懵懂少年情

我出生后不久，全面抗战爆发，天津也被日军占领。回想起那个屈辱的年代，我不禁想到了那些闯到家里的宪兵，想到那些冰雪路上的饿殍……

在我的记忆中，那时似乎总是生活在阴霾的雪暴寒冬，从来就不见那春天的暖笑，也从没有那丽日的光照……大家闷着，气着，憋着，盼着。

1942—1947年，我在天津培植小学学习。培植小学是当时天津小学中的名校，据说梁启超的孙辈们也曾在此就学。这个小学是个信奉天主教的美国人创办的。学校的校长是王云章。他是太平洋战争爆发、美国撤出天津以后被委任的代理校长。

记得我还在培植上预备班幼稚园的时候，有一天晚上，日本宪兵突然到我们家清查户口、翻查信件，还把全家集中在一个大屋子里。一个挎着大洋刀的宪兵头子问我：“小孩，学日语了吗？”“我是中国人，干吗要学日语？”我毫不思索地大声回答，吓得我婶娘赶忙捂着我的嘴，把我带到了一旁。这事我还记得很清楚，因为培植小学一直是有英语课的。后来日本人命令改学日语，王校长一直顶着没干。

不久，日本投降。我们个个快乐地蹦跳着，充分感受到了“有国才能有家”。

抗战胜利后，美国军队进驻天津。对于美国兵的到来，王校长的态度是有很大变化的。起初他很兴奋，真情地欢迎“盟军”的到来。可是没有多久，美国大兵就现了原形：他们在大街上横冲直撞、在胡同里欺凌妇幼……种种恶行激起人们的不满。

最使我们气愤的是，他们还常常耍弄小孩子，用一些小玩意儿、口香糖或是小块巧克力逗弄他们取乐。这些事真是惹怒了王校长。他召开了全校大会，大声说：“别忘了我们是中国人！我们要有自己的尊严！”说着，他还伸出手，做出那种乞讨的样子模仿着：“Hello！Hello！”随后他愤慨地说：“如果我们学校有人这样，就请他再也不要来了！他丢尽我们中国人的脸，培植不要他！”

师长的授教，使我懂得了何谓“国家”、何谓“尊严”。

后来，我考进天津津沽大学附属中学（原为教会学校，现为天津市实验中学）。在此我曾两次病休，故前后在校10年。在我们走出那腐败的旧社会、走进光明的新社会的时期，恰是我从童蒙受教进入启思明智的阶段，是我人生悟学的十年。

在这里，我们看到了马场道津沽大学的钟楼——那时我们天天都注目仰望，不光是看钟点，还能从中感受到一种气势，它和旁侧的附属中学教学楼边墙上竖写的恭楷大字“为祖国而学习”相互托衬，一直铸就在我们的心田。

1949年新中国成立，百废待兴。记得新中国成立不久，我们中学经历了一次震惊全市的“盖斯杰事件”——盖斯杰是在校的法国神父、学生教导处的教师。他从集体宿舍里三个学生的衣箱里翻查到被认为是“禁书”的巴金的小说，于是就把他们关锁在学校北疆博物馆的一间房子里，不给饭吃，门口还拴了大狼狗看守。这件事轰动全校，广大师生群情激愤，在学校挂出了要求惩办盖斯杰的大标语，继而引起了全市各界的关注，引发了抗议盖斯杰迫害学生的示威行动。后来，天津市政府对盖斯杰进行了严肃处理——拘禁7天，遣送出境。这可是大快人心的事呀！我们不由得想起了义和团庚子拳乱，想起了火烧望海楼事件，还想起了此前日本兵在天津的暴虐和美国大兵的骄横。在饱受列强欺侮的天津，这回可真是扬眉吐气、大快人心呐！由此，我们极大地加深了对党和国家的信任感、归属感，增强了民族自豪感。

青年时期的杨承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