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亚的外来户——麦

尽管稻堪称是当今中国最重要的主食，它在上古时代却并不是最重要的谷物。

中国有文字的历史始于商朝的甲骨文。求神问卜在商朝人的精神世界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当我们商朝的祖先在龟甲牛骨上一刀一刀认真刻下他们对祖先的提问时，他们对稻的兴趣显然不够明显——出土的数以万计的甲骨卜辞中，是否存在“稻”至今仍然是个争议话题。

商人并非对农业缺乏兴趣，整体而言，到了商朝，华夏文明以农业为基础的特征已经奠定。粮食的收成已经和国运息息相关，甲骨文中，商人反复卜问“受年”，即卜问农作物是否能够成熟。逐渐增多的人口已经开始高度依赖年复一年的农业收成，水灾、旱灾、蝗灾都有可能让耕作的努力付诸东流，进而引发可怕的饥荒。祈求神明和先祖提前做出提示无疑是对无规律灾害提前准备的必要之举。

我们所能见到的甲骨文多出土于商朝后期的都城殷，位于今天的河南安阳。今天的安阳主粮几乎只种小麦和玉米。其中玉米是原产自美洲的作物，传入中国是明清以来的事情，商朝人自然不可能见过玉米，但是麦子则对商朝人来说较为重要。

从甲骨文看，商朝人对麦子颇有兴趣，涉及麦的“受年”卜问是商朝占卜中常见的卜辞，假如先祖恩惠，卜问结果是好的，专门从事甲骨占卜的贞人还会在“受年”下再刻下“吉”字。

不光是安阳，今天，广袤的华北平原上最常见的粮食作物几乎都是麦，和南方产稻对比鲜明。主粮作物的不同极大地影响了中国人的饮食习惯，形成了所谓“南米北面”的格局，甚至在中国最古老的有明确作者的诗歌《麦秀歌》中已经出现了麦子的身影。

周朝初年，商朝遗老箕子在朝拜新兴的周朝的道路上缓缓前进，他看到曾经的商国故土，业已倾颓的都城朝歌附近正在吐穗的麦子，以“麦秀渐渐”四个简单的字来形容。箕子对商朝灭亡哀思浓重，然而没有思想感情的麦子并不管王朝兴衰，宫阙起圮。每当春天来临，麦子返青时，和暖的春风带来的升温让整个华北平原无边无际的麦田从南到北缓缓染成绿色，接下来，蛰伏一冬的小麦会迅速完成开花、抽穗、灌浆的过程，并在夏天来临之际再次从南到北由绿变黄。不多久，麦穗就会逐渐成熟。在多数情况下，收割后的麦会经过碾磨成为面粉，并被加工成各种食物。

不过当箕子走到朝歌附近时，几乎可以肯定麦田只占了农田的一小部分。麦子在华北地区发展壮大是后来的事，它并非中国本土产物，起源于西亚的新月沃土，即今天伊拉克、叙利亚、黎巴嫩一带。现今常见的小麦由三种植物杂交形成。首先由一粒小麦和拟斯卑尔托山羊草杂交形成二粒小麦，随后二粒小麦又和野生粗山羊草杂交形成现今的小麦。中国本土并没有驯化小麦所需要的野生物种。当麦子传入中国后，虽然荣登五谷之列，但是由于麦子的抗旱性不如华北本土作物，加上上古时期吃麦子只是把麦粒蒸熟食用，并不磨粉，口感不佳，因而小麦并未能在华北地区迅速流行。商朝多处考古遗址，出土的粮食中小麦占比不到五分之一。汉朝则有麦乃“天所来也”“始自天降”的说法，甚至“麦”这个字本身就暗示了小麦的外来身份。汉字“来”是借用了“麦”的字形。这样的借用则是由于在上古时期“来”和“麦”的读音非常接近，而当文字发明时，抽象的“来”就用近音的具象物种“麦”来书写。

“来”甲骨文字形

“麦”甲骨文字形

整个上古时期，麦在华夏大地仍然处于缓慢扩张的过程，它的爆发式扩张还得等待农业技术提高和食品加工方法的改变。对于上古的中国人来说，最重要的作物当属“黍”和“稷”。

在今天的中国，如果在街上随便找一个路人，问他知不知道“黍”和“稷”，路人会有很大概率困惑不解。作为上古时期华夏文明最重要的两种作物，“黍”和“稷”在当今中国大部分地区的认知度并不算高。当然，如果改问知不知道“糜子”“黄米”，或者“小米”“谷子”，听说过的人大概就能多些了。

显然，在今天的中国话里面，这两种作物一般只能享受到“某米”的待遇，而且在形形色色的“米”中，它们也难以争得“大米”的地位，这项殊荣已经牢牢被“稻”把持。

作为谷物总称，“米”字早在甲骨文中就已经出现。当时的写法是一条横线，上下各三个点，形似一根横着放的穗。这也是汉语中一个继承自古老的汉藏语祖先的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