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真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者和战士
当我听到焜焘逝世的消息，非常难过。但我也有精神准备。他晚年的拼搏，注定他要先我而去。
我与焜焘是五十七年的老同学和老友。半个多世纪，我们都是学哲学的，都讲授马克思主义哲学课程，而且很知心，交情很深有如亲兄弟，是可以敞开心交谈的同志。我们在思想理论战线上经过无数的风雨，在复杂而曲折的政治历史中我们有共同的经历和深刻感受，在理论思想上我们有共同的语言和勇敢向精神世界的自由探求。按年龄和年级，他是我的师弟，但按成就和思想深度及理论创见，他却是我的师兄。
焜焘这十年受多种疾病折磨，长期住在医院里，在身心疲惫、病痛缠身的条件下，坚持不懈顽强拼搏。我曾多次当面或写信坚决反对他这种不顾性命的拼命精神，要他首先要保护身体，争取活着，哪怕搞活命哲学也要争取生存，如果丧失了生命，就丧失了一切了。为此，1996年5月我曾书一条幅赠之：“问君晚景意如何，泼浪狂飙复逝波。坦荡胸怀涵百折，精神支柱书一箩。华章凝析洗尘垢，挚友情亲琢玉磨。微笑凭栏眯倦眼，几番风雨近阳和。”诗中带有劝慰之意。焜焘十分喜爱，置于客厅壁上。然而，他放不下的仍是其学术。实在不行了，就喘口气，略为好转便又写又改又通读又校对，终于在病痛的晚年完成了《自然哲学》、《科学认识史论》两部大著，这包括了他一生心血，这两部共100多万字的理论著作极其严谨、细致、深刻地阐述和论证了他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他的生命之烛，已油干蜡尽。他的心情我了解，多争取一点时间，一是不愿走在月娥的前面，让她痛苦；二是把已完成的稿子再理清精炼一些。所以我得知焜焘去世，又是有思想准备的。
一个经几十年政治风雨考验的真正的共产党员，一个在哲学领域内真正具有哲学思维和哲学训练的能独立思考的哲学学者，一个平生耿直，人品高尚，对人对友胸怀坦荡，光明磊落，重节操的大好人，从此远离我们而去了。当他去了时，回顾与他几十年的友谊，真是思潮万千，情怀激荡。
从20世纪30年代九一八事变东北沦亡起，我们都在青春时代，经历了慷慨悲歌、热血沸腾的抗日救亡运动。奋起抗日，抗日爱国，救亡图存，决不当亡国奴，这种爱国主义的高昂情操，席卷了全民族。我们这一代人就是在这一历史大潮中做了历史的选择，参加共产党，献身于民族解放事业，为打倒蒋介石反动政权和追求民主自由的社会解放而奋斗。虽然这一过程也历尽艰难，但精神和心态是非常自豪，无怨无悔的。这是我们这一代人的大幸。在我们这辈赤心肝胆的人当中，焜焘是最优秀最有成绩者之一。
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为时不长，就开始了各种不断的政治运动，出现了很多历史的曲折和后人很难理解的历史荒谬行径：全民肃反，全民打麻雀老鼠除四害，全民敲锣打鼓宣传公私合营进入社会主义，全民打右派（按规定5%打），全民土炉炼钢，全民“大跃进”，全民办公社、吃食堂，全民写诗，全民反修正主义直到全民搞“文化大革命”……弄得天翻地覆，正如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所作的历史结论：这是一场民族的大劫难。
这就是我们所经历的时代，是大幸也是大不幸。焜焘的思想探索和研究就是在这个历史背景中进行的。离开这个时代背景，不可能理解焜焘以及那一代的知识分子。人们不能选择生产方式，也就是人生下来不能选择历史，只能在一定社会条件下，凭个人的意志和所受各种社会影响及机遇而选择人生的道路。焜焘一生的道路也是曲折的，但他一旦选定了就终生无怨无悔，直到生命的终结。他的选择是：政治上做一个忠诚而高尚的共产党人；学术上真正阐发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使其深刻化，而反对教条化、简单化和庸俗化，特别反对用爬行的实用主义歪曲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在做人上，他选择宁可站着死，不可跪着活，宁可狂狷自洁，绝不媚世媚俗，丧品污节。在“左”祸横流、污浊无耻、欺世盗名的那些运动年月，他痛心疾首，义愤填膺，在各种攻击污蔑围攻的压力下，毫不动摇，拒不检讨，蔑视那些靠运动吃饭的哈巴狗而独自走自己的路，如在大漠中，伴随驼铃声悠然慢步前进，一步一个沉重的脚印，而把那哀嚎的吠声抛在后面。
我是1940—1944年在成都金陵大学，焜焘是1942年2月—1945年12月在金大。我们有一点友谊关系大约是在1943年左右，我们一起上一些共同课和哲学专业课。印象最深的是上牟宗三先生的“康德哲学”课。当时选上他的课的学生并不多，记得只有八九人，后来只剩下四五人了。但牟先生反而高兴，仍然很认真地讲课。混学分的走了，留下的是专心听讲以及有分量的提问和交谈。牟先生很喜欢焜焘和我，所以有时下了课，晚上我们两人还去牟先生的寝室提问交谈，或下课在送先生回去的路上交谈。牟先生当时只有一间住房，很小，满是零乱的书，大都是外语书。浓烈的叶子烟味充满全室。牟先生给人印象很高傲，不易亲近，但觉得焜焘和我“孺子可教”，显得特别愿教。老实说，我们两人从牟先生处获得的最大好处，不在于学到了我们所不知道的知识，而是学会了一点逻辑分析、逻辑论证的真正辩证思维方法。牟先生后来在香港中文大学成为海内外的受人崇敬的宗师，不是偶然的。“文革”后焜焘与牟先生又取得联系。几十年过去了，牟先生还记得焜焘，对他有深刻印象。
另外就是哲学系主任倪青原教授。他是留美哲学博士，曾任金陵大学文学院长、总务长，后专任系主任。他是一个思想很开明的学者，是主张兼容并包的。他认为世界是千姿万态、太阳也有七色光的世界，不能把世界和思想变成一个色彩一个模式。古希腊文明与中国古代春秋战国时期的文明能成为人类文化丰富多彩的高峰，就是它们有各种思想各种学派的自由竞争。倪先生上课常用英语讲，发的讲义也是英语的，有的同学语言不过关听起来很吃力，但他用英语讲课在表达自由学术思想上有很大方便。他自命是政治上的中间派，哲学上的自由派。总的倾向是不满国民党，欢迎共产党。他是属于爱国、爱学术、爱学生的知识分子。焜焘和另一同学郭维被捕，他全力营救。我与焜焘的思想和政治倾向他是知道的，但却先留我在系里教课，我走后又留焜焘在系里上课，这点在别人是很难办到的。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他因其自由主义作风等被歧视冷落，与柯象峰先生等都被撤去领导职务。倪先生郁郁病故，幸好死在反右之前，不然他很可能历尽折磨而死。
到1944年，日寇加紧对我国西南的进攻，国民党节节退败，独山失守，整个大后方震动。这时国统区的民主运动广泛兴起，重庆、成都、昆明等地内迁高等学校和西南各地大中学校的学生民主运动蓬勃发展。这一运动一直进行到1945年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此后又开展了反内战、反独裁、反饥饿的民主斗争。焜焘积极参加了这些运动，成为积极分子，他所参加的民主学生组织“六社”大都是我党直接领导的组织。我俩在这些运动中更加接近。1944年夏我大学毕业，倪青原先生要我到哲学系担任教师，正式开授“逻辑概论”和“人生哲学”。当时焜焘是四年级，正在赶写毕业论文。由于我是成都地下组织“民协”（民主青年协会，南方局青委直接领导）的主要领导人之一，暴露较多，张友渔同志代表组织让我离开，我即被调到重庆南方局被安排担任重庆新华日报记者工作。我走后，1945年焜焘毕业，他接替了我的工作。这一分手就是好多年。他复校后到南京及以后的各种情况，都是1949年以后我们重逢时在闲谈中零星知道的。
焜焘告诉我，他返南京后，经过各种斗争和考验，曾被捕入狱，曾参加“五二〇”学生运动的大斗争，他在思想上组织上有一大飞跃，1949年4月他被批准入党。
萧焜焘于1947年与王月娥结婚。月娥与我也是金大老同学，她是外语系的，是印尼爱国华侨。月娥正是因为热爱祖国，放弃了印尼富商子女的优厚生活，勇敢无私地回到祖国参加抗日，热情地想为祖国奉献一分力量。由于她在海外已接受党的进步影响，参加了印尼共产党的地下进步组织，所以她在金大与“六社”的同志们积极参加了民主学生运动，也参加了党直接领导的地下外围组织“民协”，也参加了我组织的“现实学社”进步学生组织。月娥忠厚善良，思想开朗，富有敬业精神，待人亲切随和，但在政治上很坚定，也很坚强。在1949年以后几十年所经历的政治风雨中，她表现得较谨慎，与焜焘风雨同舟，患难相共。她本是富商之女，养尊处优，不善家务，但为焜焘，她把一切生活的担子都挑起来，抚养三个子女。在焜焘处境非常困难时，她是焜焘的贤内助、生活支柱和感情支柱。他们夫妇感情深厚，相依为命，是我们朋友中大家非常羡慕的一对。焜焘对我说：“我最怕我走在她前面，让她难受。”但结果他竟然走在月娥的前面。迄今儿女们不敢告诉她，怕她受不了这个打击。从焜焘与月娥五十多年的夫妇的爱情生活中，我们感到他们有一种深厚的相互理解、相互支持的真正的爱情，是夫妇，是同志，是战友，是患难与共风雨同舟的知己，是一种高尚精神生活和纯真感情的坚毅表现，这也是一种壮美的人格力量的自我表现。
焜焘是一介书生，狷耿自许，毕生以弘扬革命理论、辩证认识和探索客观真理为己任，历挫而不馁，受压而无畏，埋头研究，不务虚名，节操自励。在我几十年的社会生活中，所见的像焜焘这样的人并不很多，但各地各单位都有这种类型的人，故能同声相应，同气相通。所以焜焘在生前能得到很多同辈和学生的衷心尊敬，他的逝世得到无数人的真诚悲悼。
我1945年离开成都到重庆工作。国共谈判破裂后，我回到延安及其他解放区，我们联系中断了。直到1954年焜焘调北京中央党校学习，他才偶尔在星期天到我家闲谈，也接触到一些理论问题，但谈得不深，以寒暄叙旧为主。记得我们当时谈到的一些理论问题，也是当时大家都很关心的问题，如有没有新民主主义阶段？为什么喊“新民主主义万岁”就会犯错误？对“人民民主专政实质上就是无产阶级专政”，换言之，社会主义社会就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这应如何理解？中国民主政治形式的模式的可能前途，应具备哪些条件？对苏联先进经验应如何学？如何看待苏联专家的教条主义？还有关于1953年斯大林去世后对斯大林功过的一些看法（仅限于苏共二十大以前的），及《联共党史》四章二节关于若干哲学问题的表述与提法等等。焜焘当时在中央党校，在学习思考中只轻微提了一些疑问，对苏联教员讲课提了点意见；对一些党校教员讲课中随意歪曲马克思主义的剩余价值学说，提出了点质疑；对马克思主义三个理论来源与三个组成部分，提出应如何正确理解，黑格尔辩证法在马克思主义思想中的地位和意义，重视不够研究不够；认为对黑格尔辩证法的简单否定是妨碍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深入了解，对哲学史上一些重要学派的理论批判，不能只靠武器的批判，更重要的还是理性的批判和实践的批判等。焜焘当时在党校提出的这些问题，都是可以讨论的，甚至是必须讨论，不能回避的。但当时却成了焜焘的大罪状，大会小会，连续批判了他四个月。
党校学员，大都来自地方高级官员，来学习主要是解决贯彻中央当前某项重大政策和措施等问题，也读一点原著中个别有关章节语录之类，都是成分好、资格老、地位高，但文化不算太高的同志，习惯用文件语言讲话。因此见焜焘竟公然“攻击”苏大哥有教条主义，公然“吹捧”什么黑格尔白格尔，公然指责某权威曲解剩余价值学说，便一窝蜂千人一面、千口一词地对焜焘进行批判，但理论上拿不出也说不清任何有分量的东西，于是又转向在作风上做文章，说焜焘傲慢自大，狂妄主观，关门读书，死啃书本，拒听群众意见，坚持错误，拒不检查，目空一切，孤芳自赏，等等。
本来学习是为提高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更自觉更深刻地理解和掌握党的政策，是在探讨、论证、交流中丰富自己，但现在却变成谁第一个说人是猴子变的，所有教徒都想咬死这个人。学习不是使头脑更丰富更有理论思维能力，而是成了封闭头脑、贯彻个人崇拜，核心主题成了统一思想、统一说法、统一词汇、统一声调，最后完成“舆论一律”的最高指示。
焜焘在党校挨批挨斗，不仅是个人问题，是反映一种历史现象。正因为有了多年这种现象的积累，才会有“文革”的爆发，把伟大的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当作诡辩的随意性的一刀切、一风吹、一边倒的政治赌博工具，把马克思最注重人的解放和追求自由人联合的学说，变成为有嘴不说真话的驯服工具和只会学舌的鹦鹉。这一段历史已有了全党的历史问题的总结，这是历史的进步。但为什么会形成如此规模浩大、史无前例的浩劫和灾难？很多问题还有待进一步理清和研究。
由于一场共和国初期的大冤案，我意外地被卷了进去。我根本不搞文艺，却成了文艺界所谓“胡风反革命集团”的重要成员。在铺天盖地全国的大声讨、大批判、大揭露中，我的社会关系都切断了，全家老小，远亲近友全被株连。
二十多年以后，打倒“四人帮”后我们重新见面，谈及此事，焜焘笑着对我说：“当时反胡风反胡适，胡适我们搞哲学的还知道点，胡风写过什么，根本不知道，大家全按‘按语’调子发言，当时主要抓文艺界反党阴谋活动，我这个人不搞文艺，也不会搞阴谋，与你是同学关系，多年隔绝，没有往来，你认不认识胡风，我毫无所知，大家就放过去了。”又说：“报上说你和方然是暗藏反革命，我与你们同学几年完全了解，你们对党和毛主席是属于‘愚忠’之辈，说你们是暗藏反革命，是国民党残渣余孽，是阴谋想推翻共产党政权，把话说过头了，用栽赃穿靴戴帽的手法，只能骗不了解真相的人，他们宣传愈凶，我心中愈打问号。说什么‘阶段斗争一抓就灵’，多年运动，常是一抓就错，把一个国家弄得人人自危，闻运动而心惊，听批判而胆寒，唇刀舌剑，鬼影森森，今天为人，明天为鬼，祸福难测，是非莫辨，弄得党内党外仿佛周围都有敌人，这哪能心情舒畅、兴旺发达！”还说：“看来小平、耀邦及党内很多老同志，具有很高的水平，有大政治家的气魄和眼光，总结了惨痛的历史教训，以无比的坚定和勇气大力平反冤错假案，提出了很多重大政策，可谓扭转乾坤，实行改革开放，开辟了历史发展的新时期，很幸运我们赶上了今天。”但他带点忧郁地接着说：“中国这块封建专制几千年的土地，生产力落后，小农经济孕育的社会心态，历史沉渣，‘左’的社会影响，可能还会延续很多年，一定会改头换面，有的历史画面也可能还会重演。”这些话说明焜焘并不是完全书生气，还是有深刻的政治分析能力和一定的历史洞察力，对我是很有启发很有帮助的。他给了我一个观察现实与历史的思想方法。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得到平反调回北京。最初我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参加由黎澍同志主编的《中国社会科学》杂志做编辑工作，负责理论哲学版，这样我与焜焘才恢复通讯关系，都庆幸“大难不死”又能重新见面了。
这时焜焘带来一篇长达8万字的长文《关于辩证法科学形态的探索》。这是一篇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阐明马克思辩证法对黑格尔辩证法的批判、继承与发展的关系的论文，是一篇非常有理论深度和逻辑论证力量的论文，也是难得读到的真正有哲学思维、哲学论证、哲学味道的大著。这文章太长，内容艰深，但细致严密，层层解剖，显出了逻辑、历史与辩证法的统一。其中心主旨在阐明辩证法的核心是否定之否定。这是恩格斯表述辩证法的本质思想。这个论点与当时流行的教科书和苏联传统提法是有所差异的。虽然这是恩格斯本人最明确的原话，却长期被人忽略了。但焜焘阐发这一观点却被理论界中一些人认为是离经叛道。他在江苏因为这些学术性观点，而在公安机关挂上了号。这样8万字的学术长文，任何刊物都很难刊用。我与焜焘商议，建议发表其中一部分，即砍掉一半，并建议修改了几段措辞，变得浅和平实一点，并由我为此文写了内容提要征求他的意见，他同意了。这样我就在编辑部正式推荐刊用此文，对文章主要思想、学术水平、作者情况做了介绍。黎澍、丁伟志二人听了汇报，看了文章，十分欣赏，认为是学坛难得的有分量的哲学论著。但也意识到把否定之否定当作辩证法核心的观点，一发表肯定会引起强烈反应。当时刚打倒“四人帮”不久，思想界相对宽松，且正值胡乔木指示，要把《中国社会科学》办出能代表国家的学术水平，于是黎澍、丁伟志提议，为稳妥起见，此文送乔木同志审阅。过了几天，乔木同志把文章送回来了，说他看了萧焜焘文，认为写得很有理论水平，可以刊用。这一下我们高兴了，有了胡乔木同志的“尚方宝剑”，事情就顺利多了。可决定发表后，又产生4万多字是一次发表，还是分两期或三期发表的问题。经过讨论，大家认为《中国社会科学》这样的大型学术刊物，重头文章最好一次刊用，便于同行一读就能窥其全貌，也便于翻阅保存，于是决定几万字论文一期刊出。这篇文章经过这么多的曲折才与社会见面，回想起来，令人深思。一篇学术论文，要经过中央意识形态最高领导人点头才能刊出，要不然心头就要捏一把汗。
焜焘当时在江苏处境并不算好，但此文一发表，他的处境就发生了好的变化。世俗心理很简单，文章理论内容说些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官方的看法。他的文章的思想与一般提法不一样，一些黑格尔式语言也使人弄不太清，但那么长的皇皇大文在《中国社会科学》一次发表，又似乎使人肃然起敬，似懂非懂，玄机莫测，更可见大有学问，于是他顺利通过了教授职称，让大家另眼相看。当时的江苏省委书记刘顺元同志有丰富的革命斗争经验和较高理论素养，思想开明风度豁达，他对焜焘的理论水平和做人品格有较好的评价，俩人成了可深入交谈的朋友。后来孙家正同志也对他十分敬重，这都有助于他处境的改善。但萧文毕竟触犯了一些理论界自命“正统”的人，于是以《哲学研究》为代表的其他几家刊物，先后发表了批萧观点的文章。但这些文章，事过境迁，现已被人忘却了。
萧焜焘在这篇论文中提出的几大问题，可以说仍然是我们哲学界还有待继续研究和探讨的问题，即：（1）什么是辩证法的科学形态？（2）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与黑格尔辩证法的批判继承与发展的关系。（3）辩证法、逻辑学与认识论三者的本质联系及其在人类认识史上的发展变化的基本规律。（4）辩证法三大规律的联系与统一，自然辩证法与社会历史辩证法的共同规律与特殊规律。（5）辩证法基本规律与范畴的内在联系。（6）为什么马克思将辩证法说成是“否定性的”？为什么恩格斯将“否定之否定”作为整个过程的核心？为什么列宁将“否定性”视为辩证法的精华？
这些问题是非常重要的基本问题，是用简单化、教条化、庸俗化、实用化的话语都不能回答的问题，是要用大力气下苦功才能说清说透的问题。萧焜焘花了很大功夫，他阐述了自己的观点，这也是他个人的一种学习和探索。
我自己学哲学，教哲学，一生几十年读了不少哲学论著，现在老了，总有一种感觉，我们的哲学都太政治化、教科书化、政策化了，相当多的教条化、实用化、简单化甚至庸俗化，鸡零狗碎的，多是服从于政治与政策的宣传品。真正的哲学逻辑思维方式，真正做到历史、逻辑与辩证法的统一，的确很难。读萧焜焘的论文和书，有时他那种黑格尔式的语言和思辨，与中国传统哲学表达方式相比会给人一些生疏感，但其在推理、论证、逻辑分析、概念内涵与外延的关系上，表现出了有力的层次与结构的严密与细致，前后呼应，思辨与历史和现实的逻辑统一，有一种理论论证逻辑的美感。其哲学文章使人产生理论逻辑美感，这种感觉不仅我一人感到，别的人也有同感。我这里不可能对其充分展开分析，但他有大著和一些代表性论文在，试读下去，会情不自禁有所同感的。
焜焘晚年，除了全力完成他的三部大著外，有两件事他花了相当多的精力来思考。一是对中华民族的精神弘扬。他从中国在漫长历史中所积累的优秀文化的传统出发，综合分析了中华民族精神的形成和发展，这是他对当代若干文化的沉沦、社会腐败、崇洋媚外、封建势力回潮等沉渣泛起的混乱现象的反思。他写了非常动情和高度概括的长文《海难》。这是一篇对中国哲学史和民族文化传统、历史的辉煌与灾难、东西文化的异同的分析与融合，浇铸了他自己一生的爱国主义的深情的动人文章，是哲学历史现实与诗的结合，把哲学的深邃性，历史的丰富性和继承性，诗的语言的光彩，及现实的批判性融合为一体。焜焘写道：“精神空虚，文化低落，理想幻灭，唯钱是举，长此以往，那种全无心肝没有灵魂的行尸走肉酒囊饭袋势将日渐增加，从而造成一个物欲横行的世界，而精神世界则日渐灰飞烟灭了。民族精神问题，也就是民族魂问题。鲁迅说：‘唯有民魂是值得宝贵的，唯有它发扬起来，中国才有真进步。’一个民族失魂落魄了，难道不值得猛省吗？”这一段话，足以表达他的为国忧思、深沉的爱国主义的炽热感情和对中华民族魂的振兴的渴望。
此外，焜焘与我多次谈到关于理解和弘扬中华文化问题。我们习惯于把一部历史的各方面分别展开研究，这有利于深入，这是必要的。但从哲学上看，则应着重于综合的文化研究，才可能从中提炼和升华出更具本质整体性的更深远的东西。几千年来中华民族本身就是在多民族多元文化的融合和共同发展中形成的。现在有一些人有一种对多元的精神恐惧症，总想在多元多极的世界中搞一元化，把哲学思想的根本问题的一元论，与现实政治世界和精神世界的多元化混淆起来，想用主观的调色板，把政治、经济、文化、精神意识等都用所谓“一元化”统一起来，一个声音，一个色彩，一个主义，一个领袖，一个模式，而且一百年不变。
焜焘晚年考虑民族精神、传统文化，他所考虑的，一是弘扬中华文化，既不是虚无主义，也不是复古主义，而是综合创新；一是如何把世界文明中最优秀的西方文化也融于中国优秀文化传统之中，在未来世界人类文化的大家庭中，把西方以科学文化为主的文化传统与中国以政治伦理为主的文化传统相结合。用焜焘的话来说，即如何使自然与人生的统一，达到天人合一、人定胜天的境界。焜焘这一思路是很有意义的，很有启发性，相信今后会有更多的人来做这方面的工作，这是历史发展的需要。
我们在青年时曾拜识和受教于不少当代著名哲人和学者。在抗战时期的成都华西坝曾是当代学坛巨子讲学之地，我们一起听过陈寅恪、冯友兰、钱穆、贺麟、牟宗三、王宪钧、周辅成等名家的讲演和课程，我们读他们的书，听他们的讲演，也评议过他们。他们丰富了我们的头脑，增加了我们的知识，启发了我们的思维，但逝水流年，这些都过去了。我们两人几十年来都共同尊敬和热爱我们青年时代的老师周辅成先生。写焜焘一定要写周老。打倒“四人帮”后，只要焜焘到京，我们总一定相约去看望周老，向他请教。周老在哲学和伦理学上的成就，是学术界公认的，但周老和我们却是无话不说的师徒和最知心的朋友。周老今年已近九旬，但精神很好，思维敏捷，胸怀非常开阔。过人的品格产生过人的精力，对历史和现实有着深邃的洞察和沉思。我们看望周老时总是提出问题，交换意见，互相研讨，聆听教诲。这种师生情谊，可说是我们理智与感情生活中的一种高级享受，这种享受和教诲，在纪念焜焘时不能不提。
我们讨论的问题很多，周老的教诲也很多，但有几点对我俩启发很大。周老一次与我们谈起，关于理论著作，一般说只有深浅之别，不会有哭笑之声，但人生中却免不掉哭声、笑声和叹息声。周老说，我们有的理论著作或大块文章之类，虽不挂刀佩剑，但语声和字里行间带有腥气，却是笔墨所不能形容的。正如戴震所说：“人死于法，犹有怜之者，死于理。其谁怜之。”宋明理学带来多少哭泣声？历史悲剧大都是大块文章宣告豪言壮语下的人民血泪。周老告诫我们，不要写空头文章，要从高深的哲理中看到平凡人的生活实践和历史真实的运行实际。其次周老说，古今中外，人们都说人是有理性的，这区别于动物。人不同于禽兽，就是没有动物的野蛮性。人类是崇尚理性，反对蛮性，但真实历史却常常是蛮性战胜理性。这个理性与蛮性之争看来远未结束，甚至花样翻新。讲哲学要讲理性，但不要忘记现实生活中的兽性。哲理的升华高耸于群山之上；但半人半兽的人也会吃人的。兽性是利齿锐爪，专门捕捉比它弱小的动物而饱餐鲜血皮肉的，连骨头也要咬碎的，讲哲学不讲人性与兽性是讲不透的。
周老告诫我俩：“知识是可贵的，道德是可贵的，文化也是可贵的。这些都是人民艰苦奋斗，用血汗换来的成绩，切不可算在名利熏心的所谓英雄豪杰们的账上。有人如果利用它们作为奴役、愚弄人民的工具，或作为‘向上爬’的工具，当然是可鄙的，也是可恨的。我佩服古往今来站在人民一边，用鲜血来捍卫人民的权利与人格的有良心的志士们的气节与灵魂。我手中只有半支白粉笔和一支破笔，但还想用它来响应这些古今中外贤哲的智慧和勇敢。向他们致敬，但愿他们的精神万古长青。”
我们两人是相交五十七年的老同志，我们共同受教于周先生，“文革”后这二十年更是多次受教于周先生，我们是周门弟子，我们受益的不仅是具体知识，而且是做人做学问的品格。焜焘去了，我们都很难过，但周先生有这样的弟子，我有这样的朋友，我们感到安慰。焜焘教了一辈子书，有无数学生，很多人尊敬他爱他，我的学生也很多。我想纪念焜焘，他与周先生的师生之谊，与我的朋友之谊，及他的很多朋友之谊、师生之谊，都令人难忘，而在丧失师友的悲痛中，周老教育我们的话，也应成为我们的共同悼念应记住的话。
人应该有人格，有良心，有气节，有灵魂。教育在知识和做人上是传承历史的链条，这点精神传下去，就是对焜焘最好的纪念。
1999年8月中旬于成都客居
*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前副校长，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