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毛主席惊呼“刀下留人！”

正当陕甘宁边区和新成立的红十五军团势如破竹、轰轰烈烈地对蒋介石第三次“围剿”进行英勇反击的紧要关头，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错误在陕北恶性发作，发生了极为严重的错误的肃反事件。

1935年9月21日，就在红十五军团刚刚成立的第四天，在“更加猛烈地反对反革命的右倾取消主义”的狂热口号下，中共陕甘晋省委就决定成立保卫系统，颁布赤色戒严令，实行肃反。

由谁主持肃反呢？省委书记朱理治提议由原红二十五军参谋长戴季英负责保卫部的工作，理由是戴季英曾是鄂豫皖苏区保卫局审讯部长。

红十五军军团长徐海东首先站出来反对，说戴季英不适合担任此项工作。原因是，1932年11月，在红二十五军七十四师，徐海东担任师长，戴季英是政委，正准备上前线打仗时，戴季英一夜之间将二二〇团团政委、参谋长等49名干部全部抓了起来。

徐海东前去质问：“这是怎么回事？他们犯了什么错误？”戴季英回答：“这还不知道？是肃反！”徐海东又问：“他们打仗都很勇敢呀！”戴季英说：“那是伪装得巧妙。”徐海东再问：“有口供吗？”戴季英轻蔑地回答说：“你不懂肃反的事。真正的反革命，没有说实话的，不吐口供，更证明他们是死心塌地的反革命，不愿供出他们的组织关系。”

就这样，戴季英以莫须有的罪名最终将这49名同志全部杀害了。徐海东怒不可遏。戴季英却轻描淡写地说：“我是省委常委，又是师政委，肃反是我的事，你不要多过问。”

时过三年，当年的悲剧又要重演，徐海东当然记忆犹新。可是，尽管徐海东极力反对，在刚刚就任陕甘晋省委书记朱理治的极力支持下，戴季英还是如愿以偿，当上了保卫部长。

朱理治当时只有28岁，他1927年在清华大学上学时加入共产党，担任过清华大学党支部书记，后任共青团江西省委书记、中共河北省委代理书记，两个月前刚刚由中央驻北方局代表孔原派遣来到永坪镇，应该说他既无军事斗争经验，又不了解陕北根据地的创建情况，肃反工作让居心不良的戴季英钻了空子。

戴季英一上任就轻车熟路地干开了。他欺上瞒下，一手遮天，大开杀戒，大搞刑讯逼供。虽然郭洪涛等人有不同看法，朱理治犹豫，戴季英仍我行我素。别有用心的戴季英竟然用各种酷刑，硬逼所有被审讯人都要写出供词，说西北革命根据地的刘志丹、高岗、习仲勋等人都是反革命。可是这样的供词谁也不信。

刘志丹是陕北革命根据地和陕北红军的创始人，为革命赤胆忠心，出生入死，身经百战，功勋卓著，多次负伤，受尽磨难，在广大人民群众中享有极高威望，说他是反革命，怎么解释？

戴季英振振有词，说那是伪装得巧妙，说他们创建苏区，创建红军，为的就是最终消灭苏区，消灭红军。

真是弥天大谎，一派胡言，无耻至极！

正当刘志丹等人还在劳山前线打完胜仗的时候，于10月6日被戴季英设计骗回瓦窑堡逮捕。时任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主席的习仲勋，在距甘泉县下寺湾20里的王家坪以莫须有的罪名被逮捕，并被五花大绑押解到瓦窑堡，和刘志丹一起被关押在一个旧当铺里。一个房间里关押着十几个人。陕北的冬天非常寒冷，睡觉不给盖被子，手脚都被捆绑着，一天只放两次风，看管的人看谁不顺眼，就用鞭子抽，用刀背砍。当时给张秀山的鼻孔里灌辣椒面，被吊起来拷打折磨得死去活来。张秀山说，我死了不要紧，红二十六军创建不容易，那是许多革命同志用头颅和鲜血换来的啊！

就这样，戴季英利用当时刚刚组建的陕甘晋省委和西北军委的各项组织制度不够健全的空子，采取偷梁换柱、瞒天过海、刑讯逼供等卑劣手段，从永坪镇开始捕人，后转移到瓦窑堡，陆续将为创建西北和陕北根据地立下汗马功劳的刘志丹、高岗、习仲勋、汪锋、马文瑞、张秀山、杨森、高朗亭等一大批革命干部关押入狱。将原红二十六军、陕甘边区营以上200多名干部强加上种种罪名杀害，手段极为残忍。

那时，好多同志对在革命队伍里平白无故地抓人杀人非常义愤。因为当时西北苏区迫在眉睫的任务是如何粉碎国民党军的第三次“围剿”，解除异常严峻的军事危机。红十五军团的全体指战员正在以高昂的士气取得了劳山战役和榆林桥战役的胜利，有力地打击了国民党军队的进攻，极大地鼓舞了根据地军民的斗志。然而，就在这样的有利形势下，错误的肃反又在加紧进行，眼看着一个个革命志士被以各种莫须有的罪名逮捕，或被残忍杀害，边区军民十分揪心。

习仲勋在回忆录中刻骨铭心地写道：“于是就出现了这样一种怪现象，红军在前方打仗，抵御蒋介石的进攻，不断取得胜利。‘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执行者却在后方先夺权，后抓人，把刘志丹同志等一大批干部扣押起来，红二十六军营以上主要干部，几乎无一幸免。”

一时间，在西北革命根据地内，血雨腥风，人人自危。不少从敌人的白色恐怖、枪林弹雨中冒着生命危险冲杀过来的革命干部，一夜之间就莫名其妙地死在“左”倾路线的屠刀之下，在干部、群众和部队中引起极大的恐慌，西北革命根据地面临严重危机。

在此紧要关头，党中央和中央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后，就得悉这一错误的肃反事件及其危害，立即派人了解情况，进行制止。毛主席对此极为重视，当即指示：“刀下留人，停止捕人！”“所逮捕的干部交给中央处理。”

随后，中央决定派董必武、李维汉、博古、王首道、刘向三等五位同志组成党务委员会，前往陕甘晋省委驻地瓦窑堡，负责查处，及时纠正了陕北错误肃反，对于这场错误肃反的主要责任人朱理治、聂洪钧、戴季英等给予严肃处理。

时任中央组织部部长、中央审查错误肃反五人党务成员之一的李维汉也感言错误肃反对苏区造成的严重危害。他深恶痛绝地说：“‘围剿’还未能粉碎，也就在这段时间内，后方的瓦窑堡发生了错误的肃反事件，逮捕了刘志丹等同志，随后又发展到前方，在红二十六军中也进行了错误肃反，并且错杀了一些人，使陕北这个硕果仅存的苏区陷入非常严重的危机。”

11月7日，党中央决定将刘志丹等被捕同志全部释放。张闻天、周恩来、毛主席先后亲切地会见了刘志丹同志。周恩来接见刘志丹时，刘志丹说：“周副主席，我是黄埔四期的，是你的学生。”周恩来说：“我知道，我们是战友。”

随后，周恩来领着他去见毛主席。毛主席亲切地安慰刘志丹，说：“你和陕北的同志受委屈了！”刘志丹激动地说：“谢谢党中央救了我们，也救了陕北根据地。中央来了，今后事情都好办了。”

毛主席说：“你们也救了革命，给党创建和保住了这块长征的落脚点和革命的出发点。陕北这个地方，在历史上是有革命传统的，李自成、张献忠，就是从这里闹起革命的。这里群众基础好，地理条件好，搞革命是个好地方呀！”

在党中央召开的受害同志平反座谈会上，刘志丹一再表示，要团结起来，在党中央领导下努力工作，为完成我们的伟大事业而奋斗。

11月中旬，党中央任命刘志丹为西北军委后方办事处副主任兼中央所在地瓦窑堡警备司令，东征时刘志丹又被任命为红军北路军总指挥、红二十八军军长。高岗、习仲勋、汪锋、马文瑞等同志的问题也及时得到纠正，从而使西北革命根据地和陕北大地又呈现出蓬蓬勃勃、如火如荼的革命热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