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贫困与教育亏欠有关

调查访谈的第一个问题，是简要了解受访对象所在地（县/区或乡/镇）扶贫脱贫的基本情况，包括贫困人口规模、涉及区域范围、贫困的主要原因和贫困人口类型等。在回答致贫原因一问时，因病、因残、因缺劳动力和没技术为占比最高的前三位，占比情况分别为23人次，占35.9%；11人次，占17.19%；11人次，占17.19%。其他原因包括因灾害（8人次，占12.50%）、受自然条件限制（11人次，占1.56%）、自身懒惰（5人次，占7.81%）、家庭负担重（5人次，占7.81%）等。

这一情况至少向我们传达了以下信息：

一是因病、残致贫或脱贫又返贫，在农村地区是非常普遍的现象；所谓“大病一场，花个精光”。疾病是贫困地区农民摆脱困境的最大障碍之一。贫困地区的农民因为经济拮据，往往节俭过度，能不花钱的地方就尽量不花。小病硬扛不看，酿成大病便倾家荡产。因此，健康扶贫任务艰巨，它对脱贫的贡献率不容低估。

二是贫困的原因，表面单一，实则复杂，不同事物之间往往存在着内在关联性。扶贫是个系统工程，需要各个子系统之间的协同配合，同步推进。健康扶贫不仅仅是送医送药，更重要的是送健康理念，普及卫生与健康的科学知识，帮助农民养成科学、合理、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与生活习惯。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来说，健康扶贫，深度脱贫，持久脱困，无不与教育扶贫紧密关联。对一部分贫困户而言，要“拔穷根”，就必须先“拔病根”。西汉经济学家刘向有名言：“书犹药也，善读之可以医愚。”以教育防病，就等于以教育防贫。从根本上来说，疾病的十之八九，与科盲、医盲、无知愚昧有关，与所受的教育有关。当年，平民教育家、乡村建设家晏阳初先生就曾坚定地认为，“贫、愚、弱、私”是民众的“四大病”，是国之大患。他倡导发起的平民教育运动，就是想通过开办平民学校，对民众、首先是农民进行有针对性的“四大”教育，以医“四病”，即以教医贫、医愚、医弱、医私。以此反观今天的农村脱贫之战，感觉先生所见洞若观火，于今仍未过时。

三是因“缺劳力、没技术”并列致贫原因第二位，至少反映出两个事实。一是在农民以至基层干部心目中，只要有足够充裕的劳动力，生活就基本能够有保障。农民的多子多福观念，除了传宗接代的考虑，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固执地认为，人多力量大，有人才是兴家旺族的硬实力。这也足以解释为什么当初在农村推行计划生育政策成为“天下第一难”。印度学者研究发现，在印度农民看来，他们至少应该有五个孩子，有的放牛、有的砍柴、有的帮助大人种地，等等，各人分工不同，但共同承担着维持家庭生活正常运转的劳动。但这里所说的“缺劳力”，多指那些子女已长大成人另立门户，自己年龄偏大，体力衰退或几近丧失劳动力，经济收入没有保障的以空巢老人为主体的家庭。事实上，随着年龄增长，即使没有灾病，这批人也终将会沦为政府兜底帮扶的对象。这里所说的“没技术”，反映的是另一个层面的真实，即有人力、有体力，但没有一技之长，照样不能摆脱贫困。此外，面对这样一些主观的、客观的，自身的、外在的种种不利因素，长期处在恶劣的生存环境，人们要么丧失了改变现状的信心，得过且过；要么破罐子破摔，变得懒惰起来。有的贫困户甚至抱有一种“穷有理”“穷不怕”的很不健康的心态，“我是穷汉我怕谁？”政府总不会见死不救、饿死不管的。可见，扶贫不能扶懒，扶智得先扶志。解决思想落后、精神贫困问题，甚至要比解决物质贫困更紧要、更困难。关于这一话题，后文对“非贫困户”的访谈中还会有所反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