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接受委托

“黑田这家伙已经被抓住了，你能帮我去一下大阪府东警署吗？”

2013年12月11日，高山严律师收到了这样一份刑事辩护委托。他在律师法人机构大阪公立律师事务所工作。

黑田被逮捕的嫌疑是2013年8月在大阪府C市的某停车场里，窃取了两个汽车车牌。

高山律师这段时间特别忙。他以前是朝日新闻社记者，干了五年后辞了职，在京都大学读了法学硕士后转行成了一名律师，一门心思专做刑事辩护，动机在于对国家权力的专横以及检察官、警察的蛮横的强烈不满。他经手的诸多案件都胜诉或者争取到了减刑。

战绩有目共睹，找高山律师的刑事辩护也就特别多。看着已经堆积如山的案子，高山自知很难有余力接黑田的案子，问了问坐在他左边、晚他两年入职的律师龟石伦子。

“龟石君，我这里忙不过来了，这案子你能接吗？”

今年是龟石做律师的第五个年头了。这几年，她从高山那里学了不少刑事辩护的门道，自然没理由拒绝大前辈提出的请求。

“当然可以。”

会面

逮捕后的七十二小时内如果拿不到法院下发的拘留证，侦查部门就必须释放嫌疑人。所以这三天里，警察要抓紧时间收集能让拘留成立的证据，会全力给嫌疑人施压让其坦白罪行。不过，这个黑田倒是从头到尾都全力配合警方调查取证。12月6日，大阪初级法院在证据确凿的基础上，下发了“拘留证”。

原则上，拘留认定后的十天内可以延长一次拘留时间，但最多十天。也就是说，从逮捕那天算起，法院最晚要在二十三天内决定是否起诉嫌疑人。如果要继续延长拘留时间，只能以“其他案件”进行二次逮捕和二次拘留。二次拘捕的话，也就再次多出“新二十三天”。一旦决定起诉，“嫌疑人”就成了“被告”，也就是刑事诉讼的当事人。

对刑事辩护律师来说，这二十三天对之后的辩护相当重要。即便嫌疑人承认了犯罪嫌疑事实，律师也要在这段时间尽可能多争取机会见到当事人，听取案件发生的过程、动机、背景等一切细节，同时和嫌疑人建立起信任关系，这对起诉后的辩护来说很关键。

黑田被逮捕的当天傍晚，龟石就安排了见面。

据说，热衷于刑事辩护的律师数量，全日本属大阪地区最多。尤其是大阪公立律师事务所，在业界以拥有多位大名鼎鼎的刑事辩护律师而知名。这家事务所的律师，几乎每个人手里都拿着二十件到二十五件的刑事案子，远远多过其他律所。

为了见到嫌疑人和被告，律所的人出入警察局和拘留所是家常便饭。要是撞上几件案子在同一天开庭，常常一整天泡在法院。即便待在律所，也基本上是和其他律师讨论当天经手的案件。

“这个手续要怎么弄才好？”

“被警察这么对待，是不是有点蹊跷啊？”

刑事案件对随机应变能力要求很高，从这点来说，在这里挂牌的刑事辩护律师能力相对更强，说是这个领域的专家也不为过。

大阪公立律师事务所是大阪律师协会赞助运营的“公办律所”。其一大特点是将主理刑事案件的“刑事公办律所”和专司民事案件的“民事公办律所”统一合并。一般的公办律所都是为了弥补人口稀少地区律师数量不够而设立，但大阪公立的定位是“都市型公办律师事务所”，把刑事案件设为主营业务。这个张扬的性格也能解释为何他们的办公位置竟然就设在了大阪地方法院北门的正前方。

龟石赶往大阪东警署的时候，已经是天色渐暗的傍晚6点。办了规定的手续后，龟石从正门经过拘留管理科，进入了会面室。

会面室四面是坚固的水泥墙壁，正中间厚厚的亚克力板隔开了嫌疑人和律师。室内没有窗户，狭窄逼仄，照明也很不足，墙壁和门等内装破旧不堪。嫌疑人那边有一把椅子，辩护律师这边放了三把椅子。

通常，律师会比嫌疑人先进入会面室，坐在椅子上等着。过一会儿，工作人员带着嫌疑人进来，这时候，律师会坐着打个招呼。嫌疑人站着，很端正地低头说一句，“请多多关照”。就这么短短一个照面，辩护律师和嫌疑人之间森严的上下关系就基本定下了。

大阪公立律所却不按套路出牌。他们要求律师在嫌疑人进入房间之前，必须站着等待，不能坐着。等工作人员带着嫌疑人进来后，律师要先开口说：“我是律师某某，请多多关照。”然后拿出名片，贴着亚克力板给嫌疑人看，之后再和嫌疑人一起坐下。这被认为是和嫌疑人建立信任关系的必要流程。这里的考虑是，一旦双方形成了上下关系，嫌疑人就很难坦诚地向律师和盘托出。因此，即便和对方是隔着板子面对面，也要像对待民事案件的委托人一样处理。

龟石每次都认真做了这一步骤，但总免不了在刚进入接见室的嫌疑人脸上看到失望的神色，对方好像在嘀咕：

“啊，竟然是个女的。”

“看起来不太靠谱啊。”

“这么年轻，没打过多少官司吧。”

男人的天下

那天，龟石也和往常一样站着等嫌疑人进来。黑田在工作人员带领下，走进了会面室。龟石敏锐地在黑田的眼神里捕捉到了一丝疑惑。

但龟石自己倒觉得，初次见面就让对方失望，也不是她的错。本来，辩护律师界就是男人的天下，加上嫌疑人和被告也大多是男性，对方疑惑或者失望也在所难免，只要她能把事情解决，这些并不重要。

“你好。我是受鄙司委托前来的龟石。还请多多关照。”

龟石说着，拿出名片靠近亚克力板。黑田盯着看了看，回应道：

“你好，请多多关照！”

黑田的声音格外明朗，和拘留期的其他嫌疑人状态不太一样。

“那，关于案件的细节，你可以告诉我多一些吗？”

“其实吧，我们还犯了挺多事儿的。”

“也就是说，嫌疑事实没有虚假是吗？”

“对，是的，是这样。所以，我也不想再争辩什么了，就想赶紧让我进去，再赶紧让我出来就行。只是，我们身上的案子还挺多的，估计前面还要花不少时间呢。”

黑田团伙的盗窃案多达上百件，现阶段只是以盗窃停车场的车牌为名做了拘留，之后还可能因为其他案件二次逮捕，二次拘留。

“真的有很多件，现在来看我也不知道总共有多少件会被起诉，但应该不会少。”

“那我们之后可就要长期打交道了。多多关照。”

“您客气了，是我需要您多多关照。”

黑田收到了“禁止会面通知书”，也就是说，在这个通知解除之前，除了辩护律师，其他人都不能申请见他。通常，嫌疑人被禁止与其他人见面的情况下，辩护律师就会多担任一项工作—帮嫌疑人给外面的家属带话。

“有没有什么需要的东西？”

辩护律师给亲戚朋友转达日用品的需求，一般多是衣服、隐形眼镜之类的东西，他们准备好后，再由律师帮忙捎带进去。

“身体有没有不舒服？”

如果有不舒服的情况，可以和警察沟通去看医生。

黑田其实有一个没入籍的妻子。

“需不需要给你带什么东西过来？”

“那就麻烦您带《文艺春秋》[15]来吧。”

“你喜欢文学？”

“嗯，经常读。”

原来喜欢《文艺春秋》啊！龟石也从小喜欢文学，比起娱乐性的小说，她更着迷于探求人类本质的纯文学。童年的龟石没什么玩伴，喜欢一个人看书。纯文学看得多了，习惯了没有明确答案和解释的风格，她开始关注身边的事物，喜欢透过现象去挖掘本质。即便是谁也不会留意的生活琐碎，也能引起她的注意，引发思考。听到黑田说喜欢文学，龟石不禁想到自己的经历，对黑田很自然地产生了好感。

黑田认了罪，整个人状态也不错，和未登记入籍的妻子看起来关系也很好。他知道怎样配合各种调查，对供述笔录的程序和注意事项也都很熟悉，无需逐一说明。这之后会有什么遭遇，他心里也基本有数。所以从龟石来说，之后每周最多来两三次，讨论一下受害者的赔偿问题，再顺便推进一下各项程序，也就差不多了。

在这个节点，龟石还没想到后来会演变成那么复杂的状况。

作为刑事辩护律师

龟石1974年6月出生于北海道小樽市，毕业于小樽潮陵高中。这所学校人才辈出，也是小说家兼翻译家伊藤整[16]、电影导演小林正树[17]、搞笑组合“极乐蜻蜓”[18]成员加藤浩次的母校。怀着对大城市的憧憬，龟石考上了东京女子大学文理学部，不过这之后的四年，简直是她的“黑暗时代”。学校里到处都是东京出身的“大小姐”，家庭条件富裕，这让龟石很难鼓起勇气自我挑战，常常生活在恐惧之中，加上没有亲近的朋友，过得特别孤单。

结果，大学收获的只是深深的挫败感，自信也没了，觉得乡下人不属于东京—这么一想，就决定打道回小樽。工作定在了札幌，是一家大型通信公司的分公司。每天坐远距离公交从小樽去札幌上班，但她很难适应这样的生活。

她被录用的职位是行政职务。这家公司只要求女性穿工装，上班第一天看到这一幕，龟石心里就动了辞职的念头。从小到大，她都不能忍受硬性的着装要求，何况二十多岁的新人和五十多岁的前辈穿的衣服竟然一样。一想到自己五十多岁的时候还要穿着这样的工装上班，龟石顿感无力。

同样不能接受的，还有每天早上全员一起做广播体操。结果她被上司训斥道：“为什么别人都在做，就你不做？为什么你要破坏职场的和谐气氛？”其实其他人也是边做边抱怨，但在公司做打工人，不能接受也要沉默着忍受，想想就觉得恐怖。终于，2000年9月，龟石和一位同事结婚后，结束了持续了三年八个月的社畜生涯。同一年，她跟着工作调动的先生去了大阪。

其实龟石挺热爱工作的，即便辞掉了之前的公司，她也不想无业在家。她给很多公司发去了社会人求职简历，但连个面试机会都没收到。她唯一的亮点就是毕业的东京学校小有名气，在大公司有三年多的经验，但个人方面并没有多少突出的战绩，也很难作为二次应届生[19]来竞争。

于是，她把目标改为考取资格证书。这一次，她希望自己的工作能对社会有用，能向大众传达一些信息，而不是做公司里可有可无的小小螺丝钉。

龟石考虑了几个资格证，但轻松拿到的证书看起来用处也不大。她想要的是能用一辈子的技能，不持久不通用的可不行。

我们每个人从小到大都会想，“自己要成为什么样的人”，就算人际关系很糟糕，我们也相信“总有自己的安身立命之所”。能同时满足这个愿望，又能做一辈子的工作，律师是个不错的选择。于是，辞职后三个月，龟石决定去考律师资格证。

2001年4月，龟石进入了司法考试补习学校，努力了整整两年。2003年考过了旧司法考试的“单项选择考试”。不过，论文考试部分，她完全败下阵来。两年的勤奋只能应付带运气的题目，写论文这种需要法律思维的试题，她还是有心无力。

这样下去不行。一番挣扎后，她决定去读法律专业的研究生。

2004年，龟石参加了法律专业的研究生考试，拿到了好几份公立和私立大学的录取通知书。考虑到学费问题，她最终选择了大阪市立大学的法学院研究生。又经过两年的法律课程学习，2007年，龟石参加了新司法考试，然而却失败了。第二年重新再战，勉勉强强擦线通过，在两千多名合格者当中排第一千八百名。2008年12月开始，做了一年司法实习生，终于在2009年12月成了一名有执照的辩护律师。从决定做律师那一刻起，到实现愿望，她花了整整九年。

在学校读研究生时，龟石见识过才华横溢的刑事辩护律师，被他们勇于辩明真相的魅力深深吸引。于是，她把刑事辩护律师定为了自己的目标。说实话，在这个男人的世界里，龟石没有年龄优势，实习成绩也不出彩。最后大阪公立律所被她的热情打动，即便硬性条件一般，还是录用了她。2010年1月，龟石正式开始了自己的律师生涯。

龟石是作为“居候辩护律师”—也就是我们说的“候补律师”被录用的。这种职位通常是负责打下手，处理找上门的案子，给律所所长，还有前辈同事们的案子帮忙。

刚开始，龟石像奔赴战场的战士一样在上班，特别能吃苦，无论男女同事，只要前辈问一句“这个会面你能去吗”，再远的警察局她都会去。多亏了这一点，她经手了不少案子，渐渐找到了刑事辩护律师需要的“感觉”。

有时候会和着实凶残的案件的嫌疑人接触，她渐渐也不再觉得对面的人很可怕了。她知道，一旦戴上有色眼镜去看嫌疑人、被告，一定会模糊真相。龟石觉得，就算对方行事穷凶极恶，前科累累，也必须先把这些放一边，真诚而平等地与他们对话。毕竟嫌疑人、被告一开始不可能把辩护律师当做自己的队友，如果不能取得他们的信任，一切都无从谈起。排除偏见和先入为主的观念，和他们在同一个角度看问题，是刑事辩护律师不可或缺的能力。

GPS

第一次会面的时候，交谈了一会儿后，黑田突然转换了话题。

“律师，我想请教一个问题，可能我这么问并不合适，就是警察会在我们这种人车上装GPS吗？”

“你是说跟踪系统吗？”

黑田毫无预兆地抛出这个问题，龟石一下子没抓住重点。

黑田敏锐地预感到可以问一问，就说了更多细节。

“就是今年夏天快结束的时候，中野的摩托车后尾灯灯泡掉了，他就拿去维修。然后，维修的人打开摩托车座椅下面的一个盖子，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物件，说，‘这东西不像是摩托车的零件哦’。仔细一看，才知道是GPS。中野其实一直想给自己的车装个GPS的，还看了不少介绍册。结果车上竟然就装着一个，他吓坏了。”

听到这里，龟石还不是很明白。

“中野夜里就给我打了电话，说：‘我的摩托车上装了GPS，你看看你的车上有没有。’第二天中午吧，我就钻到车下面仔细查看了一下，结果，还真在车身正中间的地方，看到黑色绳子一样的东西松垮垮地耷拉着。我好奇地伸手摸了摸，原来，汽车消音器的线路之间，好像有吸铁石吸住了什么东西。”

龟石还是不太明白黑田究竟想说什么。

“我拿下来看了看，原来看着像绳子的东西，是黑色胶带部分受热被烧化了。但有个宽十厘米、长五厘米的塑料盒子，里面大概装了六个圆圆的吸铁石，用黏合剂固定着，又用黑色胶带一圈圈绕着，里面装的，就是GPS的车载终端。”

龟石这下听懂了黑田的意思，但她一下子没弄清楚来龙去脉，也没想好接下来如何回应为好。

“我们去了大阪以外的很多地方，犯了不少案子，后来仔细回忆了一下，好像每次都有一辆难波车牌的车，在我们去的各个地方附近出没。我们还聊过说，他们为什么知道我们的位置呢？”

的确，这听起来不是很对头。

“我们还推测，是不是警察掌握了我们手机的定位系统。所以，在中野的摩托车和我的车上发现了GPS之后，我们终于明白了怎么回事。原来，警察对我们用了这一招。”

龟石像想起了什么问道：“后来，那个GPS的车载终端你们怎么处理的？”

“我那会儿有急事赶着出门，就把拿下来的GPS粘在了旁边的一辆轻型卡车上走了。回来的时候往那辆车上一看，GPS已经不见了。”

“没有拍照？”

“没拍。”

“中野也没拍？”

“我估计他也没拍。”

“这个事情只有你们几个人知道？”

“是的。”

这个事情倒是值得深究，可惜没有证据。

（啊，对了，好像也只有黑田才说了这件事……）

如果在法庭上提出这个问题，肯定需要有事实证明大阪府警察做过这样的不恰当侦查。龟石正琢磨着如何进一步找到证据，黑田开口问了一句：

“律师，我想问一下，警察是可以这么做的吗？”

黑田说着好像有些激动。

“其实，我也知道自己做了坏事。”

“嗯。”

“我也不打算争辩什么，就想着坦白认罪，然后去牢里待着。”

“嗯。”

“但是，警察真的可以这么做吗？我一直没想明白。”

龟石也无法立即回答黑田的疑问。不过，既然有了疑点，给出解释也是辩护律师的责任。

“这个事情我知道了。我也是第一次听说车上装有GPS，下次见面前，我会仔细查一下。”

龟石每次会面都会直接定好下次见面的日子，她觉得这么做可以减少嫌疑人的不安情绪，哪怕只是轻微的。

“我下次15号来，也就是四天后。还请耐心等待。”

定好日期后，龟石离开了会面室。

作为辩护律师，她必须对委托人提出的问题给出合理解答。然而，时间只有三天。龟石暗暗下定决心，要抓紧时间，做出最大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