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焜焘先生传略
一、生平简介
萧焜焘（1922年12月26日—1999年3月1日）出生于湖南省长沙市的一个电信职员家庭，为父母的独子。幼时家境小康，购有住宅一座。早年丧父后，家境衰败，只能靠房租、变产及一位在电信局工作的堂叔的支持维持生活。1938年后，萧焜焘本人即开始靠贷金、工作，自助营生。
1929—1934年，萧焜焘进入湖南省立一中附小（长沙高级中学附小）读书。1935年2月，他考取长沙三府坪长郡联立中学初中。在读初中的三年期间，他爱看武侠小说，痛恨日本及英帝国主义，厌恶学校的封建性教育。初中毕业后，他于1938年2月考取了湖南省立长沙高级中学（1938年该校更名为湖南省立第一临时中学高中部）。1941年2月—5月，高中毕业后的萧焜焘居住在长沙东乡石塘公屋自修，以做进一步求学准备。1941年6月他来到重庆，边工作，边准备大学入学考试。当年冬天，他考取了成都金陵大学。
1942年2月—1945年12月，萧焜焘在成都金陵大学读书。初为经济系学生后转入哲学系，学数理逻辑专业。在大三、大四时，因生活困难，他曾兼任学生助教，并在一所中学兼课一学期，此外还担任了两个月的家庭教师。1945年底，他毕业于成都金陵大学哲堂系数理逻辑专业，获文学士学位。其毕业论文题目是《真值涵蕴与严格涵蕴》。王宪钧是其毕业论文指导老师。这篇约5万字的论文在华西坝五所大学（金陵大学、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燕京大学、齐鲁大学、华西协和大学）毕业论文评比中获一等奖。
萧焜焘在金陵大学哲学系毕业后，由系主任倪青原推荐，留校担任助教，讲授“科学方法与科学思维”、“数理逻辑”、“哲学概论”等课程。他曾编写了一本约20万字的《逻辑学讲义》（未正式出版）。1947年，因参加南京“五二〇”学生运动，受到校方警告，聘书被扣。重新获聘后，他主要从事英文学术翻译工作。当时，他根据系主任的要求，翻译了美国康奈尔大学教授柏特（Oburtt）所写的《哲学方法论问题》，全文约2万字；随后，又翻译了逻辑实证论者卡尔那普（Carnap）所著《语义学引论》（全书约250页）的四分之三内容。以上两篇译稿均未正式出版。他曾一度想出国留学，打算搞纯粹学术研究，当专家教授。1948年11月25日，萧焜焘与夫人王月娥同时以“匪谍嫌疑”被国民党逮捕。1949年初，在李宗仁搞和谈释放政治犯时，由金陵大学附属医院—鼓楼医院—具保开释。当时，金陵大学哲学系的一位美籍同事芮陶庵（A. T. Roy）教授对其被捕一事比较同情，以后两人常有来往，萧焜焘时常去芮家。芮有一个幼子，即后来在90年代初出任美国驻华大使的芮效俭。
萧焜焘于1949年4月在南京金陵大学由邱鼎泽、王慧君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并曾任党小组组长。1952年5月，由上级指定担任金陵大学共青团“讲助支部”支委（未履行入团手续）。1949年7月—9月，参加南京市委党员训练班，学习党章，补行入党仪式。1950年，在南京市委党校社会发展史学习班学习四个月。同年，他被选为南京市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科学教育界正式代表。1950年1月起他开始担任讲师，1951年9月任政教组主任，还曾担任金陵大学工会副主席。1952年10月—1954年2月，他任南京工学院马列主义教研室主任。在此期间，他分别讲授了辩证唯物论、社会发展史、形式逻辑和数理逻辑等课程。1954年2月—1956年2月，萧焜焘进入北京中共中央马列学院（后更名为中共中央高级党校），在一部三班哲学专业学习。这期间，他还兼学了俄语。1956年2月—1963年3月，任南京工学院党委委员、党委宣传部副部长、马列主义教研室副主任。1963年3月—1969年12月，他任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哲学专业组长。1969年12月—1974年8月下放泗洪县委党校，任副校长。1974年8月—1977年10月，在江苏省“五七”干校任教员。
1977年10月，萧焜焘重回南京工学院（后更名为东南大学）马列主义教研室。1979年11月，他担任南京工学院马列主义教研室主任、党总支书记。后又任自然辩证法研究室主任、哲学与科学系（所）主任（所长）。在南京工学院，他学过一年德语。1980年申报并被批准晋升教授。1982年，他在南京工学院建立了自然辩证法专业硕士点。1983年10月—1990年，任江苏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1984—1988年，他先后当选为江苏省第六、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江苏省科协第四次代表大会代表和常务委员；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联合会第二次代表大会代表、第三次代表大会代表及副主席，第四次代表大会代表、学术顾问；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第一、第二次代表大会代表、理事；中国辩证唯物主义研究会第一、第二次代表大会代表、理事。1978年，在北京参加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连任第一、第二届理事；1982年，在北京参加中国辩证唯物主义研究会，连任第一、第二届理事；1982年，在南京参加江苏省哲学学会，任第一届学会副会长；1984年，在南通组建江苏省哲学史与科学史研究会，任理事长；1986年，在南京参加江苏省自然辩证法研究会，任理事长。此外，他还是中国大百科全书自然辩证法百科全书编委会委员。
1987年10月—11月，根据中国社科院与英国学术院的协议，萧焜焘率团前往英国进行了为期四周的学术考察。期间访问了伦敦、爱丁堡、牛津、剑桥等七个城市，考察了十多所大学及研究机构、四家大企业和一个农场，与一百多位学者、企业家和农场主进行了广泛的交流。除考察英国的社会、经济、政治状况外，他还应邀在剑桥、伦敦经济政治学院做了有关中国体制改革问题的学术报告。1987年，他被荷兰阿姆斯特丹国际论证学会聘为中国代表；同年，又被大不列颠黑格尔学会接纳为正式会员。
萧焜焘1990年从领导岗位退下，1994年10月离休。他长期患有高血压、糖尿病等多种疾病。1997年他病重几致失明而以后一直住院，接受血透析等治疗，终不幸于1999年3月1日在治疗过程中突然逝世。3月8日江苏省社会科学院等有关部门为他举行了隆重的遗体告别仪式，其骨灰葬于南京紫金山东麓白龙山公墓。
萧焜焘一生公开发表学术论文近百篇，学术著作九部。主要代表作有：《从黑格尔、费尔巴哈到马克思》（江苏人民出版社，1982）；《辩证法史话》（江苏人民出版社，1984；修订本1986）；《精神世界掠影》（江苏人民出版社，1987）；《自然哲学》（江苏人民出版社，1990）；《科学认识史论》（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关于辩证法科学形态的探索》（《中国社会科学》，1980）；《辩证法探源》（《教学与研究》，1983）；《哲学与科学分合的历史观》（《学海》，1991）；《海难》（《南京政治学院学报》，1989）；《中华民族精神的形成与发展》（《学海》，1990）；《再论中华民族精神的形成与发展》（《南京政治学院学报》，1993）；《真理妄谈》（《江苏社会科学》，1998）；《传统伦理规范的扬弃与当代人文精神的建立》（《江苏社会科学》，1999）等。
萧焜焘曾主持国家哲学社会科学“七五”规划重点项目“宇宙自然论、意识形态论、科学认识史”。他的《关于辩证法科学形态的探索》于1985年获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自然哲学》获华东六省一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科学认识史论》于1997年获江苏省第五次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
萧焜焘于1947年与王月娥结婚。二人一生情深意笃。王月娥生于1920年6月25日，原籍为福建永春，出生于印度尼西亚勿里洞。王月娥早年是学生运动积极分子。她早在1939年就在南洋新加坡加入“民族解放先锋队”。王月娥系金陵大学外文系毕业，获文学士学位。二人婚后生有两子一女。萧焜焘的岳父是一位印度尼西亚的侨商，但他们从未见过面。
萧焜焘喜听古典音乐，尤好贝多芬交响乐，爱读古典中外文学名著，欣赏绘画，青年时曾学过绘画。生活节俭，无烟酒嗜好，除了买书，几无消费。
萧焜焘喜好教书，并视教书为一大乐趣。晚年，即使身体不好，他仍然乐于在家中为东南大学与南京师范大学的硕士、博士研究生开课，先后主讲了“费尔巴哈论”、“西方哲学史”、“精神现象学”、“科学认识史论”等课程。
读书思考几乎是他日常生活的唯一爱好。20世纪60年代初，他被下放南京东郊农场，这却成了他认真研读黑格尔哲学原著的最好时光。时值夏日，他每天中午带着《精神现象学》躲到南京东郊风景区中的无梁殿，一边纳凉，一边看书。“文革”中下放时，他随身带上的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这里值得特别一提的是，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他看过至少三遍，每看一遍都要做一份笔记。据他自己对家人说，《精神现象学》这本书，他先后抄了两三遍。正是有这种对哲学的一往情深和一丝不苟的治学态度与治学精神，才使他成为国内著名的黑格尔专家。他平时不轻易动笔，动则连续数日。一旦进入写作，则桌边几无任何参考资料。落笔成文，手稿即为清稿，几无修改。他说一口地道的湖南话。自从他离开湖南求学后，在高等学府几十年，完全可以讲一口流利而标准的普通话，但他却没有做到这一点。他的家人也曾多次向他提过建议，希望他改说普通话，但他就是不睬。这并不是他做不到，而是因为他不愿这样做。这些日常习性也折射出他那种独立、执着的精神。
萧焜焘毕生致力于学术事业与工作，常无暇顾及家庭及家事。尽管如此，他对子女的要求仍然很严格，对他们的教育毫不松懈，要求他们读好书，做一个正派、自食其力的人。他的夫人王月娥自婚后，不仅一直担负抚养孩子、操劳家务的重担，亦对萧焜焘生活各个方面关心备至。到了1994年，王月娥突然中风瘫痪，近乎植物人，这时的萧焜焘则表现出了对妻子和家人的无微不至关怀。他努力锻炼自身独立生活的能力，钻研对妻子周到护理照顾的技能。他学会了打针注射，琢磨出适合王月娥的营养食谱，指导保姆的护理。只要有可能，他就坐在王月娥的床旁，边抚摸着她的手，边与之私语。一旦王月娥有细微反应，即欣喜不已，逢人相告。萧焜焘自己因糖尿病、高血压等多种疾病，不得不住院时，也念念不忘王月娥的冷暖舒适。他在几次出现病情恶化时，都顽强地要生存下来。他多次对人说：没有了王月娥，我也活不下去了；王老师不能没有我，为了她我也要活下来！正是这种风风雨雨中的相濡以沫，这对患难夫妻情深意笃。在萧焜焘的晚年，任何一个与他有较多接触的人，对他内心世界有所了解的人，都会强烈地感受到王月娥是他生活中的精神寄托。他所写的《观沧海》一文正是他献给妻子的作品。
二、生命的追求
在萧焜焘的青少年时期，其母亲对他的影响是重大的。其母贺光远，旧制高师毕业，曾就读于湖南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学校，与向警予既是同乡又是同班同学，毕业后还与向警予一起办学校，搞新民学会通信集，婚后做家庭妇女。其母经常向他说起向警予，并说向警予后来留学法国，回国后为国民党所杀害，她是一个了不起的共产党员。所以小时候的萧焜焘就已于朦胧中敬重革命志士仁人。他在读中学时的老师又对他讲邓演达、瞿秋白的事迹，并告诉他们这些人都是中国了不起的人才，但都被国民党反动派所杀害。青少年时期的萧焜焘心中已充满了对国民党反动派的仇恨。
抗日战争爆发后，他得到了残酷的体验。长沙那场大火，他家毁了，父亲不久也去世了。他自己则随着学校由长沙流浪到贫瘠的农村。父亲去世时，他连最后一面也都没能见上。背井离乡、家破人亡、颠沛流离的生活，开始使他觉得世界并不如想象中的那样美好，相反，现实太丑恶了。他滋生出要反抗现实、拯救贫穷受苦的大众的情绪和抱负。
后来，萧焜焘从现实的生活中感悟到，要反抗现实，孤家寡人不行，非要有团体不可，只有团体才能有力量。由此他萌生了要组织一个党团的念头，但究竟组织什么样的党团，他却没有明确的意识。他在读高二时，组织发起了一个学术研究会，并任会长。他一手创办了铅印的《虎溪周刊》（1939），出《抗战壁报》，主办民众学校。通过这个学术研究会，他认识了郑道传这个经验丰富而又颇具马克思主义修养的同学。郑道传在一定程度上启发了他的阶级观点与政治意识，使他初步接触了马克思主义。然而，一个学期后，他所组织的这个研究会被三青团篡夺了领导权。后来，他所在的那个学校接连发生了几次学生运动风潮，但最后都被三青团取得上风。他在与三青团斗争中的失利，使他变得愤世嫉俗起来。他的一腔愤怒发泄为文字，他开始常写一些杂文讽刺诅咒这个社会。
高中毕业后，萧焜焘回家了，家中此时已变得异常困苦，每每需要借债度日。尽管如此，他的家人并不以这些生活上的艰辛来烦扰他。他在家中的这段恬静的生活中，杂乱地想着高中这几年的生活，觉得思想特别迷茫苦闷。有一天，他发现了一部《红楼梦》，贪婪地一口气读完了这本书。《红楼梦》中的佛老的虚无思想一时麻醉了他这几年在高中学校中所受到的创痛。
然而，萧焜焘毕竟是一个热血青年。他所生活的时代是那样的激荡，他所在的那个社会环境是那样的风起云涌。他没有长久地麻醉下去。他站起来再次进入社会。他心中的那种拯救人类的意愿之火再次燃起。不过，这时的他已有了一个新的想法，他觉得自己的力量的渺小，在于他的知识的微不足道。他觉得应当用知识充实自己。他选择了继续上学求知的道路。
1941年6月，萧焜焘徒步到三斗坪乘船入川。是年冬天考入成都金陵大学经济系，至1943年秋为金大经济系学生。但他对经济学专业一点也不感兴趣，而着重选修了哲学系的课程。金岳霖先生的《逻辑》给了他很大的理智乐趣。特别是关于罗素的系统简介，引导他进一步去阅读罗素、怀特海合著的《数学原理》，从而决定了他今后的学习方向。时任金陵大学哲学系主任的倪青原的哲学概论课程也使他对哲学产生了浓厚兴趣。为今后谋职计虑，他拟从经济系转化工系读书。正值此时，贺麟、冯友兰等相继到成都华西坝讲学。萧焜焘对他们的讲演每次必听，并做了详细笔记。他所记的有关冯友兰讲演笔记后来还受到了倪青原的好评。受贺麟、冯友兰的影响，萧焜焘对哲学的兴趣倍增，当即决定由金陵大学经济系转学西南联大哲学系，并托人与西南联大联系。1943年暑期，西南联大接受了他的转学申请。但由于没有路费，他最终还是没去成西南联大。不过，他并没有甘心，于1943年冬天在金陵大学由经济系转入哲学系。当时的金陵大学哲学系，一方面学生极少，且本系的学生只有转出的，没有转进的，然而萧焜焘却自动从比较热门的经济系转入冷门的哲学系，这在当时也是少见的；另一方面，时任哲学系主任的倪青原对学生要求极高，认为不聪慧的学生是不能学好哲学的，所以，他让一些所谓“资质愚钝”者主动转出哲学系，而萧焜焘的聪慧却颇得倪青原的赏识。
萧焜焘在金陵大学哲学系就读时，曾受教于金岳霖、贺麟、冯友兰及牟宗三、周辅成、王宪钧、张遵骝等。1943—1944年，牟宗三以他著名的《逻辑典范》为教材给萧焜焘等讲授“高等逻辑”。1944年，王宪钧由昆明至成都，应聘开设“维也纳学派讲座”，并担任萧焜焘毕业论文的指导工作。萧焜焘在接受牟宗三等人卓越的学养的同时，也无形中受了其超越政治哲学观点的影响。
萧焜焘在金陵大学的第一年，是在发奋读书、充实自己的念头支配下度过的。不过，这时他的努力方向并不明确，他所看的基本是西方的政治、经济、哲学与历史等方面的书，也看了少量的马列主义的书。在大学二年级时，他以一个超阶级的民主人士姿态出现，组织了一个带有政治性色彩的学术团体。他们出壁报，讨论思想问题，争论中国的前途问题，并创办了一个宣扬民主与科学的周刊。当时，他认为五四运动否定了中国的旧传统，却没有建立一个新的思想理论。于是，他与他的同伴们便以继承“五四”传统确立中国今后建设的方针为目标。当时，他模模糊糊有一点费边主义的思想，提倡和平革命，是一个改良的社会主义者。在他大学二年级以后，学生运动风起云涌，萧焜焘成了学校学生运动的积极分子之一。1943年，他加入成都市壁报联合会及成都学联，创办了《三人行》壁报（1943）并任总编，宣扬民主与科学，批评学校训导处与三青团。主编《致智月刊》（1944），并与吴用之、郭维、刘毅等组织了狂狷社，任狂狷社社长，并出《狂狷周刊》（1944），任总编辑。后又将狂狷社扩大成立学林社，创办《学林周报》（1945），任总编辑。1944年后，他参加金陵大学“六社”（狂狷、时声、敢社、活力、草原、菲凡六社团合称）领导的成都学生运动。在成都，他参加过市中惨案、校场口昆明事件等学生集会。在这期间，他深入地接触了进步理论与革命积极分子，包括一些地下党员。他当时所做的一切，并没有出于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之觉悟，而是出于单纯地认为应该如此的道义。他当时的表现遭到了学校当局、三青团的嫉恨，并被校方找借口记大过处分两次。但他也得到了一些积极分子及地下共产党员的青睐。他被邀请参加过好几次秘密会议，商量如何配合工作。不过，即使是那时，他也有一种非常强烈的追求、保持思想独立自由的倾向：不愿受来自任何政治力量的控制。
在经历了艰苦的四川求学后，面对蓬勃发展的学生运动，萧焜焘的革命斗争意志完全恢复了，他在一篇名为《魏晋思想的复活及新人生观建立的刍议》的文章中，不但完全否定了佛老思想，而且尖锐批判了大后方的消沉腐化风气，积极提倡一种革命的人生观，不过，其中也充满了浪漫主义成分。
萧焜焘在金陵大学期间，有许多人对他产生了重要影响，如前述的金岳霖、冯友兰、牟宗三等，但有两个人对他的影响格外深刻。倪青原即为其一。倪青原系留美博士，时任哲学系主任，学术思想自由开明，容纳各家之言，对学生的非难也不介意。他虽信奉基督教，但不排斥佛道，有时还请僧侣、道士前来讲课、座谈。他常常将学生召集到家中，伴以点心，与学生坐而论道，有时相互间还有激烈争论。这种自由思想的氛围很适合萧焜焘。加之倪青原对他学识聪慧的赏识，对他格外关照，在经济、生活上亦设法给予他支持。萧焜焘留校任教一事，曾被时任校长助理的朱诵章反对，最后经过倪青原的多方努力才得以成功。萧焜焘在南京因学运而被国民党逮捕，倪青原亲自去宪兵司令部交涉，并请当时与金大有联系的两个美国人写信给陈立夫，请求保释。倪青原还曾三次努力设法帮助萧焜焘出国留学，但由于种种原因，最终未果。正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下，萧焜焘努力学习英文、数学、逻辑，一度对政治敬而远之，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受治学严谨、政治上持中立态度的倪青原的影响。
在这期间，对他人生影响较大的另一人就是后来成为他终身伴侣的王月娥。王月娥时为金陵大学外文系学生。他们在学生运动中相识并相恋。王月娥当时是一个非常激进的进步学生，共产党的狂热信奉者，已经完全信仰马克思主义。他们两人经常在一起就思想政治问题做激烈争辩。王月娥非常希望萧焜焘能成为一个中共党员。萧焜焘读大学的后面几年，处于各种力量的交织中，他曾感到有点空虚。这种空虚感主要来于他感觉到自己毫无力量，来于感觉到他所组织的团体完全是一个空谈理论的、自由散漫的组织而对其失望。但此时的他仍没有放弃组织一个党团的念头。有一天，王月娥给他看了一本共产党的整风文献。他看后，如获至宝，引发了他想要在他所组织的那个学生团体里整风的念头。他草拟了一篇关于他们团体结社的宗旨与态度的文章，一时受到大家的赞同。不久，金陵大学搬回南京。这时，他读了他所能接触到的马克思主义的一些书，思想上有了转变，他感到他要组织像共产党那样的党团在现实中是行不通的。于是他决定将自己退到纯粹的理论研究上去，以超阶级的立场客观研究各种哲学理论，希望在各种理论的分析比较中，能自创一种没有偏颇、比较完全的哲学理论。此时，他在理论上全部赞成马克思主义，写过《论国家》，甚至也将自己的研究用数学式的推论方式表达出，写出了他自以为是大发明的所谓“社会发展论”。虽然这些理论大致接近马克思主义，但是有二元论倾向。当时，他雄心勃勃，甚至想在理论上超过马克思、列宁。他依然以革命理论家自居，无意于革命的实践。这种想法经过了一两年，后来为他自己所批判并被毅然放弃了。他发觉自己对马克思主义并不十分了解，自己的社会发展论存在着严重的二元论缺憾，他要从头虚心学习马克思主义。这时，他才算是正式走上了纯正的马克思主义道路，开始完全皈依马克思主义了。
南京解放前夕，由于王月娥家庭是印尼侨民，她的父亲要他们夫妇俩同去印尼，并为他们寄来了印尼方面的入境证，他们当时也想去，亦向当局有关方面递交了申请，但是手续还没办好，俩人就因学运而被国民党逮捕了。
1948年11月25日午夜，萧焜焘夫妇俩以涉嫌“匪谍”、“参加反政府之各学运”的罪名，被国民党逮捕，先被关押在南京中山门外马群十八村，后被押解至瞻园路宪兵部。李宗仁任总统后，为创造国共谈判气氛，下令释放政治犯。在此种背景下，萧焜焘于1949年1月24日被集体保释。
萧焜焘的被捕入狱经历，对他教训极为深刻。反动派的迫害已经亲身尝到了，他认识到不能再坐谈理论了，应当投入到革命斗争的实际行列中，应当将马克思主义理论运用到实践中去；对反动派唯有用武力斗争才能最后取胜。他认识到共产党具有崇高的宗旨、严密的组织，只有参加共产党，才能真正达到自己最初所确立的那种拯救人类的愿望。1949年4月南京解放后不久，他就毫无疑虑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正如他后来对党的组织所讲的那样，他之所以毫不犹豫地加入共产党，是因为一方面，他已经学习并自主地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现在应当将这种理论应用到实践中去；另一方面，共产党需要他入党，为党工作，他应当义不容辞。另外，就是妻子热望他参加共产党，他不能使她失望。
然而，萧焜焘虽然选择并信仰了马克思主义，并对党的组织忠贞不二，但是他同时亦渴望有一个自由思想的天地。在南京解放、他加入共产党不久，有个星期天，他与妻子一起去看电影《思凡》。看后他对妻子谈体会说：“我已整个交付与党了。”他在说这话时，声音中透露出一种其内心中的矛盾与困扰。他是完全理解党组织的，他知道没有严密的纪律是不能完成伟大的任务的，但是他作为一个经过苦苦探索而走向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者，却又向往一种自由的精神。正是这种矛盾、困扰，造成了他后来的坎坷人生及耿介品性，并成为理解他一生的钥匙。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萧焜焘的这种追求真理和自由的精神状态一有时机就会表现出来。在他1954年到当时的中共中央高级党校学习时，他不同意苏联教员的某些观点，常提意见，乃至在一次会议上对马克思的剩余价值学说联系实际做了在当时看来是极为敏感的解释。更为甚者，当别人向他指出所谓“曲解马克思主义的剩余价值学说”的严重错误、要求他作检查时，他竟敢据理力争，“坚持错误，拒不检查”。为此，他受到了严厉的指责：关门读书，死钻书本，不改造思想，歪曲引证经典著作；一贯骄傲自满，狂妄自大，自认为新旧知识兼备，孤芳自赏，目空一切。他还受到包括全院大会在内的三个多月的批判斗争。
萧焜焘以后在各种运动中虽不断受批，但他对自由精神的理性思考则执着不已。他是一个将自己的心灵献与自己的民族与真理事业的学者，他是一个思想上的战士。
1945年以前，萧焜焘通过牟宗三、周辅成等所授诸课程，接触到的德国古典哲学以康德为主，关于黑格尔则很少涉猎。1949年以后，一方面由于他信奉马克思主义，另一方面又改行教马克思哲学，于是萧焜焘细读马恩及列宁著作。他深感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十分推崇黑格尔，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德国古典哲学的结晶。因此，他认为要切实把握马恩的哲学思想，特别是其核心的辩证法思想，一定要认真系统研读黑格尔的书。然而，他坚持通过黑格尔哲学去理解与弘扬马克思哲学的立场，却一度遭到了“贬低毛泽东、美化黑格尔”的指责。
萧焜焘早年专攻的是数理逻辑，1949年以后从事的是唯物辩证法与自然哲学教学研究，几乎不涉及中国文化及中国哲学问题。到了晚年，他一方面为国家的改革开放、兴旺发达而欢欣鼓舞，另一方面，又为历史虚无主义、民族虚无主义、文化虚无主义、科学主义等充斥学术界和社会生活中的恶性通货膨胀、官倒肆无忌惮、腐败盛行等现象而痛心疾首。由此，他开始注重中华民族精神形成与发展及当代人文精神建构的研究。他说的话往往因为有刺而不太中听，但他说的都是肺腑之言，都是心系民族与民众的呐喊，都是出自一个学者加战士的见识与勇气。
三、精神世界的跋涉
萧焜焘作为一位哲学教师，教了差不多半个世纪的哲学。他热爱自己的专业，终生不渝。在传播哲学知识的过程中，他决不人云亦云，决不受权威摆布，虽经常为独立思考和研究吃苦头，也不因此而噤若寒蝉。“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这就是萧焜焘终生服膺的名言。直到“四人帮”覆灭，70年代末，学术理论界开始松动，萧焜焘才真正开始了其创造性的精神跋涉历程。
萧焜焘关于辩证法研究的基本思路
（1）辩证发展的客观性与辩证思维的历史性。辩证发展是客观物质世界自身所固有的规律。客观世界变动不居，有其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法则。辩证法就是这样的客观原则。人们不是把辩证法强加给客观物质世界，而是从它自身挖掘导引出辩证法。辩证思维的形成有其历史性。只有生产发展、社会进步、头脑发达到一定程度，人们才能意识到客观辩证性，从而这种高级的辩证思维才会出现。这一点，东西方大致是差不多的。西方大约是毕达戈拉斯时代，东方则是李耳时代。对于个人而言，有如历史的进展浓缩在胚胎演化之中，年龄与阅历，对个体的辩证思维的发育是至关重要的。辩证思维的形成与贯通是一个人精神成熟的标志。
（2）辩证法的实质与辩证圆圈运动的必然性。辩证法既然是客观物质世界的变易原则，那么，它的实质就是“变易”。变易意味着客观事物不是亘古不变，而是变动不居的。积小变为大变，在变动过程中，生灭交替，新旧交替。这种交替、嬗变，就是“否定”。辩证的否定，不是简单地消灭，而是“扬弃”，“扬弃”乃客观发展的连续性与间断性的辩证统一。客观事物是在不断自我否定、自我更新过程中，形成一个无穷的系列。但是，它不是那种恶的无限性，而是有限过程的无限突破，是寓于事物发展进程之中的“真实的无限性”。“过程”有起点、中介与终点，因而是有限的。但过程并非凝固不动的，它为不断前进的趋势所突破，向新的过程转化。“过程”是一个由三个环节依次推移的“动态的圆圈”。圆圈不断推移，构成螺旋形前进的一串圆圈，这就是辩证圆圈运动。辩证圆圈运动，或谓过程推移运动，是客观物质世界的内在必然性的表现，亦即客观运动规律性的表现。
（3）辩证规律的三分及其联系统一性。在萧焜焘看来，否定的否定与对立的统一，同质而异名，是一个规律的不同表述，而不是两个不同的规律。如将其作为两个不同规律分别论述，是犯了形式逻辑的错误。肯定和否定构成对立面，通过对立面的否定或扬弃，达到否定的否定。“否定的否定”就是对立面复归于统一的环节，是对立的“统一”、正反的“合”。萧焜焘认为，恩格斯将辩证法规律三分，意在“简化”，便于初步理解与把握，且这个三分也是有理论与客观根据的。由此可以见到辩证规律自身辩证发展的层次，以及各规律的相应客观科学根据与主观思维基础。一般地讲，质量问题在机械力学的范围比较突出；对立的相互渗透问题，在物理的两极性和化学的有限过程中得到典型的圆满的表现。当然它们之间并不是完全隔绝的，而是联系贯通的。从思想自身的发展来看，思想自身经历了一个从感性通过知性归结到理性的过程。这是人类思维能力的不可分割的整体。因此，辩证三规律又体现了思想由感性、知性到理性的过程。质量关系属于思想的感性阶段，此时思想尚未分化，它外在地把握原始综合的感性实体；对立的相互渗透属于思想的知性阶段，此时思想生起辩证分化，产生思想的内在对立而趋于统一但尚未能达到统一；否定的否定或对立的统一属于思想的理性阶段，此时思想达到辩证综合，使抽象复归于具体、分析复归于综合、对立复归于统一、否定复归于肯定。于是辩证法三规律自身也经历了一个“具体—抽象—具体”、“综合—分析—综合”、“肯定—否定—肯定”的辩证发展过程。萧焜焘认为感性、知性、理性是思维前进运动过程中不可分割地内在联系的三个环节，如果将它们外在地孤立起来，则第一环节就变成表面的经验规律，第二环节就变成片面的知性规律，第三环节由于脱离了它的起点与中介，就变成独断的僵化公式。萧焜焘坚信辩证法是客观历史发展的理论形态，而客观历史发展过程，就成了辩证法的现实形态。
萧焜焘关于哲学体系的构思及其历史根据的探索
萧焜焘认为对于不断发展更新的哲学而言，“体系”只是暂时的，然而又是必要的。哲学的表述不能满足于格言式的，而必须用准确的概念与严密的推导，系统地予以表达。这就是建立哲学体系。一门学科的体系，一般讲，有科学体系与教学体系之分。作为一个科学体系，必须具备前提的自明性、逻辑的一贯性、结论的真理性。而教学体系应以科学体系为依据，还必须具备对象的特殊性、内容的针对性、讲授的方便性。
萧焜焘在1980年后，对哲学体系有了从自然哲学、精神哲学到科学认识史论的基本构思。萧焜焘是唯物辩证论者，“物质”是其出发点。他采取了历史地纵向追踪与逻辑地横向解剖的方法，全面探讨了物质的含义。他从哲学的历史发展研究物质范畴的演变，从科学的历史发展把握物质概念的更替，从而在两条线的相交之处理清其相互融通的关系。在此基础上，他对物质范畴的层次结构进行解剖，发现它客观上从“质量统一体”、“时空统一体”到“对立统一体”的演进，主观上从“感性”、“知性”到“理性”的过渡。这就是萧焜焘哲学体系中作为总纲的“物质论”的理论内容，也是其哲学唯物论的“自在状态”。
1.自然哲学
萧焜焘从物质论出发，将自然哲学分三个环节展开，即“宇宙论—生命论—技术论”。它揭示了物质在自然界的辩证发展过程：宇宙是物质的展开，生命是宇宙的顶峰，技术是生命的精灵。宇宙自然的本质就是“物质实体”，物质的演化过程便构成整个“宇宙”。萧焜焘在分析宇宙自然的物质本性及其演化的基础上，探索宇宙自然的内在必然性，从而对其“整体结构”进行哲学阐述，提出关于宇宙自然的“系统观”、“恒变观”、“三才观”作为哲学宇宙论最基本的观点。“系统”就是“秩序”（cosmos）的集合，因此，宇宙自然乃是一个有秩序的整体。它已超越了那个混沌一团的常识整体，也超越了那个机械拼凑的科学集合体，而上升到辩证联系的有机的“系统整体”了。系统整体观是扬弃了机械集合，在更高层次上向常识整体的复归。这是人类的宇宙认识论的巨大成就。宇宙是恒变的：大化流行，万物滋生，消长交替，世界更新。因此，交易演化，是宇宙自然的根本属性。变易的恒定性、易的不易性，使它获得了“永恒的实体性”，这个永恒实体性的实证科学的表述就是“四维整体发展过程”。变易之道有三：一曰“易位”（机械运动），二曰“异形”（物理运动），三曰“易性”（化学运动）。“三易”具有由外及里、由量及质的层次递进的特点，可以视为变易的“简易”原则，它制约着复杂的变易的“事态”。生命现象、社会现象、精神现象，是三易多元组合而显现的事态。于是，三易、三象从整体上概括了宇宙的演变过程。最后还有一个变易的导向问题，万事万物相互依存、相互制约，因而逐步产生客观适应性，从而使得变易有了“导向”：适者生存，择优汰劣！因此，“进化”还是变易的主要趋向。
在宇宙系统这个大系统中，人类生存于其中的这个切近的宇宙是一个子系统，萧焜焘将它叫作“天地人系统”，或曰“三才系统”。他借用《易经》两卦六爻的说法，说明天地人的位置及两两对立的情况。六爻两两对立而三分：初二为地位、三四为人位、五六为天位。这个六爻三位，隐含辩证法的模式。天、人、地三位，均两两相生，形成一个个对立统一体。在天地之间，人顶天立地，介于其中，联系而成为一个“宇宙整体”的辩证圆圈运动。所谓“三才之道”便是自然、人类、精神三个世界的总规律。自然孕育了人类，人类产生了精神，精神使“潜在的宇宙”逐步变成“现实的宇宙”，使“自在的宇宙”逐步成为“自为的宇宙”。
在萧焜焘看来，生命的出现是宇宙自然辩证发展的跃进。生命发育的顶点是人类的出现。当人类的发展超越本能活动有了思想意识行为时，就产生了一个非物质又源于物质的精神世界。精神是物质的异化、生命的升华，是物质生命的一种非物质功能。大脑神经系统是精神现象的物质基础，精神现象的主要特征是主观能动性、行为目的性。它的辩证发展是前后相继的两个圆圈：（1）“本能适应性—活动想象性—自然目的性”；（2）“自然目的性—外在目的性—社会目的性”。
在萧焜焘的哲学体系中技术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他认为人的主观能动性、行为目的性的高度发挥便产生了生产技术活动。技术是生命的精灵，是生命的自适应、自调节的生理机能的“社会形态”；技术是劳动的结晶，是劳动的能动性、目的性的内在本质的“物化形态”；技术是文化的表现，是文化的社会性、智能性的精神特征的“客观形态”。技术是社会生产运动的决定因素，它推动社会生产又受控于社会生产。时至今日，工程技术的系统发展，成了当代科学技术综合理论形成的基础，而这种综合理论又成为实践唯物主义的科学前提。
2.精神哲学
在萧焜焘的哲学体系中，技术论是自然哲学的终点，同时也是精神哲学的起点。技术作为社会生产力的核心，决定生产关系的性质及其发展，它们的结合成为社会的生产方式。生产方式作为核心与地理环境、社会人口构成“社会存在”。社会存在是“社会性的物质”，它乃是社会精神现象、意识形态的客观出发点。
从社会存在出发，精神哲学分三个环节展开，即“伦理篇—情理篇—哲理篇”。
伦理篇主要论述“意志”的辩证发展。它由政法、伦理、道德三个环节组成。人类在群居生活中逐渐形成了共同信守的行动规范，以协调与维护社会群体，这样就形成了人类社会的政法与伦理关系。它们的区别在于：政法是强制性的，伦理是舆论性的。如果说，政法与伦理有硬软之分，那么，伦理与道德便有主观与客观之分。道德属于主体的自我修养，它对尚有客观效准的社会伦理规范，自觉服从、身体力行，就好像这些规范恰得我心，不如此做便深感内疚，无地自容。于是，意志便通过“强迫的、舆论的、自觉的”辩证发展过程而展开。
情理篇主要论述“情感”的辩证发展，它由宗教、文艺、历史三个环节组成。情感不可究诘、不容分析，但又澎湃于心、波澜迭起。它是人生的斑斓色彩，人生而无情，等于槁木死灰。自然的灾难、社会的坎坷，使人惶惶不可终日。人感到自己渺小，总想托庇一个巨大的神灵，支撑自己虚弱的灵魂，于是产生一种宗教感情。萧焜焘认为宗教感情是人类感情脆弱的消极的方面，有待克服的方面。文艺的表现形式是多种多样难以尽述的。它主要表达人的感情、情调，这是一种不可名状的内心感受。因此，表达的手段愈具体，它就愈受限制，愈落入名状之中，而流于概念化、形式化。历史是一种综合的、直观的、过程递嬗的、不断更替的历史之流。这种综合的意识形态，孕育了一种深邃的感情，这就是“历史感”。历史感是辩证思维的现象形态，是逻辑分析的必要补充，是从感情到思维的过渡的桥梁。
哲理篇主要论述“理性”的辩证进展，它由心理语言、逻辑数学、科学哲学三个环节组成。精神的最高层次是哲理，它是意识形态自身发展的完成。理性思维的特点是用概念形式揭示宇宙人生的本质。它的客观物质基础是人类的心理状态，它的发展离不开大脑神经活动以及语言文字表达工具。心声活动是统一的，甚至是共生的。因此，心理与语言是理性思维的“感性实体”。心理与语言要能成为可传递、可理解的，必须有共同的规律，于是产生了逻辑和数学这样一类知性分析方法。它是思维本质显现的中介，因而成为思维发展的“知性导体”。由于知性尚不足以圆满地体现思维的本质，它必须向理性思维过渡。思维的辩证能动性、辩证复归性、辩证过渡性，才是它的最本质的东西。这个本质就是“理性”。代表着这种理性思维的意识形态就是理论科学或哲学。它是思维自身发展的完成，是思维的“理性整体”。从思维的“感性实体”、“知性导体”到“理性整体”，这体现了思维自身的辩证运动。
哲理篇是精神发展的终结阶段，也是整个体系的真理性阶段。如果说物质论是哲理篇的“自在状态”，那么，哲理篇就是物质论的“自为状态”。因此，从自然哲学到精神哲学，整个哲学体系是一个物质从自在到自为的过程。物质论不逐步展开辩证前进达到哲理篇是没有完成的。
萧焜焘认为，他的这个严密哲学体系绝不是凭空杜撰的，而是有浓厚的历史根据的。随着20世纪科学技术发展整体化的趋势，分割的学科复归于综合，科学与哲学的统一，势有必然。这样，人类认识活动的历史进程，形成了一个哲学的原始综合、实证科学的分化、哲学的辩证综合的辩证圆圈运动。萧焜焘试图体现马克思主义精神的这个哲学体系，便是科学的分化复归于哲学的综合这一历史趋势必然地形成的理论成果。
3.科学认识史
在萧焜焘看来，只有哲学与科学有机结合的科学认识史的论述，才能确证新的哲学体系的合理性与现实性。萧焜焘从认识能力的辩证发展、实证科学的兴起、科学的哲学归宿与哲学的科学前提这样三个基本上符合历史进展的层次，系统地历史地论述了哲学与科学相互依存、交叉发展，达到作为哲学原则指导下的科学与技术高度综合的产物的“工程技术”的过程。它的预期性与规划性要求自身的理论化与哲学化，从而上升为一个具有哲理性的范畴。并在此基础上产生一系列科学技术综合理论，为现代哲学唯物论、实践唯物论奠定了科学理论基础。他通过对哲学与科学的历史发展同源而分流、又复归于综合的辩证过程的精微探究，揭示哲学的确立必须以科学为前提，科学的前进必然以哲学为归宿。这个哲学与科学交叉发展、滚动推移的当代辩证综合的结果就是以工程技术为前提的马克思哲学唯物主义的现代形态。
他的《自然哲学》、《精神哲学》、《科学认识史论》，是一个严格遵循马克思哲学实践唯物论的原则，依托当代自然科学、技术科学、社会科学、人文科学的高度综合化、整体化，上升到哲学层次的“工程技术”而结晶的“现代哲学唯物论”体系。它排除了教条主义和西方科学主义的干扰，力图重振马克思学说的雄风。遗憾的是，他的《精神哲学》由于种种原因，未能面世。
萧焜焘关于中华民族精神及中国传统文化的涉猎
萧焜焘晚年在对由《河殇》引发的民族文化虚无主义、西方科学主义思潮在中国泛滥的批判反思中，开始更多地涉猎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
在萧焜焘看来，经过“文化大革命”一系列的折腾，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元气大伤，中华民族精神已面临崩溃的危险。改革开放带来了经济上的生机，但若看不见其隐患，那就会精神空虚、文化低落、理想幻灭、唯钱是举。长此以往，那种全无心肝没有灵魂的行尸走肉酒囊饭袋势将日渐增加，从而造成一个物欲横行的世界，而精神世界则日渐灰飞烟灭了。民族精神问题也就是民族魂问题。
萧焜焘认为对于中国传统文化，全盘西化派是否定的，国粹派是肯定的，中体西用是调和的。这些或偏执或折中的观点是没有什么真理性的。自古希腊开其端的西方文化传统，是科学与认识论的传统。它面向客观、热爱自然，尊重理性、热爱智慧。它的历史发展的最高成就，就是马克思哲学。马克思学说，业已越出了地域、时代、民族的界限，在世界范围获得了进步人士特别是劳动人民的信奉。因此，它是当今时代精神的精华典范。中国传统与希腊传统相反，它重人事、轻自然，讲现世、轻来世，从而构成了中国文化的政治伦理传统。这个传统长期浸沉在封建迷信的浊流之中，使人觉得它一无是处。海外新儒家的崛起，形成一股中国文化热。萧焜焘觉得姑且不论新儒家政治倾向的是非，他们能在精神上傲然独立、睥睨环宇，充满了中华民族的自豪感与自信心。这种精神状态比那些舐吮洋人脚背而以为殊荣的人要高尚得多。
萧焜焘认为，一方面必须重视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筛选，析出有永恒意义的、构成我们赖以安身立命的民族精神的那些有价值的因素。另一方面也要重视西方文化传统，特别是古希腊哲学、近世哲学和德国古典哲学。它们思想的思辨性、精确性与实践性，对纠补我们长期培育出来的周旋于人际之间、沉沦于市井之中的“营运天才”是大有好处的。他认为消融西欧文化精华于中国优秀文化传统之中，将科学认识论的文化传统与政治伦理学的文化传统相结合，使自然与人生统一，达到天人合一、人定胜天的境界，是探讨中华民族精神的形成与发展的目标。
萧焜焘认为，以儒、道、墨、法为中心，综合分析研究他们的政治、伦理观点，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是研究中华民族精神的出发点。儒家一开始就具备了务实入世的态度，缺乏思辨玄想的精神。然而，他们的政治态度以及经世济民、辅佐帝王的奋斗目标，得到历代帝王的垂青。儒家的“仁爱”学说，在广大人民群众中亦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豁达”似乎是道家思想的灵魂，其实某些淡于名利的儒家也是赞成的。“豁达”不是看破红尘、得过且过、逆来顺受、苟全性命，而是着眼全局、不计私利、善处困境、以观其变。“豁达”有其“玄”与“俗”的两面，即或意欲摆脱不可摆脱的诸社会关系，羽化登仙，做一个四无挂碍的自由人；或游戏人间、察言观色，当一个八面玲珑的不倒翁。墨家是古代工农的代言人，他们重“笃行”。他们对待世事比儒家更积极，比道家更实际。萧焜焘认为，墨家重行动、实践，利他、实干，这是宝贵的。可惜墨家几千年来不见容于统治者，几成绝学。法家重“纲纪”，纲纪乃行为规范显现于外、公之于众的典章制度。法家的主张虽更加契合统治者的旨意，但他们提出厉行法制，借以烛私矫奸，剪除社会蛀虫，提出俯察国情以便施治的方法，其影响应当讲是相当深刻的。萧焜焘以为，从中华民族的精神世界来看，仁爱、豁达、笃行、纲纪，有机地将人类的“智、情、意”三大精神因素统一起来了。仁爱重情、豁达重智、笃行重主观意志、纲纪重客观意志。这些优秀的精神品格，构成了中华民族精神的核心。
萧焜焘纵观两千多年中华民族精神的发展过程，深感这个凝为一体坚如磐石的民族，具有仁爱诚敬的高尚情操，通灵剔透的辩证智慧，宽厚豁达的处世态度，出类拔萃的思辨天才，神思迭起的颖悟能力，救世济人的广阔胸怀。晚年，他更进一步将中西方传统文化中伦理规范之“诚信”、“公开”、“仁爱”、“尊重”、“自由”等有限超越精华成分，做了融会贯通的创发，提出要全面辩证地把握“人性”，要深究主体性，要全面研究价值观念，以此与时代精华的精华——马克思哲学有机地融合，便将如虎添翼，从而建立起当代中国的崭新人文精神，达到人类精神的光辉顶点。
当在社会中哲学倍受冷落之时，萧焜焘是以自己的行动虔诚地从心里呼唤：一个民族没有哲学就没有灵魂，一个民族没有高昂的民族精神作为其支柱，便将颓然坍塌，土崩瓦解。
（本文执笔者为钟明、高兆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