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说《朱琏与针灸》——再版代序

《朱琏与针灸》给我总的印象是史话实说，它之所以能吸引你一口气阅读下去，更赖它的图文并茂。经过编著者以“研究的态度与视角”网罗资料、收集图片、严谨考证，让你可以既省时又省力地走近书中的人物、聆听她和她的故事——那个并不遥远的年代，这位身处“西医学习中医”“中医科学化”大潮中，坚定地走“新针灸”之路的风云人物，这位“彼时针灸学界事实上的领袖”不同凡响的事迹和学术思想。

耐人寻味的是，自朱琏先生1951年7月在北京创办卫生部针灸疗法实验所（针灸研究所的前身）伊始，就将针灸定义在“科学”之路上，1955年她参与组建的卫生部中医研究院到2005年更名为“中国中医科学院”，九泉之下的祖母应该是会感到欣慰的；而隶属于中医针灸学中的“经络”与现代解剖学的“神经”究竟是什么关系，却仍然在“研究”之中。我估计要对这个问题达成共识，甚或还需要再论证一个世纪也未尝可知。但发掘、探索、研究的过程应该是发现、发明和证明“科学”的必由之路，由中华民族纵横几千年的文明史可以窥知，此路通达，即属昌明之时，此书的问世正逢其时，兼有主编的慧眼。

而勾起我也想说说书中人物的初衷，不仅是因为朱琏是我的祖母，还因为这本书所讲述的朱琏先生的身后，还有着太多与之相关的鲜活的故事没有机会展开，譬如，书的“广西时光——坚定、奉献、无悔（1961—1978）”，其中“教育培训”43幅图片，记述的是朱琏“政务工作”之外的“课堂教学”“课后带教”以及与各种“针灸培训班”结业时的学员合影。读者看到的是朱琏先生精神饱满、事必躬亲、毫无倦态地传播、普及、实践、研究针灸的身影，可留在我记忆里最多的却是她在写给我的一封信中对自己自况的描述。祖母1972年4月29日写道：“陶波：去年冬和今年二月间，我已接读过你的三封来信，我都未能及时复你，奶奶应该向你作检讨了！三月十五日广西军区针灸学习班结业了，在军区303医院开了结业典礼的会……坚持了六个半月的又教又学的工作，总算善始善终了。可是，我有个老毛病，突击完一个任务后，总是要病一下的，此次也不例外，三月十七日就病倒了，直到近日才好起来。”从这封信落款的时间可知，祖母这“病一下”就是近四十天。而“忙一阵、病一阵”几乎就是祖母烙印在我记忆里的全部，也可以说是存在于上列图片背影里的、由另一个视角看到的朱琏。

一封祖父当年写给我父亲陶晓虹的信是这样说的，“晓虹：来信已收到。最近你妈很忙，一则因为每天找她看病和经常来针灸的人相当多……常常顾不得吃饭；二则因为从本月一日起为广西军区开办了一个针灸训练班，为期六个月，他们派来的学员虽然只有九名，但是每天上课半天（课堂即设在我们住处），备课、讲课，也就够忙了。所以她连给你写信的时间也不多……”这是祖父替祖母写给儿子的一封信。尤其是信中一句“课堂即设在我们住处”，在我的记忆里之前发生在家里的，还有书中所记述的“1969年下半年，在‘文化大革命’极左思潮的影响下，由朱琏一手创办的南宁市针灸门诊部（原南宁市针灸研究组）曾被错误地撤销……很多病人求医无门，就蜂拥到朱琏和陶希晋家中请求诊治，陶、朱夫妇非常同情他们，在家中给他们解除病痛”。这种情形在“文革”期间是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的。

在祖父写给我的一些信里，凡落款写“奶奶、爷爷”的，一见是“奶奶”在前，“爷爷”在后，不用说一准又是祖父在替祖母写信。原因不外或是祖母在忙普及针灸，或是祖母自己在病中。祖母给我的印象就是一个现实版的拼命三郎——一个干事竭尽全力的人，但她同时又像一个善于分配途中力量的长跑运动员，一个赛程下来不达终点是不会让自己倒下的，所以她每每完成一项任务后，就会病上一段时间。

翻开书时的追寻，合上书后的怀想，祖母和我分享一只老母鸡的情景又一次涌上我的脑海——1970年代“文革”的中期，祖母的身体每况愈下，战争年月给她造成的伤病，50年代紧张繁忙的工作使她积劳成疾，加之“文革”对她的冲击，此时“高血压危象发作、心绞痛、胃溃疡、咯血、脑出血后遗症等出现的频率更密了”（祖母与她的学生交流时在信中写道）。记得就是这一年的寒假，我刚到南宁，祖母就跟我谈，说她要和我共同完成一个任务，而说话的语气简直像是在做动员令似的。原来是：我在南宁的这个寒假期间，家里会安排一周买一只老母鸡，就是庄户农家养的那种直到不能再下蛋才舍得卖的老母鸡。祖母的任务是喝鸡汤、我的任务是吃鸡肉。祖母的目的是要保持体力完成繁重的工作，对我则是要让少年瘦削的身体能长胖一点。殊不知，一只鸡的汤祖母要喝五六天，鸡被微火炖了那么多天，那汤还有什么营养？那鸡是个什么味道？我不知祖母的感受，反正我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就怕再想起那被慢火煲过几天的鸡肉蘸着酱油吞咽下去时的感觉。每当念及此事，我就又会心疼起祖母来。祖母一生付出的很多，留给自己的却很少很少。

我不记得曾被多少人、多少次问及：“你为什么就没有跟你奶奶学针灸？”是的，“新针灸学”在祖母的辛勤努力下得到了广泛地传播和普及，自然在我们的家中也生根开花。虽然我没有学习针灸，但家人跟随祖母学习针灸、会针灸的不在少数。记得在“文革”期间，我父亲单位有一位中层干部的母亲瘫痪在床，父亲不顾自己身为“走资派”可能会因此罪加一等，坚持每天去给她扎针，最终让她重新站了起来。我妹妹陶杰当年也被祖母送进南宁市针灸研究所学习，师从祖母的大弟子许式谦大夫。妹妹后来阴差阳错没有当医生，“新针灸”这个传家宝却没有离身，时常为身边的亲人们解除病痛。记得有一次，我患坐骨神经痛卧床不起，妹妹一针就缓解了我的痛苦，转天又给我扎了一针巩固疗效。在我的心目中，奶奶的“新针灸”虽然不能包治百病，但它的神奇疗效不胜枚举，我是非常信服的。

作为朱琏的孙辈，阅读完整部书，我不能不说：这是一本迄今为止有关朱琏与针灸的，发掘最具深度、资料最为详实、考证最为严谨、叙述最为客观的，既有史料价值又具学术价值的著述。它也必将会在今后很长一段时间内，为解说朱琏、宣示“新针灸”起到启迪、引领和传播的作用。

本书的主编张立剑老师曾私下对我说，她在完成这本书后也要退休了，言外之意这本书将会是她的封山之作，间或还有一种不舍的情结。但她却在有意无意间，为我们开启了一段新的航程，诚如她在该书《编后记》中说的：“我们希望能够沿着朱琏先生所铺下的‘新针灸’之路，奋力进取，勇敢前行。”

2018年9月就听说《朱琏与针灸》已经脱销，可见一本书的生命力从这个层面而言，也是由它的读者来决定的。我以为它不仅是一部研究针灸人物朱琏生平及学术思想的、承载着一个时代特别印记的专著，更是一部励志的值得一读再读的好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