，与男性友人来往时却能得到这些感受，他就有可能发展出所谓同性恋的精神官能症(3)。在这个情况下，他会将自己的爱倾注在男性身上，由于内心怀抱错误观念，他认为自己无法与女性相爱、结婚，或建立真正的人际关系。从这个时候开始，他就会逃避所有与女性的关系，阅读歌颂男性情谊或探讨女性不忠的书籍，借此训练自己成为同性恋者。他没有发现这些书籍的作者是其他曾遭受类似挫折的男性，他们也试图替自己的挫败找借口。

另外，他也有可能将自己的性成熟当成支配女性的手段，成为名副其实的唐璜（Don Juan），像这位西班牙传说中的人物一样，风流潇洒，周旋在女性之间。对他来说，女性就是用来证明自身男性优越感的挑战。在这种用女性来证明性别优越的模式中，有项不可或缺的要素，就是他可能会将性交与伴侣的臣服画上等号，因此在他与女性的关系中，同样也不可能获得真正的快乐。这种男性只对追求异性的过程感兴趣，与对方结为夫妻并不是他的目标。

让我们以另一位幺子为例。他在大家庭中长大，其他哥哥姐姐都很成功，而且适应能力良好。与兄姊竞争的念头让这位幺子却步，因此他替自己打造出一个充满幻想与梦境的世界，用这个世界来代替现实世界，因为现实世界看起来太过艰难。由于深刻感受到自己的不适与不足，他害怕与其他男孩或女孩进行人际接触。他建构出由童话故事组成的新世界，里头有专属的语言，也有一套个人的价值观和理想。因为无法与其他孩童互动，他在心中幻想出一群同伴。因为无法使用其他人的语言，他只好发展出一套自己的言谈系统。对这种孩童而言，人格解离的虚构幻想是必要的，因为没有人能完全独自生存。如果孩童无法与其他孩童接触，他就会创造出想象中的同伴，这群玩伴不构成威胁，还会满足他的所有需求，与理想世界的意象完美吻合。

不难想象，这位孩童在面对校园中的真实问题，或发现青春期和疾病的压力与负担，让他对意义的追求更艰难时，应该会发展出一套孤立、消极、限缩与外界关系的行为模式。另外，他的内在生活也会更加完满丰富。在这类孩童当中，有些人逐渐找到与人生和谐共处的方式，成为诗人、梦想家、剧作家、作家，有时还会变成哲学家与心理学家。不过这类孩童更常罹患所谓的早发性失智（Dementia praecox）(4)，这类患者如今已塞满各大州立医院。要是特定生理缺陷使他们的问题加剧，他们就更有可能落入这种处境。

本书作者在描述所有早发性失智症这种有趣的症候群时，都提过思觉失调、人格分裂、缄默症、个人语言、负面消极、性方面的异常行为等现象。假如研究人类本质的学生能从这些病症的表现形态中看出无助这项共有特征，上述症状描述对他来说就不难懂。只要医生学着去理解早发性失智症的所有行为逻辑，了解患者必然会往隔绝、孤立与不负责任的方向发展，就能破除此病无法治愈的迷思。诚如阿德勒所示，假如医生比患者更充满希望，许多早发性失智的案例都是可治愈的。假如同意让患者继续陷在无助的状态中，表现得“仿佛”患者的逻辑推演是正确的，他们预设的情境就会成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