泾河谷口“一撮毛”
泾阳县泾河出山处，谷口王桥古镇“一撮毛”于家，从清代至今三百多年来，声名远扬于西北五省区，乃至巴蜀之地。据史料载，于家先祖明代中叶从外地慕名辗转迁徙泾河谷口。这里地域平旷富饶，郑白渠水自流浇灌，土地肥沃，禾田旱涝保收，是农业发展的上好之地。
于氏祖先初居于此，依靠勤苦立业，农耕为本，节俭持家，财富日积月累，建房、置业、购田，家业以“滚雪球”模式渐增，后又亦工、亦商、亦政。清代至民国初期于族家道最为业兴鼎盛。
于氏几代靠勤苦致富后，未忘桑梓，施舍邻里，周济贫困帮难，设粥场“舍饭”救助被困麦客。于氏父子几代勇于为义，当时以清朝龙洞渠监修官员，身兼龙洞渠渠总至民国初年，并带头捐银数万。几百年来，流传于坊间的顺口溜：“东刘西孟社树姚，不如王桥一撮毛。”足见对于家的德行、财富的认可和崇赞。
据官方《泾阳县志》略载：“于荣祖，谷口王桥人，光禄署正，居近白渠，谙于水利，值修淤必助之，为乡里倡。清光绪三年，赈灾银两六千八百余两，议叙朝议大夫。子天赐能承其业。”
历史追溯至清朝中叶到民国，于家在古镇郑白渠南北两岸置有大水地五顷之余，家养骡马成群、六畜兴旺。于氏家族在郑白渠北岸边（王桥古镇）置有四十亩之于家庄园，内设大花园、戏园广场。东院建“私塾书院”“藏书阁”供自己宗亲及乡邻子弟读书识文。还在村北修筑有自家供敬奉养的“神堂庙宇”和于氏祖先“宗祠堂”，大院正偏厅、书院内外等院落，布筑修造有楼台厅阁、小桥流水、石山秀景，大院内四季树木绿荫，三季花草争艳，清幽雅致。
大院建筑风格为关中地区传统民居形式，建筑布局突出聚族而居的特点，家族成员长幼有序，分居在数个既集中又相对独立的院落内，从而组成了“深宅大院”的民居。于宅的建筑艺术高超，讲究精工细作，注重内外装饰，建筑上较多地运用了当时流行的石、砖、木三雕作为建筑装饰，其中以石雕最为常见，具有很高的观赏价值和艺术价值。
于家正院属清代关中三进院传统建筑，大门接背房带门楼，二门集排楼与门楼为一体，这种建筑风格特殊，在关中实为罕见。厢房后是六椽正厅（相传是于氏老爷办案大堂），后又是金镶玉门厅带厢房，随后又是二进五椽带木楼大厅，后又厢房，再后边是木绣楼，最后边是膳食房，靠塬是砖箍带走廊窑洞，真可谓深宅大院！临街东侧是账房，西侧是马房；对面南院是花园，露天戏园子；主院落东北是书院。大院正厅悬挂楠木金字牌匾，每道门楣分别镶嵌有“俭则养廉”“恕能成德”“耕读传家”等字或画的木砖石雕刻，主房建筑面积就约两千平方米。
为造筑豪宅，村外开设有于家砖瓦窑，为自家建房烧制砖瓦，此窑厂在20世纪70年代左右，被夷平恢复为可耕地，因窑厂沿泾惠渠北岸占地面积大，空间开阔，村民把此处称为“飞机场”。
于氏发家后，舍财捐资公益，为乡里称颂。于家为筑渠及各项社会公益捐资巨大，议叙朝议大夫，因坐家处理水务案件被民间称为“坐家道台”（依照历史建筑布局，官宦家大门坐中开门）。于宅正厅是老爷“审案大堂”，大房悬挂清道光三年“俭则养廉”等金字牌匾足以验证。
于氏一族靠种田农耕致富后，又进入商道，先后于古镇王桥开有“恒生堂”杂货铺、花店、粮食店等半条街商铺，并于泾阳县城“川心殿”，置有门店街房百十间之多。在古城西安也有于氏房产商铺。陕西汉中市于氏也创下了不少家业，当时就有“走州过县，于家不吃别家饭，不住别家店”的说法。至民国战乱时期，生意逐渐衰落，直至新中国成立后二次房改前，于氏后人仍领取政府房屋租金。在成都、雅安、康定、汉中等地也设有商号。
于氏兴盛时期，家大业大，人口众多，除本族人口外，“家丁护院”“管家二柜”“奶妈用人”“账房先生”“耕夫伙计”“短工长工”，数以几百人之多，于氏父子两代在任职渠总期间，审案办案文武随从，还有省内外四处字号、茶厂、钱庄等也使用不少员工。
在清代嘉庆、道光年间，于家人爱戏曲，成立了自己的戏班剧团，现在东街村传统的眉户戏，就是由当年于氏戏班子曲子戏演变的。据说，前些年富平县阿宫腔剧团，曲子戏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老艺人说，他就是于氏戏班子成员，后来于氏家道中落，他才回富平老家传唱至今。在新中国成立前，能有戏班的户族，于氏堪称百里挑一。
于氏有专门的厨师班子，据本村九十岁以上的武志明老人说，于氏厨师厨艺精美高超，清朝末期本村的武万贵老人，西街二郎沟的陈信老人，李家堡的齐建昌、姚如兰老人，西王村的王忠义，寺背后村的韩四，东街村的张羊，于氏掌管私家厨师的第喜林老人等，均为于氏厨师班成员。当时于氏饭菜很讲究，有“四到底”“二十二轴”“八碗四海子”“高碟子”“让饸”等菜谱。这些菜谱发源于于氏厨师班至今流传。
当时，于氏家族历史以农为本，又是商贾大户。于氏靠勤劳在当地致富发迹后，以德善为本，舍财资助公益，泾阳县志中记载，于氏几代在修筑郑白渠过程中，数次以资相助，清末《重修龙洞渠记》对于荣祖及儿子于天赐碑刻载，“立各县渠总，以专责成。设立公所于海角寺
。以备会议，酌定章程，以垂久远。每年夏秋，由泾阳水利县丞会率泾阳渠总，就近监督同额设水。（夫）按日三旬，勤刈渠中水草。九月之望，各县渠总，会集公所”。即任于天赐为龙洞渠渠总，其职责是每年九月中旬，渠总召集渠长、斗长开会，商议龙洞渠维修事宜。《李仪祉文集》中记载，直至民国初年，于天赐仍任渠总，统领龙洞渠全渠灌溉事宜，社树人姚秉圭为副渠总。
于荣祖及儿子于天赐父子两代，积德行善美名流传于陕甘宁周边。笔者亲历十几年前收麦天，收割机械当时还未普及，古镇王桥仍有“麦客”人工收割，这些麦客来此地后，先要成群结队去于家大院观看，并默祭感恩，这足以说明当时于氏一族仁义善举之实。
泾阳流传已久的顺口溜说：“东刘西孟社树姚，不及王桥一撮毛。”这是为什么呢？相传历史上甘肃、宁夏的麦客来关中收割麦子，因天降霖雨，麦客无法收麦干活，饥寒交迫于王桥街头，此时，古镇东街于家老爷，撑锅煮食舍饭救命。阴雨过后，受恩的麦客饥民，别人出了高价都不给割麦，非要先为于家收割麦子。就此善行义举流传于世几百年。
明代晚期，于氏家族在村北修建了富丽堂皇的祖先墓园。清朝晚期，朝议大夫于荣祖去世，有名人为其撰铭勒石歌功颂德。后世于氏后裔又在村南自家田地建有偌大的坟墓，坟茔周边花草鲜艳，柏树成荫，砖石雕刻楼台、石人石马众多，民国晚期仅存留的墓室也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运动之期，被当地村民全部挖掘毁迹。
民国晚期，兵荒马乱，于氏因人丁不旺，生意少人打理，致家道衰落。西安、汉中、泾阳、王桥镇及成都、雅安、康定等地生意管理不善，支出巨大，进账很少，难以维持。临土改时，花园荒芜，杂草丛生，正厅前两进大房被分给当地九户贫下中农居住，后又被政府做乡公所、粮站、乡卫生院四十载。历史上于家大院建筑规模宏大，气势雄伟，是当地很有影响的古建筑精品。有专家说，于家大院堪比山西乔家大院。
新中国成立后，于家书院、马房、账房、药房等均被归公，给于家仅留后绣楼及灶房。1966年“社教运动”，绣楼又归生产队，再后被拆除，砖瓦木料生产队分卖给本组社员。于家正院，运动期间因公家镇卫生院占用，幸免损毁而留存。20世纪90年代初，古街因历史，街道逢雨泥泞，周边群众造房地基抬升致使大院渐渐处于低洼处，因而排水不畅。县卫生局、王桥镇政府，向县政府申请将医院迁至镇南107国道边。当时政府因资金紧，医院搬离后，镇政府又将这清代古宅院落卖给本镇王姓村民，后又经转手，此宅又被本村村民留存。
2001年，古宅因排水不畅，每逢雨季，于家大院便形成内涝，变为一片汪洋，大院安全形势严峻，产权人找当地县文物局，要求排水保护，但此宅普查时未列入正式保护范围。
无奈，产权人去西安文物部门求助。2002年12月西安市文物部门文物专家认定，此古宅建筑非常精致，在当地无法保护条件下，决定划入西安小雁塔文管所保护，该单位又与县文物局取得联系，为搬迁顺利得其支持。小雁塔文管所于现场绘图编制勘测时，因个别的群众上访，政府进行处理约十年，古宅因危不待，四壁全部塌毁，残破不堪，仅存靠着几根木柱支撑的几栋大房，终盼来了可搬迁至咸阳市境内的结局。
于家大院这座历史古宅，现已搬迁至三原县北城经开区。幸运的是古宅在三原的主家，将残存的建筑投巨资恢复，终于使具有近三百年历史的清代古宅又恢复其富丽堂皇的风采，传承了一段不灭的辉煌历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