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王洲明

就像书名所昭示的那样，杨霞博士的《政治·学术·思想：汉代士人的文学世界》一书，是在大的视野观照下，研究汉代士人与汉代文学诸多问题的一本学术专著。论著分为四个专题，分别是《灾异屡现与文本记述》《诸子频出与文章撰著》《士人流动与文学自觉》与《士风异动与文风变迁》。其中，《诸子频出与文章撰著》《士人流动与文学自觉》两章的研究范围集中于东汉，其原因，恰如作者在文中提及：一则目前学界关于西汉政论文的研究已经有相当多的研究成果，因此不再赘述；二则东汉士人流动频繁，超越先前各时期，更具研究价值。

该论著是作者多年潜心研究汉代文学的结晶。它既是多年刻苦研究的学术成果，也昭示着作者学习和从事学术研究的经历。作者硕士生阶段学的是先秦两汉文学专业，论文选题是《仲长统考论》。硕士毕业后回原籍安徽省城某大学工作，先后申请了省教育厅人文社科项目“王符、徐幹、仲长统等汉末魏初政论散文群体作家研究”“建安时期书体散文研究”“士人流动与东汉文本书写”并得以立项。围绕课题研究，她更加系统地阅读了先秦，特别是两汉的典籍。正是因为有过三年研究生学习的阶段，又经过十余年的读书钻研，才收获了这不菲的学术成果。

该论著的学术价值和有益的启示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该书对东汉中后期的三位著名政论散文作家王符、徐幹、仲长统作了深入细致的研究。这其中包括对三者生平事迹乃至著述的考辨，政治态度、学术思想的论列，也包括对其性情品格、作品艺术特色、审美好尚的分析和欣赏。阅读作品、从事作家作品的专门研究，是从事古典文学研究的基础，这个最明白、最简单的道理，却在一段时间内被轻视了。我们读该论著中《王符〈潜夫论〉深潜之美》《〈潜夫论〉〈中论〉〈昌言〉风格比较》等文，就能体会到作者对待作家作品的钻研之深和体味之细。而且，通过这个青年人（当然还包括许许多多青年人）研究古典文学成长的经历，确实证明了读懂、读熟作品，是从事古典文学研究的重中之重。我们当然需要对中国古典文学做综合性的研究，我们也很需要对作家作品乃至各种文学现象做出理论性的阐释，但这种综合与阐释应该建立在对作家作品的熟悉和充分理解感悟的基础之上。只有如此，才能保证这种综合研究与理性阐释是客观的、科学的。

其次，作者对汉代散文，特别是对东汉散文的研究，有属于自己的研究心得，细化了由东汉中后期乃至汉末的散文向六朝散文发展过渡轨迹的某些重要节点，为深入了解该阶段士人的生活状态、审美好尚、散文风格等，提供了可资观览的具体对象。论著中的《〈潜夫论〉〈中论〉〈昌言〉风格比较》《王符〈潜夫论〉深潜之美》《“后汉三贤”的天道观》《清评：基于东汉荐举文的考察》等，都是以东汉散文为文本基础进行的进一步探讨。就汉代文学的研究实际而言，东汉文学研究不如西汉文学研究那么深入。而东汉文学是如何向魏晋六朝发展过渡的，就更应该是汉代文学研究的一个重点。作者不仅注意到并抓住了这个研究重点，并选取文学中的散文这个重要方面，做出了认真的、探索性的研究，而且，其从事研究的许多方法也值得称道。从大处说，她十分关注汉代散文的历史发展，是从西汉散文到东汉散文、从东汉末散文到魏晋六朝散文的发展联系之中，来考察和认识东汉这几位重要作家的散文成就和艺术特点的。从细处说，她又对生活于同一时期但不同历史阶段的这几位重要作家的散文成就和艺术特点的不同进行比较，作了详细的论析，并剖析其不同的原因。论著中许多文章之所以有一定深度，阅读后能得到某些学术厚重感的满足，其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得益于这种纵向的历史分析和横向的比较研究方法的成功运用。

最后，我觉得，该论著还有一点值得肯定，即研究问题时既具备学术的大视野，又能做到与具体细致深入的研究相结合，即大处着眼、细处入手。我们都知道，没有大处着眼，易沦为就事论事；没有细处入手，易沦为空泛无物。我们又都知道，所谓研究，就是发现研究对象中的各种问题，通过研究，揭示出这些问题的实际存在，并解释问题形成的前因后果，从而形成某些概念、判断、结论，并从中总结出某些规律性的东西。我们还都知道，要真正充分认识某种事物，都要经过实践，并在实践中经过由现象到本质、由具体到抽象、由个别到一般、由偶然到必然如此等的无数次反复思考，才能获得成功。无论自觉或不自觉，无论是在探索已知或未知领域的各种问题，这应该是获得正确认知的基本规律。从上述研究学问的路数和认识的一般规律出发，我们再来看该论著中的文章，便能够发现作者在这些方面的追求和所做出的努力。比如《不遇：从董仲舒、司马迁、东方朔的赋谈起》一文，是从分析武帝时代发生的“不遇”这一具体文学现象入手，对三人不同人生、思想、追求作具体分析，同时，又注意把握远自先秦、武帝乃至整个汉代政治环境变迁中士人的心态，由此来深刻认识这一问题的。结论是：“战国屈原被楚王驱逐，忧愤难平，后投江殉国；汉初贾谊被贬长沙，志不得抒，竟郁郁而终。与汉武帝之前这两位的激愤而死和忧郁而终有所不同，武帝其时的董、迁、朔虽然也同样积极入世，但更为可贵的是他们已经能够将个人与国家、政统与道统区分开来，具有更现实的态度或更高的追求。而后世之士面对不遇，或寄情山水，相忘江湖；或归守田园，务力稼穑。早期屈、贾等士人的极度悲愤压抑的情态经过董、迁、朔等的回归、升华、转移而日渐平和、释然；同时，士人心理由早期更多悲世成分发展为后来更多体己的内容。”“更多体己”，应该是从西汉到东汉、从汉末到魏晋六朝，士人心态变化中的非常重要的表现，心态变化必然影响及行为出处的变化，也必然影响及审美好尚的变化，自然会影响及文学风格的变化。再比如，同样作为汉代人写的史书，《史记》体现出司马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崇尚自然的史学观，这与班固的《汉书》所体现的以赤刘为正宗的正统史学观，有着明显的不同。学者们在这方面的研究应该说是相当深入了。论著作者别开蹊径，结合汉代历史、经学发展，从班固成长、发展的空间及其所处地域文化的角度，对班固所受思想影响进行了深入研究分析。认为，班固“一生所至之地域，儒学大行其道，儒者环于四周，原本承袭其父志，后又得遇于明帝，因此，其正统史观之形成，既是国家意志之体现，却更是作者个体地域流转、情感浮沉、思想也随之渐趋成型的必然产物”。其结论应该说是比较中肯和客观的。再如结合历史、政治、学术发展对“后汉三杰”散文的比较，认为王符主要是对奢靡无度、贤才弃用、报国无门世风的批判，“他的批判在激愤中更显无望，语调冷峻而深沉”；认为徐幹是“阐发义理，原本经训”，是从高处、远处做出批判，因此，“作品呈现出温婉、典雅、深茂的风格特征”；而仲长统，所涉及的批判面更广、更深，是“以‘炎炎菿言’发出了‘骇小儒之耳目’的救世呐喊”。其分析联系到了作者的时代、身份、经历，甚至性情，既茧里抽丝，又鞭辟入里。论著中这样的例子很多，读者自可观览体察。诚然，论著中的许多问题仍有研究空间，对某些问题的认识或者对论著中的某些结论会有不同的意见，细心的读者也都会观览体察到的。

这是杨霞博士第一部学术性的论著，也可以说是读博士之前的一段时期的学术成果的结集。我于这些可观的成果中，看出了她的努力、认真，以及她作为女性研究者思维的细密，同时还能看出于字里行间闪烁的某些灵气。

21世纪之初，我在看研究生复试材料时，发现有一位南京大学行政管理学专业的女生报考了山东大学古典文学学科，而且选的专业方向竟然是先秦两汉文学，颇感惊奇。复试时，老师们都感觉满意，问为什么放弃原先专业而转行学古典文学，答曰“喜欢”。于是就录取了。这个女生就是杨霞。由此我想，常说“兴趣是成功的一半”，从杨霞身上是否也能证明了这一点呢？

杨霞工作一段时间后，于2012年进入安徽大学吴怀东教授门下学习，于2015年毕业并获得文学博士学位。我相信她的博士学位论文在不久将来，就会充实、修改后出版。我也期待着杨霞有更多的学术成就。

是为序。

王洲明

于山东大学第五宿舍寓所

2017年重阳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