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唐代的立法概况

（一）唐初统治者的立法思想

唐初的统治者认真总结并吸收了暴政亡隋的历史教训，得出了封建政权生死存亡的关键在于人心向背的结论。在“先存百姓”的思想指导下，又提出了“安人宁国”的治国方针，其基本要点就是减轻对人民的剥削与压迫，缓和阶级矛盾，保证老百姓在丧乱之后得以休养生息，重建家园。为了贯彻“安人宁国”的治国方针，唐初的统治者除了在经济、政治领域里进行了一系列重大改革以外，还积极地修订法律，改革法律制度。唐初统治集团立法的指导思想有以下几点：

首先，奉行“德主刑辅”的法律思想。从法律思想史角度看，礼与法的关系问题，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和广泛影响的话题。早在西周初期，鉴于“率民事神”的殷商“神权”政治的覆亡，当时的统治集团就敏锐地感到“天命靡常”和“皇天无亲”，从而提出“以德配天”和“明德慎罚”的治国方略和法制指导思想。这种植根于宗法社会的“德主刑辅”思想，成为后世儒家政治法律思想的基本源泉。例如，儒家思想的宗师孔子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¹⁾及至汉代，大儒董仲舒更在“天人感应”与“阴阳”学说的总体框架下阐述“德主刑辅”的道理，认为“仁义制度之数，尽取之天”⁽²⁾。并且认为，天，亲阳疏阴，任德贱刑，所以竭力主张“刑者德之辅，阴者阳之助”的法制指导思想。唐朝法律建设的基本指导思想，大抵不出这一范围。

《唐律疏议·名例》说：“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犹昏晓阳秋相须而成者也。”德礼是行政教化的根本，刑罚是行政教化的表现，即德主刑辅，礼法并用。以礼义教化作为治理国家的基本方法，而以刑罚制裁作为治理国家的辅助手段。这就是说，对于治理国家来说，刑罚虽然是辅助手段，可也是不能缺少的。所谓德主刑辅者，实质上就是礼刑并用，相辅相成。

统观《唐律疏议》，礼完全融化在律文之中，不仅礼之所许，律亦不禁，礼之所禁，律亦不容；而且“尊卑贵贱，等数不同，刑名轻重，粲然有别”。礼法结合在《唐律疏议》中已达到十分完备的程度，这标志着中国古代礼制的法律化已接近完成。

其次，在立法上采取约法省刑。所谓“宽”即宽平，要求做到减轻刑罚；所谓“简”即简约，要求做到立法简明。早在高祖李渊时，就以“务在宽简”作为立法的指导思想。《武德律》贯彻“务在宽简，取便于时”。及至太宗即位以后，又明确提出：“用法务在宽简”。宽与简，是唐初立法的一个重要思想。贞观修律贯彻宽简原则“凡削烦去蠹，变重为轻者，不可胜记”。李世民贞观元年下达“死者不可复生，用法务在宽简”。“国家法令，惟须简约，不可一罪作数种条。格式既多，官人不能尽记，更生奸诈，若欲出罪即引轻条，若欲入罪即引重条。这说明，统治者已认识到法令简约对于官吏严格执法、避免“出入人罪”和百姓知法守法、自觉减少犯罪的作用，因此在立法过程中严肃谨慎，制定“律疏”，去除抵触，使唐律经过多次修订，结构严谨，文字简洁，注疏确切，举例适当，成为中国古代法制的经典之作。立法宽简的思想不仅在唐初的立法中得到充分体现，而且影响及于后世。

再次，注意法律的连续性和稳定性。所谓保持法律的稳定性要求：在立法时应当审慎，不轻易制定新法令；法令一旦制定出来，就要坚决执行，不能轻易地改变和废止。如李世民说过，“法令不可数变。数变则烦，官长不能尽记，又前后差违，吏得以为奸”；还说“诏令格式，若不常定，则人心多惑，奸诈益生。……不可轻出诏令，必须审定，以为永式”。在这个思想的指导下，一是不轻易地指定法令，立法时要慎重；二是一旦立了法就要坚决执行，不轻易改变和废止法律。

最后，强调执法严明。制定完备的法律是实行法治的前提条件，但只有完备的法律不等于一个国家统治的稳固；完备的法律只有得到正确的、不折不扣的适用和实施，才能真正发挥它应有的作用。唐初统治集团认识到这一点，强调依法办事，严格执法。

君臣执法，不畏权贵，“一断以律”。执法官吏“按举不法，震肃权豪”。李世民带头守法，君臣共同守法。官吏“一断以律”，依法断罪，出现“贞观之初，志存公道，人人所犯，一一于法”。李世民从谏如流：“夫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朕常得此三境，以防己过。今魏徵殂逝，遂亡一镜矣！”同时，他发布诏令，号召群臣以魏徵为榜样，做到直言无隐。

（二）唐朝律典的编纂与修订

1．《武德律》

唐代统治者很重视法律，特别是前面几位皇帝，高祖、太宗、高宗，一即位就着手于法律的制定修改。唐高祖起兵后，于大业十三年攻占隋都长安，他仿效汉高祖约法三章，约法12条。12条的内容为何，历史上没有记载。新旧唐书只提到一句话：“杀人、劫盗、背军叛逆者死”，估计属于12条的主要内容。唐高祖受隋禅后，于武德元年五月，命刘文静与当朝通识之士，以隋开皇律令为基础制定法律。同年十一月制定出53条格，颁行天下。颁格的时间，《新唐书·刑法志》作武德二年，但《旧唐书》《唐会要》均作武德元年十一月，《通鉴》从后说。关于53条格的内容，《新唐书·刑法志》说：“唯吏受赇，犯盗、诈冒府库物，赦不原。”可见唐代统治者从一开始就对惩办贪赃枉法十分重视。

颁格之后，高祖接着任命了一个以裴寂为首的工作班子，全面制定律令。此项工作到武德七年才完成，花了六年时间。新律史称“武德律”，《唐六典》说它“其篇目一准开皇之旧，刑名之制又略同”。其改动，一是流刑三等皆加千里，居作皆为一年。隋流刑是一千里、一千五百里、二千里三等。唐把每等都加千里，成了二千里、二千五百里、三千里。隋流刑，犯人在流放地还要劳动，分别为二年、二年半、三年，唐一律改为一年，即三流同役一年。另一个变动是把新颁的格53条并入新律。这里有一个问题，隋律是五百条，武德律也是五百条，将53条并入而条文的数目不变，这是什么缘故？幸好《唐六典》交代了一句：“又除苛细53条”，一加一除，五百条的数目当然不变。把53条并格编入新律究竟何意？想是为了减轻刑罚。开皇律的刑制很重，连隋炀帝都不满意，在大业修律时减轻了二百多条。唐朝以开皇律为蓝本修律，也不能不减轻开皇律的刑罚。几部史书都强调武德沿袭开皇。《唐会典》说：“其余无所改正”，《新唐书》也说：“余无改焉”，《旧唐书·刑法志》也说“余无所改”。旧制志还说：“于时诸事始定，边方尚梗，救时之弊，有所未暇”，这就是说，当时天下未定，还顾不上进行根本性的改草。从史书的记载可知，武德律除作了一些轻微修改外，基本上是照搬开皇律。

2．《贞观律》

唐律最大的一次修改是在贞观时期。唐太宗对法律非常重视。他认为唐律的刑罪仍然过重，下令加以修改。最初决定将绞刑50条改为断趾（断右趾），但肉刑废除已久，突然恢复肉刑，难免遭到人们的反对，后来又把断趾改为加役流，即在流三千里的上面加一个加役三年的流刑。此外，还采取了一些别的轻刑措施，如限制缘坐。依照隋律，犯谋反大逆，兄弟就算分居，也要缘坐俱死。可是同祖孙中可以免配流。当时发生了一个案子，尚州有个人叫房强，他的弟弟在岷山当军官，因谋反被诛，他也应缘坐死刑。唐太宗认为，兄弟分居后，荫不相及，而犯罪要连会俱死，比对祖孙的处罚还重，太不合理，于是改为兄弟也免死，与祖孙一样配役流。

唐太宗贞观元年命长孙无忌、房玄龄等修订新律，至贞观十一年（637）完成，仍为十二篇，五百条，称《贞观律》。《贞观律》仍以《开皇律》为基础，但对《武德律》作了较大修改，主要是：增设加役流作为死罪的减刑；区分两类反逆罪，缩小缘坐处死的范围；确定了五刑、十恶、八议、请、减、赎，以及类推，断罪失出失入，死刑三复奏、五复奏等断罪量刑的主要原则。

贞观初，魏徵等大臣以律令苛重为由，提议绞刑之属五十条，“免死罪”，更为“断其右趾”。唐太宗认为，以断右趾作为减死之罪仍然过重，徒增犯人苦楚，没有同意。后交付臣下重议。其后，弘献、房玄龄等反复与“八座”集议，终于创设了流三千里，居作三年的加役流制度，取代了断右趾等残酷的肉刑，为封建统治阶级提供了替代死刑的比较适当的手段，其后成为封建后世固定不变的制度。

3．《永徽律》及《律疏》

唐高宗永徽元年（650）又命长孙无忌李勣、于志宁等修订律、令、格、式。次年，完成《永徽律》。永徽年间最大的贡献，就是对律文的本身作出详尽的注疏。《永徽律疏》又称《唐律疏议》，是唐立法最高成就，也是中国封建制法律典型代表。永徽二年，唐高宗命长孙无忌、李勣、于志宁、柳奭、段玄宝等人以《贞观律》为蓝本制定《永徽律》12篇500条。

鉴于审判中对法律条文理解不一及每年科举考试缺乏统一标准，高宗又下令对《永徽律》逐条逐句进行统一而详细的解释，阐明《永徽律》的精神实质，重要原则制度的源流演变和立法意图，并设问答，解决法律适用中的疑难问题。这些内容称为“律疏”，附于律文之下。经皇帝批准，于永徽四年颁行天下，律文与律疏具有同等法律效力。当时称《永徽律疏》，元后称《唐律疏议》。元代废除了唐宋法律，把唐宋法律当做历史文献，故于律前标出其朝代之名。文泰定刻本将律疏题为“故唐律疏议”。

为什么将疏文叫“疏议”呢？律疏是集体编写的，书中见解均为集体商议定下来的，所以疏文每段都以“议曰”开头，由是定名为“疏议”。对此，应如何解释？一是阐明法理。律疏以封建伦理道德和礼法观念作为解释、阐明律意的依据，以此证明法律规定的正确与合理。比如引公羊传的“君亲无将，将而必诛”的说法，来论证法律重惩谋反罪的理由。二是解释词意。律疏对专门术语作了统一解释，使律文含意清楚，便于准确理解和掌握，如“称日者以百刻”，“称年者以三百六十日”。三是补充律意。比如唐律禁止老百姓私铸钱，但若是为了装饰或珍藏，拿金银铸钱又该如何处理呢？这点律文本身未作交代，律疏补充说“私铸金银等钱，不通时用者不坐”，这样就明确了。

4．《开元律》及《开元律疏》

开元二十二年开始，至开元二十五年完成，前后经历四年时间，则是开元时期对律令格式最全面的一次修改。最后唐玄宗命李林甫等刊定《开元律》十二卷，《开元律疏》三十卷，《开元令》三十卷，《开元新格》七卷，《开元式》二十卷。此外，又撰写《格式律令事类》四十卷。所谓《格式律令事类》，是把同类律令格式条文放在一起，分类编合，便于览省。这种新的体裁，后来演变为刑统。

5．《大中刑律统类》

唐宣宗大中七年，左卫率府仓曹参军张戣将刑律分类为门，附以有关的格、敕、令、式，编成《大中刑律统类》十二卷一千二百五十条，也称《刑法统类》。《统类》在法典的编纂上是一种新的形式，对于五代和宋朝的立法技术有重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