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中国式现代化的科学内涵和本质要求

中国现代化道路及其世界意义

姚洋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

如何理解党与中国现代化的关系，是当代中国知识界的一个重要课题。我们需要在后发国家现代化这个框架里考察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历史，探讨党所开辟的中国现代化的道路以及这条道路对于世界，特别是对于后发国家的意义。

在所有国家，现代化都包含转型和发展两个维度的内容。在转型方面，现代化意味着摒弃古代社会僵化和压迫性的社会、政治和经济制度，代之以现代社会开放和自由的社会、政治和经济制度；在发展方面，现代化意味着民众收入水平和国力的不断提高。两者并不总是同步的，而且可能相互牵制。对后发国家而言，两者的挑战更大，因为它们要在更短的时间里完成转型和发展，目的一方面是要尽早赶上先发国家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发展水平，另一方面是不得不时常面对先发国家带来的冲击甚至侵略。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知识分子在寻找转型和追赶的“整体”解决方案过程中诞生的，初衷是以阶级斗争的方式改变中国的政治、社会和经济结构，造就一个平等的新社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的前三十年，党领导全国人民奏响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双重奏”，推动了中国转型和追赶的步伐。改革开放之后，党在实践方面与中国传统和解，汲取传统中的优秀成分，为我国的经济腾飞提供了重要的哲学和制度保障。由此，党领导中国走出了一条独特且具有世界意义的现代化道路。具体而言，这条道路的世界意义在于四个方面。其一，在一个后发大国实现和平转型和追赶，开世界范围内现代化之先河；其二，重视人的发展，提升普通民众的教育和健康水平；其三，实践务实主义，脚踏实地从事经济建设和制度建设；其四，执政党具有广泛的代表性，相对于社会保持中性，关注国家整体的长期发展。

中国共产党的诞生

如果从英国革命算起，世界范围内的现代化历程已经经历了300多年的时间；如果把二战之后作为西方现代化的终点，西方现代化也花费了200多年的时间。但是，后发国家的现代化不能再经历那么长的时间，因为它们已经看到了现代化的成果。在经济发展方面，就是要实现赶超。先发国家发展经济基本上是按部就班，用市场的办法来搞经济建设，但后发国家想赶上发达国家的生活水平，恐怕就要采取一些超常规的手段。然而，赶超是一件非常艰难的事情。二战之后的70年里，能够从中等收入或低收入状态发展到发达国家生活水平的经济体只有11个，这其中包括了日本和南欧的一些国家，真正从一个贫穷的经济体变成一个发达经济体的，只有“亚洲四小龙”。所以，经济追赶是极其艰难的一个过程，是小概率事件。

和经济发展挑战平行的，是社会和政治变革的挑战。这个挑战更大。古代社会是一个等级社会，高等级阶层不会轻易放弃自己的特权。古代社会还是一个思想僵化的社会，那些在思想上占据统治地位的阶层也不会轻易放弃自己的地位。中国古代社会虽然具有较高的流动性，但制度和思想仍然是僵化的。而现代社会最重要的特征就是开放的制度和自由的思想，因而必定和古代社会产生冲突。从古代社会到现代社会的转型，必定是一个非常痛苦的过程。在欧洲历史上，大型的原发性国家，如英国和法国，都经历过革命才开始了现代化历程，而没有经历过革命的国家，就要经历别的痛苦。譬如德国是19世纪经济追赶最成功的国家，但没有发生过社会革命，它最终演化出军国主义，与此大有关系。20世纪经济追赶最成功的国家——日本，也有同样的情况。

中国从1860年之后开始现代化历程。按照李鸿章当年的说法，19世纪末中国正在经历3000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华文明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大体是3000年，从来没有遇到西方文明这样巨大的冲击。上一次外来的大冲击是佛教的引入，我们花费了1000年时间才彻底消化；西方文明的冲击比佛教冲击更壮阔、更深入，是否要花费更长的时间才能彻底消化？这是当时中国士大夫所恐惧的地方。

从1860年到1919年，中国的现代化走过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洋务运动。它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一个标志是，到甲午战争之前，中国已经拥有了亚洲最大规模的舰队——北洋水师。甲午战争的失败让有识之士认识到，光有技术是不行的，还要改变制度。由此现代化进入第二阶段。此时产生了革命和变法两股力量，前者以孙中山先生领导的兴中会为核心，后者是康有为领导的戊戌变法。变法以失败告终，革命最终以建立民国结束。然而，革命的胜利并未取得预期的效果，随之而来的是袁世凯复辟、军阀割据，还有列强的欺压。戊戌变法前后，社会达尔文主义在中国兴起，经由严复译编的《天演论》以及梁启超在日本通过《清议报》和《新民丛报》的传播，成为主导中国知识分子十几年的思潮之一。革命既然没有能够让中国堂堂正正地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知识分子就要想别的办法，这就是新文化运动的背景。既然发展技术、改变制度都不行，那一定是我们的文化出问题了，发起新文化运动的知识分子因此开始关注民心和文化的改造，其中一个主题是反传统，打出了“打倒孔家店”的口号。“五四运动”让新文化运动进一步激进化，以陈独秀、李大钊为代表的激进知识分子开始引进马克思主义。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让他们意识到，社会主义革命可以为建立强大的中国提供一个整体性的解决方案。经历第一次世界大战，西方知识分子对西方文化开始有悲观的看法，这些看法也影响到中国知识分子。马克思主义是以西方主流文化对立面的姿态出现的，符合中国激进知识分子对西方的批判态度，而国内正在进行的文化革命也需要一种激进的学说来统领，因此马克思主义的引入恰逢其时。自此，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就开始了。中国共产党接受马克思主义，既有理想的成分，也有工具的成分，后者在实践过程中显得更为重要。阶级斗争是党进行社会改造的工具，只要形势允许，党就试图以阶级斗争的方式进行社会改造。从现代化的角度来看，当时的阶级斗争是现代化转型的手段。阶级斗争的对象是代表古代社会政治、社会和经济秩序的有产者和当权者，阶级斗争的成果是建立现代的新秩序。

国民党为什么没有肩负起中国现代化转型的责任？因为国民党从一开始就不具备这样的特质和能力。孙中山搞的革命，一开始是民族主义的，后来他提出“三民主义”来统合同盟会和后来的国民党的目标。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他认为他的民生主义和共产主义是一致的，两者都是要把老百姓的生活搞上去，因此，三民主义可以包容共产主义。他用这样的解释来说服国民党里的右派和共产党合作。但是孙中山一直坚决反对在中国搞阶级斗争，因为他相信中国没有阶级差别。从这里可以看出，孙中山缺乏一种历史的高度，他没有意识到，中国共产党提出阶级斗争实际上是把阶级斗争作为推翻旧制度的武器。蒋介石一开始是支持“联共”的，对俄国革命抱有同情的态度，曾经率队去俄国考察。他的转变是一个复杂的过程。一是因为“中山舰事件”与中国共产党产生间隙；二是随着北伐的节节胜利，他的权力欲膨胀；三是共产党在农村的土改和在城市的夺权触动了他的保守底线。“四·一二”政变让蒋介石最终控制了国民党，清洗了共产党，但从长期来看，也使得国民党反革命化，失去了进步青年的向往。所以，到了延安时期，热血青年不是去投奔重庆，而是去投奔延安。去重庆是为了躲避战乱，去延安则是要投奔一个光明和全新的新中国。在进步青年的眼中，国民党已经腐朽了。在这个意义上，国民党已经失去了领导中国革命、推动中国现代化的特征。

李泽厚认为，1919年到1949年是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但救亡压倒了启蒙。但是，用启蒙来概括这段历史是不完整的，应该从现代化的角度来概括。启蒙只是现代化的一部分，旨在发动社会转型的革命是更为重要的部分。所以，救亡不仅压倒了启蒙，而且也压倒了革命。后者要等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才能够完成。

社会主义革命及其意义

在建立政权之后，中国共产党就开始践行成立之初的初心，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内容包括土地改革（以及随后的人民公社化）、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妇女解放和构建社会主义新文化。除此之外，党还致力于普及教育和改善公共卫生条件。除了公社化和工商业改造，这些变革都大大推进了中国现代化的进程，而公社化和工商业改造则更多的是服务于社会主义建设。

土地改革

一些人用局部地区的数据说明，旧中国的土地关系没有那么紧张。然而，根据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在20世纪30年代初期的调查，全国自耕农的比例只有41.7%，南方地区更少，只有27.2%；在非自耕农中，北方地区的雇农较多，南方地区的佃农较多。由此可见，旧中国的土地关系是非常紧张的，而打破这样旧有的土地关系有两方面的意义。

第一个方面是解放生产力。有两个原因导致旧有的土地关系束缚生产力。其一，农民不掌握土地，也就不掌握自己所有的劳动果实，因而生产积极性下降。雇农完全没有土地，靠地主给的少得可怜的工钱生活，自然生产积极性不高。佃农一般要把50%的收成交给地主，生产积极性也受影响。其二，佃农拥有很少的财富，抵御风险的能力很低，却不得不承担天灾的风险，特别是在固定租赁合同下，他们要承担所有粮食减产的风险，这会打击他们的生产积极性。实现耕者有其田，就可以完全消除第一个原因造成的效率损失，也可以大大降低第二个原因造成的效率损失。

第二个方面，旧有的土地关系造就一种人身依附关系。无论是雇农还是佃农，他们和地主之间都存在人身依附关系，《白鹿原》里的白嘉轩和他的长工鹿三之间就是这种关系。现代化的对立面之一就是各种政治、社会和经济的人身依附关系。在农业社会里，土地是最基本的生产要素，土地关系决定了社会的其他关系，因此，打破旧的土地关系是一个农业社会走向现代化的关键性一步。

研究表明，土地改革是决定一个国家（地区）长期经济增长的显著因素。拉美国家的土地分配极其不均，农业以大种植园为主，这些国家早期的政治被大庄园主所控制，严重阻碍了这些国家的发展。相反，韩国和我国的台湾地区都进行了较为彻底的土地改革，极大地促进了这两个地方的工业发展。中国大陆的土地改革更加深入和广阔，对于提高粮食产量、推动农村地区的现代化转型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妇女解放

在几乎所有古代社会，妇女地位都十分低下。先发国家的妇女解放走过了漫长的道路，多数国家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才赋予女性选举权。后发国家需要在更短的时间里实现妇女解放。中国共产党在成立之初就重视妇女解放。在苏区时期，党动员妇女参与劳动，以弥补因为男性参战造成的劳动力短缺；在延安时期，妇女解放以妇女识字和参政为主。研究表明，这些措施具有长期影响，在当时，苏区县比周边其他县的性别比更加平衡，女性劳动力参与率更高，而陕甘宁边区比周边地区的女性教育水平相对于男性更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党以革命的方式推进妇女解放事业。在宪法颁布之前，我国就颁布了《婚姻法》，废除了过去束缚妇女地位的陋习，如缠足、买办婚姻、一夫多妻等，以法律的形式确定了家庭内部的男女平权。同时，女性被动员起来参与地方政治活动，大大提高了女性的社会地位，并产生了长期影响，在1950年女性党员占比高的县，到20世纪80年代，女性相对于男性的教育水平较高，性别比也更加平衡。在公社制度下，女性劳动参与率大幅度提高，即使是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施之后，这一传统也被保留下来。尽管过去20多年女性劳动参与率有所下降，但当今仍然保持在60%以上，远高于50%的世界平均水平。

构建社会主义新文化

中国古代社会是一个地缘和血缘社会，除了士大夫，绝大多数人的交往范围在地缘和血缘所及的范围之内。如费孝通所指出的，中国人的社会关系就如一颗石子丢进池塘泛起的涟漪，个人在中间，其他人依照地缘和血缘关系的远近像涟漪一样向周边泛开。中国人的社会关系是以个人为中心的，超出地缘和血缘纽带，中国古代社会很少有能够运转的社会组织，这与西方有很大的不同。在西方，宗教在人们的生活中占据核心地位，宗教团体的作用非常明显，人们因为宗教信仰而连接起来。相比于血缘和地缘，宗教信仰所触及的人群范围更大，因而更可能形成陌生人状态下的共同体意识。中国则不同。对绝大多数人来说，“中国”只有文化的意义，而没有政治的意义。在基层，社会治理可以完全依靠地缘和血缘关系，国家的作用只是抵御外敌入侵以及维护国内的安宁。中国的“集体主义”因此是霍布斯意义上的集体主义，即国家是保护民众安宁的“利维坦”，民众认可国家的所作所为。普通百姓不是把国家看作内生于社会的有机部分，而是必须服从的外部权威。

现代社会和中国古代社会恰好相反：一个国家里可能存在多种文化，人们连接在一起是因为存在相同的政治认同以及在这个认同之下的统一的政府。中国现代化的一大任务是建立中国人民的政治认同，把国家建立在民众统一的关于政治和政府的理念之下。中国共产党完成这个任务的途径是构建社会主义新文化，在社会主义的框架下构建中国人的国家认同。社会主义革命所带来的制度变化本身就是这个过程的一部分。在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像社会主义革命这样彻底的社会改造。党通过严密的组织把触角伸入社会的每一个角落，把每一个中国人带入现代化的进程之中。黄仁宇在对比国民党和共产党时深刻地指出，国民党治理国家的方式是自上而下的，而共产党的方式是自下而上的。党领导的社会主义革命把中国社会由下而上深翻了一遍，彻底改变了中国基层社会的结构和运行方式，极大地推进了中国普通民众对国家的政治认同。在此基础上，党通过宣传体系、教育体系和文艺创作等多种形式进一步加强民众的国家政治认同。下面仅以《五朵金花》这部电影为例，讨论党是如何通过文艺作品构建民众的政治认同的。

《五朵金花》是1959年拍摄的一部彩色电影，讲的是一个白族小伙子阿鹏寻找心爱的姑娘金花的故事。一年，阿鹏参加三月街盛会，在蝴蝶泉边认识了美丽的金花。第二年阿鹏带着金花送他的定情之物再次来到蝴蝶泉，走遍苍山洱海寻找金花。在路上，他遇到四位叫金花的姑娘，每一位都是公社的积极分子，最后才找到自己的金花，她是公社的副社长。有情人终成眷属，影片美满结束。电影的画面非常唯美，里面的一些歌曲至今广为传唱。对本文而言，影片所传达的政治信息是最重要的。

首先，影片的两位主角都是白族，影片宣传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含义显而易见。西南地区长期处于吐司的统治之下，对中原国家的认同非常弱。影片中的大理风光、坚强的白族小伙子和美丽的白族姑娘给观众留下了对少数民族地区美好的印象，自然而然地激发了人们民族团结的热情。其次，在阿鹏寻找金花的过程中，影片呈现了公社给民众生活带来的喜气洋洋的变化。抛开当时的背景不论，这样的呈现潜移默化地把观众带入对国家的政治认同中去。最后，阿鹏遇到的五朵金花都是公社的积极分子，突出地表现了少数民族地区妇女解放的深度和广度。少数民族地区对女性的束缚没有汉族地区严重，影片中的五朵金花每一个都开朗活泼，远比汉族女性大胆、开放。尽管这样的刻画带有对少数民族浪漫的想象成分，但对于宣传妇女解放却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妇女解放是社会主义文化价值的重要组成部分，影片以一种浪漫的形式宣传妇女解放的理念，其意义已经超出妇女解放本身，对国家的政治认同也具有促进作用。

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过程中，人际关系发生了显著的变化。这种变化表现在陌生人之间的称谓上，即“同志”成为陌生人之间的标准称谓。“同志”意为志同道合，以前只在党内使用，陌生人之间使用“同志”的称谓，意味着陌生人之间拥有一个共同的理想或目标，在那时的中国，就是建设社会主义的中国。“同志”因此成为国家政治认同落实到个人层面的一个重要表征。今天，这个称谓在陌生人的交往中基本上消失了，但这也可能是中国的国家政治认同已经完成的标志。

社会主义建设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党在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同时也开展了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建设，确立了以重工业为先导的工业化道路。当时选择这条道路有多方面的原因。一是历史教训。从洋务运动开始，中国几代知识分子和领导人都秉持一个信念，即落后就要挨打，而要避免挨打，就必须建立自己的工业。毛泽东也不例外。二是当时的国际环境不利于我国参与世界范围内的劳动分工。一方面，西方对华实施封锁，我国经济基本上和西方隔绝；另一方面，苏联试图把中国定位为社会主义阵营里的农业国，对此毛泽东坚决反对，并说服苏联为我国的工业化提供援助。三是当时国际学术界和政策界流行的给发展中国家的建议也是实施进口替代政策发展自己的产业。发展经济学刚刚兴起，其核心议题之一是工业发展的规模经济。在规模经济条件下，企业必须达到最小生产规模才可能存活下来，这就产生了所谓的“保护幼稚产业”的政策。与此同时，劳尔·普雷维什的“中心—外围”假说强调了以制造业为主的中心国家和以原材料生产为主的外围国家之间的差别。按照一般原理，中心国家在制造业方面的技术进步应该可以改善外围国家的贸易条件，从而使外围国家受益，但普雷维什没有发现这种情况。这个假说后来发展成为依附理论，即外围国家陷入原材料生产的陷阱，久而久之形成对中心国家的依附关系。刚刚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处于反帝反殖的最前沿，很容易接受这样的理论。

苏联的对华援助在20世纪50年代对我国的工业化起到了重要作用，156项民用项目奠定了中国重工业的基础，其中一些企业至今仍然在发挥重要作用。但我国的资本积累更为重要。苏联的援助多是以贷款形式给我国的，我国自己必须积累工业化所需要的资本。在当时的情况下，唯一可能汲取资本的地方是农村地区。和苏联的方法一样，我国采取的是压低农产品价格的方式。这是公社化和统购统销的一个重要背景。在分散的农户经营的情况下，国家很难控制农业的生产和价格，而公社化能够统一农业生产，统购统销能够统一农产品收购和销售，控制价格。有了资本之后，还要集中使用到国家认可的战略部门去，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就是要服务这个目的。

总体而言，中国的工业化采取了一种超常的赶超战略。如何评价这个战略？笔者和郑东雅提供了一个数量模拟研究。这个研究的出发点是，重工业对其他行业具有技术外部性，重工业的技术进步可以降低其他行业的生产成本。由于存在这样的外部性，政府应该对重工业进行补贴。我们计算了最优补贴率和最优补贴时间，发现最优补贴率是33%，而由我们模型测算的实际发生的补贴率是36.7%，两者相差不大。但是，我们计算的最优补贴时间是12年，而实际发生的是25年，相差很大。所以，赶超战略本身没有问题，问题出在时间持续太长上面。另外，在执行赶超战略的过程中，党也犯过像“大跃进”这样的冒进错误，值得后人吸取教训。

在推动经济建设的同时，党还注重教育的普及和公共卫生的改善。研究表明，20世纪40年代末和50年代出生的人的教育水平与他们父辈的教育水平之间的相关关系最弱，这说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头三十年关注的重点是把教育普及到一般民众当中，增强了代际教育的流动性。在公共卫生方面，以公社为单位的基础医疗体系让普通百姓能够享受到基础医疗，降低了婴儿死亡率。爱国卫生运动和疫苗接种消灭了多种传染病，国人的预期寿命稳步提高。

表1给出了中国和印度在1978年前后的对比，很好地显示了中国在推动现代化方面的成绩。中印两国在很多方面都是可比的。印度1947年获得独立，而中华人民共和国1949年成立，两国的人口也几乎一样多。特别是印度和中国一样也实施进口替代政策，发展本国工业。然而，表1告诉我们，除了人均GDP和高等教育粗入学率，印度在成年人识字率、婴儿死亡率、预期寿命和工业发展方面大幅度落后于我国。印度的人均GDP高于我国，这和我国较低的起点和把大部分积累用到重工业上有关，而且，到1992年，我国的人均GDP就超过了印度。印度的高等教育粗入学率大大高于我国，这和我国当时高考刚恢复有关，但也显示出印度更加关注高等教育，而我国更加关注基础教育。在当时两国收入水平都很低、文盲率都很高的情况下，基础教育显然应该是国家优先考虑的事情，而事后也证明，我国发展基础教育对于我国在改革开放之后发展外向型经济起到了重要作用，而印度较低的教育水平是制约它工业发展的一个因素。

表1　中国和印度的对比（1978年）

改革开放时期：与中国传统和解

社会主义革命以疾风骤雨的方式改变了中国，把中国带入现代化的门槛。革命是为了更好地建设，革命为建设准备了条件。一方面中国社会的等级结构被打破，社会和政治平等达到很高的高度，民众的国家政治认同得到提高；另一方面，社会主义建设打下了工业基础，提高了民众的教育和健康水平。改革开放开始之后，党将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放弃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的激进思想和实践成为当然选择。此时，党也开始重新审视自己与传统的关系。其中有两方面的因素值得关注。其一，社会主义革命主要是在政治、社会和经济层面发挥作用，而没有触及家庭及其相关的私人领域。在农村地区，家庭拥有自留地，饲养家禽和牲畜；在城市地区，家庭虽然没有自己的产业，但与农村地区一样，仍然是一个完整的社会单位。中国的传统文化经由家庭延续下来。搞经济建设需要调动个人的积极性，尊重传统文化以及由此衍生的个体行为模式，是调动个人积极性的必要条件。其二，党在放弃激进的思想和实践之后，需要寻找新的思想资源和实践模式，以锚定党的行动。中国人选择中国传统中的优秀部分是自然的事情。党在三个方面回归中国优秀的传统，即务实主义、贤能主义和回归市场经济。党将这些传统与长期形成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理论和实践相结合，为改革开放之后的经济腾飞奠定了哲学和政治基础。

务实主义

在落地的层面上，中国文化的最显著特点是务实主义。从民众的日常生活到政治实践，务实主义都是中国古代最为显著的特征。中国产生务实主义，最重要的原因是我们没有本土宗教，我们的祖先从一开始就关注现世的生活。《诗经》产生于西周初期，那时我们的先祖已经开始歌颂爱情，而同时代的希腊还处在所谓的神话时代，特洛伊之战就是为一位被诱拐的女人而打的。我们的先祖在当时已经建立了一种和平生活的模式，在同一片土地上，他们歌颂爱情，歌颂现世的生活，这是中华文明的特性。

在哲学层面，务实主义意味着两个基本原则。第一，目的的合意性可以合理地推断手段的正当性。革命的前提之一是划分阵营，因此要强调手段，所以才有“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的口号。务实主义从目的出发，只要能够实现目的，手段就可能是正当的。邓小平的“猫论”是这个原则的形象描述。这里的“合理地推断”很重要。一个人在推断手段的正当性的时候，要用自己的知识体系、道德标准和逻辑进行思考，否则就会出现不择手段的事情。第二，不存在永恒的真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中国人不相信永恒的存在，中国传统哲学里一个非常重要的思想就是，宇宙中唯一不变的规律是一切都在变动之中。中国人相信实践出真知，也只有实践才可以检验一种知识是不是真知。“实践”在英文里一般被翻译成practice，但不准确。“practice”的意思是已经有了一个模式，按照这个模式去练习，熟能生巧。实践不一样，它包含了“探索—构建理论—应用—探索”的循环，英语里没有对应的词。

务实主义打开了改革的大门并推动了改革进程。试想一下，如果我们还陷在“主义”之争、“真理”之争中，我们哪一项改革能够启动？无论是农村改革还是国有企业改革，抑或是价格改革，都与过去所秉持的理论真理相左。邓小平的“不争论”带领党走向一种结果导向的行动哲学，在这种哲学的指引下，一种制度是不是正当，不再看它的属性，而要看它能否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能否促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由此，体制改革才可能发生。

贤能主义

中国有悠久的贤能主义传统。在西周的时候，我们就已经有了太学，目的是培养人才。汉武帝之后，选贤任能变得制度化；隋代发明科举制度，给平民子弟提供了上升通道。贤能主义的哲学基础是先秦儒家的人性观。与西方单一和固化的人性观不同，先秦儒家认为人性是多样的、流变的和可塑的，一个人所能达到的贤能高度，取决于他后天的努力和环境。由于政治职位是有限的，而经济发展需要激励人们的付出，因此，社会的政治结构必须采纳选贤任能的原则，而社会的经济结构必须奖励贤能。在实践层面，墨家对贤能主义的贡献更大。到西汉儒家独大的时期，儒家吸收了墨家的思想，最终，通过董仲舒的学说，选贤任能变成中国官僚帝制的一个宪法原则。以今天的眼光观之，这个宪法原则可以作为选举民主票决制的一个替代原则，并足以纠正票决制的问题，特别是票决制的民粹主义倾向以及别有用心者利用它对民众的煽动和蛊惑。

党在改革开放时期继承了选贤任能的传统。从20世纪80年代初提出干部四化开始，党就重视干部的培养和选拔工作。许多研究表明，党的干部选拔制度符合选贤任能的原则。能力较强的官员更可能获得升迁，而且，他们的终身成就也较高。党还重视干部的培养，一个方式是把官员放到不同的岗位上去锻炼，提高他们的能力。

选贤任能作为一个宪法原则在今天也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中国共产党由公民中的优秀分子组成，其背后的原则就是选贤任能，因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具有宪法地位。党提出大政方针和立法思想，人民代表大会是党凝聚共识的场所，人民代表大会的主权作用体现在审议并票决党的人事提名和大政方针以及在党的立法思路基础上完成立法上面。

回归市场经济

邓小平说过，市场经济不是资本主义所特有的。事实上，市场经济也不是西方所特有的。中国最迟到北宋的时候已经完成了市场经济的建构。北宋时期的中国市场经济已经比较完备，私人土地所有制予以确立，工商业和商品经济高度发展，甚至发明了纸币和证券交易，有了金融的雏形。西方资本主义的主要特征不是市场经济，而是机器化大生产以及由此引发的资本的几乎无节制的积累。我国在改革开放之后搞市场经济，在当时似乎是向西方学习，实际上是回归中国传统。在很大程度上，我国的市场经济带有鲜明的中国特色，与我国的发展阶段以及民众的文化心理高度相关。党带领全国人民走出了一条属于中国自己的市场经济之路。

市场经济实施按要素分配，奖勤罚懒，优胜劣汰，这是保证市场经济效率的必要原则。这一点也与我国的贤能主义传统一致，同时也不违背按劳分配原则。一方面，按要素分配包括按劳分配；另一方面，按要素分配说到底是按劳分配，因为资本在源头上也是劳动的产物。

再论革命的意义

未来的历史学家在写邓小平历史功绩的时候，自然会提到改革开放，但是，有历史纵深感的历史学家一定会强调，他的主要贡献是把党“带回”中国。党的诞生是西风东渐的产物，是“五四”时期激进的中国知识分子选择西方激进思想而构建的政党。如前文所展示的，党自觉地成为中国现代化的工具，以疾风暴雨的方式把中国带入现代社会。这里就涉及一个中国文化对西方文化的吸收和融合这个宏大的课题。党在革命时期很大程度上是在实践一个西方的革命理论，但作为扎根中国的一个政党，党最终必须面对中西融合这个宏大课题。目前，这个课题是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框架下展开的，但对未来的历史学家而言，更为重要的是邓小平带领党“回归”中国，启动了中国摆脱百年文化引进的进程。从“术”的层面看，改革开放是向西方学习，但从“道”的层面看，改革开放开启了回归中国传统的进程。不能忘记的是，计划经济也是从西方学来的东西，改革开放只不过是从学一种西方的东西到学另外一种西方的东西，但是在这后一种学习过程中，党的指导思想和行为准则完全是中国式的。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是重新回归了“中体西用”。对一个有着3000年文字记载的文明而言，坚持自己的“体”是完全可以理解而且是必然的选择。但是，现在的“中体”与100多年前的“中体”是不同的，它已经存其精华、去其糟粕，上升为与时代相适应的价值体系和行动逻辑。而在引进“西用”的过程中，中国也不可能回避它所带来的价值观和行为准则，因此，改革开放以来的“中体西用”一定是中国传统与现代西方价值体系的融合，而不是像洋务运动那样两张皮。

这就引出一个问题：既然最终要回归中国传统，20世纪的革命是一条弯路吗？答案是否定的。首先，革命加速了中国现代化的进程，在比较短的时间里把中国从一个顽固的古代社会带入现代社会的门槛。其次，今天对中国传统的回归是在更高层次上的回归。革命荡涤了中国传统中腐朽的部分，让今天的回归能够轻装上阵，挑选传统中优秀的部分加以继承和发扬光大。最后，通过国际比较可以发现，那些没有发生过革命的后发国家，其现代化转型非常艰辛，迟滞了它们的经济赶超。

菲律宾是这方面的一个典型例子。1980年，菲律宾的人均GDP是中国的5倍以上，到2020年，中国人均GDP几乎是菲律宾的4倍。40年间，两个国家反转了20倍。菲律宾是如何失败的呢？自1986年马科斯独裁体制倒台后，菲律宾的民主制度就没有中断过，而且似乎也具有纠错能力，如对埃斯特拉达总统的弹劾。但是，菲律宾的民主是在一个从来没有改变的社会结构基础上进行的，如几位菲律宾学者所言：“由此产生了巨大的菲律宾之谜：在亘古未变的、亚洲最坏的一个阶级结构之上，却展现了极其生动的选举政治。”菲律宾阶级结构的基础是西班牙殖民者留下来的种植园经济，大种植园主是菲律宾经济和政治的主导力量，时至今日，菲律宾的政治仍然带有强烈的家族政治的痕迹，即党派不重要，对政治强人的忠诚才是最重要的。自1988年后，除了被弹劾的埃斯特拉达（当选之前为著名演员）和另外一位总统（前国防部长），其他几位总统都有很深的家族背景。刚当选的总统更是老马科斯的儿子，副总统是刚卸任的杜特尔特的女儿。这样的政治正是福山认为的导致民主政治衰败的依附主义政治，后者又是阻碍经济增长的主要原因之一，因为它导致经济中的裙带关系，让少数人垄断经济机会和资源。

革命是痛苦的，但可以用短期的痛苦换取长期的长治久安。绝大多数后发国家都有被殖民的历史，殖民者离开的时候给它们留下选举政治，从此它们就不得不在民主的框架下进行社会改造。民主的结果总是各种势力的妥协，而社会改造意味着剥夺某些强势集团的权力和利益，两者是冲突的，因而，后殖民地国家的社会改造异常艰难和漫长。例如，菲律宾的土地改革从美国占领时期就开始启动，但直到21世纪头十年才完成，而且还是把土地卖给无地农民，而不是无偿给他们。印度的土地改革更是艰难。独立之初印度就制定了《土地改革法》，但70年间几乎没有执行，即使是在印度共产党执政几十年的西孟加拉邦，也有30%多的农民没有土地。现代化转型的一大悖论是：一个好的社会转型必须经由暴力才可能在短期内完成。中国是成功的例子，而许多后殖民地国家都是失败的例子。

中国道路的世界意义

回到本文开篇提出来的转型与追赶难题，我们会发现，中国道路为解决这个难题提供了一个答案。从转型和追赶的互动角度来看，过去200年存在三类国家和地区：第一类是转型慢于追赶，第二类是转型与追赶同时发生，第三类是转型和追赶都没有发生。

二战之前的德国和日本是第一类国家的典型例子。德国是19世纪追赶最成功的国家，日本是20世纪追赶最成功的国家，但两个国家最终都走向军国主义，原因是没有成功实现转型。事实上，它们在经济上的成功是迟滞它们没有实现政治和社会转型的重要原因。德国在经济和军事上的成功，点燃了德国人的民族自豪感。对德国人来说，俄国文化是卑劣的，法国文化是腐朽的，而英国文化充满狡黠，只有德国文化代表崇高和伟大，因此德国应该成为欧洲的主宰。德国人对欧洲人对德国的“不敬”感到愤怒，德皇威廉二世尤其如此。他一方面觊觎巴黎的繁荣，另一方面痛恨他的母亲的国度英国对他的蔑视，希望用战争的胜利夺取巴黎，赢得他“应得”的尊重。在本质上，日本完全重复了德国走过的路。明治维新之后，日本国力急剧提高，在甲午战争中轻而易举地击败从前的老师中国，在日俄战争中又击败“欧洲的轧路机”俄国，自认为可以代表黄种人与白种人进行对抗，更进一步自封为中华文化的正朔，而把中国贬为“支那”。最终，德国和日本都在战争中走向万劫不复的毁灭。究其原因，是因为它们在经济上已经进入现代社会前列，但在思想、政治和社会层面仍然处在古代与现代之间，以前现代的思维和行为逻辑驾驭最先进的技术，其结果一定是反现代的。

“亚洲四小龙”，特别是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是第二类国家（地区）的代表。日本在殖民时期有意压制韩国和中国台湾的工商业精英，而两地在二战之后又都实施了土改，因此社会变得非常平均，消除了阻碍变革的强势集团，为政府启动经济增长提供了政治和社会条件。新加坡是一个城市国家，加之李光耀理性和聪明的治理能力，社会结构快速实现现代化转型，极大地促进了经济增长。它们的共性是社会转型在先，为政府中性地行使权力创造了基础。

多数发展中国家属于第三类国家。在这些国家，缓慢的政治和社会转型是它们无法快速追赶的主要原因。多数发展中国家都曾是欧美列强的殖民地，而在成为殖民地之前，它们还处在古代甚至原始社会。殖民者非但没有改变它们的古代或原始社会结构，反而充分利用之，为己所用，从而固化了这些国家的社会和政治结构。殖民者的离开，又给这些国家留下了一套现代选举民主制度，极大地压缩了它们进行社会变革的空间。它们只能在发展过程中希冀通过市场的力量推进社会和政治变革，但这样一来，这些国家就进入一个死循环：政治和社会转型不到位，制约经济发展，而经济不发展又反过来制约政治和社会转型。

但是，德国和日本似乎是两个反例。原因可能在于德国和日本都存在一个强有力的国家（state），能够集聚资源完成短期内的经济赶超，而多数发展中国家没有生发出这样的国家。发展中国家的转型和经济赶超都必须内生于社会发展的过程之中，两者都将经历漫长的历史过程。

中国更像“亚洲四小龙”，转型与赶超同时发生。但中国是一个大国，中国的现代化道路更具有世界意义。具体而言，中国道路具有下面四个方面的意义。

第一，以较短的时间跨越从古代到现代的峡谷。英国革命持续了半个世纪，法国大革命以及后续的震荡持续了100多年。如果不算日本入侵的时期，20世纪的中国革命（包括社会主义革命）也持续了半个世纪，相较而言并不算长。正如英国革命和法国大革命把英国和法国带入现代社会一样，中国革命也把中国带入现代社会。从经济追赶的角度来看，革命让中国建立起无阶级差别的平等社会，为中国实现经济腾飞提供了必要保证。尽管我们不期待其他发展中国家以革命的形式完成政治和社会的转型，但是，它们必须把促进平等作为政治改革的核心任务，否则它们很难实现长期和稳定的经济增长。

第二，重视人的发展。如表1的总结所示，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党注重提高普通人的教育水平，提高全体人民的健康水平。印度著名经济学家阿马蒂亚·森在对比中国和印度不同的经济表现的时候，特别强调中国在人的发展方面比印度准备得更好。人是第一生产力，而教育和健康是人作为生产力的主要衡量指标，提升教育和健康水平就是提升人的生产力。相较于其他发展中国家，中国更加重视普通人的教育和健康水平，既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平等主义理念，也符合经济发展的一般逻辑，即在经济发展的早期，提高多数人的能力比提高少数人的能力更可能促进经济增长。

第三，把务实主义作为行动哲学。民族自豪感是凝聚一个国家的重要思想源泉，但是，许多发展中国家把它推向极致，拒绝有损民族“颜面”的行动。在经济发展方面，这表现在拒绝发展劳动力密集型产业，一味追求高大上产业，因为发展中国家的精英认为，劳动力密集型产业不体面，受人剥削，发展高大上的产业才能够让自己的国家与发达国家平起平坐。在制度建设方面，它们不愿意与国情妥协，一味坚持所谓的“最佳”制度，尽管这些制度并不能发挥作用。中国则不同。在经济腾飞的早期阶段，我国欣然接受发达经济体转移过来的劳动力密集型产业，积累资本和技术，厚积薄发，最终建成了世界上最庞大和坚韧的制造业体系，并在多个技术领域进入世界前列。在制度建设方面，我们不追求完美的制度，而是采取渐进方法，先建立“有用”的制度，然后在实践中不断加以完善。由此，我国的制度转型避免了苏东国家制度转型的阵痛，为经济的平稳发展提供了条件。中国的务实主义态度和成功经验因而具有强烈的世界意义。

第四，执政党发挥社会中坚力量的作用。中国共产党具有广泛的代表性，现在9000多万的党员来自各行各业、各个阶层，党成为凝聚社会共识的地方。在民主集中制原则的指导下，党把不同阶层、不同代表性人群的意见集中起来，形成国家的大政方针。由此，党和政府可以超然于社会集团利益之上，在可能的社会利益冲突面前保持中性，不偏不倚，致力于中国整体的长期发展。在其他发展中国家，政府往往是偏狭的政府，不是被利益集团左右，就是被民粹主义裹挟，资源因而无法配置到最有效的地方去。虽然多数国家没有像中国共产党这样强大的执政党，但这不意味着它们不能借鉴中国中性政府的经验，通过合理的制度安排，即使是选举民主下也可能构建中性政府。国家的中性，是亚当·斯密在《国富论》里就开始强调的，中国的国家就是斯密意义上的国家，这就是为什么乔万尼·阿里吉给他的世界体系鸿篇巨制起《亚当·斯密在北京》这个书名的原因。

中国仍然行进在现代化的道路上，未来30年将是中国现代化的冲刺阶段。如果到20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0周年的时候，我们能够完成政治和社会转型并赶上发达国家的收入水平，我们不仅将完成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且也将创造一条属于中国但又具有世界意义的现代化道路。到目前为止，中国是唯一一个在现代化的高潮时期没有对外扩张的大国，未来的历史学家注定要对此大书特书。在未来，中国也会坚持和平发展的道路，继续为世界做出更大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