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白居易小传——大唐的注脚
白居易是中唐后期的代表诗人之一。他生活的时代习惯上又称为“元和”时代，“元和”与六朝的“元嘉”、北宋的“元祐”并称三大“诗运转关”。中国的诗学，在元和这个时代发生了重大的转折，分化成了不同的方向。其中一个方向，是平白浅易、关注日常生活，白居易就是这个方向的代表。
这个时代之所以诗学发生了转折，还是因为历史发生了转折。中唐被称为“百代之中”，它不仅是唐代文化的转折点，也是中国文化的转折点。这个时代是中国由贵族社会转向平民化社会的节点。在这个时代之后，权贵门阀与士族清流更彻底地分离了，贵族社会积累下来的文明精华渗入了平民的生活，平民趣味也渗入了士大夫的生活。白居易的诗歌，正是那个时代留下的一个标本。
白居易的诗风被称为“白体”，或者跟元稹合在一起，称为“元白体”。“白体”或“元白体”在中国诗歌史上的影响是深远的。从中晚唐到北宋，“白体”都一直是诗坛的主流。在后来的世代里，诗人们也一直或多或少受到“白体”的影响。“白体”开创了一种不同于六朝和初盛唐的审美范式，并且被后人广泛地接受着。
“白体”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很“白”，流畅易懂。传说，白居易写了诗，都要读给不识字的老妈妈听，一定要让老妈妈听得懂才行。其实，白居易的诗也没白到不识字的老妈妈能听懂的程度，这个传说只是用来形容“白体”的风格的。这种风格，在古代收到的不都是好评。难道只有老妈妈能听懂的诗才是好诗吗？关于这个问题，其实诗人一直是争论不休的。“白体”也一直是一种饱受争议的风格流派。
白居易的诗，最出名的是“讽喻”和“闲适”两种类型。在今天看来，这两种类型的反差未免太大了，前者非常“政治”，后者过于不“政治”。其实，白居易一生的诗，都是在唐王朝历史的边边角角写下的闲言碎语。闲适诗是闲言碎语，讽喻诗也未尝不是一种闲言碎语，因为这些诗不过是一位青年言官的个人感触；讽喻诗关系家国天下，闲适诗未尝不关系家国天下，因为这些诗是一位受挫官员对自己政治境遇的隐晦纪念。白居易一生写诗很多，写的诗都比较轻松，他有点像今天的“自媒体”，热衷于记录日常生活中的点滴感触，或许有点芜杂，但不失可爱地真实。
少年才子
按白居易自己的说法，他的祖先是北齐的高官白建。这样的话，他就算山东士族，即使不是最著名的“山东五姓”，在唐代也算是很体面的出身了。可惜，这个说法，连给他写墓志铭的李商隐都不信。李商隐不好意思多说，只说白居易的世系无可查考。现代的考证早就揭了白居易的老底，他的祖先不仅不是山东士族，其实连汉人都不是。他的这个“白”，是西域胡人改的汉姓，最大可能是出自龟兹王族，跟汉族原来那些姓白的都没有关系。
不过，对这件事也不必特别介意，不必“脑补”白居易说不好官话、会跳胡旋舞什么的。白家在中原住了好几代，早就汉化了。民族这个东西，不是看血缘，是看意识的。论起血缘，大家都是智人，遗传基因没有太大的差别，你是什么民族，关键还是看你认为自己是什么民族。白居易说自己是山东士族的后代，那么他就是汉人。更何况，白居易写汉人的诗写得那么好，是汉人中的最高水平，那么他就是最汉人的汉人。至于多少代之前的事，已经没有意义了，很难说白居易还受到西域文化的影响。汉族就是这样，重文化而轻血缘，海纳百川，不断吸收周边民族的精英，才创造出了如此辉煌的文明。
白居易给自己认的这个祖宗，其实也不是北齐的官，而是北周的官。白居易非要说他是北齐的，是想说自己是山东士族。这说明，白居易在心理上认同的是山东士族的文化。在中晚唐，攀附士族祖先是普遍的社会风气，从积极的角度想，这也反映了当时社会对士族的认可，不能用今天的眼光，一概认为是可耻的。白居易虽然出身于谈不上世系的家庭，但他心里是把自己视为山东士族的。白居易的童年，是在山东士族文化的中心之一荥阳度过的，这才是对他的文化心理有重大影响的事件。
白居易的父亲，是他母亲的亲舅舅。这件事听起来也有点骇人听闻，但这也不能证明他跟西域文化有什么关系。我们不能说，胡人就都不讲究，汉人就都那么讲究。这件事只能证明，白家在白居易以前，并不是什么讲究儒家礼法的人家。
白居易实际上出身于一个基层官僚之家。他的祖父、外祖父、父亲都是明经出身，做到县令。明经也是唐代科举考试的一种，只是比进士科要简单一些，所以考中明经的平均年龄会比考中进士的低一些，但明经出身也就不如进士出身那么受人重视。明经出身未必没有前途，而且从现实考虑，那些不期望将来在士大夫中获得崇高地位、更想早早做官养家的孩子，恐怕会更喜欢明经科。考明经、做县官，已经成了这个家族最熟悉的路径。这个路径，恐怕也是白家本来为白居易规划的，以至于白居易到十六岁才听说世界上有“进士科”这回事。
白居易的祖父、父亲也写点诗，但是他们的诗都没传下来。他的外祖父陈润算是一位不错的诗人，在唐朝这样的朝代也是有一席之地的。白居易写诗，应该也会受到母系文化的影响。
白居易很小就表现出诗歌天赋。他十七岁就可以写出《王昭君》这样的好诗，说明他已经很清楚诗是怎么回事了。他早年的作品同样充满了青春感伤，看不出“乐天”的影子，倒是有点像稍晚的李贺。如果白居易后来不是福寿双全，或许也会被人叫作“诗鬼”的吧。
自从听说了世界上还有进士，白居易一下子爱上了这条路，他废寝忘食地读书，一心要考进士。当时，他去拜见著名诗人顾况。顾况听说这个少年叫“居易”，开玩笑说，“长安物贵，居大不易”。那个年代，要挤进长安居住，已经不是容易的事了。但是顾况看了这位少年呈上的诗卷，看到了其中“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诗句，又笑着说：“有句如此，居亦何难？”诗写得这么好，长安还是可以让你挤一挤的。从这首诗可以看出，白居易已经很娴熟于赋得体五律的写法了，这可是进士考试中的利器。
经过曲折的努力过程，白居易终于在二十九岁时考中了进士。虽然为科举考试做了多年准备，但在当时，他已经是同榜中最年轻的进士了。这时的白居易，自然是意气风发，对前途充满了美好的憧憬。
在数年守选后，三十二岁的白居易在书判拔萃科考试中表现优异，获得了秘书省校书郎的官职。这是唐朝最好的起家官，往往由一代人中最被看好的青年士子担任。这时，白居易还结识了一同通过考试的元稹，收获了他一生中最好的朋友。白居易获得了稳定清贵的职位，在京城租了一处房子安顿下来，这处房子是前朝一位宰相私宅的一部分，有四五间屋子。他平时工作不累，就是校勘一下珍贵的古籍，十天半个月才需要上一次班。家里有一匹马，有两个仆人，每个月的工资花不完，还能有点存款，日子过得很滋润。白居易是个记账狂人，他几乎每次涨工资都要写首诗做纪念。当上校书郎这一次，他是第一次领工资，当然尤其得意。他把以上待遇一字不落地写进了诗里，可见他当时对生活是多么地满意。
白居易依靠自己的天分和努力，摆脱了“明经—小吏—县令”的家族生活轨迹，如愿以偿地成为前途无量的进士、校书郎，实现了小小的阶层跃升，这在中唐是很不容易的事。终其一生，白居易对自己的生活都是大体满意的，他很珍惜自己的士大夫身份。所以，他一面很注意享受生活，一直在计算自己获得了什么；一面很愿意为唐王朝效力，总觉得自己对社会负有责任。这其实是中唐以后士大夫的共同心态。只不过，有的士大夫比较忸怩，不愿意承认自己过得比普通人好得多，也不愿意承认自己和皇权有密切的关系，而白居易显得比较直率，把这些都老老实实地写进了诗里。
在这个阶段，白居易已经开始显示出他的可爱之处。比起之前的某些诗人，他显得有点“话痨”。他会把日常生活中某些无关紧要但是有点意思的小事写下来，把脑海中闪过的不那么高端大气但是很真切的小念头写下来。他不一定非要有什么了不得的大事才写诗，而是大大拓宽了诗的题材范围，诗成了他的日记。这种写法，是“白体”的重要特征，也深刻地影响了后来的诗歌。
青年言官
唐王朝让最有希望的青年才俊先做校书郎，不是轻视他们，而是为了在读书和做官之间给他们一个过渡，先做点不会出人命的工作，把心态调整过来。秘书省的工作是清闲的，但也有点寂寞，壮志凌云的白居易，也并不安于这样的生活。好在，他很快迎来了迁转。
三十五岁的时候，白居易到盩厔去做县尉。清流官做县尉，是做县令的副手，为的是在小地方全面地熟悉政务，其实就是见习县令。这是唐代官员迁转的必由之路。作为县令的儿子，白居易对县里的事务并不陌生，但是作为官员，他看到这一切难免有新的感触，甚至同时在暗自庆幸自己已经过上了更好的生活。在盩厔，他写下了著名的《观刈麦》，“白体”的风格也初步显现。
大约在做校书郎、盩厔尉的时代，白居易还收获了美满的婚姻，娶到了当时显赫的世家大族“靖恭杨氏”的女儿。杨家属于古老的弘农杨氏家族，这个家族在汉代就出了很多大儒，是典型的关中儒学家族，也是李唐王朝青睐的选官、婚配重点，著名的杨贵妃也号称出自这个家族。白居易的岳父杨宁做到国子祭酒。这个家庭，无论是郡望、官职、文化地位，都没的挑了。这家肯选白居易做女婿，也说明白居易的身价确实高了。白居易尝到了婚姻生活的甜蜜，也从杨家听说了很多贵族圈子的掌故，开始融入高等士族的生活。正是在这个时候，他写下了《长恨歌》。
在盩厔县历练一年后，白居易回到京城，出任翰林学士，官品定为拾遗，这是典型的清流官待遇。翰林学士的职位，代表着朝廷对他学识和清流身份的肯定，拾遗则是被重点培养的青年官员由校书郎升迁的下一站。拾遗只有八品，却属于言官，他的本职工作就是向皇帝进谏，议论朝廷政策的得失。这样官品低、没有包袱、可以不计个人得失的言官，在朝廷中是必需的。拾遗位低而权重，很适合授予被重点培养的年轻人。年轻人担任拾遗，仍然是见习朝政，不直接参与决策。皇帝只是让这些年轻人在旁边观察，朝中大佬是如何行政的，做法是否有偏差，有意见随时可以提。我们看到很多诗人在初入仕途的时候就上书提了很多意见，这不是因为他们格外耿直，而是因为他们是清流出身，担任了拾遗，进谏是职责所在。
白居易当上了拾遗，也是格外激动的，因为他的偶像陈子昂、杜甫都在这个尊荣的职位上待过，更因为这个职位可以直接参与朝政，可以直接为朝廷、为百姓做事了。
次年，元稹失去了妻子，写下了著名的悼亡诗。白居易少不得要写诗来安慰这位好友。
白居易做拾遗是很认真的，提出了很多切实的建议。光上书还不够，他下班还要在自己的地盘写诗，继续评判社会现象。同为言官的元稹也跟他一起写。他们给这些诗取名“新乐府”。
“乐府”本来是流行歌曲，是一种最富娱乐性的诗体。老百姓自发歌唱自己的喜悦和哀痛，不自觉地就反映了社会现实。读书人因此认为，乐府是有教化和讽谏的作用的，再前进一步，就认为乐府就是为教化和讽谏而作的。白居易认为，当时的乐府净唱些男欢女爱，是乐府堕落的结果，所以他要写“新乐府”，像他想象中的古人一样写教化和讽谏的乐府。实际上，元、白写的“新乐府”，跟真正的乐府已经没什么关系了，就是一种古体的文人讽喻诗。他们之所以要写讽喻诗，是因为他们这时候正在做言官，已经形成了职业习惯。
写完“新乐府”，白居易又写了一组“秦中吟”，也是讽喻诗，写他在长安看到的社会现象。
白居易的讽喻诗，是他一生创作的精华之一。这些诗作不符合传统的审美，甚至突破了纯文学的功能，但谁也不能否认，这些作品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通过他的讽喻诗，我们认识了中唐后期的社会，也看到了白居易本人的鲜明态度。其中一些激切质朴的语言，也不失为可以传诵的警句，预示着新的诗歌范式的建立。
白居易写讽喻诗，是与他青年时代做言官的经历密不可分的。言官的职位给了他强烈的荣誉感与使命感，而面对社会现实中的种种不合理，他又总是体会到深深的无力。他不能把这些都写进奏折，就把它们当成闲言碎语，写进了诗。他的讽喻诗，是那个时代堂皇文字边缘的注脚，也不失为那个年龄文官内心的真实所想。
中年危机
然而，被寄予期望的青年，并不都是一路领先于同龄人，直至做上宰相的。他们中的多数人，在中年都会蹉跎、沉沦，每个人的具体原因各不相同。白居易的蹉跎，就体现为丁忧和贬谪。
按照当时的制度，父母去世要在家丁忧三年。这是让一个人的仕途慢下来的契机，也是官场的暗斗容易发生效力的节点。丁忧者远离朝政，看着“沉舟侧畔千帆过”而不能有所作为。丁忧结束后，有的人可以马上东山再起，有的人就要受到政敌的乘机阻挠。
白居易及第时，已经服完父丧。在他四十岁时，母亲去世了。在此之前，他做了多年言官，已经受到了不少人的嫉妒和怨恨。此时，朝中政局复杂，前有“永贞革新”，后有“牛李党争”。作为新晋官员，白居易在“永贞革新”中倾向刘禹锡等人；作为科举出身的寒素士人，白居易在“牛李党争”中倾向于牛党。白居易不是极端派，只是在党争中略有倾向，但既然有党争，就难免会受到对立面的刁难。
白居易丁忧时，就隐隐感觉到了不好。这时候，他开始写闲适诗。这些诗作表面是写自己安于闲适的生活，不用上班很开心，实际上仍然透露出被遗忘的焦虑与落寞。果然，丁忧结束，朝廷迟迟不肯重新征召白居易。
在不祥的预感中，四十四岁的白居易等来了政治上的打击。他被诬陷了一堆莫须有的罪名，最终被贬为江州司马。
江州司马是六品官，从品级上来看也不低，但是士大夫在乎的不是官品的高低，而是能不能做自己想做的事。州司马是太守的副手，是地方上的闲职，如果皇帝暂时不想用你，但是还不至于剥夺你的官员身份，那么就最有可能给你安排这样的职位。从拾遗到州司马，虽然官品还升了两品，但心理感受是从天上跌到了地下。直言敢谏的拾遗经常会落到这样的境地，被“贬为”一个官品比拾遗还高的地方官。
白居易在江州司马任上待了四年。其间，他写了又一力作《琵琶行》。在琵琶女的身上，他寄寓了自己的人生经历：少年时代，我是那样春风得意，那样被人看重，我才华横溢，“曲罢曾教善才伏”；在热闹的京城里，世家子弟争相与我结交，“五陵年少争缠头”；但是好景不长，“弟走从军阿姨死”，提携我的长辈，与我交好的朋友，我曾经依靠的人一个个都指望不上了，我突然就“门前冷落鞍马稀”了，我不再是那个最年轻的才俊，而已经“暮去朝来颜色故”了；最后，我沦落到这浔阳江头，“夜深忽梦少年事”，回想起少年时代，我居然以为自己会是国家的栋梁，于是“梦啼妆泪红阑干”。其实，哪里那么巧，浔阳江上真有一个琵琶女，还和白居易一样是从京城来的？即使有这么一个人，白居易哪里会真的跟她半夜在舟中相处？琵琶女不过是白居易糅合了他在贬谪路上见过的一个歌女的形象，幻化出的另一个自我。堂堂翰林学士，把自己说成一个年老色衰的歌女，这是怎样的自轻自贱？这反映了白居易在江州的极度自我放逐的心态。歌女的红泪滴进现实，就是江州司马的青衫之泪。
在江州任上，白居易也时常思念他的好友元稹，也曾到治下的庐山游玩，留下了很多脍炙人口的诗作。
四十八岁的时候，白居易终于等来了迁转，到忠州去做刺史。忠州虽然地处偏远，不是什么好去处，但是能做刺史，无疑是一个可能重新受到重用的信号。刺史是五品官，可以穿绯袍。对于中古的士人来说，做到五品官，是一个身份提升的标志，可以算是真正的“大夫”，可以对这一辈子有一个交代了。地方官的五品，还不能跟京官的五品相比，但总算是给了已近知天命之年的白居易一个安置，标志着流放生涯的结束。事实上这也成为白居易升为朝中高官的起点。
这个阶段，白居易本人就是一直被放逐的，他的诗作也天然是放逐的诗作。放逐的时光，往往催生出一个诗人生命中最精彩的作品。白居易一生都是在精神上游走于大唐边缘的诗人，而在现实中被放逐的这几年，最终成就了作为诗人的白居易。
回京得志
自从做上忠州刺史之后，白居易迎来了一段快速升迁的日子。
四十九岁的时候，白居易回到长安，做上了尚书省的司门员外郎，很快被擢升为主客郎中，代替牛僧孺承担知制诰的差使。知制诰是负责起草诏令的，是文官系统中最有权势、最为荣耀的职务之一。一个清流文人做上知制诰，是他受到皇帝重用的典型标志。此时白居易心里一定是非常感激，想有一番作为。
不过，一个诗人怎么好意思写诗说自己心里美得冒泡呢？他偏要找点什么理由言不由衷一下，说自己过得并不如意。古代的官阶和差遣是分离的，官阶是你的待遇，差遣是你的实际工作。白居易这时候的差遣官很高了，但是官阶暂时还没升上去，还是六品，说起来比忠州刺史还要低一品。地方官的官阶一般比他在官场上的实际地位要高一点，说这个地方官“相当于”朝中的什么官，往往是“相当”不了的。一般京官调成地方官，官品要升一点；地方官调成京官，官品要降一点。地方官入京降一点官品，不仅不是惩罚，反而是值得高兴的大喜事。
忠州刺史可以穿红袍子，他当这个官反而不能穿了，所以，他回京的时候要把红袍子脱下来。那么，是穿红袍当忠州刺史好，还是穿绿袍当知制诰好呢？当然是后者好了！所以，白居易这时候脱掉红袍，脱得是特别高兴的。但是他偏偏要写一首诗说：你看，我连红袍子都脱掉了啊，连腰上的银鱼符都收走了，孩子都哭闹着不干了啊。其实，孩子懂什么呢？光看红袍子绿袍子，那是小孩子的心理罢了。白居易这么说，其实是升了官还在这里卖乖，我们不要被他骗过了。一年后，他升了官品，如愿以偿地穿上了真正有含金量的红袍。
虽然卖乖，白居易还算是不避讳写现实中的功名利禄的。他不无自得地写，自己怎样在宫禁中的办公室，对着紫薇花写诏书；自己怎样转为上柱国，怎样扬眉吐气。这时候他写下了很多游戏之作，与年长于他、诗风与他迥异、经常显得太过严肃的韩愈韩阁老开开玩笑，有时候也与小女冠、小尼姑开开玩笑。
不过，白居易很快就发现在朝中身居高官也没什么意思。这时候的唐王朝正在失去对地方的控制力，朝中则是朋党纷争。白居易在几件事情上都受到挫折，感觉很难施展自己的抱负。特别是这时候日益浮出水面的“牛李党争”，更是令他厌倦。所以，在五十一岁的时候，他主动要求外放，到杭州去做刺史。他这一去，倒是避开了“牛李党争”最激烈的阶段。
杭州是个好地方，白居易以尊贵的身份来到杭州，并非贬谪，而是主动逃避朝中纷争，过得很惬意。更令他高兴的是，他的好友元稹这时候到越州做了刺史，与他书信往来十分方便。这段时间，他与元稹互相激励，写了很多诗。这时候正是长庆年间，他们写的诗又称“长庆体”。
白居易在杭州的时候，为百姓做了很多实事，包括修筑了著名的“白堤”。勤政之余，他还写下了像《钱塘湖春行》这样的漂亮诗作，从诗中可以看出，他此时的愉悦是发自内心的。他还带着杭州的士民百姓一起写诗。诗歌，成了他作为一方刺史传播儒家文化的载体，这件事也是很有诗意的。白居易在杭州待得很舒服，到三年任满离开的时候，他还写诗表示没待够。多年之后，他还写了三首《忆江南》词，怀念杭州。
在得意的日子里，白居易还是保留着老习惯，喜欢用诗记录日常生活。因为日子过得太好，他这种写日常生活的作品，在今天的我们看来，未免难于共情，而且有写得太多太滥的嫌疑，不时会露出一点“老干部”的声调。但在那个时候，这样的写法是很新鲜的，是白居易的创造，而这种创造，出自白居易对生活真诚的爱。他在这个阶段作品中的精华，仍然不失为好诗的样板。
洛阳老人
离开杭州，白居易到了苏州去当刺史。但只过了一年，他就犯了严重的眼病，没法再照管郡中的政务了。从这时候开始，白居易就不太参与实际的政治事务了，他开始隐退，步入了晚年。
五十六岁时，白居易回到长安，做了秘书监。这是一个文坛领袖喜欢担任的职务。这时候已经是文宗大和元年，算是晚唐了，白居易已经是朝中元老，穿上了最高级别的金紫官袍。
这时候的白居易，已经不是那个被寄予厚望、愿意为唐王朝做事的青年了。他不用再做任何事，存在的意义就是做前朝传统和长者权威的象征，只要让大家还能看到他就好，实际上成了苍髯皓首、穿着华贵官袍的“吉祥物”。
五十八岁的时候，白居易辞去了朝中的职务，带着“太子宾客”这样的荣誉头衔到洛阳居住，实际上结束了政治生命。他在洛阳买了一所有水竹园林的豪宅，在那里颐养天年，直到七十五岁去世。
在最后的日子里，白居易的生活，就是作为一位长者，与朝中官员和其他退隐的老人唱和酬赠。其间，他经历了挚友元稹的逝世，也接见了诗坛新锐李商隐。
晚年的白居易，是一个生活在晚唐的中唐人，一个真正的“老人”。他代表着旧的时代，却又真实地生活、写作着。他不再从政，写的诗也不再能翻出新意，但他在政治上、文学上又享有崇高的话语权，令年轻人感到压力。他的这个状态持续了二十年，也让白居易给诗坛留下了一个老人的形象。
在漫长的晚年里，白居易写诗自娱。他把他中年拿手的“闲适诗”又捡了起来。他晚年的闲适诗，主要写自己不用上朝、不用出门、衣食无忧的闲适生活。这时候的闲适，是真的闲适，不再有政治上被压抑的落寞。如果还有落寞，那是因为他意识到自己老去了，不能再有所作为，年龄给了他最彻底的放逐。
在彻底放逐的晚年，白居易玩过很多文字游戏，写过“何处春深好”这样程式化的组诗，也写过《一字至七字诗》这样的游戏之作。这些作品极度讲究形式，是白居易在娴熟于文字而又百无聊赖的晚年，以写诗为消遣的产物。白居易一辈子写诗都有玩的成分，到最后更是随心所欲地玩诗了。
白居易在晚年，还几次自己编订自己的诗集，找人抄好了，藏在各大寺庙这样保险的地方。在那个时代，他这么干显得有点自恋，因为之前还没有人这么干过。当时这么干的成本也是很高的，因为印刷术还不普及，每一个副本都要靠抄的。不过也正因为这样，他的诗才比之前的人传下来得都多。传下来的诗多，也好也不好，好处是我们今天可以更全面地了解他；坏处是传下来的诗多了，又没有经过读者的筛选，平均质量难免就低了。
白居易是早慧的，也是长寿的，这让他有机会足足写了六十年的诗；白居易对诗的态度是轻松的，这让他有机会写了很多诗，写了很多跟前人不一样的诗。他的诗，首先让人耳目一新，很容易觉得心有戚戚，所以赢得了众多的崇拜者和效仿者，加上他的诗数量大、流传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白居易成为中晚唐诗坛的“广大教化主”，几乎是实际影响力最大的诗人。在宋以后的诗坛上，“白体”也始终存在，成为一种不可忽视的诗学流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