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国、回国与“比较文学”学科在中国的发生

20世纪70年代后期，北京大学招收了一些留学生，开始时是朝鲜和非洲学生，后来，欧美学生逐渐多起来。我承担留学生现代文学课的教学工作，没想到对留学生班的这三年教学全然改变了我后半生的生活道路。

为了给外国学生讲课，我突破了当时教中国现代文学的传统模式。为了让学生较深地理解作品，我进一步去研究西方文学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影响以及它们在中国传播的情形。这一在学术界多年未曾被研究的问题引起了我的极大兴趣。我开始系统研究20世纪以来，西方文学在中国如何被借鉴和吸收，又如何被误解和发生变形。

我于1981年写成《尼采与中国现代文学》一文，发表于《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这篇文章不仅引起了很多人研究尼采的兴趣，而且开拓了西方文学与中国文学关系研究的新空间。研究尼采的同时，我又编译了一本《国外鲁迅研究论集》，这部论集对国内的鲁迅研究起了开阔视野、促进发展的作用。

我的这些工作引起了一些同行的关注，特别是我班上的美国学生舒衡哲，她当时已是很有成就的年轻历史学家，对尼采在中国的影响颇感兴趣。我们在一起谈了很多，成为很亲密的朋友。她回国后，在美国维思大学（Wesleyan University）教书，这所大学就在波士顿附近。我想很可能是由于她的提及，哈佛-燕京学社的负责人才会在1981年5月到北京大学来和我见面，哈佛-燕京学社给我提供了到哈佛大学进修访问一年的机会，从此，我的生活又有了一个新转折。

1981年8月，我终于到达了纽约肯尼迪机场。在哈佛大学的一年里，我白天忙于听课，晚上到英语夜校学习，我主要听比较文学系的课，比较文学这门学问深深吸引了我。

比较文学系的主要奠基人白璧德教授（Irving Babbitt）曾大力提倡对孔子的研究。在他的影响下，一批中国的青年学者，如吴宓、梅光迪等，开始在世界文化的背景下重新研究中国文化。当时的系主任克劳迪奥·纪廉（Claudio Guillen）也认为只有当东西两大系统的诗歌互相认识、互相关照时，一般文学中理论的大争端才可以被全面处理。我为这门对我来说是全新的学科着迷，借阅了许多这方面的书，又把所有能积累的钱都买了比较文学书籍，决定把我的后半生献给比较文学这一事业。

在我看来，比较文学在中国并不是最新引进之物，就从现代说起，中国比较文学的源头也可上溯到王国维1904年的《叔本华与尼采》，特别是鲁迅1907年的《摩罗诗力说》和1908年的《文化偏至论》。鲁迅的结论是：“首在审己，亦必知人；比较既周，爰生自觉。”也就是说，必须在与世界文学的众多联系和比较中，才能找到发展中国新文学的途径。中国现代文学就是在比较和借鉴中发展起来的，凡此种种都可以说是中国比较文学的先驱。

1982年夏天，应邀在纽约参加国际比较文学学会第十届年会之后，我更想对这门学科有更深入的了解，因此我决定在美国继续我的学业，恰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给了我一个访问研究员的位置。在伯克利，我的学术顾问是著名的跨比较文学系和东亚系的西里尔·白之（Cyril Birch）教授，在他的协助下，我写成了一本《中国小说中的知识分子》，后来，这本书作为伯克利大学“东亚研究丛书”之一用英文出版。

1984年秋天，我和丈夫回到北京。这时，深圳大学正在组建，深圳大学校长邀请我们夫妇和他一起去开创新的事业，他聘请我担任中文系主任，并同意我在那里建立中国第一个比较文学研究所，我的丈夫则负责兴办1949年以来第一家国学研究所。我们并没有辞去北京大学的职务，而是来往于广东和北京，南北各住半年。

那时，深圳大学是一个朝气蓬勃、极富活力、美丽、全新的地方，正是有了深圳大学这个基地，1985年，中国比较文学各路大军才有可能在这里聚集，召开中国比较文学学会成立大会暨国际学术讨论会，举办了首届中国比较文学讲习班。大会由中国比较文学复兴的中流砥柱、著名学者季羡林教授致开幕词，并由他担任学会名誉会长。到会代表130人来自全国60余个高等学校和出版单位，在讲习班学习的130名学员也列席了大会。这些年轻人中，很多成了后来中国比较文学的中坚，这次大会也初步奠定了中国比较文学的国际地位。从首任会长杨周翰教授开始，中国学者一直担任着国际比较文学学会副会长的职务。

以后几年，中国比较文学有了很大的发展。1985年，教育部正式批准在北京大学设立北京大学比较文学研究所，并任命我担任所长。我用尽全力工作，一心想在学术上有所成就，尽我所能为中国培养人才。我潜心读书、教书，认为找到了最适于自己的生活方式。1984—1989年的五年间，我真是夜以继日，埋头读书写作，在北京大学不断开设新课，如“比较文学原理”“20世纪西方文艺思潮与中国小说分析”“马克思主义文论：东方与西方”“比较诗学”等，这些课程都是第一次在北京大学开设，选课的学生都在一二百人左右，遍及中文、英语、西语各系，还有许多从外校赶来听课的学生，教室总因太小一换再换。学生的欢迎促使我更好地准备，同时大量增进了我自己的系统知识积累。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中国掀起了空前的“文化热”，这绝不是一种偶然现象，而是中国现代化这一历史进程本身所提出的历史课题。在世界文化语境中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评价、对中国当代文化的分析和对其未来文化的策划和希求，实在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不可或缺的关键环节。1984年，以北大教授为主体发起成立的中国文化书院在北京成立，这是一个兼收并蓄的多元化的学术团体，从一开始就是一个非政府的民间组织，我是首批参加这一组织的积极成员。书院的宗旨是要建设“现代化的、中国式的新文化”，要在“全球意识的观照下”重新认识中国文化。书院于1987年举办了首届“中外文化比较研究班”，一方面讲中国文化，另一方面介绍半个世纪以来西方文化的发展现状。

我做的几次演讲中影响较大的是“从文学的汇合看文化的汇合”和“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的未来”，前一次演讲直到1993年还由《书摘》杂志重新刊载，引起了一些反响。我想这是因为我当时（1986年）特别强调经过长期的封闭，我们急切地需要了解世界，重新认识自己。我认为我们如果不面向世界，特别是今天的世界，对马克思主义也是不能真正了解的。

在给文化书院的学员面授和函授“比较文学”的过程中，我进一步探索比较文学的一些领域，我把自己出版于20世纪80年代后期的两部学术著作《比较文学与中国现代文学》和《比较文学原理》都看作“文化热”的一种结果。因为在我看来，“文化热”的核心和实质就是酝酿新的观念，追求突破，追求创新。一切变革和更新无不始于新的观念，新观念固然产生于形势的需要，同时也产生于外界的刺激，两者相辅相成。因此，“文化热”偏重于考察世界，研究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的接轨，这一点也就毫不足奇；而我的比较文学之路正是与文化书院的发展相吻合，同时参与了当时热火朝天的文化热的继承与创新。

20世纪90年代的国学热于不知不觉取代了80年代的文化热。我生活在这样的潮流中，当然也不能不受其影响，但有一点，我绝对坚持，那就是在任何情况下，中国不可能再回到拒斥外来文化的封闭状态，我不赞成狭隘的民族主义，不赞成永远保留东方和西方二元对立的旧模式，也不认为中国中心可以代替欧洲中心。

目前，人类已进入前所未有的信息时代，特别是相对论提供的方法使人们认识到，一切体系和中心无非都是在宇宙无限的时间之流中按照人类现有的认识能力而截取的细部。我认为，由于全球信息社会的来临，各种文化体系的接触日益频繁，由于西方发达世界进入后工业社会，急于寻求文化参照系以发现新路和反观自身，也由于东方社会的急剧发展，逐渐摆脱过去的边缘从属地位，急于更新自己的思想文化，特别是在现代语境中，重新发现自己，东西方文化交往将在21世纪进入一个繁荣的新阶段。在这种复杂而频繁的交往中，如何对待文化差异和文化互读的问题将是一个会引起更多关注和值得进行深入讨论的重要问题。

（整理：谢蝶、刘文欣、张一夫）

参考资料

乐黛云：《乐黛云散文集》，译林出版社2015年版。

乐黛云：《长天依是旧沙鸥——散文杂感》，东方出版中心2012年版。

乐黛云：《透过历史的烟尘》，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乐黛云：《山野·命运·人生——乐黛云散文精选》，海天出版社2016年版。

乐黛云：《逝水与流光》，长春出版社2012年版。

乐黛云：《何处是归程》，中央编译出版社2015年版。

乐黛云：《四院沙滩未名湖：60年北大生涯（1948—2008）》，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乐黛云：《天际月长明》，海天出版社2016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