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灾异屡现与文本记述

灾异包括灾害和异象。灾，“伤也，随事而诛”（《白虎通·灾变》）、“随事而至”（《春秋公羊传注疏·隐公五年》），有谴责之意；异，怪也，“先事而至”（《春秋公羊传注疏·隐公三年》），带有预言性质。灾害是真实发生、造成危害的自然活动；异象则可分为吉兆与凶兆。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对灾异进行记录和研究的国家。在《尚书》《国语》和《竹书纪年》等书中就有诸多对灾异的记载，但成系统的记录则是在汉代。《汉书·五行志》首开中国古代文献专记灾害志的先河，其后各正史中多有记载各类灾害的《五行志》。可以说，中国古代对天文、气象、物候的记载和研究相当重视，其一是因为中国是世界上灾害种类多、分布广、强度大的国家之一；其二是中国自古以农耕为主要生活方式，农业深受自然环境影响，一次大的灾害就可能导致颗粒无收而引起灾荒，继而影响政权的稳定。因此统治者和民众都需要对灾害加以详细记载，以此来考察人类活动与自然变化的关系，从中得出规律性的东西，并加以规避。而对于异象的记载，则更多出自于民众对未知事物带有敬畏之心的理解与表达。

与灾异频发相应而生的是灾异观的盛行。这种观念系统形成于西汉时期，由大儒董仲舒建立，其思想集中表现为“灾异谴告说”。这一学说认为“灾者，天之谴也；异者，天之威也。谴之而不知，乃畏之以威。”又云：“凡灾异之本，尽生于国家之失。国家之失乃始萌芽，而天出灾害以谴告之；谴告之而不知变，乃见怪异以惊骇之，惊骇之尚不知畏恐，其殃咎乃至。”（《春秋繁露·必仁且智》）灾异观的形成与盛行又影响到了士人们对灾异的记录与书写，使得客观发生的灾害与异象染上了浓厚、鲜明的主观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