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学科交叉视角下的环境志研究
环境问题是一个复杂的社会问题，从单一的自然科学或社会科学视角，抑或单一的文献资料或影像资料并不足以窥其全貌。当下，环境志研究还主要集中于口述史及环境史研究领域，但从环境志的研究对象来说，其研究方法及理论不仅仅局限于历史学领域，应基于交叉学科视角，用多元化的学科视野及多源化的史料数据来拓展学科研究。本文围绕环境志的研究方法，从地理学、经济学、社会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等学科视角，从环境志研究的切入点、研究手段展开论述。
（一）基于地理学视角
地理学研究与环境史研究具有密切关联，在英国地理学家伊恩·西蒙斯看来，环境史研究从时间尺度上聚焦于人类有能力明显改变自然环境以来的历史阶段，能为地理学研究提供关于人与自然千百年来的互动的丰富认知。而地理学研究从空间尺度上聚焦地球表层各圈层的相互关系，并从空间上横切了从“文化”到“自然”的所有系统，兼具人文属性及自然属性，专注于对不同空间尺度上的人与自然关系解析。因此，地理学与环境史科学在研究对象、时空认知需求等方面具有很大程度的相似性及互补性。近年来，随着地理信息系统、遥感等“3S”技术手段在地理学研究中的广泛使用，地理学研究的视域被极大地扩展，从微波雷达遥感到光学遥感，再到高光谱遥感，从航天遥感到航空遥感，再到无人机遥感，地理学研究的波谱空间、空间尺度信息更加丰富。在时间维度上，以古河道的变迁为例，河道变迁导致的地貌变化、光谱特征变化等信息能被遥感传感器忠实地记录，通过影像分析及与历史文献信息的结合，能为古水系的变迁研究提供丰富的素材，此外，多源、海量的历史遥感影像也能为反映环境变迁提供有利佐证。这些地理学研究中的新技术、新手段也恰是开展环境史研究的重要手段，同时也是开展环境志研究的重要切入点。
以2000—2015年滇池流域东南的新街镇为例，笔者通过对其每隔5年的SPOT系列高分影像进行解译对比，可以发现其岸线带随时间变化而呈现的消长及景观类型的变化，通过结合这一时期滇池流域污染及治理的文献资料进行分析，可以发现这也恰好与滇池流域部分区域尚存在的围海造田现象与流域治理、还田于湖的时间相吻合。对环境变迁关键的时间节点、事件节点的挖掘及梳理是地理学研究所擅长的，遥感技术为滇池流域环境变迁分析提供了一个跨时间尺度及空间尺度的时空视角，但对于滇池流域的环境变迁依然缺乏更细致、更丰富、更具情感性的全面认知，如围湖造田、还田于湖的政策制定始末，行为当事人的认知变化及行为动机等均对于理解和反思人与环境的关系意义重大，这也恰好是环境志能去有效弥补的。
（二）基于经济学视角
经济活动是人类的基本活动之一，自然环境为人类经济活动提供了社会劳动生产的对象及社会福利的物质资源等物质基础。对于自然环境与经济活动的关系辨析，马克思认为，自然环境并不外在于人类经济活动，而是作为基本的实质性的物质要素包括在生产力和劳动过程之中，从而直接参与人类的经济活动，人类相应地通过对自然生态环境的改造来影响生态环境的过程、格局及质量。以经济学的研究视角为切入点，观察环境变迁过程中的经济因素，反思经济发展过程中人与自然的关系，这不仅是经济学的研究命题，也是环境志研究所需要关注的。以滇池地区的农业生产为例，在农业生产方式上，由刀耕火种到畜力耕作，再到现代化的机械劳作，劳作方式变革相伴随的是当地居民对自然环境的改造程度的日益加深；在农业种植结构上，近年来在经济利益驱动下，滇池流域农业种植结构从粮食作物生产到蔬菜作物生产，再到花卉种植发生了较大变化，相应的，随着农业种植结构、耕地面积等农业生产要素的投入变化，以及化肥、农药等大量使用，水环境污染问题、湿地面积减少等问题凸显；在养殖业发展上，作为支撑区域农业发展的两大支柱，近年来区域内牛、羊存栏量逐年攀升，养殖结构更趋多样化，相应的，也存在着有机废弃物产量大、分布广、成分复杂等现实问题，严重危胁区域生态环境健康及安全。在农业生产活动中，无论是生产结构、养殖结构还是生产方式的变化，最终离不开人的参与，当地居民在农业生产这种经济活动过程中不断地与自然环境产生交互，并生成一系列的环境改造结果。出于不同的观察视角，他们有关农业生产的口述史料及对于环境问题的理解会存在差异，而这种认知差异恰也为理解政策变化、环境变迁、人类行为反思等提供了丰富的细节补充，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
图1 2000—2015年滇池流域东南（新街镇）岸线景观变化时空动态示意图
（三）基于社会学视角
社会学研究人与社会的关系，研究人们的观念行为、社会组织形态等。长期以来，环境变化问题一直是自然科学的研究领域，并在理论和技术上取得丰硕成果，但在实践过程中，受到政治形态、民族风俗习惯、社会习惯等因素制约，其成果难以实际应用及推广，而这些问题恰是社会科学所擅长及关注的。马戎认为人与人、人与社会的交互离不开自然环境，二者之间的关系与互动也是完全可以放到人（社会）与自然界之间的关系与互动这样一个更大的背景中来加以研究与分析的。[8]因此，从社会学的研究视角出发，在人际互动的微观层级及宏观的国家事务层级，均可以社会分层、要素流动、法律变动等为切入点，结合口述史学与口述资料，综合探究环境变迁及其内在社会学机理。以人口问题为例，人口问题是导致近年来环境生态问题的重要原因之一，在有限的自然资源总量前提下，随着人口增长，自然资源人均占有量随之减少，如人均耕地面积、人均淡水量、人均能源使用量等，而为了满足人口剧增带来的资源消耗，人类对自然资源的开发及无序利用进一步加剧，从而导致环境问题的产生及恶化。因此，在环境志研究中，人口问题可以作为一个切入点，通过将人口数量的增加（生育）、减少（死亡）和人口的地域流动（迁移）和聚居形式（城市化）等人口要素与区域自然资源数量及环境变化联系起来。[9]此外，社会学研究中的传统文化信仰与生活习俗也是一个很好的切入点，以云南省为例，云南省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省份，除汉族外，还有26个少数民族，民族信仰、民族生活习惯不尽相同，少数民族同胞在适应生存环境过程中形成了许多独具特色的风俗习惯，其中有许多与生态环境相关的民风民俗值得关注，如哈尼族、白族等民族文化中的“神林”文化等。在当地民族文化中，神林通具有如下几种内涵：护寨神；神灵居所；祖先安息的地方。正是由于民族风俗习惯在客观上所造成的对神林的庇护效应，许多自古就有的“神林”至今仍保持着原始的生态状况。
（四）基于语言学视角
语言学研究与口述史研究在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等方面趋同，具有天然亲缘性。西方语言学界早在20世纪70年代就已有人从事口述史研究，并从语言学史的视角出发，对学界的名家进行了访谈，并根据口述材料整理成书，为记录和保存名家学术思想提供了有益补充，如Konrad Koerner 总编的 《阿姆斯特丹理论研究和语言学史》系列丛书等，作者通过这一系列具自传体性质的文献向读者及后来者理解和研究名家的学术思想提供了有益补充。[10]值得指出的是，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近年来语言学研究领域也在不断引入的新技术及新手段，如人工智能、大数据技术等，在机器翻译、语法与语料库、语句内容分析等领域已有成功应用案例，在环境志研究方面也应有其用武之地。以语法与语料库研究为例，传统的计算机模式识别技术在句法分析、词语解析、信息抽取、时间因果、情绪判断等方面存在较大缺陷，并不能真正懂得人类语言所表达的准确含义。而近年来，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大力发展，其在自然语言处理（NLP）的海量语料库构建及“自动化”“智能化”识别方面具有独到优势，微软亚洲、科大讯飞、阿里巴巴等近年来企业在NLP研究方面取得了不菲成绩，如微软认知工具包CNTK、InterReco语音识别系统等，这些科技进步的产物不仅为语言学研究提供了高效有力的辅助工具，同时也提供了新的研究方向。在环境志的研究中，口述史料往往存在内容庞杂、数据多源、异构的数据特征，口述史料的精准、高效整理难度较大，因此，应用语言学领域的技术创新则显得意义重大。
（五）基于计算机科学视角
计算机科学技术近年来在其研究的深度、高度及广度等方面取得了长足进展。得益于其对于海量、多源、异构数据的信息处理优势，计算机科学技术在信息处理、图像识别、数据挖掘等大数据技术应用方面前景广阔。就环境志研究而言，在实际研究实践中，口述访谈会产生大量的数据记录，其形式可以表现为录音、影像、文字资料等，随着数据资料的大量生成，海量、异构的史料文献的处理及史料分类、编录、信息挖掘是摆在研究者面前的一大难题。随着环境志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将环境志与计算机科学技术有机结合迫在眉睫。以中医文献的口述资料及数据挖掘为例，近年来，中医界通过对名老中医的经验总结、传承问题，围绕临床经验、医学思想、用药规律等话题开展了一系列的口述访谈，并通过数据挖掘技术，对名老中医的个体化诊疗案例进行剖析，并挖掘出了其中有价值的诊疗信息，并提炼出了其中蕴藏的新理论、新知识，同时也是对名医经验传承的有力支撑。此外，基于现有典籍的数据挖掘整理也至关重要，向杨锋等通过利用数据挖掘手段，通过对与病症相关的中医方剂数据的提取和过滤、与药理作用相关的有效成分单体和化学成分文献资料的分析，通过数据库关联搜索、分词等技术，利用Apriori和AprioriTid算法改进，生成了新的组分配伍方案，其通过使用数据挖掘方法在中医学领域的应用，为中药新药的研发提出了新思路。[11]环境志研究需要涉及方方面面的学科知识及大量的自然、社会科学领域的背景资料以及实践过程中面临的差异化认知问题，在环境志研究过程中如何高效整合、利用这些数据资源，挖掘其内在规律值得深思，而中医学的数据挖掘应用为环境志研究提供了良好的示范样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