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黄宗羲一系学者与“浙东学术”的关系

《儒林传稿》所记载的黄宗羲、万斯大、万斯同、全祖望一系学人，其经学与史学研究的重要价值，还在于和章学诚的“浙东学术”存在诸多联系。

一般认为章学诚构建了清代浙东学术谱系⁽³¹⁾，使之进入学术史叙述，并得到了越来越多的重视。章学诚晚年撰写《浙东学术》，为其《文史通义》内篇的重要篇章，文中对浙东学术进行了界定，一般认为提出了浙东学人的谱系：

浙东之学，虽出婺源，然自三袁之流，多宗江西陆氏，而通经服古，绝不空言德性，故不悖于孔子之教。至阳明王子揭孟子之良知，复与朱子牴牾。蕺山刘氏本良知而发明慎独，与朱子不合，亦不相诋也。梨洲黄氏出蕺山刘氏之门，而开万氏弟兄经史之学，以至全氏祖望辈尚存其意，宗陆而不悖于朱者也。

世推顾亭林氏为开国儒宗，然自是浙西之学。不知同时有黄黎洲氏出于浙东，虽与顾氏并峙，而上宗王、刘，下开二万，较之顾氏，源远而流长矣。

浙东之学，虽源流不异而所遇不同。故其见于世者，阳明得之为事功，蕺山得之为节义，梨洲得之为隐逸，万氏兄弟得之为经术史裁，授受虽出于一，而面目迥殊，以其各有事事故也。⁽³²⁾

近代以来，章学诚的思想越来越受重视，其文史之学得到高度评价，浙东学派也被视为清代的一个重要学派，有关研究成果众多。不过，章学诚的说法影响虽大，浙东学派的名义实不自章学诚始，在清初修明史时就已经出现，这不是一个简单的地理称谓，而是具有明确内涵的词语，原指明代阳明学的传承体系。此事缘于康熙设立明史馆之时，徐元文领衔提出《修史条议》六十一条，意图为明史的修撰订立一套全面体统的纲领。其中有关明史儒林传的修撰原则有理学数条：

明朝讲学者最多，成、弘以后，指归各别。今宜如《宋史》例，以程朱一派另立《理学传》，如薛敬轩瑄、曹月川端、吴康斋与弼、陈剩夫真晟、胡敬斋居仁、周小泉蕙、章枫山懋、吕泾野柟、罗整庵钦顺、魏庄渠校、顾泾阳宪成、高景逸攀龙、冯少墟从吾凡十余人，外如陈克庵选、张东白元桢、罗一峰伦、周翠渠瑛、张甬川邦奇、杨止庵时乔，其学亦宗程朱，而论说不传，且别有建竖，亦不必入。

白沙、阳明、甘泉，宗旨不同，其后王湛弟子又各立门户，要皆未合于程朱者也。宜如《宋史》，象山、慈湖，例入《儒林传》。白沙门人湛甘泉若水、贺医闾钦、陈孝廉茂烈，其表表者。庄定山昶为白沙友人，学亦相似邹汝愚智以谪臣后从学，宜与谏诤诸臣合传。王门弟子江右为盛，如邹东廓守益、欧阳南野德、安福四刘文敏、邦采、晓、秉鉴，二魏良器、良政，在他省则二孟化鲤、秋，皆卓越一时聂双江虽宦迹平平，而学多自得。罗念庵洪先本非阳明弟子，其学术颇似白沙，与王甚别，许敬庵孚远，虽渊源王、湛，而体验切实，再传至刘念台，益归平正，殆与高顾符合矣。阳明、念台功名既盛，宜入名卿列传，其余总归《儒林》。

阳明生于浙东，而浙东学派最多流弊。王龙溪畿辈皆信心自得，不加防检，至泰州王心斋艮，隐怪尤甚，并不必立传，附见于江西诸儒之后可也诸子中钱绪山稍切近。

凡载理学传中者，岂必皆胜儒林，《宋史》程朱门人亦多有不如象山者，特学术源流宜归为一是。学程朱者为切实平正，不至流弊耳。阳明之说，善学则为江西诸儒，不善学则为龙溪、心斋之徒，一再传而后，若罗近溪、周海门之狂禅，颜山农、何心隐之邪僻，固山弟子寖失师传，然使程朱门人，必不至此。

国初名儒，皆元遗民如二赵汸、撝谦、梁寅、汪克宽、范祖幹、叶仪、胡翰、苏伯衡诸公，操履笃实，兼有文艺，其为理学、为儒林、为文苑多合而为一，今当为儒林之冠，而后代经学名家悉附于后。⁽³³⁾

关于明史则例，学界多有讨论。此处所引涉及明代儒学源流，实是《明史·儒林传》的修撰原则，要求以程朱理学为正宗，仿《宋史》之例，将程朱学者单立为《道学传》。对王阳明虽然有所肯定，意图单独立为名卿传，《儒林传》只收其他儒者，却特别指出“浙东学派，最多流弊”，要求《儒林传》不必为学术不醇的浙江阳明后学立传。

徐元文、徐乾学兄弟（《修史条议》见于徐乾学的《憺原文集》卷十四，应出自其手，由徐元文挂名）是顾炎武外甥，本来就学宗程朱，看清廷表彰程朱，也有迎合朝廷正宗之意。但此事非同小可，涉及整个明代学术的正统和写法，涉及对阳明学的评价，所以立刻引起当时学人的关注，并引来浙江诸多学者的批评。黄宗羲在《移史馆论不宜立理学传书》中对上述四条原则进行批驳，其主旨就是要为阳明学争得正统。他说：“有明学术，白沙开其端，至姚江始大明。……逮及先师蕺山，学术流弊，救正殆尽。向无姚江，则学脉中绝；向无蕺山，则流弊充塞。凡海内之知学者，要皆东浙之所衣被也。”⁽³⁴⁾在黄宗羲看来，王阳明是明代学术正宗，而且到其师刘宗周时，流弊全无。他反对专立道学传，要求合立为儒林传。他的观点由其子黄百家继承，后者在其父行状中说：“然东浙之学，自新建启途，一传而为龙溪；再传而为海门、石篑、湛然、澄密禅入之；三传而为石梁，辅之以姚江之沈国模、管宗圣、史孝咸，密云悟之禅又入之。蕺山主慎独，慎则敬，敬则诚，消息动静，步步实历。”⁽³⁵⁾

这场由《明史·儒林传》的修撰引发的关于浙东学术的争论，集中在阳明后学的地位上，“浙东学派”或者“东浙之学”就是阳明学传承的代称。而黄宗羲既然以刘宗周为醇儒，那么他本人作为刘宗周的弟子，就居于学术正宗之位，此事关系到自己的学术地位，所以必须力争（其意义另文论述）。徐元文有关《明史·儒林传》标准的动议和黄宗羲的辩驳虽然都以“浙东学术”的名义，所指基本相近，评价却截然相反，这应是清代有关“浙东学术”之说的启始。

黄宗羲之后，关于清代浙东学人的记载增多，逐渐形成了浙东学术的叙述。其中最主要的论述者也是浙东学者，特别是黄宗羲的后学。他们继承了徐元文、黄宗羲的做法，以浙东学术为阳明后学的代称。但是所记浙东学术，在黄宗羲的基础上也有变化和发展。如全祖望对黄宗羲的学术传承进行了进一步阐述，认为黄氏学术主要在经史两门，⁽³⁶⁾并记录万斯同与黄宗羲的师承关系，叙述其生平事迹，⁽³⁷⁾有时还认郑性为黄宗羲的传人。⁽³⁸⁾全祖望分析考证了浙东、浙西的地域观念，所撰《浙东分地录》⁽³⁹⁾，对浙东的范围加以定义，含义较广。不过，全祖望以浙东、东浙并用，⁽⁴⁰⁾或用“浙东西”来描述黄宗羲的学术影响，如在《春秋辑注序》中说“往者姚江黄徵君以经学大师，倡导浙东西之间”，⁽⁴¹⁾他本人则自称地望为“甬东”⁽⁴²⁾“甬上”⁽⁴³⁾。由此可见，全祖望没有形成固定的浙东学派名义之意，并用来专指特定的人事。

章学诚的《浙东学术》篇再度使用浙东学术一词，具有重要的意义。他重申和构建了清代浙东学术的统系，一方面继续将黄宗羲作为浙东学术的代表，另一方面将黄宗羲、万斯大、万斯同、全祖望等人固定为浙东学术的谱系。

“浙东学术”的名义先已产生，阮元应当早就知情。依据之一，“浙东学术”的名义是修明史过程中产生的争议较大的问题，阮元修《国史儒林传》，参考了《明史·儒林传》的成法，并对明史修订过程中的争议有较多了解。他在《拟国史儒林传凡例》中提到明史修订过程中是否立《道学传》的争论。而不立《道学传》的说法来自黄宗羲，阮元非常推崇黄宗羲，其《儒林传稿》将经学、理学人物合传，不单立《道学传》，很可能参考和遵照了黄宗羲的意见。因此，他应该知道有关“浙东学术”的争论。

依据之二，阮元本人对浙江学术有深入的了解。阮元在浙江先后历官一届学政和两任巡抚，巡视浙省各地，挑选提拔了众多浙籍学者，对浙东学人，特别是黄宗羲一系的学术，知之甚多。他曾到鄞县访求万氏遗书，对全祖望的著作，了解尤深，在《浙江图经》中引述全祖望七校《水经注》，并赞同其说。在浙江期间，阮元曾主持编撰《畴人传》，对历代学者的天算学进行系统梳理，其中就有不少浙江学者，如卷三十六的黄宗羲。尽管《畴人传》的编辑主要由李锐担任，但阮元并非挂名而已，他曾和李锐一起讨论，并指导该书的编辑。不过，章学诚的思想尤其是浙东学术说对阮元的影响依然不小。阮元认识章学诚较早，并至少在1795年末任浙江学政时，就从章学诚那里知晓了“浙东史学”的说法。⁽⁴⁴⁾后来又看到《文史通义》，并在《儒林传稿》中有所引述。

在《儒林传稿·邵晋涵传》中，阮元更采信了章学诚的浙东史学说。传曰：

邵晋涵，字与桐，又字二云，余姚人，廷采族孙《潜研堂集》《南江文钞》。乾隆三十六年进士，归班候选，会四库馆开，特诏徵晋涵及历城周永年、休宁戴震等入馆编纂。改翰林院庶吉士，授编修。五十六年大考，擢左中允、侍讲、侍读、左庶子、侍讲学士，充日讲起居注官、文渊阁直阁事，预修《续三通》《国史》《万寿盛典》《八旗通志》，校勘石经春秋三《传》《词林典故》、章学诚《文史通义》《潜研堂集》。晋涵左目眚，清羸，善读书《潜研堂集》，博闻强识《文史通义》，硕学知名，《四部》《七录》，靡不研究，且生长浙东，习闻蕺山、南雷诸绪论《潜研堂集》，故尤长于史。尝曰：宋人门户之习语录，庸陋之风诚可鄙也。然其立身制行，出于伦常日用，何可废耶？士大夫博学工文，雄出当世，而于辞受取与，进退出处之间，不能无箪食万钟之择。本心既失，其他又何议焉《文史通义》？又尝谓宋史自南渡以后尤荒谬《文史通义》，宁宗以后褒贬失实《潜研堂集》，不如东都有王偁《事略》也，故先辑《南都事略》，欲使条贯粗具《文史通义》，然后词简事增《潜研堂集》，赵宋一代之志。惜其学无所不通，然亦以是累志，程多年促，猝不易裁，《南都》未卒业，《宋志》亦草创未定稿，其绪余稍见于审正续《通鉴》中《文史通义》。晋涵在书馆时，见《永乐大典》采薛居正《旧五代史》，乃会粹编次《文史通义》，得十之八九，复采《册府元龟》《太平御览》诸书以补其缺，并参考《通鉴长编》、诸史、及宋人说部、碑碣，辨证条系，悉符原书卷数，书成，呈御览。馆臣请仿刘《旧唐书》之例列于廿三史，刊布学官，诏从之，并圣制七言八韵诗题其首，由是薛史复传人间《圣制诗注》及《四库全书提要》。晋涵又著《尔雅正义》，以郭注为宗，兼采舍人樊、刘、孙、李诸家，承学之士多舍邢昺从之。又著《孟子述义》《谷梁正义》《韩诗内传考》《皇朝大臣谥迹录》《方舆金石编目》《輶轩日记》《南江诗文稿》。素与会稽章学诚，以所蕴蓄者相知《文史通义》，晋涵性狷介《潜研堂集》，毅然不屈于要人，龃龉不恤也《文史通义》。嘉庆元年卒，年五十有四《潜研堂集》《文史通义》。⁽⁴⁵⁾

传中章学诚的《文史通义》引用多达十余处，述学部分主要采用《文史通义》。如此取材，意义重大，邵传牵涉到对其学术定位的问题，邵氏去世后，钱大昕、洪亮吉、章学诚等先后作传。《儒林传稿·邵晋涵传》没有采用洪亮吉《邵学士家传》⁽⁴⁶⁾，而采用钱大昕和章学诚的记载，又以章学诚的《文史通义》中的《邵与桐别传》⁽⁴⁷⁾为主。洪、章二传相较，学术立场相去甚远。洪亮吉将邵晋涵描写为汉学人物，判定其必入国史儒林，希望自己的传能供采择。章学诚则别具深意。为邵晋涵作传是其晚年念念不忘的大事之一，并与浙东学术说的提出有相当的关系。

晚年章学诚为生计而奔波，颇受到汉学家的多方压力。而邵晋涵的去世让他感到痛惜的同时，也兴起总结浙东学术之意。1796年，邵晋涵去世不久，章学诚致信胡虔，表示：

昨闻邵二云学士逝世，哀悼累日，非尽为友谊也。浙东史学，自宋元数百年来，历有渊源。自斯人不禄，而浙东文献尽矣。盖其人天性本敏，家藏宋、元遗书最多，而世有通人口耳相传，多非挟策之士所闻见者。鄙尝劝其授高学弟子，彼云未得其人；劝其著书，又云未暇。而今长已矣，哀哉！前在楚中，与鄙有同修《宋史》之约，又有私辑府志之订。今皆成虚愿矣！曾忆都门初相见时，询其伯祖邵廷采氏撰著，多未刻者，皆有其稿，其已刻之《思复堂文集》，中多讹滥非真，欲校订重刊，至今未果。此乃合班、马、韩、欧、程、朱、陆、王为一家言，而胸中别具造化者也。而其名不为越士所知。又有黄梨洲者，人虽知之，遗书尚多未刻，曾于其裔孙前嘉善训导黄璋家，见所辑《元儒学案》数十巨册，搜罗元代掌故，未有如是之富者也。又有鄞人全谢山，通籍清华学士，亦闻其名矣，其文集专搜遗文逸献，为功于史学甚大，文笔虽逊于郡，而博大过之，以其清朴不务塗泽，故都人士不甚称道，此皆急宜表章之书。学使所未闻者，曷乘间为略言之。鄙与学使素称知契，然本部宪使不欲屡通书问故也，如何？如何？⁽⁴⁸⁾

其中值得注意的是，章学诚提出了浙东史学的传统问题，也提示了浙东学派的人物谱系。对于章学诚而言，邵晋涵的去世不仅让他少了一个老友，也意味着浙东史学的命运堪忧。

汉学家洪亮吉对邵晋涵的描写，更让章学诚感受到压力。洪亮吉《邵学士家传》收入其《卷施阁文甲集》卷九中，力图将传主纳入朴学的统系，从朴学的角度来评介传主的学术成就。传文略谓：

（邵晋涵）于学无所不窥，而尤能推求本原，实事求是。盖自元明以来，儒者务为空疎无益之学，六书训诂，屏弃不谈，于是儒术日晦，而游谈坌兴。虽间有能读书如杨慎、朱谋，非果于自用，即安于作伪，立论往往不足依据。迨我国家之兴，而朴学始辈出，顾处士炎武、阎徵君若璩首为之倡，然奥窔未尽辟也。乾隆之初，海宇乂平，已百余年，鸿伟傀特之儒接踵而见，惠徵君栋、戴编修震，其学识始足方驾古人。及四库馆之开，君与戴君又首膺其选，由徒步入翰林，于是海内学者知向学者，于惠君则读其书，于君与戴君则亲闻其绪论，向之空谈性命及从事帖扩者，始骎骎然趋实学矣。夫伏而在下，则虽以惠君之学识，不过门徒数十人止矣。及达而在上，其单词只义，即足以歆动一世之士。则今之经学昌明，上之自圣天子启之，下之即谓出于君与戴君讲明切究之力，无不可也。⁽⁴⁹⁾

洪亮吉与章学诚曾发生过争辩，先者刊发其书信，让章学诚颇不悦。而为邵晋涵作传，在章学诚看来事关学术宏旨，洪氏之文不可接受。章学诚写了《地志统部》，⁽⁵⁰⁾对洪亮吉进行批评。他还和同样不满于洪亮吉所作《邵学士家传》的朱锡庚相约另写一篇邵晋涵传，并多次提及此事：“邵先生行事细碎，宜即动手记之，即如受洪书而不报，此虽不便明记，亦可暗指其事，而形其雅量也。其与弟相喻甚深，必有弟转不及知而与足下道及者，是亦可识，而且为弟所必欲闻而斟酌以入文也。”⁽⁵¹⁾“足下记《二云先生杂事》，能终不忘否？念之，念之。”⁽⁵²⁾在生命的最后几年中，这已成为章学诚念兹在兹的一桩心事。他给朱锡庚的信中说：“《邵传》则徐当以意属草，而阙其不可知者以识遗憾，此仆不敢负死友也，然所负已不少矣。长者行事不使人疑，今遭疑如是，仆亦良自愧也。”⁽⁵³⁾回杭州之后，他找到邵晋涵的后人，希望对方提供邵的遗文，可见此事在章学诚心中分量极重。

朱锡庚最终未能写出邵晋涵的新传。而章学诚衰病日甚，自感不久人世，他也没有能够从邵氏后人处得到有关文献。章氏晚年因为《史籍考》一事，颇受浙省士人非议，后者认为他盗售文稿，用毕沅幕府中的工作成果来换取浙江巡抚谢启昆的恩赐（据近人研究，此说不确，章学诚并未卖稿求荣）。邵晋涵的后人因此不信任章学诚，拒绝出示文稿，这让章学诚相当难受。阮元任职浙江巡抚，对章学诚的生活当有直接的影响。早前章学诚曾请托朱珪致信阮元，请其为自己联系谢启昆，谋取差事，以便完成《史籍考》。而阮元不甚积极。谢启昆调任离浙之后，阮元继任，对“路数不同”的章学诚不大热心，《史籍考》既已撰办粗成，由谢氏给予的待遇也不再继续。章学诚晚年批评杭州的考据学风气和孙星衍、洪亮吉等汉学家，并在杭州刊刻传布《文史通义》部分文章，与此不无关系。

阮元任职浙江巡抚，推动了浙江的考据学风气，诂经精舍是一个典型。阮元到任不久，就用前任学政用于修撰《经籍纂诂》的50间屋子，创办了诂经精舍。诂经精舍地处杭州府治孤山之阳，左三忠祠，右照胆台，面对西湖。在书院史上，诂经精舍具有特别的意义，其教育主张完全依据考证学的观念，与当时浙江的敷文、紫阳两书院以科举考试为目的不同，主要提倡培养经世致用的人才，教学内容为经史疑义及小学、天文、地理、算学、辞章等，老师指导学生研究经义，旁及词赋，多攻古体。诂经精舍崇祀先师许慎、郑玄。嘉庆五年（1880）五月初八日，阮元奉许慎、郑玄木主于诂经精舍之中。此举由孙星衍提议，得到阮元的首肯。据孙星衍自述：“抚浙使者阮芸台先生，既设诂经精舍，以教生徒。星衍请崇祀先师许叔重、郑康成于堂中。与臧文学镛堂，舍生洪茂才颐煊、震煊议所以书木主衔者。……先生（阮元）曰：洪两生议是，可兼题之，如孙君议。”⁽⁵⁴⁾这是中国书院史上的一个重要变化。

阮元除了亲自担任诂经精舍的教师，还延聘了很多学者入幕或者来浙江任教。孙星衍就是阮氏所聘幕友之一，他当时丁母忧守制在家，阮元到杭州的第二年三月，孙星衍受聘入阮元幕府，并主绍兴蕺山书院。未几，又主讲诂经精舍。阮元与孙星衍同年，又是多年好友，交谊较深，邀请后者入幕，不无提携之意，更主要的还是孙星衍学术主考证学。此外，著名学者王昶受阮元聘，掌杭州敷文书院，并曾主诂经精舍的教席。经阮元的大力提倡，浙江考证学风大兴，诂经精舍培养出众多人才。

诂经精舍的成功，激化了学术的门户之争。孙星衍来杭的同一年即1799年，章学诚写了《书孙渊如观察〈原性〉篇后》，继续对孙进行批评。章氏早就有意写作此篇，但一直没有成文，这次成篇当与孙星衍来杭有关。他的批评主要集中在两点：一是孙星衍的烦琐学风，“繁称博引，意欲独分经纬，而按文实似治丝而棼之矣”。所说“周纳傅会”，而孔子言性，却是言简意赅。二是“性命非可空言，当征之于实用”，而孙“正蹈虚言之弊”，“但腾口说，身心未尝体践”，⁽⁵⁵⁾这与所批评的宋儒正是同一毛病。很明显，章氏的批评延续着以前的调门，也是对当前形势的回应。第二年章学诚作《浙东学术》，正式提出清代“浙东学术”的谱系，主张浙东自有学术传统，反对门户之见，实际是对考证学和宋学门户之争的批评，认为“事功”可与“著述”相提并论，矛头直指阮元、孙星衍等人的行事。

《浙东学术》写成的次年即1801年，章学诚临终前终于写成了《邵与桐别传》。传文特别讲到撰著的学术背景：

余姚邵氏殁，名流多为状述碑志。余自度文笔未足抗也。邵氏弟子大兴朱锡庚，屡书责余为文。谓余有一二知深，宜不可默。余谊不敢辞。然君卒数年矣。余屡就其家，求其遗书坠绪。庶几徵予所知，乃竟不可得。今目废不能书，疾病日侵，恐不久居斯世。苟终无一言，不特负死友于九原，亦且无以报锡庚之责。口授大略，俾儿子贻选书之。贻选固尝受学于君者也。辞意未备，或稍资补注焉。昔史迁著书，自命春秋经世，实本董氏天人性命之学，渊源甚深。班氏而下，其意微矣。南宋以来，浙东儒哲讲性命者，多攻史学，历有师承。宋明两朝，纪载皆稿荟于浙东。史馆取为衷据，其间文献之徵，所见所闻所传闻者，容有中原耆宿不克与闻者矣。邵氏先世多讲学，至君从祖廷采，善古文辞，著思复堂文集，发明姚江之学，与胜国遗闻轶事经纬，成一家言，蔚然大家。惜终老诸生，其书不显于世。事详大兴朱先生筠所撰墓表。

在介绍邵晋涵的学术时，章学诚还不忘讲述自己和传主的学术因缘：

君之于学，无所不通。然亦以是累志广猝，不易裁见。大兴朱先生则曰：经训之义荒久矣，雅疏尤芜陋不治。以君之奥博，宜与郭景纯氏先后发明，庶几嘉惠后学。君由是殚思十年，乃得卒业。今所传《尔雅正义》是也。然君才尤长于史，自其家传乡习，闻见迥异于人。及入馆阁，肆窥中秘，遂如海涵川汇，不可津涯。当辛卯之冬，余与同客于朱先生安徽使院。时余方学古文辞于朱先生，苦无藉手。君辄据前朝遗事，俾先生与余各试为传记，以质文心。其有涉史事者，若表志记注、世系年月、地理职官之属，凡非文义所属，覆检皆无爽失。由是与余论史，契合隐微。余著《文史通义》，不无别识独裁。不知者或相讥议。君每见余书，辄谓如探其胸中之所欲言。间有乍闻错愕，俄转为惊喜者，亦不一而足。以余所知解，视君之学，不啻如秭米之在太仓，而君乃深契如是。古人所称昌歜之嗜，殆有天性，不可解耶。方四库徵书，遗籍秘册，荟萃都下，学士侈于闻见之富，别为风气，讲求史学，非马端临氏之所为整齐类比，即王伯厚氏之所为考逸搜遗，是其研索之苦，襞绩之勤，为功良不可少，然观止矣。至若前人所谓，决断去取，各自成家，无取方圆求备，惟冀有当于春秋经世，庶几先王之志焉者，则河汉矣。余尝语君，史学不求家法，则贪奇嗜琐，但知日务增华，不过千年，将恐大地不足容架阁矣。君抚膺叹绝，欲以斯意刊定前史，自成一家。时议咸谓前史榛芜，莫甚于元人三史，而措功则宋史尤难。君遂慨然自任，尝据宋事与史策流传大违异者凡若干条，燕闲屡为学者言之。

文末章学诚发出悲鸣：

君居家孝友，与人忠信，度诸家传志所已详者，余不赘也。惟予爱若弟兄，前后二十余年，南北离合，历历可溯，得志未尝不相慰悦。至风尘潦倒，疾病患难，亦强半以君为依附焉。今君下世五年，而余又衰病若此。追念春明旧游，意气互相激发，何其盛也，而今安在哉。悲夫！⁽⁵⁶⁾

《邵与桐别传》记载传主事迹的文字暂且不论，此处所引论学文字，与《浙东学术》颇有出入，非仅为邵晋涵作传，某种程度是章学诚自况，是为自己的学术最终论定。《邵与桐别传》的关键，是将邵晋涵拉进浙东阳明学的传承脉络之中，重申并强化浙东学术的观点。

《儒林传稿·邵晋涵传》取材章学诚的记载而不采洪亮吉的传文，可见阮元的眼光。阮元曾与邵晋涵直接交往，从之问学，对其学术有较多的了解，知其和章学诚有相通之处。阮元《南江邵氏遗书序》称：“岁丙午，元初入京师，时前辈讲学者，有高邮王怀祖、兴化任子田，暨先生而三，元咸随事请问，捧手有所授焉。先生本得甬上姚江史学之正传，博闻强记，于宋明以来史事最深，学者唯知先生之经，未知先生之史也。”⁽⁵⁷⁾阮元肯定“姚江史学”的传统，即黄宗羲、万斯同、全祖望等甬上、姚江学者有关宋明史学的研究著述，而他认为邵晋涵得到了这种史学的真传。这与章学诚认为浙东学术以黄宗羲、万斯大、万斯同、全祖望一系为主，其长处在史学是非常接近的。所以，阮元的《邵晋涵传》采信章学诚的记载，有其自身认知的基础。

阮元与章学诚的学术主张不同，采用章学诚对于邵晋涵的记载，颇有值得玩味之处。阮元深知邵晋涵与章学诚关系密切，“素与会稽章学诚，以所蕴蓄者相知《文史通义》”，故而采纳章学诚对邵晋涵学术的归纳，有关邵晋涵主要学术观点和主要史学成就的叙述，基本都来自章学诚。而采用钱大昕所说邵晋涵“生长浙东，习闻蕺山、南雷诸绪论”，⁽⁵⁸⁾也等于肯定邵晋涵是刘宗周、黄宗羲的后学。而将邵晋涵算作姚江史学即黄宗羲一系史学的传人，又何尝不是章氏的代表性见解。

阮元对邵晋涵传的安排，固然是受到章学诚的影响，不过，他并没有为邵晋涵单立正传，而是将其附于其族祖邵廷采之后，邵廷采也被阮元认定是黄宗羲的后学。在章学诚那里，“浙东”和“史学”同时归入邵晋涵传，并作为浙东学术的传人。阮元将邵晋涵纳入黄宗羲的学术传人中，不仅是对传主个人学派属性的认定，也是对整个浙东学术传承谱系的认同。

《儒林传稿》对章学诚的浙东学术说的采信不止这一处，有关邵廷采的记载也可以看到影响的印记。阮元将邵廷采作为正传人物，给予相当的重视，其中一个理由是将其当作黄宗羲的传人。《儒林传稿·邵廷采传》云：“廷采为诸生，与徐景范皆从孔当受业，又尝从黄宗羲问学。廷采初读《传习录》，无所得，既读刘宗周《人谱》，曰：吾知王氏学所在始事矣。”⁽⁵⁹⁾尽管邵廷采不算经学人物，阮元还是肯定其地位。值得注意的是，章学诚也很重视邵廷采。以阮元对《文史通义》的了解，从中可能得知其人其事，而将学术不同的邵廷采、邵晋涵合并立传，正是章学诚《邵与桐别传》的设想之一，阮元延续了这种取法。

此外，在《任大椿传》《周书昌传》中，阮元也采用了《文史通义》的文字。任大椿是阮元的老师，在其传记中采用章学诚的记载，说明阮元对章氏《文史通义》有超出一般的了解和非同寻常的信任。

鉴于阮元知晓章学诚的“浙东学术”说，并接受章学诚的意见，在《儒林传稿》中，将邵晋涵归于“浙东学术”的谱系，那么他将黄宗羲、万斯大、万斯同、全祖望立为正传的举动，就不能视为与章学诚意见的偶然巧合。章学诚的清代“浙东学术”尊崇黄宗羲一系学者，甚至有过分突出之嫌，将黄宗羲的学术传承做了相当程度的简化和固化。阮元承认黄宗羲一系学者的重要地位，并将其当作浙江学术的主要代表，等于是接受章学诚的“浙东学术”说及其表述。相比于江藩的《汉学师承记》，立意不同，根本没有万斯大、万斯同、全祖望等人的位置，如果在不同的述学脉络中构建浙东学术，更能凸显阮元有关浙东学者记载的谱系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