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周边”概念的演进

中国的外交政策把需要一个什么样的外部环境定义为国际战略的重大组成部分。改革开放之后，和平、稳定的环境是推进经济建设的必要条件，这个思想来自邓小平。早在1975年4月，邓小平在会见美国众议院院长艾伯特、众议院共和党领袖罗兹时就指出：“我们现在需要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来建设我们的国家。”^[2]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中国的对外战略总体上抛弃了意识形态纲要，转而重视物质化的国家利益，不再以美苏的战略竞争来指导中国的对外关系。采取这样一种新思维之后，中国必须重新界定与外部世界的关系。正是在这种重新找回定位的过程中，思维的方向发生了实质性的变革，即中国与周边的关系成为中国对外关系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并逐步壮大为比较稳定的一组关系。

“周边”一词于20世纪80年代后期出现在表述中国外交和安全战略研究的文献中。80年代前期，在讨论苏联是否存在一个全球战略时，针对西方一部分分析家认为苏联只有“周边战略”的说法，中国学者判断苏联执行的是争夺世界霸权的全球战略。1985年6月，邓小平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指出：“根据对世界大势的这些分析，以及对我们周围环境的分析，我们改变了原来认为战争的危险很迫近的看法。”^[3]大约从这一年开始，中国海军的建设进入一个转折期，至少从战略设计层面看，中国已经考虑到要提高近海防御的战略方针。当时担任海军司令员的刘华清将军提出，中国必须改变“沿岸防御战略”，而进入一个“近海防御战略阶段”。正是在这一年，中国海军首访巴基斯坦、斯里兰卡和孟加拉国，这是中国军队第一次进行海外出访，引起国际社会高度关注。1987年夏季，“周边环境”概念首次出现在《人民日报》上，中国军方高级领导人在评估周边环境时，突出领土领海面临的安全威胁，并强调越南的行为是一种地区霸权主义。当年召开的中共十三大认为，中国的开放格局已经从南到北粗具规模，这种新开放观也引发了对周边安全形势的关注。12月，北京国际战略学会举行年会，专门对周边的国际形势作了深入讨论，战略学会的负责人是中央外事工作领导小组的成员。

1988年3月，李鹏担任代总理做政府工作报告时提出：“中国一向重视同周边各国保持和发展睦邻关系，特别关心亚洲的和平与稳定。”这是“周边”一词首次出现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其范围包括蒙古国、朝鲜半岛、东盟以及南亚各国，但不包括日本。5月份，外交部副部长钱其琛在会见缅甸客人时也强调了中国非常重视同周边国家发展睦邻友好关系。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强调周边的重要性，体现了中国政府对地区经济合作进展的认识，世界经济在20世纪80年代的新动向是地区经济合作迅猛发展，世界经济呈现出三足鼎立格局。日本因为与美国的经济竞争转而开始重视亚洲，强化与地区国家的合作，这种态势引起中国学界的重视，而中国改革开放早期的进程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日本在亚洲的贸易投资，日本引领的东亚经济增长成为中国获得经济发展的重要外部环境。因此，中国领导人把经济发展与周边环境联系起来看待是很自然的。例如，1990年10月，外交部部长钱其琛在纽约亚洲学会发表演讲时认为：“中国的经济建设需要和平的国际环境……中国一向重视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发展同亚洲国家的睦邻友好关系。”

进入20世纪90年代初期之后，中国领导人非常明确地表示，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处于历史上的最好时期。1990年12月，钱其琛外长在接受《人民日报》记者采访时说，“现在是我国同周边国家的关系40年来最好的时期”。1991年3月，李鹏总理在“八五”计划纲要报告会上认为：“我国政府大力发展同周边国家的睦邻友好关系，以此作为外交工作的重点，现在是建国以来我国同周围邻国关系的最好时期之一。”5月，江泽民出访苏联时指出：“中国重视同周边国家发展睦邻友好关系。”此时的“周边”已经明确包括日本，之后领导人讲话涉及“周边”时也包括日本。7月1日，江泽民在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七十周年时强调：“我们要继续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积极发展同一切国家的友好关系，特别是保持和发展同周边国家的睦邻友好关系，加强同第三世界国家的团结和合作。”1991年12月，国务委员兼外长钱其琛在第46届联合国大会上发言时指出：“同周边国家发展睦邻友好关系，创造一个和平安定的周边环境是我国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是中国政府首次在国外向全世界宣布一个良好的“周边环境”对中国的重要性。

与“周边”和“周边环境”概念相比，中国学术界较多地使用“周边安全环境”分析中国面临的战略形势。1990年4月，程林胜在《九十年代世界总体格局与中国》一文中认为，中国要进一步促进和保持周边安全环境的长期稳定，要敢于涉足亚太地区的区域性经济合作，以收获经济、战略和安全上的好处。^[4]同年，郗润昌在《世界新秩序的演变趋势与国际安全》一文中认为，中国的安全环境由三个相互关联的层次组成：全球安全环境、地区安全环境和周边安全环境。尽管全球安全环境转好，但周边仍然问题颇多。^[5]1992年10月，党的十四大政治报告指出，中国“同周边国家的睦邻友好关系处于建国以来的最好时期”。尽管这一表述并没有采用“周边环境”这一概念，但此后中国学术界对亚洲形势的判断基本秉持了党在政治报告中的论断。

官方对“周边安全环境”概念的使用多与军事、安全联系在一起。1992年12月，江泽民在驻京部队老干部迎新年茶话会上强调军队要“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创造长期稳定的安全环境”。1993年1月，江泽民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认为：“我国周边安全环境不断得到改善，同周边国家的睦邻友好关系处于建国以来最好的时期。”^[6]这是中国领导人首次使用“周边安全环境”概念。不过，江泽民的这一讲话直到2006年《江泽民文选》出版时才公布。在1996年6月举行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外交部发言人沈国放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说，中国和东盟“就双边关系、地区形势以及周边安全环境等问题交换了看法，并取得了广泛的共识”。这是“周边安全环境”概念首次出现在《人民日报》上。

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突出了中国对周边安全环境的塑造能力。事实上，从1996年开始，“中央多次研究经济安全和防范金融风险的问题”。金融危机爆发之后，中国采取人民币不贬值政策赢得了东盟的信任和赞赏。“这既是对各国战胜金融危机的有力支持，也符合我们的自身利益。事实上，如果亚洲乱了，中国也难以独善其身。而当我们起了稳定作用，对各国克服困难提供了帮助时，就是利人，也利己。”^[7]

1997年10月，党的十七大在分析中国面临的国际形势时采纳了“周边环境”概念。政治报告认为：“在相当长的时期内，避免新的世界大战是可能的，争取一个良好的国际和平环境和周边环境是可以实现的”。国际环境与周边环境处于等同的地位。实际上，整个90年代中国领导人普遍使用“周边环境”一词来描述中国对亚洲形势的判断。从《人民日报》数据来看，使用“周边环境”一词次数排在前三位的领导人依次是李鹏总理、江泽民主席和钱其琛副总理兼外长，其中钱其琛首先使用了“周边环境”一词。此外，包括全国人大、全国政协、中央军委等部门的最高领导人都先后使用过“周边环境”概念。

中国政府最初表述“周边”时，其范围不包括苏联和日本，1991年5月首次纳入日本，1993年3月扩大到俄罗斯和中亚国家。“周边”及“周边环境”概念的提出和完善，表明20世纪90年代中国领导人的国际政治观完全超越了“三个世界划分”的战略框架。在中国的国际战略规划中，“中间地带”、“两个中间地带”以及“三个世界划分”曾经是冷战时期中国最具独特性的指导性纲领。不过，美苏冷战的对峙结构对中国外交的制约还是很明显的。我们注意到，很长一段时期内中国外交史教材的编排还是按照美苏两强、第二世界及发展中第三世界等展开的。

世纪之交时，中国学术界对周边安全环境的研究与认知已经大为扩展。第一，认识到美国因素对中国周边安全环境的影响是一个突出特点，强调不与美国发生冲突；第二，周边安全环境呈现出地区的差异性，试图按照利益关联性对周边国家分类；第三，明确提出周边安全环境的维护是中国对外政策的首要任务；第四，随着中国经济的日渐崛起，中国学者强调中国在周边不仅可以发挥重要作用，而且也有必要通过加强经济区域合作巩固和提升塑造能力；第五，从战略规划的角度视周边安全环境为国家安全体系的一部分。有的学者认为，中国未来的安全战略至少包括“构建周边安全机制，营造睦邻友好的安全环境”。^[8]朱听昌在《新世纪中国安全战略构想》一文中认为，中国的安全战略包括“外交、国防、构建周边安全机制、参与改造国际体系、增强综合国力”五个方面。^[9]可以说，2000年前后，“周边安全环境”已经成为中国学术界研究安全问题的重要议题，融入国际关系研究的学术体系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