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事能狂便少年

光绪三年十月二十九日（1877年12月3日），王国维出生在王氏祖居海宁盐官双仁巷。这年他的父亲王乃誉30岁，正在江苏溧阳县衙门做幕僚。母亲凌氏，在王国维出生前四年，已育一女王蕴玉。王国维是王乃誉夫妇的第二个孩子，又是长房长孙，承继宗祀，父母当然很高兴的。

王国维出生前后，正是晚清所谓同治中兴的时期。太平天国被镇压下去，清王朝一群握有实权的地方大吏开展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洋务运动，正式打开了西方文化进入中国的门户。当然，这一切都是在富国强兵的口号下推行的，也是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压力下产生的。有人曾列表标出当时办洋务的重要项目：

咸丰十一年（1861） 设立同文馆于北京，这是新式学校的起始，也是国家设立培养外交、外贸等翻译人才的第一所学校。

同治二年（1863） 李鸿章设外国语文学校于上海。

同治四年（1865） 曾国藩、李鸿章设江南机器制造局于上海，附设译书局。

同治五年（1866） 左宗棠设造船厂于福州，附设船政学校。

同治九年（1870） 李鸿章设机器制造局于天津。

同治十一年（1872） 曾国藩、李鸿章挑选学生赴美国留学。

同治十一年（1872） 李鸿章设轮船招商局。

光绪元年（1875） 李鸿章筹办铁甲兵船。

光绪二年（1876） 李鸿章派下级军官赴德学陆军，船政学生赴英、法学习造船及驾船。

光绪六年（1880） 李鸿章设水师学堂于天津，设电报局，请修铁道。

光绪七年（1881） 李鸿章开设开平矿务局。

光绪八年（1882） 李鸿章筑旅顺军港，创办上海机器织布厂。

光绪十一年（1885） 李鸿章设天津武备学堂。

光绪十三年（1887） 李鸿章开办黑龙江漠河金矿。

光绪十四年（1888） 李鸿章创立北洋水师。

以上仅是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实权大臣创办的大事业，各省自己筹办的大小不一的洋务，也纷纷出现。一时中国出现了一股学习西方，发展近代工业、教育的浪潮。这股浪潮在中国沿海省份，特别是东南沿海地区影响更大。当然，李鸿章等人着眼的首先是国防，富国强兵，所以洋务运动倾向物质层面的更多。历史学家蒋廷黻评论说：“近代化的国防不但需要近代化的交通、教育、经济，并且需要近代化的政治和国民。半新半旧是不中用的。”(1)

在王国维出生前后20年间，社会有了这样巨大的变化，给富裕而发达的江南地区以很大冲击。海宁无论农业和商业都比较发达，文化气氛浓郁。清代以来，海宁出过不少文化名人，梁启超概括地说过：

杭属诸县，自陈乾初而后，康熙间有海宁陈莲宇（世琯）师事梨洲，亦颇提倡颜李学。道（光）、咸（丰）、同（治）则海宁张叔未（廷济）、海宁蒋生沐（光煦）颇以校勘名。光绪间有海宁李壬叔（善兰）精算学，译西籍，徐文定后一人也。(2)

有大办洋务的社会形势，有富于文化传统的家乡，又有热心洋务思想的父亲，王国维一出生，就注定不能走科举功名的老路了。

王国维幼年生活是不幸的，年刚4岁，母亲凌氏就因病去世了。凌氏年纪不过30，就撒手人寰，留下一个9岁的女儿和一个4岁的儿子，家庭顿时陷入凄惨之中。年幼丧母，古时候叫做失恃；没有母亲的照料，4岁的孩子感受是很深的。王国维身体瘦弱多病，直到晚年仍不见健康，幼年丧母，又使他的性格忧郁不欢。他一生常觉自己是悲剧人物，观察世界和审度自身，常带有悲剧色彩，这和他幼年丧母是分不开的。

王乃誉料理妻子的丧事之后，仍然回到江苏溧阳县衙门当幕僚，到底是家道不丰，还不到优游岁月的时候。丧失母亲恃护的一女一儿，只好拜托族中长辈照料，祖姑母范氏及叔祖母负担起照料两个幼儿的责任。老人家是很慈爱、很负责的，王国维和姐姐衣食无忧，生活也相当平稳，但是这和母亲的爱护是不一样的。

在科举时代，一般读书人都走中举做官的道路，王乃誉虽然没有科举经历，仍然希望儿子考取功名。所以，王国维7岁时，便由长辈安排入读私塾。老师是邻近私塾的潘绶昌（紫贵）。这位潘绶昌先生是位传统的儒生，有庠生（秀才）的资格，给学生讲授的当然是科举所需的儒家典籍。王国维年纪小，只随潘先生读了4年书，对儒学说不上有什么理解。不过，旧时学塾教学方法最重要的是背诵，从《三字经》《百家姓》《千家诗》《幼学故事》直到“四书”，基本上是只背诵不讲解。王国维生性沉静，体弱多病，又不好动，倒合适背书。所以，在潘先生的私塾就读时，最大的收获是背熟了许多儒家经典，无疑为日后文史研究打下良好的基础。这个瘦弱忧郁的孩子，在没有父母照料的环境中，度过了几年的时光，留在他记忆中的，恐怕主要是在私塾中背诵儒家经典的情景，以及偶尔与小朋友玩耍的欢乐了。

光绪十一年（1885），王乃誉决定续弦，继室是同邑叶砚耕之女。这年王乃誉已经38岁，仍在江苏溧阳县衙门当师爷，不过，已经积蓄薄产。女儿王蕴玉14岁，儿子王国维9岁，实在应该有人照料了。叶氏嫁到王家做填房，要处理好家庭关系是不容易的，她是一位贤惠的妻子，慈爱地照顾着蕴玉、国维姐弟。王国维丧母5年后才重新有了一个完整的家。虽然叶氏非亲生母亲，但她的宽厚慈爱很快获得了幼年王国维的亲近。王国维孤寂忧郁的心境感受到一种新的温暖。

王乃誉在溧阳做师爷，长袖善舞，收入甚丰，再加上做茶丝买卖，经营书画金石，有了不少积蓄。在娶叶氏为继室的第二年，即光绪十二年（1886），便在海宁州（盐官镇）西门内周家兜购置了新居。这所两进三间有楼有房的江南民居，在当时价钱不低。王乃誉购置新居后，安顿好叶氏和王国维姐弟，又出发前往溧阳做他得心应手的幕僚工作，而王国维则有了一个新的更好的生活环境，继续他的学塾生活了。

光绪十三年（1887），王国维家中有了新的变化。过年的热闹还没有消散，亲友们还在来来往往——浙江有的地方要热闹到阴历二月初二，才算年节事了。王家这一年就不一样了，患病多年的祖父王嗣铎在阴历正月二十日（阳历2月18日）去世了。当时赴溧阳县衙当师爷的王乃誉刚刚回到任所，接到消息后马上赶回海宁，为父亲服丧。原来王氏一族的长房总是人丁不旺，缺乏子嗣。曾祖父王溶没有子嗣，从弟弟王瀚的儿子中过继了一位承宗，就是王嗣铎。谁知王嗣铎也没有子嗣，也从弟弟王嗣旦的儿子中过继了一个，就是王乃誉。后来王乃誉倒有了两个儿子国维、国华。因此，王国维的本生祖父是王嗣旦，过继祖父是王嗣铎。过去家族，长房无后，必须选其他房继承香火，这是绵远的宗法制度。王嗣铎既然成为王乃誉的父亲（过继父亲），一旦去世，儿子便要丁忧。清朝礼制，官吏父母去世，当儿子的必须停职三年，表示服丧痛苦，不能视事，叫做丁忧。王乃誉虽然不是什么官吏，但礼法严格，他已40岁了，家产也挣下不少，足可持家养老，何必冒不孝之名继续去当那个没有级别的幕僚呢？于是，王乃誉决然辞职，返回故乡海宁，准备过平稳的家庭生活，教育好儿子，何况家中还有新娶不到两年已经怀孕的继室夫人叶氏呢。

王乃誉回海宁家居，心境比较超然，除了有时还过问些商贸事务外，主要是读书、品画、写笔记，特别是教育王国维，成为王乃誉晚年主要的心事，他回乡后的日记中常常记载此事。当然，更使王乃誉高兴的是，叶氏又为他添了一个儿子。这年5月17日，弟弟国华出世，王家长房不但有后，而且有了两个子嗣，家中有了一女二子，人丁兴旺起来了。

王国维的学习生活也有了新的变化。王乃誉不满意潘绶昌先生的私塾教育，只读一些旧时儿童的启蒙读本，已经无益于儿子的科举前途了，得为11岁的儿子重新选择老师。于是，王国维便离开潘先生的私塾，改到陈寿田的私塾，学习时文八股、散文、诗词。陈寿田在海宁算是个新式人物，曾经在京师同文馆上学。同文馆是当时洋务运动的成果之一，是清朝最早的培养外务翻译的学校，设在北京，归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管辖。同文馆学生主要学外语，有英、俄、法等语种，还有西方近代科学介绍的课程，诸如数学、物理、医学、生理、法律、历史、地理等，虽然并不专门，却使西方近代的思想和科学技术像新鲜的海风一样，吹进守旧陈腐的中国教育界，影响了一代中国人。更值得一提的是，陈寿田的一位老师，同文馆算学总教习李善兰，是海宁人。

李善兰（1811—1882）是近代中国著名的数学家，早年治经学训诂词章，精于算学。到上海后，与英国人伟烈亚力合译《几何原本》，介绍西方近代数学。同治年间，当上同文馆算学总教习，官至三品卿衔户部郎中、总理衙门章京。他除精于算学外，还撰译文章，介绍西方“火器”和哥白尼学说，被当时称为“异人”。李善兰这位海宁人，教出了海宁同乡陈寿田，现在，陈寿田又来做王国维的老师了。虽然十一二岁的童稚思想不成熟，知识浅陋，但是，童年所受的教育是最深刻的。陈寿田先生教导了王国维5年，在讲解传统儒学和科举时文之外，还教授不少西方近代科学文化知识，这些都点点滴滴地洒落在王国维求知欲望强烈的心田之上。日后王国维走出海宁，勇于接受西方近代人文科学，这和青少年时代陈寿田先生的熏陶不无关系。

在王国维的学习生涯中，除了在塾师陈寿田处受教之外，还受到其父王乃誉的严格教育，常常是白天上学塾读书，晚上受父亲指导学习。

王乃誉这位自学成才的儒商，对少年王国维首先强调练习写字，这大概出于自身的经验。原来王乃誉喜欢书画，长年自学。早年学唐代褚遂良和宋代米芾的书法，回乡闲居以后，集中学习明代董其昌的书法，浸淫日久，不仅形似，而且甚得董书的韵味。王国维在《先太学君行状》中盛赞父亲的书法图画：

君于书，始学褚河南、米襄阳，四十以后专学董华亭，识者以为得其神髓。画，无所不师，卒其所归，亦与华亭、娄东为近。

这种赞誉当然有儿子美化父亲的成分，但王乃誉在书画上有一定造诣，这是可信的。王乃誉对儿子的教育，从书法入手，是有一定背景的。他希望儿子通过科举取得功名，光宗耀祖，而科举考试是极重视书法的。清代科举的楷法，要求黑大方光，端正庄重。当年龚自珍就是因为书法不合程式，多次考试不中，深为痛恨。王乃誉自己在书法上有造诣，以其优长之处指导儿子，当然得心应手。不过，王国维却不甚喜欢书法，实际上他终生都不能成为书法家，这很使王乃誉头疼。这里抄录几段现存王乃誉日记中关于指导王国维学习书法的文字，以窥王国维学习生活之一斑：

初为静指示作字之法。游衍随意，尚不是□。盖久闲欲骤坐定，甚难。可知懒惰害人，而人不□自觉，犹马之脱辔，鹰之脱鞴，一纵不可复收。（1891年2月20日）(3)

饬静抄文学书，虽不惮烦，而启发迄不得其佳处，可知治学亦非愣然能进。（同年2月18日）(4)

改静儿字。（同年2月22日）

夜为静儿话为人处世之方。（同年12月18日）

可见王乃誉教育儿子，把写字、作文、养性、处世都结合在一起。1891年的一则日记中就显示了这方面：

伯氏又送挽诗来请，遂属静踵成之，并兼书楷焉。盖教其不可畏事，亦不可卤莽。即此小事，亦犹磨镜然，极至精光，落笔何难耶？

王乃誉对儿子拳拳之心，洋溢于字里行间。当然，最大的希望，还是科举仕途了。

王国维这个生活在小城市的少年，虽然身体瘦弱，虽然学塾和父亲的功课督导严格，但少年天性未泯，爱好游乐便是其一。光绪二十九年（1903）夏初，王国维曾从南通通州师范休假回海宁，时年27岁（诗中自称30是举其成数），写过一组五言古诗《端居》，记述少年心性，实际上自述青少年时期欢愉的游戏：

端居多暇日，自与尘世疏。处处得幽赏，时时读异书。高吟惊户牗，清谈霏琼琚。有时作儿戏，距跃绕庭除。角力不耻北，说隐自忘愚。虽惭云中鹤，终胜辕下驹。如此胡不乐，问君意何如？

阳春煦万物，嘉树自敷荣。枳棘茁其旁，既锄还复生。我生三十载，役役苦不平。如何万物长，自作牺与牲。安得吾丧我，表里洞澄莹。纤云归大壑，皓月行太清。不然苍苍者，褫我聪与明。冥然逐嗜欲，如蛾赴寒檠。何为方寸地，矛戟森纵横。闻道既未得，逐物又未能。衮衮百年内，持此欲何成？

孟夏天气柔，草木日夕长。远山入吾庐，顾影自骀荡。晴川带芳甸，十里平如掌。时与二三子，披草越林莽。清旷淡人虑，幽蒨遗世网。归来倚小阁，坐待新月上。渔火散微星，暮钟发疏响。高谈达夜分，往往入遐想。咏此聊自娱，亦以示吾党。

应该说，这首诗中理性的分析属于27岁时的王国维，感性的行为则属于十五六岁时的王国维。因为在青少年时期，王国维的确是喜爱游玩的，或自游自乐，或结伴同游，这是大多数人都有过的经历，王国维也不例外。同时，青少年时期血气方刚，傲视天下，王国维和他的同伴也是这样。王国维青少年时期的游伴陈守谦回忆道：

余与君之订交也，在清光绪辛卯岁（1891），君年才十五耳。余长君五岁，学问之事自愧弗如。时则有叶君宜春，褚君嘉猷者，皆朝夕过从，商量旧学，里人目为四才子，而推君第一。……余时馆城南沈氏，距君家仅里许，无一日不相见，见辄上下古今，纵论文史；或校勘疑误，鉴别异同；间为词章，彼此欣赏……(5)

王国维与二三游伴评议古今人事，游赏山川景物，练习写些抒情议论的诗词，都是当时学塾青少年的常态，算不得什么学问。至于被人称为“海宁四才子”，也许是熟人间善意的戏谑，或生动的溢美，当不得真。事实上，19世纪末20世纪初江南小镇上的学塾青少年，文化生活是很单调的，交游也限于乡里镇中，那时的王国维还没有走出封闭的环境，所以他无论做游戏、纵议论、读古书还是写文章，最终还是按照父亲王乃誉的安排：集中精力学好时文、书法，准备走科举考试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