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相关理论与研究综述

2.1　双元观点及研究

组织双元性（Organizational Ambidexterity）作为一门新兴的管理学研究方向，由于其内容新颖、视角独特而受到学者们的普遍关注（Raisch等，2009）。从1991年March经典研究成果发表，短短20年，已有100多篇相关文章在国际主流管理学期刊上发表，其中实证研究文献占了1/3。特别是2006年《管理学会学报》（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和2009年《组织科学》（Organization Science）的两份双元研究专刊出版，组织双元性进入研究高潮。本节对现有组织双元性文章进行总结、对理论发展脉络进行梳理，整理现有研究存在的不足，从而为本书提供理论基础。

2.1.1　双元观点的内涵

所谓组织双元性，是指企业同时致力于现有的事业和新事业的行为特征。其本质在于探讨企业如何管理和协调相互冲突又相互促进的不同类型组织行为，解决企业面临两种相左选择时的“悖论”问题。目前，组织双元性观点已经涵盖组织学习（如March，1991）、技术创新（如He和Wong，2004）、组织能力（如Atuahene-Gima，2005）、联盟（如Rothaermel和Deeds，2004）等多领域。从其发展的溯源看其核心构建是探索和应用这一对概念的关键。要明确双元的含义，首先要界定探索与应用两者的内涵以及两者之间的关系。

（1）探索与应用的内涵

探索（Exploration）和应用（Exploitation）是组织双元性的核心。早期是由March（1991）在其关于组织适应性的文章中提出并对比分析。1991年，March提出探索和应用时，将探索定义为“搜索、变异、柔性、试验、冒险创造新产品、团队”，而将应用概括为“精炼、选择、生产、效率、实施和执行”。这个概念实际上是相当宽泛的。作为后续研究，Levinthal和March（1993）从组织学习和知识管理的角度将其限定在知识领域内组织行为的范围及深度，即探索强调组织追求新的知识，而应用强调对已有知识的进一步使用和开发。随后，众多学者对其进行了深入研究，并将这个框架应用到多个领域。然而，不管是哪一个领域，这些研究都基本遵循这样的逻辑，即探索倾向于组织跳出现有组织框架、行为模式、知识范围和技术轨道，获取或者创造新的知识和能力；反之，应用则是一种有目标的搜索方式，强调基于现有技术轨道进行改进，倾向于在现有的知识领域和组织流程结构内进行精细化操作，避免变化，强调控制、效率和可靠性、与规范一致，通过细化操作提升组织效率（Benner和Tushman，2003；McGrath，2001；Yalcinkay等，2007；Levinthal和March，1993）。Lavie等（2010）为解释探索和应用给出了一个生动的例子：瑞士手表制造商如果从制造手动手表向自动手表转型，由于基于企业现有的机械工程能力，因此是进行了应用性行为；但如果向电子手表转型，则是进行了探索性行为，从基于机械能的技术转型为基于电子的技术（Tushman和Anderson，1986）。

双元理论中的探索和应用正是基于这样的逻辑。表2-1对探索和应用进行了对比。作为相对应的概念，探索和应用所需要的知识基础和组织特性，以及对环境的适应能力有所不同。另外，通过探索获取收益往往被认为是效果大，能够提升组织的长期竞争优势，但见效时间长而且风险和不确定性很高，甚至可能会导致负收益；通过应用获取收益则被认为是较为稳定的、回报可以预期的、短期即可见效，因此风险相对较小，但长期效果可能不明显，以提升短期运作效率为主。

不过，Gupta等（2006）指出，即使到现在，学者们对探索和应用的内涵也还没有统一的认识。例如，如果说探索指的是组织获取新知识，那么应用究竟是单指使用已有知识，还是指获取与原有知识类似的新知识？探索和应用的差别在于行为程度的差别是否存在？Baum等（2000），Benner和Tushman（2003），He和Wong（2004）认为探索和应用都进行学习和创新，只不过是程度不同。然而，另一些研究（如Rosenkopf和Nerkar，2001；Vassolo等，2004；Vermeulen和Barkema，2001）将探索界定为所有学习和创新的行为，而将应用界定为使用现有知识。表2-2总结了现有理论研究中，双元性视角下学者们对探索和应用的不同定义和理解。

（2）探索与应用的关系

探索和应用之间的关系是组织双元性研究的重要内容。目前理论存在两种不同的观点，即探索和应用之间是连续变量的两端还是正交相关的（Gupta等，2006；Laive等，2010）。

第一种观点将探索和应用作为一个连续变量的两端，认为需要通过断点均衡来实现两者的共存（Gupta等，2006）。以March为代表的学者认为，由于探索和应用之间本质上的区别，两者之间是不相容的，组织需要在两者之间进行权衡（Burgelman，2002；Levinthal和March，1993；Siggelkow和Levinthal，2003；Tushman和Romanelli，1985；Vermeulen和Barkema，2001）。这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资源分配约束（Resource-Allocation Constraints）。由于组织资源的有限性和稀缺性，往往会出现探索和应用之间的资源争夺和竞争，当提升一方资源时另一方可能面临资源稀缺，因此对一种模式的侧重会带来另一种模式的减弱。第二，组织惯性（Organizational Inertia）。由于组织惯性的存在，组织行为具有自我加强（Self-Reinforcing）的倾向。一种组织行为实施会形成围绕这种行为形成特有的管理理念、行为流程以及组织结构等，从而形成一个具有锁定效应的闭合系统，与此系统相冲突的行为难以得到支持（March，1991）。这样，组织往往难以改变现有行为范式，也难以根据外部环境变化来改变现状（March，1991；Lewin等，1999；Sorensen和Stuart，2000）。第三，所需的心智模式（mindset）和组织结构（Organziation Structure）。一般来讲，探索意味着组织具有更大的灵活性及变化，需要更多的开放而宽泛的思考，变革性和风险承担性更强；而应用则意味着组织具有很好的稳定性，需要更多集中而具体的承诺，组织往往保守内向、规则明确，具有更强的风险规避性。因此，同时进行探索和应用就变得很困难。基于以上三点，March（1991）认为探索和应用是连续变量的两端，存在着此消彼长的对立关系，企业不可能同时追求探索和应用，而必须在两者之间做一个战略选择。这种观点得到了部分学者的支持（如Tushman和O’Reilly，1996；Gavetti和Levinthal，2000；Benner和Tushman，2003；Eisenhardt和Martin，2000；Kyriakopoulos和Moorman，2004；Gupta等，2006；Uotila等，2009）。同时，根据Gupta等（2006）的研究，作为一个连续变量的两端，探索和应用之间是相互排斥的，两者之间的相对程度与企业长期绩效呈现倒U型关系。图2-1反映了探索和应用是连续变量的两端。

同时，March（1991）、Ahuja和Lampert（2001）等学者还指出，任何一种组织行为方式都是有利有弊的。一方面，长期使用应用容易使组织陷入熟悉陷阱、成熟陷阱和相似性陷阱，导致组织学习目标和行为被锁定在历史经验范畴，知识路径过于单一并长期依赖于原先的成功经验，使组织忽视备选机会和方法，拒绝尝试新的事物。进一步则使组织陷入能力陷阱，产生核心刚性（朱朝辉等，2009）。因此，单纯使用应用使组织很难应对快速变化的环境和激烈的市场竞争，组织需要通过探索寻求新方法、新知识（Levinthal和March，1993）。另一方面，由于探索所涉及的知识相对较新，需要对资源投入做出大量承诺，其回报往往是不确定的、遥远的，伴随着较高的风险（March，1991）。因此，过度进行探索往往会使组织陷入失败陷阱，即当组织陷入一种不断试验、变革和创新状态；探索失败不但不能打击组织尝试和学习的积极性，反而会促进更多的研究投入，使组织可能陷入一种不断失败和不断变革的循环之中（Levinthal和March，1993；朱朝辉等，2009）。另外，由于组织惯性的存在，企业在低级活动中的能力可能足够排斥企业缺乏经验的高级活动：致力于探索而忽视应用的适应性系统可能会承担高昂的试验成本而得不到任何收益，致使很多新想法和核心竞争力无法得到开发；相反，致力于应用而忽视探索的适应性系统很可能使组织陷入次优均衡陷阱（魏泽龙，2010）。因此，维持探索和应用的适当平衡是系统生存和发展的基本要素。

由于以上原因，探索和应用需要相互转化（Transitivity）共同发挥作用（Lavie等，2010），企业需要通过一定的组织设计寻求探索和应用之间的相对平衡，而不是进行探索和应用两种行为的选择。通过交替方式形成断点均衡（Punctuated Equilibrium）可以实现两者的平衡（Vermeulen和Barkema，2001；Siggelkow和Levinthal，2003；Gupta等，2006；March，2006）。Lavie等（2010）指出，组织一方面获取和开发新知识依赖组织现有的知识基础（Cohen和Levinthal，1990），另一方面，探索是对应用获取知识的进一步利用。当组织第一次进行某种新技术实验时，进行的是探索性行为，但当组织重复这些实验并将新获取的知识加以应用时，则进入到应用环节。这样，应用转化成探索，探索又演进成为应用。这一过程很自然地连续循环着（Lavie等，2010）。在某一个时间点上，组织双元表现为探索和应用的一种组合平衡，是连续统一的，而不是分离的两种模式。

与“连续变量两端”的一元观点不同，第二种观点认为探索与应用是不同的、可以分离的两个正交（Orthogonal）变量，企业可以同时追求高水平的探索和应用。支持这种观点的学者（如Baum等，2000；Gibson和Birkinshaw，2004；Beckman等，2004；Koza和Lewin，1998；Rothaermel，2001；Lubatkin等，2006）对探索和应用之间的对立观点提出了质疑，指出两者并非绝对排斥和不可协调的。Shapiro和Varian（1998）指出尽管具有稀缺性，但并不是所有组织资源都是有限的，如信息和知识资源就可以无成本复制，是无限的。另外，组织不仅能够使用自己现有的资源，还可以通过建立战略联盟借助环境中的资源，获取互补性资产（Powell等，1996）。Gupta等（2006）还指出，思想意识和组织流程同样可能不受到限制。从系统层面来看，当不同领域相互交叉且松散耦合时，探索和应用往往是正交关系。通过组织单元的分离可以同时实现探索和应用。例如，在高新技术企业，可以在研究与开发部门进行高程度的探索，同时也可以在制造、销售和服务等领域进行高程度的应用（Beckman，2006；Jansen等，2006；Lavie和Rosenkopf，2006；Lubatkin等，2006）。因此，当具有合适的转化流程或管理者认为有转化的必要时，探索和应用之间可以相互转换，此时战略管理控制决定着两者之间的权衡（Gilson等，2005）。图2-2表示在这种观点下，探索与应用之间正交关系及其交互对组织绩效的正向影响作用。

从目前的发展形势来看，越来越多的学者认可了正交变量的观点，成为现今双元理论研究的主流，双元的概念也由此而生，具有双元性的企业是同时追求高水平探索和应用的企业（Benner和Tushman，2003；Gibson和Birkinshaw，2004；He和Wong，2004；Atuahene-Gima，2005；Gupta等，2006；Jansen等，2006，2009；Mom等，2007；刘衡，2011）。在此基础上，学者们从时间、空间、系统层次等角度对如何实现探索和应用之间的平衡提出建议。Jansen（2005）将其归纳为接受、分解和协调三种平衡方式，如表2-3所示。

（3）双元性的内涵及分类

组织双元性（Organizational Ambidexterity）的定义及内涵，基本上都是以探索和应用作为核心概念阐述的。表2-4对这两个概念的内涵进行了进一步总结。1976年Duncan首次提出“双元型组织”的概念，描述了组织行为和组织结果的明显差别，指出所谓的双元是指企业一方面考虑到工作的效果（做正确的事，do the right things），另一方面考虑做事的效率（正确地做事，doing the things right）。Tushman和O’Reilly（1996）将其概念具体化，指出双元型组织是将内部多种表面看似矛盾的要素同时作用于短期效率和长期创新目标实现过程的复杂组织形式。在此基础上，于不同的研究视角（如组织学习、创新、能力、组织情景、高层管理团队、组织结构），组织双元的内涵也有所差别。例如，从创新的视角看，Tushman等（1997）将组织双元性界定为同时追求渐进创新和突变创新，同时创造短期和长期竞争优势的组织能力。Jansen等（2005）也持同样的观点。类似地，He和Wong（2004）指出组织双元是企业在成熟市场下提高效率以实现渐进创新，同时还开发新兴市场进行新产品开发以实现突变创新，也就是说，同时实现两种创新行为，并在此之间寻求一定的平衡。Atuahene-Gima（2005）认为组织双元性可以理解为同时对已有产品进行应用性改进和对新产品进行开发。从组织结构的视角看，Benner和Tushman（2003）指出双元性是一种组织结构的特性，即组织既可以实现单元内部的紧密联系也可以实现单元之间的松散连接，通过具备这种可松可紧的组织结构实现探索和应用活动的同时开展。Kaplan和Henderson（2005）也持类似的观点，认为组织应该分成不同的部门，通过部门间的合作实现双元。例如，生产运作部门以应用为主，研发部门应该具备企业家精神。从组织情景的视角看，Gibson和Birkinshaw（2004）将组织双元性描述为同时做两种不同事情的能力，如探索和应用，效能（Efficiency）和灵活性（Flexibility），或者一致性（Alignment）和适应性（Adaptation），在看似矛盾的对立面之间通过合理分配资源，协调和平衡的一种能力。Cegarra-Navarro和Dewhurst（2007）也支持双元型组织是一种实现一致性和适用性的组织情景。Gupta等（2006）认为双元型组织是指通过兼具松散耦合的组织结构及多样化特点、可以同时开展探索和应用两种活动的商业单元或个体。本书中，组织双元性是指同时开展探索和应用两种活动，一方面组织可以通过应用性行为提高效率，改进原有产品和技术实现稳定发展；另一方面可以通过探索性行为突破企业原有的行为框架，追求新的知识和开发新的产品和服务，从而获取长期竞争力。通过建立双元型组织，企业可以应对外界环境的不确定性，增强企业的环境适应性。

2.1.2　双元的分类和研究维度

1. 双元的分类

依据不同角度和侧重点，可以将双元分成不同的类型。从组织层面可将组织双元性分为结构性双元和情境性双元两类。还有一部分学者认为有从个人层面看的领导型双元和从组织间层面看的关系型双元两种。具体如下：

（1）结构型双元

结构型双元（Structural Ambidexterity）是指企业通过创造双元结构来同时施展调整和适应能力的行为。具有结构型双元的企业一般具有这样的组织结构：实行探索的子单元和实行应用的子单元在组织设计上或组织形式上是相互独立的，同时在每一个子单元中组织能力、系统、激励机制、流程和文化等也是不同的（Benner和Tushman，2003；Simsek等，2009）。通过组织结构的分离设计来避免探索和应用之间的直接冲突，实现两者的共存（Adler，1999；Sheremata，2000）。Tushman和O’Reilly（1996）主张高度差异化但又松散耦合的部门或者产业链中的企业适合构建结构型双元组织。广义上讲，包括业务单元的分离、时间段的分离和业务领域的分离（Lavie等，2010）。例如，规模大而集中、流程紧凑、文化相对保守的机械（Mechanical）组织结构有利于工作效率的提高，从而促进应用性活动的开展；规模小而分散，具有相对松散的流程和自由文化的有机（Organic）组织结构有利于突破和创新，从而促进探索性活动开展（魏泽龙，2010；赵付春和焦昊，2011）。因此，根据业务单元的有机性或者机械性设计不同的组织行为，要尽可能地将探索和应用相互隔离起来，互不干扰，从而实现两者的共同开展。具体地讲，一个组织中生产单元进行应用，市场和销售单元主要进行探索（Kaplan和Henderson，2005）。两个独立的子单元由共同的战略意图、全局性的价值观念及一定组织机制整合联系起来。

（2）情景型双元

与结构型双元相区别，情景型双元是指企业在整个组织内部同时施展适应能力和匹配能力的行为（Gibson和Birkinshaw，2004），通过建立一套组织过程和组织情景来鼓励、支持员工保证两者的同时进行。适应性是指根据变化的任务和需求，快速重组行为的能力，而匹配性则指的是所有行为范式的连贯性和一致性。与结构性双元不同的是，情景性双元强调通过培养具有伸展性（Stretch）、纪律性（Discipline）、支持性（Support）和信任性（Trust）的组织文化，形成支持双元的组织体系、氛围和流程管理，帮助个体或者团队在探索和应用之间自主做出时间、人力、设备等资源分配。这种双元情景一旦形成，各个层次的员工就具有一种矛盾的思维方式，不仅能够关注现有价值，而且还会关注任务环境的变化，从而采取相应的行动。例如，研发人员既关注原有产品和生产流程的改良设计，同时还关注顾客的新需要，突破原有思维框架，实现新产品的开发和设计（赵付春和焦昊，2011）。这表明在情景型双元的条件下，动态和柔性的机制允许个体或团队成员根据自己的判断自主地在探索和应用之间分配资源（如有效的时间、人力和设备）。通过调查，Birkinshaw和Gibson（2004）识别出情景双元下四种员工个体行为和三种双元共性。四种员工行为：第一，个体主动性强，能敏锐留心本职工作之外的价值创造机会；第二，个体合作性强，强调人与人之间、团队与团结之间的合作，积极寻找与他人合作的机会；第三，行为的媒介性很强，善于建立内部联系，在团队中擅长扮演“中介者”角色；第四，“多面手”角色，不甘心只有一个头衔，乐意和能够承担多项任务。这四种个体行为有三个共同特征：首先，都不单单关心自己狭窄的工作范围，对组织有更广泛的兴趣。其次，不必请示上级就能够自发行动。最后，鼓励适应新机会的行为，但是却与总体战略相匹配。

结构型双元和情景型双元的本质区别在于组织处理探索和应用之间矛盾时所采用的方法不同，即究竟采取差异化方法还是一体化方法（李桦等，2011）。两者各有优劣，表2-5对其进行了总结。

（3）领导型双元

随着双元理论的发展，有学者指出不管是结构型双元还是情景型双元，都面临管理与协调的问题（李桦等，2011），涉及高层管理团队（Top Management Team，TMT）的问题。这种观点认为高层管理者在塑造组织双元性以应对复杂的外部环境中起着重要作用（Lubatkin等，2006；O’Reilly和Tushman，2004；Beckman，2006）。由于高层管理者处于核心地位，其信息处理和管理能力直接决定组织资源整合方式和内部管理能力，影响组织双元性的强弱（Simsek等，2009；O’Reilly和Tushman，2004；Simth和Tushman，2005）。当高层管理团队具有广泛参与决策、充分的信息交流和合作等行为时，则有利于双元组织情景的培养（Lubatkin等，2006）。

（4）关系型双元

有些学者指出有的组织由于自身资源和能力的限制很难在高环境不确定性和高竞争激烈程度下具备良好的双元性。在这种情形下，组织可以借助外部环境中的力量，通过建立社会关系（Social Relationship），如战略联盟、供应链管理，与其他组织建立不同侧重的合作关系，实现双元性。例如，某些企业专注于探索而另一些企业专注于应用，两者通过市场或半市场的联系实现（Gupta等，2006）。这部分研究将双元理论与社会网络理论和战略联盟理论等结合起来，将双元研究从组织内向组织间甚至是产业层面扩展（赵付春和焦昊，2011），是结构型双元在更广阔的社会网络下的发展。这部分研究主要探讨网络关系的特征，如组织网络的多样性和复杂性、网络成员的特征及网络位置所产生的影响（Simsek等，2009；Lavie和Rosenkopf，2006；Lin等，2007）。

不同类型的组织双元性比较如表2-6所示。

此外，2009年Simsek等在回顾以往双元概念的基础上，根据时间维度和结构维度对双元类型进行了进一步分类。时间维度是指双元性是同时还是按照时间顺序交替进行的。实质上双元的时间维度主要关注的是企业是否有支持企业同时开展探索与应用活动或在探索和应用之间转换的能力。结构维度是指双元活动是在一个单元内开展还是分别在两个相互依赖的单元开展。根据两个维度，他们将双元划分为四种类型：和谐双元、循环双元、互惠双元和分离双元。其中，和谐双元是指以组织文化、结构和系统为基础，通过运作活动和战略活动中相互交织，对成员的整合能力奖励，从而实现在同一个单元内同时开展探索和应用。循环双元是指在同一个单元内按次序交替开展探索和应用，包括帮助组织在长期的应用和短期的探索之间转换的时间系统。互惠双元是指通过不同单元按照时间顺序合作来实现探索和应用的同时进行，如A单元和B单元相互依赖，A的输出成为B的输入，B的产出又变成A的输入。需要A和B单元共同解决问题、交换信息和资源、共同决策。分离双元是指探索和应用在不同的单元开展，两类单元有自己的战略、结构、文化和激励系统。如图2-3所示。

2. 双元的研究维度

除以上分类外，随着双元研究的深入，学者们还从双元的平衡维度和组合维度进一步研究。He和Wong（2004）在研究中首次区分了探索和应用共同作用时的两种模式：一种模式强调同时开展高水平的探索活动和高水平的应用活动，即关注两者的并存问题，用“探索×应用”来计算；另一种模式强调开展相当的探索活动和应用活动，两者都不要过度，即关注两者的平衡问题，用“｜探索－应用｜”来计算。这两种定义方式的主要差异在于前者关注的是探索和应用之间的调节作用，后者关注的是探索和应用之间是否匹配。实证研究表明，这种区分是有意义和有必要的：探索和应用交互作用会提高企业绩效而不平衡会降低企业绩效。在此基础上，Cao等（2009）从理论上将这两种模式加以总结，并命名为双元的组合维度（Combined Dimension）和平衡维度（Balanced Dimension）。平衡维度关注于探索和应用的相对水平高低，而组合维度关注于探索和应用加和（共同）水平的高低。表2-7对比了两种刻画方法的差异。

表2-7中，假设A公司的探索得10分，应用得5分，而B公司探索得5分，应用得5分。两个公司的双元性谁高谁低取决于双元性是如何被界定的。当用平衡性的观点界定双元时，B公司比A公司的双元性更强；反之，当用组合性的观点界定双元时，A公司比B公司的双元性更强。

双元平衡性观点源于对探索和应用潜在冲突的关注。但目前学者对平衡性也有不同的解释，尽管March（1991），He和Wong（2004）以及Cao等（2009）都认为平衡意味着探索活动和应用活动的水平相当，但Nerkar（2003），Atuahene-Gima和Murray（2007）指出探索和应用活动组合中，平均组合仅仅是其中的一种，最佳的组合不一定是两者均衡，也可能是一高一低。双元的组合性观点则源于对探索、应用潜在互补性的关注。Gupta等（2006）、Burgelman和Grove（2007）、Nieto等（2006）等学者认为，探索、应用可以并行无碍地发生在互补的领域内，且它们之间存在着相互弥补不足的好处。

2.1.3　双元研究的理论视角

学者们普遍认为，双元性观点起源于环境适应性研究（Environment Ad-aptation Perspective）。这个观点认为组织战略是随着环境的变化而不断演进和发展的，组织必须调整结构增强能力，以适应外部环境的变化。Duncan（1976）最早指出组织可以构建二元结构，分别从事应用创新和探索创新。这种观点后来逐渐被组织理论的学者们所接受，这便是结构型双元的最初起源（Tushman和O’Relly，1996）。尽管双元思想很早被提出，但直到1991年March《组织学习中的探索与开发》一文发表，才真正引发学者们关注。March以组织学习学说（Organizational Learning）为基础，指出学习是组织变革的核心，组织通过各种探索性学习和应用性学习提升自身能力，实现创造和转变。尽管这两种学习行为之间存在一定的资源竞争，但从提升组织长期适应力来看，组织必须努力平衡两者的关系。从此，探索和应用这对矛盾成为组织双元性研究的核心内容。整合这两个学说，双元理论认为组织需要通过适当平衡或者整合探索和应用行为，以更好地适应不断变化的外部环境。

随着双元研究的不断深入，探索和应用研究框架已成为研究各种组织行为和结果的一个重要视角，被应用到各种场景中，如战略管理领域（Lubatkin等，2006；Smith和Tushman，2005），创新和技术管理（Danneels，2002；He和Wong，2004；Tushman和O’Reilly，1996），战略联盟（Beckman等，2004；Koza和Lewin，1998；Lavie和Rosenkopf，2006；Rothaermel，2001；Rothaermel和Deeds，2004），以及高层管理团队（Jansen等，2008；Beckman，2006；McGrath，2001）。双元观点也逐渐渗透到其他各种理论中，如演化理论、组织理论、适应理论、创新理论、社会资本理论、社会网络理论、战略选择理论、管理认知理论、企业家精神、基于资源的观点、组织能力理论、动态能力理论、联盟理论及战略导向等。研究层面逐渐向组织间层面和组织内群体和个人层面提升和深入。图2-4是对双元研究的渊源和发展的一个简单概括。

随着双元研究的不断深入，组织双元性以其普适性和包容性，研究范围涉及各种领域，包括组织学习（如March，1991；Levinthal和March，1993；Wei等，2011）、技术创新（如He和Wong，2004；Tushman和O’Reilly，1996；Ambos等，2008；Lin和Chang，2015；Grover等，2007；Hu和Chen，2016）、战略管理（Jansen等，2008；Lubatkin等，2006；Voelpel等，2006；Tan和Liu，2014）、组织与能力（如Benner和Tushman，2003；Gibson和Birkinshaw，2004；Atuahene-Gima，2005；Wang和Rafiq，2014）、运作管理（Adler等，2009；Patel等，2013；Wu和Wu，2016）、战略联盟（Beckman等，2004；Koza和Lewin，1998；Lavie和Rosenkopf，2006；Rothaermel，2001；Rothaermel和Deeds，2004；Rogan和Mors，2014）以及高层管理团队（Jansen等，2008；Beckman，2006；McGrath，2001；Dunlap等，2016）等。表2-8对双元研究的基本视角进行了总结。

下面对几种主要的研究视角进行总结。

（1）组织学习视角

1991年March从组织学习角度分析了探索和应用行为，界定了探索性学习和应用学习的含义。在这篇经典文献的基础上，学者们进行了后续研究，如Schildt等（2005）分析了公司的风险投资组合特征（如投资组合的分散度、投资部门独立性、投资时间早晚）对探索性学习和应用学习的影响作用的区别。BierlyⅢ等（2009）将吸收能力理论和双元观点结合起来，揭示了企业转移和利用外部知识的过程。研究发现，吸收能力越强的企业越不会将吸收的外部知识用于探索性创新。

（2）组织理论视角

根据Ghoshal和Bartlett（1997）的研究，Gibson和Birkinshaw（2004）从组织情景角度（自律性、伸展性、支持性和信任）分析了双元性构建及对绩效影响的中介作用。Jansen和Volberda（2005）就如何同时开展探索和应用，把协调机制分为分权、标准化和连通性三个方面。组合思路分析认为，由于探索和应用的战略目标和要求不同，因此需要组织组合各种协调机制来满足同时开展探索和应用的要求。

Jansen等（2006）进一步从组织协调的角度分析了双元性组织协调探索和应用的机制。对比了正式协调机制（集权和标准化）以及非正式协调机制（内部连通性）对探索和应用的影响。Jansen等（2009）进一步强调整合机制在双元实现过程中的重要作用，揭示了结构型双元实现的路径和必要条件，指出高层管理团队的薪酬、社会整合机制、跨部门界面管理和组织连通性的中介作用。Mom等（2007）从知识角度分析了经理人的知识获取对经理人探索与应用活动的影响，重点关注了经理人开展探索和应用需要的知识流入（由下而上的知识流入、由上而下的知识流入和横向知识流入）。Jansen等（2008）分析了高层管理团队特征（如共同的愿景、权变奖励计划）对企业双元性的影响，以及转变型领导结构的调节作用。

（3）基于资源和能力的观点、动态能力视角

Voss等（2008）从资源的角度来分析，冗余资源按照稀缺性和被吸收的程度可以分为四种（财务冗余、运作冗余、顾客关系冗余和人力资源冗余）。由于不同类型的冗余特征不同，经理人在配置这些资源的时候会有不同的侧重和限制，因此对探索和应用的影响是不同的。除此之外，环境对其有重要的调节作用。Atuahene-Gima（2005）基于资源和能力理论出发，分析了市场导向对探索能力和应用能力的作用。李剑力（2009）也指出了冗余对双元性创新与绩效关系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冗余能够有效缓解探索与应用之间的资源竞争。

从动态能力角度，Kyriakopoulos和Moorman（2004）分析了市场探索和市场应用战略的协同过程，指出两种能力相互冲突的原因及协调的必要性，指出市场导向在其过程中的重要作用。Yalcinkaya等（2007）指出企业如何以资源为基础建立探索能力和应用能力，从而提高市场绩效和创新绩效的过程。O’Reilly和Tushman（2004）指出，双元性本身就是一种动态能力，解释了企业如何通过适应环境获取长期竞争优势。Judge和Blocker（2008）提出企业变化能力是获得战略双元性的能力基础。孔继红和茅宁（2007）将吸收能力和双元观点相结合，分析了潜在吸收能力和实现吸收能力对应用性创新和探索性创新的影响。魏泽龙等（2008）也指出动态能力对应用型创新和探索型创新的不同影响，并进一步分析了环境动态性的调节作用。

（4）联盟观点、社会网络和社会资本理论视角

Rothaermel和Deeds（2004）将联盟区分为探索性联盟和应用性联盟，分析了不同类型的联盟在技术型初创企业新产品开发过程中的作用。Lavie和Rosenkopf（2006）认为在联盟形成过程中平衡探索和应用也是一种重要的平衡形式，并从功能、结构、属性三个维度对比了联盟层面的探索和应用。Vanhaverbeke等（2004）指出不同的联盟网络结构（如直接／间接的联系、冗余多／少的联系）对探索性学习和应用性学习有不同的影响。Atuahene-Gima和Murray（2007）从不同的社会资本维度（结构、关系和认知维度）分析了影响探索性学习和应用性学习的因素，强调社会资本风险的影响。彭新敏（2009）分析了制造商网络的中心度、规模和强度对探索性学习和应用性学习的影响，分析发现网络特征通过影响双元学习推动创新活动的开展。

2.1.4　双元的研究体系

作为管理学研究的新方向，组织双元性（Organizational Ambidexterity，OA）由于内容新颖、视角独特而受到学者们的普遍关注（Raisch等，2009）。最早明确提出“组织双元性”这一概念的是Duncan（1976）。在《组织设计的管理》（其中一章为“双元型组织：为创新设计双元结构”）一书中，Duncan（1976）从“环境适应性”的角度（Environment Adaptation Perspective）阐述了组织战略是随着环境的变化而不断演进和发展的；组织可以构建一种二元结构（Dual Structure），分别从事两种不同类型的创新，以增强自身变化和能力，来适应外部环境的变化。20年后，Tushman和O’Reilly（1996）在California Management Review上发表论文，在管理实践中引发了一场关于破坏性技术（Christensen，1997）的广泛争论。但这些研究并没有引起理论界的关注。真正引发学者们关注的是March（1991）的研究。1991年，March发表题名为《组织学习中的探索和应用》一文，从组织学习的视角（Organizational Learning Perspective）研究企业面临相左选择的两难问题。March（1991）指出，学习是组织变革的核心和提升自身能力的主要途径。两种学习行为对组织都很重要，从提升组织长期适应力来看，偏向任何一种都会带来负面效应，因此组织必须在两者之间努力取得平衡。

目前，探讨组织双元性问题的论文越来越多。根据Birkinshaw和Gupta（2013）的总结，从2005年开始，关于组织双元性的论文数量及引用率急剧攀升。特别是2006年《管理学会学报》（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2009年《组织科学》（Organization Science）、2013年《管理学会展望》（The Acadamy of Management Perspecitives）三份双元研究专刊的出版，使组织双元性进入研究高潮。短短20年，已有100多篇相关文章在国际主流管理学期刊上发表，其中实证研究占了1/3。2005年之后，双元研究大体经历以下三个阶段（Birkinshaw和Gupta，2013）：

第一阶段：1995—2005年

对组织双元性的内涵进行界定，探索理论研究视角。主要包括研究探索和应用之间的关系及对不同类型的双元进行总结（Adler等，1999；Gibson和Birkinshaw，2004；He和Wong，2004；Tushman和O’Reilly，1996）。详见本书2.1.2小节。

第二阶段：2005—2009年

探索组织双元的前因和结果因素，特别是双元与绩效的关系，回答双元性是否对组织绩效及发展有促进作用问题；研究其中的中介变量和调节变量（如Gupta等，2006；Im和Rai，2008；Lubatkin等，2006；Simsek等，2009）；从不同层次（个体、团队、组织或联盟等）研究双元问题。如图2-5所示。

（1）组织双元与绩效的关系

早期的研究认为，探索和应用之间是对立和冲突的，组织双元性不一定有利于组织绩效（March，1991；Atuahene-Gima，2005）。Wernerfelt和Montgomery（1988）指出同时进行探索和应用会导致企业内部的不一致性，从而使企业绩效不如企业进行单个行为的绩效。Venkatraman等（2007）的实证研究显示组织双元对企业绩效的作用不显著，与此相反，探索和应用之间相互交替有利于企业绩效。Menguc和Auh（2008）指出由于文化和管理差异，探索和应用之间的整合组织需要巨大的成本，因此组织双元不利于企业绩效，但这种负作用没有通过实证检验。

目前，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构建组织双元性有利于实现更高水平的绩效，很多实证研究也予以证实（杨东，2011）。例如，Katila和Ahuja（2002）发现探索和应用之间并不是绝对对立的，而是存在着相互促进作用，组织双元性对产品创新有显著的促进作用。He和Wong（2004）通过对206家制造企业的调查研究发现，探索创新和应用创新之间的平衡和互补均有利于提高企业的财务绩效；反之，当两者不平衡时，企业发生了危机。Jansen（2005）对荷兰Rabobank集团的300余家分部的调查发现，探索性创新和应用性创新之间的互动与绩效呈正相关关系。Jansen等（2006）通过对软件类企业的问卷调查发现，组织双元性与财务利润增长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Derbyshire（2014）根据15个国家14个产业的数据，对双元与企业绩效的关系进行了总结研究。

（2）前因变量的研究

关于双元的前因变量研究可以分为两大类：组织内部的影响因素，包括结构（Benner和Tushman，2003）、情境（Gibson和Birkinshaw，2004）、领导特质和其他组织因素（Lubatkin等，2006），以及组织外部的影响因素（环境和网络特征）等。例如，Adler等（1999）基于丰田生产系统，发现组织机制对实现组织双元具有积极作用；Tushman和O’Reilly（1996）认为组织结构、文化氛围以及领导权结构有利于组织双元性的形成。Bradach（1997）认为设计不同的组织结构可以帮助企业实现双元性学习。Beckman（2006）则发现高层管理团队（TMT）构成是影响组织双元的重要前因变量。Lubatkin等（2006）发现高层管理团队的行为整合对中小企业实现双元学习具有积极作用。

（3）调节变量的研究

现有关于调节变量的分析研究有很多，但总结下来大体可分成研究组织内部影响因素和研究组织外部影响因素两种类型。主要研究有：战略导向（Kyriakopoulos和Moorman，2004；Menguc和Auh，2008；张玉利和李乾文，2009）、资源禀赋（He和Wong，2004；Cao等，2009）、研发投资（Uotila等，2009）、组织规模（Ebben和Johnson，2005）、组织机械性／有机性（Su等，2011）、经验（Hoang和Rothaerme，2010）、战略柔性（Zhou和Wu，2010）、吸收能力（Rothaermel和Alexandre，2009）等。组织外部环境因素的调节作用研究包括环境动态性（Jansen等，2006；Uotila等，2009；Simsek等，2009）、丰裕度（Cao等，2009）、竞争激烈程度（Jansen等，2006；Auh和Menguc，2005；Simsek，2009）、冗余度（Voss等，2008）等指标。

第三阶段：2009—2015年

进一步探索组织双元性问题。一方面，部分学者试图求同存异，总结各种关于组织双元性的研究结果，形成理论综述和研究专刊（如Lavie等，2010；O’Reilly和Tushman，2013；Birkinshaw和Gupta，2013；Turner等，2013；Berghman，2012；Cantarell等，2012；Junni等，2013）；另一方面，学者们进一步剖析组织双元性的作用机理，引入更多的研究情景因素和研究方法（Patel等，2013；Patel等，2013；Zhan和Chen，2013；Du等，2013；Stettner和Lavie，2014）。

近几年，双元的研究框架已基本清晰，研究更加细致入微、角度越来越多元。Junni等（2013）对组织双元研究用元分析（meta-analysis）的方法进行进一步总结：通过分别测量探索和应用及简单计算，能够很好地测度组织双元；组织双元与绩效的关系不适宜用简单的客观指标或主观指标测量，对于不同的绩效指标，组织双元有着不同的影响；团队和组织层面的组织双元研究更容易获得统一的结论；一手调研数据相对于档案数据更容易获得统一的结论；对于高科技产业和制造产业，研究结论存在一定的差别，需进一步细分研究。具体如表2-9所示。

2.1.5　双元创新的提出

如何通过创新为企业创造价值并提升竞争优势是管理学一个重要的研究课题。目前关于创新的研究已经渗透到管理学的多个研究层面，创新研究的内容逐渐丰富，涉及产品、技术、制度、知识等多个层面，并从以往单纯研究技术创新、制度创新转移到商业模式创新、管理创新等方面（蒋军锋等，2007；魏泽龙，2010）。创新的研究视角和分析模式也日趋多元化，创新的双元性就是其中的重要内容。

现有研究中，根据不同的角度，技术创新的分类多种多样，如依据创新对象的不同可分为产品创新和工艺创新（Utterback和Abernathy，1975），依据创新的组织方式可分为自主创新、模仿创新和合作创新。本书采纳Tushman和Romanelli（1985），Hage（1980）等学者按照创新新颖度和幅度划分的创新类型：突变创新（Radical Innovation，“在一致性的模式上从根本上重新安排的再定位过程”）和渐进创新（Incremental Innovation，“鼓励现状的创新”），研究这两种不同类型创新之间的平衡问题，从而探讨创新的双元性问题。由于突变创新和渐进创新之间对立而互补的本质是一致的，常常与探索创新和应用创新等同起来（March，1991；Bener和Tushman，2003）。这种分类是创新理论中被普遍接受的分类方法之一。另外，企业在实践创新中也面临着两种创新方式的选择和权衡，随着环境的变化和组织的发展，越来越需要同时开展突变创新和渐进创新。特别是对中国企业来说，研究突变创新和渐进创新的双元性在企业管理水平提高、政府政策制定等方面有着重要的价值和意义（李西垚，2011）。下面对这两种创新方式进行重点总结。

（1）突变创新的内涵与特征

突变创新是指组织或产业活动的大幅度改变（Chandy和Tellis，1998），是包含新技术和形成新市场基础的创新（Garcia和Calantone，2002）。突变创新与现有的产业活动和组织活动差距较大，常常在技术发展路径上另辟蹊径，表现在对原有技术、服务和市场的替代和跨越，以创造出内含大量不同核心内容并提供更多消费者收益的创新（Christensen，1997；Chandy和Tellis，1998）。

突变创新具有潜力大、破坏性大和复杂性大的特征（刘兰剑，2010）。由于能满足未被消费者识别的潜在需求，因此突变创新是一种较高层次的创新，具有更强的技术和发展潜力，对企业财务绩效和成长有很大的影响，溢出效应巨大（李垣和苏中锋，2008）。但突变创新风险较大，在整个创新过程中面临着更高的不确定性（技术不确定、产出不确定、组织不确定和资源不确定）。但是一旦成功，则具有一定的破坏性和变革性，一方面需要企业打破原有经营模式，对相应的产品和结构进行调整以适应创新成果的利用；另一方面可能创造出新的产业，改变产业竞争格局（Greg和James，2003）。另外，由于突变创新基于全新的技术和知识基础，需要企业突破传统的观点和思维方式，需要更为复杂的管理，包括组织学习、流程设计、激励机制、关系管理等。有学者指出要实现突变创新必须将科学技术、想象力和商业等多种因素有机结合起来。

（2）渐进创新的内涵与特征

渐进创新是对现有活动和技术的改良、调整或延伸，是局部的或改良性的创新活动，往往以现有能力和技术发展轨迹为基础（Garcia和Calantone，2002）。Song等（2009）认为一个渐进创新产品包括改造、精致化和提升现有产品、生产和流通系统。

渐进创新具有累积性、稳健性和针对性三个特征（刘兰剑，2010）。主要是在现有技术的改进、成本的降低和生产性能的提高上，与已有成熟市场和顾客群的变化相联系，主要满足现有消费者的显性需求，因此渐进创新是一种较低层次的创新，创新成果不明显（Garcia和Calantone，2002）。但是通过在存量资产、知识和市场基础上的逐步积累，渐进创新可以产生巨大的累积性效果（Ali，1994；Herrmann，1999）。由于渐进创新是在原有知识和组织的基础上进行的，创新过程中的不确定性较低，创新的阻力和风险较少，创新成果能够很好地预测，因此具有一定的稳健性（Palmer和Brookes，2002）。另外，渐进创新受市场发展趋势和消费者偏好的影响较大，往往针对具体需求在现有产品和服务的基础上进行改进，制定满足客户需求、提高产品质量和降低生产成本的办法，因此渐进创新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创新技术与市场的结合度高（Herrmann，1999）。

（3）突变创新和渐进创新的比较

突变创新和渐进创新的根本区别在于创新过程中对原有市场和技术路径的遵循程度以及技术变化强度的大小（Garcia和Calantone，2002）。前者也称为激进性创新或重大创新，这种创新的特点是技术上有重大突破。一般是研究开发部门精心研究的结果，研究过程中常伴有激进的产品创新或工艺创新，并会在一段时间内引发产业结构的变化。后者是一种渐进的、连续的小创新，是一种存在于所有工业和服务活动之中，主要依靠需求压力和技术机会持续不断地推动技术发展的创新活动（Hage，1980；Christine等，2003；任峰，2004）。突变创新与渐进创新之间的主要区别如表2-10所示。

（4）创新双元性（突变创新和渐进创新之间的权衡）

在突变创新和渐进创新的关系上，有学者认为其本质是创新过程中的新颖性（新知识程度或是创新结果的新颖程度）的一个连续状态的两个极端，并不一定是明显区分的（Hage，1980；Dewar等，1986；Henderson和Clark，1990），但是由于这种连续状态的中间价值难以评估和分析，因此一般都是集中将这两种创新截然分开（任峰，2004）。根据以上总结我们可以看到，突变创新和渐进创新具有明显的区别，但是单独进行任何一种创新都不利于组织发展（Christensen，1997）。一方面，尽管渐进创新可以改进当前组织程序和产品技术，从而产生绩效的短期提高，但从长期来看，固守原有的技术框架而不关注潜在的市场需求，一旦发生新技术替代或者跨越原有技术，企业将陷入创新不足的窘境，即随着时间的推移，渐进创新带来的价值会逐渐被侵蚀，如移动手机替代BP机，液晶显示器替代传统的CRT显示器等。因此，在动态变化的环境中，企业还需要改变原有技术轨道，创造具有全新功能的产品技术来满足外部市场需求和技术变化的不连续性。另一方面，过于重视突变创新而忽视渐进创新也会使企业陷入创新的困境，容易忽视环境变化和消费者需求的转移。另外，突变创新推动企业发展，带动行业产业发展，但同时对企业的破坏性也不能低估，痛苦的蜕变过程，需要通过改进来完善。然而，由于资源的限制，企业原有技术标准、价值观念和组织结构的差异，突变创新和渐进创新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冲突和矛盾，需要进行权衡，才能实现两者之间的互补和共同发展（Tushman和O’Reilly，1996；Bener和Tushman，2003；He和Wong，2004；March，2006）。

研究创新的双元性问题对中国企业的实践有着重要意义（沈灏等，2008）。中国企业以往的创新实践更多关注的是渐进创新，关注如何通过改进现有的生产工艺、生产方法来提高成本优势；而贸易摩擦的不断增加、人民币汇率升值以及原材料价格上涨等因素对中国企业现有的创新战略和经营模式提出了新的挑战。很多企业发现，在新的竞争环境下，要想实现竞争优势的提升不能仅仅依靠成本优势，还必须开展幅度较大的突破性创新。因此，新需求和新技术的变化往往需要企业既要关注现有技术、产品的改进提升，又需要开发全新的技术和生产管理方式等，即强调突变创新和渐进创新的同时开展。