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西汉河平二年（公元前27年），汉宣帝的第四个儿子东平王刘宇来到长安，向他的侄子汉成帝“上疏求诸子及《太史公书》”，希望皇帝可以将宫中所藏诸子百家之书与太史公所写《史记》赐一份给自己，让自己带回封地慢慢研读。

汉成帝找来舅舅王凤商议此事。王凤坚决反对赐书给东平王，理由是“诸子书或反经术，非圣人，或明鬼神，信物怪；《太史公书》有战国纵横权谲之谋，汉兴之初谋臣奇策，天官灾异，地形厄塞：皆不宜在诸侯王。不可予”。(1)意思是，诸子百家之书与朝廷宣扬的主流经义、褒奖的圣人行迹是唱反调的，《太史公书》记载了战国时期隐秘的纵横家权谋，披露了本朝开国的秘事，这样的书籍不能赐给诸侯王。

汉成帝采纳了舅舅的意见。他告诉叔父，“‘五经’圣人所制，万事靡不毕载”，好好读朝廷推荐的“五经”就行了，那里面记载了天底下所有的事情。

皇帝拒绝赐书给诸侯王的背后潜藏着自秦汉至明清始终袭用的古老统治术，即公开宣扬的历史脉络与运行逻辑往往并不是真实的历史脉络与运行逻辑。王凤所谓的“汉兴之初谋臣奇策”，直白点说就是“刘氏夺取天下的真实手段”。真实的手段大多诡诈而残酷，无法拿上台面。只有“其先刘媪尝息大泽之陂，梦与神遇。是时雷电晦冥，太公往视，则见蛟龙于其上。已而有身，遂产高祖”这样的虚无故事与“四方归心”(2)之类的空洞言说，才可以写进官修史书。

东平王刘宇对诸子百家之书与《史记》的兴趣，换回的是汉成帝对他的更严密监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