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培训与技能
培训是人力资本理论中的另一个主要指标。通过培训可以将农民工从正规教育中获得的基础知识转化为适应劳动力市场的专业技能，从而提高农民工在就业市场上的地位和收入。农民工的培训得到了政府和社会的长期关注。有关培训的政策与理论研究都很丰富。本次调查关注的是目前农民工获得培训的总体情况、代次差异和培训的效果与渠道等问题。
一 培训参与与技能
（一）培训参与率
本次调查发现，总体上农民工参加过劳动技能培训的比例达到了48.52%，占调查样本的近一半（如图3-10所示）。根据国家统计局的监测报告，这一指标在2011年为31.2%。与之相比，西部中心城市的农民工受过劳动技能培训的比例明显更高。
图3-10 农民工参加技能培训的总体分布
表3-5的结果表明，农民工参加劳动技能培训的比例在不同年龄组中差异较大。低年龄组的农民工参加过劳动培训的比例高。16～25岁组农民工参加过劳动培训的比例为52.77%，而46岁以上组农民工参加过劳动培训的比例只有21.59%。正如许多文献所指出的那样，随着产业发展对技术工种的要求，政府、企业和社会为年轻人提供的培训机会更多；青年农民工在城市定居和提升职业地位的意愿较第一代农民工更强，因而参加技能培训的积极性也更高。新生代农民工在总体中的占比越来越大，也在一定程度上放大了参加劳动技能培训的年龄差异。根据本次调查的数据分析，新生代农民工参加过劳动技能培训的比例为52.6%，而第一代农民工的参加比例仅为39.7%。
表3-5 分年龄段的参加培训比例
（二）参与培训对技能的作用
关注农民工就业能力，还需要考察参加培训在多大程度上能够满足农民工获得就业能力提升的目标。对表3-6结果的分析有以下发现。
表3-6 农民工参加技能培训与掌握职业技能
1.总体情况
培训与否对农民工能否获得职业要求技能的影响有限。本次调查中18.1%的农民工尚未掌握目前所从事职业的技能要求，而在994位掌握了职业要求技能的农民工中53.42%的参加过劳动技能培训。换一个角度来看，在参加过技能培训的588个样本中，90.31%的农民工掌握了职业所需的劳动技能，而未接受过培训的人中，只有74.08%的掌握了职业所需技能。尽管这一结果验证了培训对适应职业要求的作用，但是参加培训的作用仅将胜任工作的比例提高了16.23个百分点。这一比例显示，参加职业技能培训对农民工达到职业技能要求的作用似乎并没有预期的明显。
2.参加培训对职业技能提高的效果在两代农民工之间存在差异
培训对新生代农民工适应岗位要求的效果明显好于第一代农民工。参加过职业技能培训的第一代农民工中有44.94%的人已掌握了目前职业所需技能，而这一比例在新生代农民工群体中为57.37%。这也可能意味着培训对新生代农民工达到职业技术要求的作用要大于第一代农民工。
（三）培训参与渠道
劳动技能获得的途径除了参加正规组织培训以外，还可能有其他非正式培训途径。农民工就业培训的渠道排序如图3-11所示，有23.92%的农民工是通过自己边学边干方式掌握目前工作所需技能的。此外，被农民工采用的培训方式按照经常性排序依次为：跟师傅学、公司/单位内部培训、在学校学、社会上的职业培训班、政府组织培训以及其他。传统的“师傅带徒弟”在农民工职业培训中仍是主要方式，但“公司/单位内部培训”的比例已经与其接近，反映出企业对内部员工的人力资本建设正在成为农民工人力资本提升的重要方式之一。通过中专或技校和社会上的其他培训班学习技能的比例也相对较高，说明农民工个体对自身人力资本投资的重视程度在增加，职业教育的作用也正在显现出来。同时也应该注意到，虽然近年来政府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发展农民工职业培训，但是农民工参与政府组织培训的比例仍然较低，政策实施的效果有待进一步评估。
图3-11 农民工培训渠道的总体分布与代次差异
两代农民工在培训渠道上的差异首先表现在，新生代农民工依靠边学边干获得技能的比例比第一代低了15.50%，这表明新生代农民工可能有更多机会通过多种培训渠道获得技能。其次，新生代农民工通过各种培训渠道获得技能的比例普遍高于第一代，其中“公司/单位内部培训”的比例高出15.75%。再次，新生代农民工通过正式培训渠道获得技能的比例全面高于第一代，同时，利用“跟师傅学”这种非制度培训渠道获得技能的比例也比第一代高出了6.33%，这说明“师傅带徒弟”在农民工群体中依然有需求和活力，在农民工培训制度设计中也应该加以关注。
二 培训参与与职业技能认证
职业技能是一种隐性的能力，职业资格级别认证则是这种隐性能力的显性表现。分等级的职业技能评价体系不仅反映了农民工获得的职业技能的质量，同时资格证书本身也是非常重要的从业资质。在职业流动过程中，雇主在不了解求职者背景的情况下，职业技能证书对农民工职业地位获得的作用非常重要，帮助农民工获得官方机构的认可并授予凭证是一项非常有意义的工作。
图3-12显示，在获得了职业要求技能的994个农民工样本中，63.48%没有获得技能等级证书。在36.52%获得了职业资格认证的农民工中，获得的资格认证以初级、中级为主，获得高级及以上资格认证的农民工比例仅为7.65%。农民工获得的劳动技能的质量并不高，大多数农民工的职业技能并没有得到第三方机构的认可。在获得的职业技能等级方面，新生代农民工所获得职业资格级别略高于第一代农民工。
图3-12 农民工获得资格认证的总体分布
培训作为目前提升农民工人力资本的主要手段，除了对培训参与率本身的考察以外，还需要了解参加培训对农民工专业技能质量提升的具体作用如何。表3-7表明，①培训对获得职业等级证书具有促进作用。从每一个等级来看，参加过培训的农民工获得证书的比例都高于没参加过培训的农民工。②培训对职业技能等级的促进主要体现为对中级等级证书的获得。在获得中级等级的154个农民工中有79.22%参加过培训，而未参加过培训的农民工只有20.78%。尽管在高级等级（获得高级资格证书、技师证书或高级技师证书）中这两个百分比的差别也较大，但因为获得高级等级的农民工在总体中的比例太低因而不能肯定。而未受过技能培训的农民工更多的只是获得初级资格认证。③47.02%受过培训的农民工未取得任何职业技能等级证书。这意味着公共政策在农民工培训和资格认证方面还有改进的空间。
表3-7 培训与职业技能等级
由于培训有助于获得职业认定级别，新生代农民工培训参与的比例较高，新生代农民工通过培训达到职业技能要求的比例高于第一代农民工。
三 留守、随迁经历与培训的关系
有留守经历的新生代农民工在学校获得技能的比例比其他农民工低近10个百分点，而有随迁经历的新生代农民工参加过政府组织培训的比例高出10个百分点。这一结果表明，留守经历对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技能获得的负面作用非常明显。同时，有随迁经历的新生代农民工的技能级别显著高于其他两类新生代农民工。这说明，尽管随迁子女在城市的就学有较多的障碍和限制，有过随迁经历的新生代农民工在基础教育方面并没有显现出更多的优势，但这却可能对他们的职业技能获得有所促进（见表3-8）。
表3-8 不同代次农民工工作技能的差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