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海鸥在这里会挨饿

一个经常来我办公室的中国朋友最近去了一趟大连，那种日本走私者天堂式的繁荣景象让他大为震惊。他对那些能给外国人留下深刻印象的现代化码头和船坞无动于衷，外国人一见到那些就容易激动，但他的关注点是人，而非机械产物。返回上海后，他大谈，在那个走私者打造的现代化繁荣小港湾里，似乎每位劳动者都能吃得饱、穿得暖。他太激动了，好几天都在说这些。办公室里有人说他夸大其词，他便摆出了最后的铁证。他说，大连人过得特别滋润，街上烟蒂丢得到处都是，但谁都懒得去捡。

上海纯中国人聚居区的街道上就没有烟蒂。在这里以及中国其他地方，吸烟者抽完一支，烟蒂已经短得不行了，再来一口就要烫嘴。所剩之物只能被称作烟“蒂”，使用其他任何字眼都不合适。外国人抽烟太浪费了。还剩好好的半英寸，大多数外国人就把它丢了，还有人更奢侈。但并不会产生浪费。街上的废弃物会被眼尖的老人找到，他们带着一端有叉子的棍子，夹起有商业价值的烟蒂装进小罐头盒里。下雨天，回收这一环节完全无法进行，他就去除烧焦的那头，将烟丝从纸里取出，以此为原料，手工卷制许多可以出售的香烟。论净收入，这是全世界利润率最高的香烟生意。从原材料到广告费，零成本，制造者收获的每一分钱都是净利润。这桩小生意还能使街道保持整洁。

1932年日本侵略上海时，消耗的武器弹药数量惊人，从重型炮弹到机枪子弹，什么都用上了。实际上，上海有些外国人认为，日本决定将手头囤积的大量弹药全部用在中国有生目标上，以获取实战经验。在上海公共租界的虹口地区，日军疯狂发射炮火，但此举毫无道理。虹口既没有中国士兵，也不曾有过，但日本步枪手和机枪手瞄准任何一个移动的目标开火，火炮手干的更是技术活儿：他们打穿邻近的中国房屋，却避开了许多与日本利益相关的建筑。许多手无寸铁的中国平民惨遭杀戮，日军对猫的屠杀也十分残忍。

在日本人享受“血腥狂欢”时，其他人都撤出了这片区域，就连巡捕房都关了，街上只剩日本军队。始终面临极大危险却在战火中仍保持运作的服务部门是市政的街道环卫。虹口清洁工得到的命令是清扫相对安全的片区，他们无视这道命令，或假装没有收到，依然坚守原来的岗位。大部分时候，他们躲在相对安全的片区，但等日军的目标演习处于间歇期，看似比较安全时，他们就会带着扫帚和篓子，蜂拥到街上回收铜弹壳以及其他来自现代武器的废料。仅此一次，他们有机会从街上清除某些具有一定价值的物品。通常，早起的人会赶在清洁工劳动之前走上街头细细巡视，捡走最值钱的废纸。这回不仅资源充足，还没有竞争者，他们充分利用这种时机。在战斗确定结束的几小时后，上海一群纪念品搜寻者涌入战区，可他们连个机枪空弹夹都没找到。如此看来，上海这场战争可能是有史以来最整洁的一场战役，因为在那些没有子弹呼啸而过的早晨，清洁工会一起出动，把战区打扫得像厨房地板那么干净。

上海港不仅是全球最重要、最繁忙的港口之一，也是最干净的港口之一。①这片水域不像某些更受人青睐的海港那样呈现出湛蓝色，而是呈现一种浑浊的黄。可上海港的水面，绝无其他港口时常漂浮的那些浮渣和弃物，没有破破烂烂的水果筐、半露出水面的麻布袋、烂橘子以及漂浮的零碎木料。这些都是有价值的东西，它们被那些在海港辛勤往来的打捞船“救”走了。大部分无知游客会将这种值得尊敬的船只称作“乞丐船”或“食腐船”。这种污名既不准确，也不公正。上海的拾荒者们在有限的条件下所做的工作，与那些拥有蒸汽拖船、股东和董事委员会的大公司所做的工作一样令人敬重，区别仅在于业务的规模和重要性。船上设施简陋，人手也不多。他们用的是一种平底小船，凭一双桨即可起航。船员通常包括身为船主的船长、他的妻子以及暂时无法在岸上独立谋生的年幼子女。全家人共同致力于打捞海中残渣。

他们尽职尽责，所以上海没有海鸥。在苏格兰繁荣的沿海地区，这种有用的食腐动物过得非常滋润，但到了上海它们八成会饿死。人们编了一个颇具想象力的故事，大概是说，不时有迁徙的海鸥路过上海，可是飞在前面的总会匆忙回去报信警告其他同胞，哪怕所在地给养有限，也最好原地不动，因为上海一丁点儿口粮都没有。

每当大商船或炮艇在上海抛锚，就会有一艘或多艘小打捞船选好战略位置抛锚，接住从垃圾卸槽倾倒下来的各种东西。英美海军养成了一种习惯：抵达上海前的一天或几天，推迟清理厨房。这样就能攒下大量空瓶子和空罐头，偶尔还有被军医判作不适享用的食物。船员也会慷慨地存一些旧衣物，为上海的“人类海鸥”提供更多宝贝。每当有一艘这样满载“宝物”的炮艇冒着蒸汽驶入港口，打捞船就会一拥而上，好像一个世纪前柏柏里海岸②的阿拉伯海盗包围快帆船似的。每个船长都会勇争第一；脏话满天飞；行船也不守规矩了，横冲直撞。

英美炮艇饶有兴味地观赛，拿出厨房给得起的头等垃圾来奖励赢家。但赢家不能占尽一切。等垃圾卸槽倾倒出一定量的垃圾之后，他会被要求离开，以便给其他船主也留点机会。炮艇从抵达直至驶出上海，周围始终环绕着小打捞船。他们什么都不会放过：瓶瓶罐罐很容易就能找到市场，食物可以用来喂猪喂鸡。在中国，任何东西都具有内在价值，都可以转化成现金。

每个外国家庭都会产生大量的可回收物，这正是家庭苦力的额外收入来源。实际上，家庭苦力绝不放过家中每一件废弃物的狂热之情似乎表明，东家的主要功能就是为他提供可以拿去贩卖的空瓶子、空罐头、旧报纸和旧衣物。衣服很少会因太旧而找不到销路，实在太破了还可以拆开，然后再拼接成衬衫或外套。或许有几颗扣子是裂开的，虽然这种残缺会使衣服的市场价值降低，却不至于一文不值。如果附近有人做衣服，那么每一块布都会被保存下来。就算一些布料无法被用在衣服上，还可以将它们几层粘在一起，扎成耐用的鞋底。长江上有许多中国帆船的篷布就是由旧面粉袋缝制而成的。一些空罐头盒和旧面粉袋一样有价值。可用的罐头盒拆成一片片矩形片，可以熔化成焊料，用于各种用途。攒得足够多时，你也可以将它们像瓦片那样一片片叠起来，为房子搭建一个镀锡铁屋顶。破碎的窗玻璃也有价值，木匠会用碎玻璃打磨木工。我们家的苦力天天在废纸篓里寻找我扔掉的手写稿。他绝不是傻傻地认为我的字迹日后会展现出历史价值或收藏价值，他只是明白，这些纸仅有一面写过字，使用价值仅损耗一半，空白的一面很容易就能卖给学生。只剩一小截的石墨铅笔或许也卖给了同一顾客群体。他连旧胶卷底片都要回收，除了助燃，我实在想不出来它们还有什么其他的用途。

数百垃圾车苦力推着小车满上海跑，从家家户户收集三百万人不需要的东西。他们的职业是悲苦的——不是因为卑微，而是因为希望渺茫。他们知道小推车里肯定不会出现空啤酒瓶、旧鞋子或破椅子。他们明白，即便里面能冒出一张旧报纸，一定也是破烂起皱到了无法转手的地步。家仆必然不会给他们留下有用或依然能够出售的物件。

鉴于中国仆欧③和厨师操持家务的能力远远强于上海的外国夫人，后者便优雅地将家务事儿交给仆人们，自己腾出大把时间玩桥牌。对她们来说，从周四清晨到周三夜里，天天都是过周末。全世界可能只有上海这一个地方早上九点就开始打桥牌，妻子去打桥牌的时间与丈夫上班的时间同步。上海产生的略带污渍的报废桥牌数量惊人，让不少节俭的家庭苦力欣喜地获得了多买块猪肉的额外资金。它们也为黄包车夫提供了极其廉价的牌，每张一剪两半，就能将一副牌变成两副，而且恰能塞进马褂口袋。如果你观察得足够仔细，就会发现每张牌的确可以剪成两半，但用途不会打半点折扣。

北京路是上海最有意思的道路之一，它以旧货店著称。一些颇有贵族派头的店铺只做二手家具交易；只要足够走运，足够细心，你就能以实惠的价格淘到值钱的好古董。在不那么张扬的店面里，你可以找到外国家庭不需要的旧物。这种地方同样还能买到老式丝绸顶大礼帽、马靴、马鞍、高尔夫球以及略微显旧的马轭。一些店铺主营汽车零部件，如水箱、引擎、方向盘以及旧轮胎。还有的店铺出售从汽艇上搜刮来的零部件，如船用引擎、罗经座灯、信号铃、船灯和救生用具。有人可能会想，遇上一个需要这些专业垃圾的顾客的概率该是多么小啊。然而我每天上下班路上几次经过这些店面，都会看到交易正在进行中。我曾在那里买过二手捕熊夹，倒不是因为我需要这种东西，而是因为发现有这种东西出售感到吃惊。对任何一个有耐心搜寻零部件且拥有组装技能的人来说，从北京路上淘来各种宝贝并拼出一辆完整的汽车都是极有可能的。

说任何东西在中国都有价值，该论断的普适性或可扩展到令人意想不到的领域——伪铸币。二十年前还没有中央造币厂④统一铸造银圆，那时有许多地方造币厂，除了这些厂家生产的硬币之外，墨西哥银圆和旧西班牙银圆也在流通中。鉴于不同省份造币厂的厂长们对银圆重量和纯度有不同的想法，他们各自的主意也时常变，于是就出现了不同价值的银圆。在任何涉及支付或收取一定数量银圆的交易中，都有必要讲明哪些银圆可被接受，或约定不同硬币的相对价值。旅行者通常会携带令人眼花缭乱的各类硬币；中国政府铁路部门曾在多数省份的主要车站张贴官方告示，列出几种不同省造银圆的收购折扣。告示底部有一行字：

“伪铸币以市场价收购。”⑤

现在我们使用纸币或“管制”货币，银圆很少见了，但在每个人——穷困潦倒的人除外——兜里都能找到几块沉甸甸的银圆的时代，在卡巴莱⑥餐馆或夜总会的纪念品中看到它们一点也不奇怪，或许一两块看起来很可疑，它们碰出的响声并不清脆，听起来很沉闷。它们并非纯银铸造，或许完全不含银，但这并不会让它们贬值，也不需狡猾地偷偷转手换给别人。我们只需将这种银圆带到兑换商那里，经专家仔细鉴定，就可以根据实际价值兑钱了。如果现在我发现自己有一箱子伪铸银圆，我会把它们带给我中央造币厂的朋友韦宪章⑦，按照它们的实际价值换钱。我非常好奇，要是把一堆伪铸币卖给其他国家造币厂的厂长会发生什么！

当然，对伪铸币的宽容态度源自这样一个事实：中国硬币的价值，绝不会超过其中所含的金属的价值。如果银的纯度相同，一块重五磅的银子，其价值恰接近五磅银圆。旧银圆上印有各自的重量，价值毫无争议。如今，银圆已被纸币替代，小额硬币用的是镍铜合金。新硬币一旦铸好就会立即进入流通，旧硬币一旦被造币厂购回就立即拿去熔化，如此循环，旧币迟早会彻底消失的。但让讲求实际的中国人明白，用一枚金属价值仅为一分钱的十分之一的铜币，就可以买到一分钱的东西，并让他们习惯这种奇迹，还需要很长一段时间。

如果我住在英国或美国，那么就会热衷于推广一项慈善活动。每天读完报纸之后，我并不会将其扔掉，而会把它们仔细折起来摞一堆。我会劝朋友们一起加入，然后慢慢扩大到整个城镇的居民。等每人凑足六个月的报纸之后，我们就统一收集、堆进某个仓库，然后打包运往中国出售，将所得收入用于缓解中国饥荒。中国始终有饥荒，有大饥荒，也有小饥荒。所以这项慈善事业有赖于人们的长期支持。当然，如果每个人都保存旧报纸，并将其贡献给这项崇高的事业，中国市场的旧报纸很可能会供过于求，市场价会因此而暴跌，导致减去包装费和运费后，用于缓解饥荒的现金净收入会少之又少。但若能维持市场价，贡献英国旧报纸即可赈济中国不太严重的饥馑之年，并可以竭力缓解较为严重的饥荒。

几年前，两个有钱的兄弟继承了上海一家外文报纸——上海这种报纸很多。他们对出版业一无所知，但所幸他们同时继承的还有其祖父通过鸦片生意积攒的一大笔财富，这对他们以及利益相关者来说是件好事。办报，他们玩得起。他们坚持了几年，坚守着出版爱好者的身份。他们最爱尝试的花样之一是出版特刊，有些的确非常成功。上海有一部分广告客户——其中包括我们所有的客户，都懂得特刊之所以特别，仅仅在于能为出版商增收，但月复一月，年复一年，赞助的傻瓜依然不见少，导致上海的特刊已经多到能拿世界纪录了。单看日报，就有六种语言的，它们各有出版特刊的托词。不计其数的周刊也会不失时机地捧出特刊。唯独工商机构名录出版商没有特刊，他们或许会策划五十周年纪念或百年纪念特辑。

在小规模行动获得一定成功后，这两位经验不足的出版商大受鼓舞，决定出一期特刊，让自己和其他出版商从前的尝试都相形见绌，创下无人企及的世界纪录。他们雇了额外的广告和发行人员，谨慎地为吝啬的广告客户降低费率，终于在某个周日印出了这份特刊——我从未见过版面如此之多的日报。面对这种事情，我就是个老顽固，若非客户强烈要求，我绝不会在这些特刊上登广告，这份超厚特刊的出版完全没有我们的赞助。他们的广告经理对自己的成就十分自豪，忍不住沾沾自喜，所以几天后他过来，说我错过了大好机会，因为这份周日特刊的销量是普通版的两倍，更是将在华出版的其他外语报纸远远甩在了身后。

他提及的发行量证据确凿，但完全没必要跟我解释，因为我已经了解到了他们报纸的销售状况，这使我心怀内疚，也很尴尬。特刊出版后的周一早晨，我一进办公室就发现这些“巨无霸”堆得到处都是。没等多久我就明白了，我到办公室的时间非常巧，再晚半个小时可能就没机会知道了——半小时之后，这成堆的周日特刊将被送往已签下收购合同的旧报纸经销商。事情是这样的，通过售卖我的旧报纸，我办公室有几名苦力已经对旧报纸的市场价值了如指掌，得知这期特刊版面多得惊人之后，他们算了算重量，发现若以街头报摊零售价采购这期报纸，然后转售给旧报纸经销商，每千份就能赚二十五美元。他们联合其他人一起为这项壮举筹款，并请朋友帮忙落实行动，报纸一出来就立即买下。他们的计划滴水不漏，常规订阅者的确都收到了报纸，但除此之外，其他诚心诚意的读报人很可能一份也没见到。我听到了办公室里的传闻：这些苦力总共赚了三百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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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从进出港口的船只吨位来看，上海是世界第二大港。

②Barbary Coast，北非地中海沿岸地区，历史上很长一段时期都有海盗劫掠船只出没。——译者注

③旧日上海人对英语boy的音译，指男仆、男佣、服务生或小勤杂工等。——译者注

④据《普陀区地名志》记载，1920年上海金融界为了统一银圆的重量、成色，实行“废两改元”，建议筹建上海造币厂。1922年厂房建成，但筹建工作因资金问题于1924年中断。1928年该厂更名为中央造币厂，继续筹建，于1933年正式开铸。——译者注

⑤此处根据英文字面意思直译。——译者注

⑥一种在餐馆或夜总会等场所进行的歌舞或滑稽剧现场表演。——译者注

⑦原文此处以英文名Lott Wei呈现，根据后一句以及时间和事件判断，应为1932年7月受命担任中央造币厂代理厂长、负责鼓铸新币工作的韦宪章。——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