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俺结婚了

相亲

1937年，我十七岁。

那年，卢沟桥事变发生，日本全面侵华战争开始了。我终止了学业，辍学在家。

男大当婚，女大当嫁，旧社会时兴早婚，有的人家的儿女十五六岁就结婚了。别说结婚，十五六岁当爹当娘也不足为奇。所以，回家不久，娘家的邻居给我介绍了一户人家。介绍人是陆福廷的妹妹，我的婆家二婶。介绍的这一家，父亲是朝集小寨的地主，绰号叫“赵结巴子”。介绍给我的，是“赵结巴子”的长子。

封建社会，儿女婚姻决定权在于父母，由不得自己做主。无论眼瞎腿瘸脸有麻子，也无论高矮丑俊，只要父母同意，儿女们就不能抗拒。成亲之前，双方都要相亲，只不过，这种相亲不是由本人来看，而是由父母来看。

代我相亲的是我娘，代对方相亲的是他娘。在媒人的安排下，家人让我的一位女同学把我诓到一个学校。当时我被蒙在鼓里，全然不知自己在做什么。那时正值暑假，学校里的人很少，是很适合相亲的环境。她们安排这位女同学和我一起从校门走进校园，未来的婆母在门里边“守株待兔”。因为我事前不知道这些安排，所以，一点没有紧张感，轻松自如地经过未来婆母身旁时，没有察觉到任何不对劲。余光中，似乎看到有个老嬷子在门里边站着。后来听说，婆母说我一闪而过，没看清我的脸，只是说身架还行。

丈夫的相亲过程和我差不多。那时，他已经知道相亲这事，本人和家人都非常重视。因为是未来的丈母娘对女婿的“初审”，所以，他特别装扮了一番，希望能“顺利过关”。一些人认为地主整天都穿绫罗绸缎，其实不然。我丈夫因为在家里不当家，基本没有好衣服，见人穿的大褂子也没有几件像样的。我丈夫向本家兄长借了一件竹叶青色的大褂，头戴礼帽，脚穿一双黑色的尖口中式布鞋，就去给未来的丈母娘“过目”了。

娘替我相亲时，正怀着小我十七岁的二弟。因为已有八个月的身孕，她不便外出行动。因此，相准女婿的地点就选在自家“宝元堂”商铺的门前。“宝元堂”临街，前面南来北往的行人不断。约定下午三点看，三点之前，娘坐到了商铺里的藤椅上，等待着准女婿的到来。

那天下午，天气晴朗，街上行人稀少。下午三四点的样子，我丈夫由媒人陪着，缓缓地从娘面前走过。媒人在外侧，他紧贴娘的这边行走，为的是让我娘能看清楚。娘放心不下女儿的婚事，真是打点精神，全神贯注地看，恨不能让时间停止，把他拉住，从头到脚看个仔细。事毕，他的高矮胖瘦、衣着打扮、着装色彩，娘对我描述得特别贴切，这就算“初审通过”了。

相亲之前，我丈夫是做了周密准备的，他希望能够一次成功。他和我一样，都是有文化的人，上过高中。丈夫和我没定亲之前，人家给他说过几门亲事，都因女方没文化，他心里不满意，吹了。相亲时他已二十三岁。在当时的农村，二十三岁没成家，实在是“大龄青年”了。家人急切地要给他完婚，了结一桩大事，可他坚决要找个情投意合的、说得来讲得来的“文化媳妇”。遇到我，他心里十分满意，觉得我的家世、人才都是好的，媒人没费吹灰之力，便定下了这门亲事。

中秋后，娘开始给我置办嫁妆。

俺这地方，说一个人不好好过日子就叫“不上楔儿”，我父亲就属于这一类人，家里虽是地主，实为绣花枕头。用我们那儿的土话，叫“驴粪蛋子外面光”。父亲三百六十五天酒壶不倒、牌桌不离，家花不香野花艳，几乎把家业败光殆尽，哪里还有余钱给我置办嫁妆？

一生争强好胜的娘当年也是大家闺秀，嫁到我家时，陪嫁物品样样俱全。我的婚事是她分家后的第一桩大事，她不愿看到女儿寒酸地出嫁，只好动用手中的私房钱，尽量让我体面地出门子。

娘的私房钱来自于勤俭持家的积累，也来自于她“截获”的父亲东掖西藏的赌资。早些时候，家里地多，分散又广，这庄几十亩，那庄几百亩，方圆几十里的村庄都有地，当家的也管不过来。所以，父亲不知用什么法子，今天卖几亩，明天又卖几亩，竟然能躲过核查。娘说，有一次，爹用大褂子兜了一兜洋钱放到床头柜里，她隔三岔五地去拿一块两块，爹都不知道。老一辈人喜欢买地收粮租，也有人收“悬租”，悬租指的就是高利贷。娘明要暗搜，积少成多，倒也在自己的娘家买了一百七十多亩土地。这些地交给她的舅舅管理，每年午秋二季，舅老爷把地租送到双沟，留给娘做生活贴补。

俗话说，“陪不尽的闺女，办不尽的年”。娘尽她最大的努力给我添置陪嫁物品。小件物品我们自己买，因为我们当地货品不全，成色也不好，父亲陪着我到徐州城去采购；大件物品，比如大柜、大箱、书案、方桌、座椅等，娘无力置办新的，拿来自己十九年前的陪嫁物，请人把褪了色的家具刷了一遍漆，给我当了陪嫁。出嫁前，二舅老爷送给我一副皮袄面子，那是一块背面锦缎，这种缎子还有一个名字叫“反皮皱”，反面的花纹比正面的看起来更加平滑、光亮，我们那儿的裁缝没有见过，竟然里外不分，把袄子给我做反了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