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　连锁董事研究内容综述

国内外关于连锁董事的研究主要可归纳为三个方面，如表2-1所示。第一个方面研究连锁董事存在的原因；第二个方面研究连锁董事的特征及衡量；第三个方面研究连锁董事对公司经济行为及经济后果产生的影响。

2.1.1　连锁董事存在的原因

关于连锁董事这种现象为什么会存在，是什么因素催生了连锁董事的存在，不同领域的学者从不同的角度给出了不同的理论解释，但基本可归纳为两个方面：一是基于公司层面的原因，二是基于连锁董事个人层面的原因。

2.1.1.1　基于公司层面的原因

（1）资源依赖理论

经济学领域的学者认为，企业在其发展的任何阶段，都会面临来自顾客、供应商、竞争者以及宏观环境等各方面的不确定性，掌握关键资源和信息是企业降低环境不确定性、保持可持续发展能力的核心（Varian和Repcheck，2010）。资源依赖理论认为连锁董事之所以存在，在于连锁董事是企业联系外部资源与信息的重要渠道（Burt，1983）。公司通过连锁董事建立与其他公司之间的联系，可获取公司经营所需的重要资源，如关键技术、商业机会等；与此同时，本公司董事同时兼任另一家公司的董事，可获取其他公司的经营状况、财务状况等重要的私有信息，有助于学习其他公司的先进经验，所有这些均可降低企业面临的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使企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保持优势（Schoorman，Bazerman和Atkin，1981；Mizruchi和Stearns，1988；Hillman，Withers和Collins，2009）。

（2）监督控制理论

Mintz和Schwartz（1985）将资源依赖理论进一步细化，认为资本是公司经营发展的重要资源之一，而财务控制属于资源依赖的一个重要分支。他们以美国上市公司为样本，发现连锁董事更多地存在于金融类公司和工业公司之间，与金融类公司存在连锁董事的工业公司能够快速地获取公司经营发展所需要的资金。Davis和Mizruchi（1999）也发现，在连锁董事网络中，银行通常处于更为中心的位置，为监督有业务往来公司的经营及投资行为，银行通常会派遣董事进入对方公司的董事会，从而一家银行的董事可能同时兼任几家非金融类公司的董事，连锁董事也因此而产生。除此之外，基于监督控制的目的，连锁董事除了存在于金融类公司和非金融类公司之间，还存在于企业集团内部的连锁董事是企业集团协调和控制企业之间关系的战略安排（Maman，1999）。

（3）合作共谋理论

合作共谋理论认为，公司通过连锁董事建立联系，会使双方都获利（Dooley，1969；Economides，1996）。一方面，连锁董事有利于公司之间经济活动的协调和知识经验的共享等；另一方面，公司之间建立连锁董事的一个重要目的是抑制同业竞争，达到对市场的控制（Mizruchi，1996）。例如，1914年，《克雷顿法案》要求处于相同竞争领域的公司之间禁止建立连锁董事，该法案颁布之后，美国公司之间的连锁董事联结急剧减少，这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连锁董事是以抑制同业竞争为目的而存在的（任兵、区玉辉、林自强，2001）。

（4）法理理论

Haunschild和Beckman（1998）认为，法理理论可在一定程度上解释连锁董事的存在。企业没有任何先天赋予的权利，企业的生存权利、发展权利等均由社会赋予，因而企业活动必须和其所处社会的价值观保持一致，以获得合法性地位（Campbell，Gulas和Gruca，1999；陈仕华、马超，2011）。许多企业基于合法性的考虑通常会邀请威望较高的其他企业董事进入本企业董事局，从而催生了连锁董事的存在（任兵、区玉辉、林自强，2001）。

2.1.1.2　基于个人层面的原因

（1）职业生涯推进理论

Zajac（1988）从职业生涯推进理论出发，认为董事个人为获得职业声誉和更高报酬等，同时身兼多家公司的董事，从而导致了连锁董事的存在。Santos，Da Silveria和Barros（2009）进一步研究认为，除董事自身的职业声誉外，连锁董事也是由激烈的市场竞争驱使的，高素质的董事如同市场中其他稀缺资源一样，公司为获得这种资源而互相竞争，最终导致一个董事身兼数个公司的董事会职位，即连锁董事的存在是由自身的职业声誉和外部的市场竞争共同作用形成的。

（2）社会阶层聚集理论

Useem（1984）从阶层领导理论出发，给出了连锁董事存在原因的一个不同的解释，即连锁董事是一种社会现象，而非经济现象，由于他们同属于社会中的较高阶层，分享相同的信念、价值观、世界观、政治观点等，彼此联系，从而形成商务精英团体。同时他们为了维护彼此之间的关系稳定会主动追求连锁董事这样的职位，或邀请对方进入自己所在的董事会（Stokman，Ziegler和Scott，1985）。

可见，学者们从不同理论视角给出的连锁董事存在的原因是不同的，这也决定了基于这些理论分析得到的连锁董事对公司经济行为和经济后果的影响存在差异。

2.1.2　连锁董事的特征及衡量

2.1.2.1　连锁董事的特征

关于连锁董事特征的研究，现有文献主要包括两方面的研究内容：一是连锁公司自身的特征，主要关注具有怎样特征的公司更可能存在连锁董事；二是由多个连锁董事（公司）形成的连锁网络的特征。

（1）连锁公司的特征

Pennings（1980）较早研究了连锁公司的特征，他发现，在美国资产收益率较高的上市公司更可能拥有连锁董事。Fich和Shivdasni（2006）同样针对美国上市公司的研究，却发现与非连锁公司相比，连锁公司的公司治理质量更低，具体表现为市价与账面值比率更低、盈利水平更低、CEO变更—公司绩效敏感度更低。同样的，Devos，Prevost和Puthenpurackal（2009）以美国公司为样本的研究也发现，经行业调整后的经营绩效更低的公司更可能存在连锁董事，同时，连锁公司表现出更低的CEO薪酬—公司绩效敏感度、更低的CEO变更—公司绩效敏感度。Devos，Prevost和Puthenpurackal（2009）与Fich和Schivdasni（2006）的研究结论基本一致，但二者均和Pennings（1980）的研究结论截然相反。关于中国上市公司的研究，Ren，Au和Birtch（2009）发现，与非连锁公司相比，平均来讲，我国连锁公司的企业规模更大、股权更集中、资产负债率更高、公司总资产报酬率更低，且大部分是国有企业。段海艳和仲伟周（2008）也发现，连锁公司的公司规模与企业性质和非连锁公司存在显著差异，表现为连锁公司的公司规模更大，且国有企业更容易存在连锁董事，这与Ren，Au和Birtch（2009）的研究发现是一致的。

（2）连锁网络的特征

刻画由多个连锁董事（公司）形成的连锁网络的特征也是连锁董事特征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Alexander（2003）比较了澳大利亚上市公司在1976年和1996年连锁董事网络的情况，发现与1976年相比，经过20年的发展，1996年连锁董事网络覆盖的范围更广且网络密度更大。Bertoni和Randone（2006）分析了意大利上市公司的数据，发现1999—2004年，上市公司之间由互相持股建立的所有权联系的比例降低，但上市公司之间建立的连锁董事联系的比例增加。并且在整个连锁公司网络中，金融类公司处于核心位置。Santella，Drago和Polo等（2009）比较了法国、德国、意大利、英国以及美国的连锁公司网络，发现在法国、德国和意大利，少数董事占据很多公司的董事职位，众多公司通过少数连锁董事联结起来，连锁公司网络表现出“大而紧密”的特征。而在英国，每个董事最多拥有两个董事职位，为数不多的公司通过大量连锁董事联结起来，连锁公司网络表现出“小而扁平”的特征。与此同时，美国的连锁公司网络特征介于二者之间，众多公司之间存在连锁董事关系，但每个连锁董事最多拥有两个董事职位，即众多公司通过大量连锁董事联结起来。他们认为连锁公司网络之所以在各国表现出不同特征，与国家的经济环境有着密切关系，如英国对公司合谋的处罚力度更大，从而限制了连锁公司的网络规模。

针对中国上市公司的研究，任兵、区玉辉和彭维刚（2004）比较了2001年我国沪粤两地连锁公司网络的特征，发现上海公司的连锁网络表现出整体性，公司镶嵌于广泛且紧密的连锁网络中，而广东公司的连锁网络较为分散、小型，表现出小团体特征。他们认为两地的连锁网络之所以表现出不同特征，与两地的经济运作模式以及公司和政府的关系有关。Ren，Au和Birtch（2009）通过对中国1999年的900多家上市公司的分析发现，中国连锁公司网络在规模和密度上均小于西方发达资本市场国家的公司；在连锁网络中，公司的位置是较为平均的，没有绝对中心位置的存在；与金融类公司建立连锁董事关系相比，相同行业的公司之间更容易建立连锁董事关系；由企业集团形成的连锁关系在地域上更为分散。卢昌崇和陈仕华（2009）通过研究因董事死亡、离职等原因导致的公司之间断裂的连锁董事关系是否会被重构，发现1/3的连锁董事关系会在断裂后重构，他们认为这些重构的关系是服务于组织目的的。

综上所述，不同国家的连锁公司网络表现出不同的特点，即使对于同一国家的研究，不同地区的连锁公司网络特征也存在差异（任兵、区玉辉、彭维刚，2004），这和不同国家、不同地区的经济环境、经济运作模式等有关。

2.1.2.2　连锁董事的衡量

早期关于连锁董事的研究，主要通过虚拟变量、连锁董事在公司董事会所占的数量或比例等作为连锁董事的代理变量（Baker，1990；Zajac和Westphal，1996；Chou，Li和Yin，2010），这些衡量方式简单、直接，只能刻画直接的连锁关系，而忽视了间接的连锁关系，且无法描述连锁关系的重要性（Larcker，So和Wang，2013）。

随后，随着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在公司治理领域的应用（张闯，2011），学者们开始关注连锁董事（连锁公司）在整个网络中的特征，最典型的研究是通过网络中心度（程度中心度、中介中心度、接近中心度以及特征向量中心度）来衡量连锁董事（连锁公司）在整个董事网络中的位置或密度（田高良、李留闯、齐保垒，2011；Larcker，So和Wang，2013；陈运森、谢德仁，2011）。

但关于网络中心度的衡量依然存在两个重要区别。第一，在计算网络中心度时，以连锁董事为结点还是以公司为结点。陈运森和谢德仁（2011）先以连锁董事为结点计算董事的网络中心度，再将公司每个独立董事的网络中心度取中值作为公司网络中心度的衡量。Larcker，So和Wang（2013），田高良、李留闯和齐保垒（2011）以公司为结点计算网络中心度，因而直接计算的是每一个公司在连锁网络中的位置。第二，是否区分董事类型，陈运森和谢德仁（2011）仅考虑独立董事的交叉任职情况，因而在计算董事网络中心度时，仅包括独立董事；而Larcker，So和Wang（2013），田高良、李留闯和齐保垒（2011）并不考虑董事类型，包括所有执行董事和独立董事的网络中心度，且在计算中不考虑二者的区别。当然这也视研究目的而定。

2.1.3　连锁董事对公司经济行为及经济后果的影响

连锁董事研究的一个重要分支是连锁董事对公司经济行为及经济后果的影响。该方面研究主要分为两个部分：一是直接将连锁董事和公司特定的经济后果变量相关联，研究连锁董事对公司经济后果产生了怎样的影响；二是基于连锁董事的信息传递功能，研究连锁董事对公司间特定行为决策扩散的影响。根据研究脉络的发展，本章将首先回顾连锁董事对公司经济后果影响的文献，再进一步回顾连锁董事对公司行为扩散影响的文献。由于这两方面的研究与本书的研究内容紧密相连，将另辟小节重点叙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