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在促进改革与开放进程中发展（1985—1992年）

1984年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作出了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全面推进，对外开放进一步发展。城市经济体制改革面临的问题和难度远远超过农村经济体制改革。改革开放中大量的实践和理论问题需要社会科学给予回答。经济研究成为四川社会科学的主战场，广大经济工作者思想活跃、敢于探索，为推动四川经济改革发挥了重要作用。

（一）国企改革研究对四川和全国产生重要影响

四川国有企业改革一直是整个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和每次改革的突破口。计划经济时代尤其是“三线”建设时期，国家在四川布点的大中型国有企业数量众多，四川国企改革任务非常艰巨。四川经济学界加强与企业的联系，密切关注国企改革实践，作了大量深入的调查研究，进行了艰苦的理论探索。四川省社科院、省体改研究所、省计经委经济研究所、西南财经大学经济研究所等研究机构多次与企业或省内市县联合召开针对国企改革的专题研讨会，共同探讨改革路径。四川经济学者提出了许多具有建设性创造性的理论观点。四川省社科院林凌研究员、重庆市社科院院长蒋一苇教授是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理论和实现形式最早研究和开创者之一。林凌提出的国有企业自负盈亏论、从承包制到股份制、股份制是企业的财产组织形式、股份制是国企改革的目标模式、国有经济要退出竞争性领域、垄断部门改革、政府在改革中的双重角色等论点，在国企改革中产生了广泛影响。林凌的论文《股份制在国企改革中的地位和作用》被省政府批发给全省县级以上干部学习讨论，对四川股份制改革发挥了重要的推动作用。蒋一苇在1979年提出经济体制改革不仅仅是政府的简政放权和让利，而应当把增强企业活力，使企业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这一观点对国企改革的方向和重点提供了政策思路。林凌与蒋一苇一起，向国务院总理提出的在首钢进行大型国有企业改革试点的建议，得到采纳和推广，他们所建议的改革模式成为20世纪80年代国企改革的主流。四川的国企改革研究不仅对于本省而且对于全国也产生了重要影响。

（二）城市综合经济体制改革研究全面展开

这一时期四川经济学界围绕国有企业改革这一中心环节，将研究的视野扩大到与国企改革相联系的城市综合经济体制改革。研究的重点是宏观经济管理体制改革，包括流通体制、投资体制、财税体制、金融体制、价格体制，以及劳动就业、分配制度等多方面的改革。四川经济体制改革研究的广度和深度空前拓展，并且由关注各个单项改革到越来越重视各项改革的关联性和整体性的研究。城市综合经济体制改革的复杂程度和难度表明，改革已蹚过“摸着石头过河”的浅水区，正在逐渐进入面临问题更多更复杂的深水区。社会科学研究为四川改革“探路”的作用开始凸显出来。

面对经济体制改革在理论和实践中不断出现的新动向、新问题，四川经济学界开展了一系列重要的学术活动，探讨切磋，集思广益，不断总结改革经验，探索改革路径。1986年，四川省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成立，名誉会长顾金池、会长林凌。体改研究会组织学者不断总结改革实践，探讨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的规律性问题和理论，提出适合四川省实际的体制改革模式、建议和方法。林凌、赵国良、郭元晞等的《中心城市综合改革论》，陈永忠的《中国社会主义股份制研究》等专著；林凌的《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和新体制的框架结构》，唐公昭、张大明、张煜等的《经济体制改革的回顾与近期深化改革的思考》，孔繁涛、何玉柏、李科等的《国家调控市场 市场向导企业——宏观管理与微观搞活有机结合模式探讨》，朱芬吉、顾培东、陈家泽等的《政府经济行为系列研究报告》，刘富善的《完善市场体系与发展生产资料市场》，胡安纮的《城市财政改革探索》，罗洵、杜永澎、胡正渝等的《改进我国投资计划分级管理的设想》等论文，是这个时期代表性的研究成果。四川学者们的理论探索对于推动四川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发展具有不可忽视的意义。

（三）区域经济研究强劲发展

四川地处西南内陆，在中国对外开放梯度推进战略中不具备区位优势。区域经济研究对于四川加快发展和缩小与东南沿海地区的差距，具有特殊的重要意义，受到中共四川省委、省人民政府和四川社会科学界的高度重视。

四川的区域经济研究，并非只是目光向内的封闭式研究，而是从一开始就将四川经济发展放在中国经济发展全局的背景之下加以研究。这种具有全局眼光的区域经济研究，在20世纪80年代就显示出强劲的发展势头。

1985年，四川省社科院发起西南地区社科院联合开展开发大西南战略研究。由云、贵、川、渝、桂四省五方社科院（所）联合成立开发大西南战略研究协作中心，联络处设在四川省社科院。四川省社科院先后牵头完成“西南内外部关系研究”“西南三线建设调整改造战略”“西南智力开发战略研究”“中国西南经济区发展战略研究”等国家课题。1988年依据国家课题《长江上游地区资源开发与生态保护总体战略构想研究》的课题研究报告，开发大西南研究协作中心联合九三学社中央，向党中央、全国人大、国务院提出“关于建立长江上游生态保护和资源开发区的建议”，受到党和政府领导的重视。全国人大七届二次会议期间，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万里批示：建议很好，拟可采纳。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于1989年做出批示，国务院主要负责同志提出了具体意见，并批转国家计委研究办理。该项区域经济研究的成果转化为党和国家决策的重要参考。刘茂才、王小刚主编的《流域开发战略研究——长江上游地区资源开发与生态保护的总体战略构想》，集中了该项研究成果的主要内容。

林凌于1985年在《天府新论》发表的《我国战略布局中的东西部结合问题》，同样体现了四川区域经济研究中的全局性思维特征。林凌针对当时实施的由东向西梯度推进发展战略，提出应实行东西部结合战略的观点。并指出随着东西部结合战略的实施，经济重点必然要向西部转移。西部应主动加强与东部的经济联系，积极开展对西部地区开发战略的研究，做好西部开发的前期准备工作，为中央做出战略决策提供依据。后来的历史发展印证了该项研究的前瞻性。

四川区域经济研究中的全局眼光，有利于对省内区域经济发展的准确定位。四川经济学界关于内陆地区对外开放的思路、路径、方法；四川具有比较优势的基础产业、支柱产业、先导产业的发展战略以及四川产业结构调整的主攻方向和突破口的选择；解决四川经济发展中存在的能源、交通、金融等突出问题的方法和路径；四川省内的区域性经济开发问题，包括丘陵山地等欠发达地区经济开发，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开发等方面的研究成果，大都体现了从本地实际出发，在宏观经济发展中找准位置、扬长避短的思维特征，并在区域经济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唐公昭、漆先望、邹大鹏等的《四川省经济科技社会发展战略规划及产业政策研究报告》，辛文、蒙尊谭、高宇天等的《四川能源资源及发展战略》，林凌、李树桂的《四川——中国内陆大省的对外开放》等专著；杨继瑞的《试论西南经济区形成和发展的理论基础》等论文是这个时期四川区域经济研究的代表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